第25卷第3期2010年6月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Engineering (SocialSciences Edition)
Vol.25No.3Jun.2010
论屈原的经济思想
周玉梅
（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摘要：屈原的经济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楚国，继承了前圣之道，并在儒、
道、墨、法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屈原的经济思想从“爱民”的角度出发，以“德政”为核心内容，倡导“重义轻利”的流通观与“实有所得”的分配论。纵然，在认识屈原的经济思想中，可发现其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是，这一思想是社会大变革下经济发展的反映，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当今经济建设不乏启示作用。
关键词：屈原；经济思想；爱民；德政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0）03-0070-05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构建产生了重要作用。屈原的经济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继承了前圣之道，并在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一、屈原经济思想的形成
屈原的经济思想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楚国，要充分认识其经济思想，可从以下两个视角展开。
（一）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变化的背景
战国时期，以铁制农具和牛耕的运用为标志，原来西周和春秋惯用的土地制度、生产关系以及阶级关系等发生巨变。据悉，楚国在战国早期已将铁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1]128。因而，在诸侯争霸之时，楚国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前列。在土地制度上，楚国除了王田、禄田、封田外，土地私有制开始出现，土地领主制度逐渐被封建地主制度取代。同时，井田制瓦解，土地可以买卖、转让、分割不受限制，自耕农只需交纳一定比例的实物地租就可以租用土地。资料记载，至迟战国中期楚国已实施了地租制度[1]122。在生产关系上，地主和佃农的租佃关系确立。在这种租佃关系中，地主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是租佃契约关系，佃农处于独立的地位，不存在对土地所有者的等级依附关系[2]。据悉，在怀王或更早之前，楚国设立了郡，“授土”和“授民”随之分离，致使原来对
收稿日期：2010-03-16
奴隶贵族存在依附关系的“甿”转变成农业生产主力的自耕农或佃农。而在《楚辞·九辩》里也有说明“农夫辍耕以容与兮，恐田野之荒秽。”王逸注：“愁苦赋敛之重数也”。这时楚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已被称为“农夫”，他们只承担赋敛，而在土地上自由的耕作[3]。在阶级关系上，春秋至战国早期的农奴阶级至此变成农民阶级，原来领主阶级与农奴阶级的对立，被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所替代。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化，也改变了楚国固有的等级结构。作为贵族集团下层的“士”阶层崛起，士介于贵族与庶民之间，在“士、农、工、商”中，位居“四民之首”，且在国家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中作出突出贡献[4]。从经济角度，在地主阶级的划分中，刘玉堂先生特别指出，关于此时士阶层的分化，认为“士”之上层者不少因军功获得土地而成为新兴地主，“士”之下层者，也有不乏因战争而变为小地主者。贫民阶层中的小工商业者也会出现一些转营或兼营土地者，少部分自耕这可能跻身小地主的行列。而对农民阶级的划分，一部分贵族的家奴占有贵族土地后，变成了“自耕农”，另一部分则成为耕种新兴地主土地的佃农，过去已存在的依附农民大多数依然保持着小生产者的身份地位。由此可以看出此时新起的“士”阶层与新兴起的农民阶级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笔者认为屈原“爱民”、“重民”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其作为“士”
基金项目：长江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国家级项目（091048912）
作者简介：周玉梅（1984－），女，湖北天门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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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殊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屈原本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宾客，应对诸侯。”[5]426另在《离骚》开篇屈原在自述自己身世的时候，也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可以推知早年的屈原属于贵族之列，从事着内政外交的职务。后来“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平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5]427在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一带后，作为贵族集团“士”的上层地位随之下降，他在《离骚》曾说“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度蘅与方芷……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此时的屈原有自己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对农事和农民的关心颇多，同时面对秽政也表明有过退隐田园之意。因此，如果按照上述地主阶级“士”阶层的分化和“农民”阶级的划分标准来看，笔者认为此时的屈原应归为“士”之下层中的小生产者，富含质朴的爱民、重民的经济思想。
（二）前圣之道和诸子思想的影响
生产力上的大变革，促使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战国七雄争霸，礼坏乐崩，以儒、墨、道、法为首的诸子百家争鸣，提出各自的治国良方，并且都开始重视人民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如儒家孔子倡导的“仁者，爱人”，在《论语·颜渊》中也指出“百姓足，君孰有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不足？”的“重民”思想。孟子的施“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墨家《墨子·七患》中的“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道家老子的“小国寡民”，“决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庄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韩非子·五蠹》也有记载法家韩非的“不事力而养足也，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的治民之道。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曾反复提到要效仿古代尧舜夏禹等前圣。如《离骚》中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九章·哀郢》中的“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九章·思美人》记载的“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同时，屈原作品中提到的“揽民德”、“重仁袭义”、“举贤度能”、“偱绳墨而不颇”等思想，与儒家的“仁政”“贵民”，道家的“道法自然”墨家的“尚贤”，法家的“赏罚分明”本质上是一致
的。在看待屈原思想上，有学者也认为“在春秋战国大变革时期，屈原既有儒家思想，也有道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6]由此可见，屈原继承古代尧舜夏禹等前圣治国之道，并在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以“爱民”、“德政”、“重义轻利”，“实有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思想。
二、屈原的经济思想（一）爱民思想
屈原的作品中包含很多明确的爱民的经济思想，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民”思想，“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的“重民”思想，“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的“顺民”思想。屈原从爱民、重民的角度出发，并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在发展楚国经济中的基础作用。
第一，关注农时。“农业生产是一种按季节进行播种、管理、收获的周期性活动，要求对一年的气候寒暖变化过程有较确切细致的掌握，以便适时耕作，取得好收成。”[7]在农业生产上，屈原十分关注农时。在《离骚》中提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九章·悲回风》也有记载“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浓霜。”《九辩》中的“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均有感叹农业生产季节更替之快，认为农民应把握好农业生产时间，勤勉耕作。而且同儒家“使民以时”、“勿违农时”的主张一样，屈原也要求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保障农时。但是，随着社会逐渐向封建化的转化，井田制的崩溃，自耕农和佃农的出现，使统治者的剥削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驱逐奴隶去直接经营公田了，而是从自耕农或佃农的生产成果中征收租税，获取利润，因而也就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具体的生产过程，将掌握农时之类也就慢慢忽略。同时屈原生活的楚怀王、顷襄王时代，楚与秦、齐战争不断，先是“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於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后来“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5]427统治者把大量的农民投入到行伍或修建攻战防御工程的徭役中，有的还被带到边塞和空旷之地的开发垦殖[1]157。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为发展生产，保障农时，就要反对统治者的奢靡无度，要求统治者“察夫民心……观民之计。”
第二，重视农业生产的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在《荆楚岁时记》中说明“楚人好巫”并且“楚人的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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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要追溯到华夏先祖的祝融。”[8]作为楚国人的屈原也有尚巫之习。在他的作品多次通过巫祭楚国当时传统的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东君等神来赞颂促进农·云中君》》中写作物生产的云、雨、水、太阳等。如《九歌
到“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中当时的楚国被奉为云神，屈原通过写到描写云神形象，祈求风调雨顺。在《九歌·河伯》中的“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通过祭祀水神来祈求祈求无水患，灌溉良田，保有人民平安，五谷丰登。王逸《楚辞章句》在《九歌·东君》中写到“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敝日”里面的“东君”，在当时的楚国被奉为太阳神，祭祀它，可以为人民生产生活祛灾祛邪。同时，除了祭祀保障农业生产所需的自然条件外，屈原也非常关注农作物。在《楚俗研究》中写到楚人有植物崇拜，而单看屈原的《离骚》、《九歌》中的植物就有一百多种[8]。如《大招》有“五谷六仞，设菰粱只”。王逸《楚辞章句》于“五谷六仞”下注曰：“五谷，稻、稷、麦、豆、麻也，他们都是当时楚国普遍种植的几种农作物。由此可以看出，屈原很注重农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客观上适应了生产发展的要求。
（二）德政思想
屈原从爱民、重民的角度出发，在重视农业生产在楚国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之余，把楚国的政治与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双方利益着眼，尤其是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来看待经济问题，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笔者认为，这是屈原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恩格斯指出：“由法律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它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现实基础发生能动的反作用。”[9]楚国经济上的质变也对上层的统治制度提出新的要求，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形态的社会制度对经济发展有调控和维护作用。屈原也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为政以德”的调控观。并指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德政”，国君要“举贤授能，遵圣哲之道”；朝臣要“明法度，偱绳墨而不颇”。此时的楚国随着赏田及其他私有性质土地的增多，统治阶级直接控制的土地自然相对减少，为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及战争军费的需求，楚国设有军赋、田税、地租、户口税及对工商者征收的关税、市税等赋税。《楚辞·忧苦》中的“巡陆夷之曲衍兮，幽空虚之寂寞。”王逸《楚辞章句》注：大阜曰陆。言已巡行陵陆，经历曲泽之中，空虚杳
冥，寂寞无人声也。”里面提及的陆官即是管理征收阜陆之地赋税的官吏。《战国策·楚策》中的“五渚”即川泽代称，“五渚正”即掌管山泽税收的官员。“政局稳定时，楚赋税制不仅能满足连年征战消费，而且还能使民乐业安居……而战国由于战争的频繁引起消费剧增，楚统治阶级便将沉重的负担转嫁到赋税承担者身上，愈加激发统治阶级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1]59在楚国经济大变革之际，为帮助统治者稳定政局，富国强兵。屈原强调效仿前代圣王、圣哲“举贤授能”的重要性。如《离骚》中的“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九辩》中的“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也揭示荒淫芜秽最终必遭灭亡的道理。《离骚》里的“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同时，为保德政的贯彻执行，屈原提出了以下三个要求。
第一，守礼尚贤。这里的“礼”同儒家思想中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礼”内涵相同。如在《离骚》中屈原自喻追求洛神宓妃后摒弃之因时写道；“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以改求！”后有王逸译注说明，其中的“宓妃”暗喻“楚怀王”，屈原从前忠爱的君王，他不讲礼度，将其抛弃，可见其对礼的重视。并且，屈原对维礼的人提出“贤”的要求。《离骚》中有写“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九辩》里面的“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离骚》中的“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九章·思美人》中的“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可知，屈原眼中的贤有重视内在实质，不轻薄取巧和坚守气节、不从俗同流合污的精神内涵。
第二，偱绳墨，赏罚分明。《离骚》中写到“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九章·惜往日》中的“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九章·橘颂》记载“秉德无私，参天地也。”明确强调只有修明法度，秉德无私才成实现富国强兵。《离骚》中又有载“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九章·惜诵》提到的“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心之所志。”同时也说明要使政治清明需要扬善弃恶、赏罚分明。
第三，尊重民意。《九章·抽思》写到“原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怀沙》也有记载“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屈原认为百姓的需求、喜好各有不同，统治者实施的“德政”必须以满足百姓的需要为根本标
第25卷第3期周玉梅：论屈原的经济思想73
准，尊重民意，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使百姓的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三）重义轻利与实有所得
楚国因为气候适宜，水泽丰润，土壤肥沃的地理优势，不仅农业经济发达，而且商品经济发达。资料记载，“楚人重商，商品经济发达。”[1]54屈原在主张实施“德政”的基础上，倡导“重义轻利”与“实有所得”。
而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关系发生重大调整。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关系发生重大调整。因而，合理分配利益，妥善处理好其利益关系对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维护统治变得尤为重要。在《孟子》中，儒家对“仁”、“义”释义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关于义利关系，王文胜先生认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外用主要涉及道德与经济两大根本问题，并将这两大问题分称为义与利，义是通往道、德与·仁的必由之路，利则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10]。《九章怀沙》中写到，“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屈原的义利观也有明显的重义轻利的内涵。如《离骚》中写道，“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九辩》中也记载，“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在个人修养上，屈原把义放在首位，宁愿身处贫困的境地也要执守义的节操。同时，屈原含义中的“义”也有“忠”、“信”的含义。如《九章·惜往日》写到“或忠信而死节兮，或訑谩而不疑。“忠”即对人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忠诚。《九章·哀郢》记载“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信”即在人与人之间交往特别是商品交易中要讲“诚信”。如《九章·抽思》“何灵魂之信直兮”。屈原用合理的义利观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力主维护生产者的利益，调动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经济学上，分配指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是社会上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产品或价值在社会上不同阶级或社会集团间的分配，取决于社会制度。战国经济生产的迅速发展，阶级关系得到大幅度调整，原来的分配方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对于经济繁荣的楚国，情况更为明显。为此，屈原又提出了“实有所得”的分配论。《离骚》中写到“余既以兰为可侍兮，羌无实而容长。”《九章·抽思》中的“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明确揭示只有切实的劳动，才能有所收获。并
对投机取巧，弄虚得来的名利和成果表示鄙夷和反对。如《九章·抽思》“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九辩》中的“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扬？”商国君先生在论及孔子的分配思想时指出，孔子的“均贫富”主张，实质是指在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内部，同一等级成员之间财富分配关系，使同一等级之间尽可能彼此接近均同，避免造成过分悬殊，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因此而导致产生矛盾[11]。在相同的社会大背景下，屈原的分配论中也有相近的内涵。同时，在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上，屈原以群体利益为着眼点，注重群体的同心协力，认为这是个人利益实现的最佳途径。如《离骚》中写到“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群体利益”中的群体，屈原是把君王的利益放于首位的。如《九章·惜诵》反复提到“竭忠诚以侍君也，反离群而赘尤……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专为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雠也。”可见屈原的分配论中是以君王为主体而自上而下地分配。在他人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中，屈原主张“恕己以量人”。这种分配关系，和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相吻合的。即对个人在生产劳动，做人处事等方面，提出了“内厚质正”、“忠信”、“重仁袭义”等要求，对他人则在不违“礼俗”、“法度”、“功于取巧”的前提下，宽容大度，和谐共处。从此种角度看，屈原的分配思想具有一定先进性，对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发展方面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纵然屈原的经济思想中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这一思想是社会大变革下经济发展的反映，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当今的经济建设不乏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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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版,2008,(4):105.
[11]商国君. 论孔子的经济思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1,(4):95.
责任编校：万东升
On Qu Yuan ’s Economic Thoughts
ZHOU Yu-mei
(Schoolof Literature,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China)
Abstract:Qu Yuan ’s economic thought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ideological system, which took shape in the Chu State of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inherited the previous great men ’s ideas and the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Taoism, Mohism, and Legalism to form a complete system. Qu Yuan ’s economic thoughts were based on “cherishing the people ”, and took “benevolence ”as the core content. He advocated the currency theory of “valuing righteousness more than profit ”and the distribution theory of “obtaining what should be obtained ”. Although we can discover that Qu Yuan ’s economic thoughts have some historical limitation, his thoughts were the reflec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 social transformation, adapt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t can be as a beneficial apocalypse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construction.
Key words:Qu Yuan; economic thought; cherish the people; benevolent rule
本刊创刊100期庆祝会暨办刊交流会隆重举行
2010年4月23日，《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一百期庆祝会暨办刊交流会在四川理工学院隆重举行。党委书记、主编游建军教授就本刊在20多年来的办刊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个性的编辑理念与学术传统作了经验总结和重要讲话。学报编辑部主任、副主编陈于后教授在会上作学报社科版办刊工作汇报，全面回顾了本刊在学校的领导和支持下，创刊以来以至一百期的艰辛发展历程，尤其是对近年来的办刊理念、学术期刊品牌塑造、期刊学术和社会影响推介工作等作了汇报，并介绍了编辑人员在学科研究、编辑学与学术期刊研究以及编研结合方面取得的成绩。
四川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唐永进，中共自贡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向华全，自贡市社科联党组书记高小林，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长李大明，四川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何一民，四川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王珏等领导同志和专家均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本刊创刊一百期表示热烈的祝贺，高度评价和赞赏了本刊近几年来跨越式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中国社会科学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编辑部负责人和专家围绕本刊作为普通地方高校学报而取得的不平凡业绩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庆祝暨交流会上，深入探讨了发挥学报功能、挖掘学报特色；编研结合、发挥编辑的学者性作用；加强学报在学校学术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中的促进与反哺作用等问题；专家们还就诸如投稿审核、栏目设置安排等办刊具体问题提出了若干针对性强的建议。专家们在发言中实事求是、高瞻远瞩，还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办刊水平的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整个庆祝会暨研讨会气氛热烈、高潮迭起。会议不仅体现了专家学者和学报同行对本刊的厚望和殷切期待，还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本刊以其较高的办刊水平和明显的特色，引起了学术界的深度关注。
本刊创刊一百期，受到了省内外学术界和省市社科界的热情关注，四川省社科联、中共自贡市委宣传部对我校社科学报办刊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省文科学报研究会、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等重要机构和单位，以及北京大学学报等省内外高等院校学报和科技文献收录单位等几十家机构发来贺信、贺词、贺电；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龙协涛发来贺信，对本刊创刊一百期予以了热情洋溢的鼓励。
本次会议是我省高校学报界和学术界高规格、高水平的盛会，检视和展望了本刊办刊工作，学习和借鉴了各位领导、专家、学报同仁的先进理念和创新精神，取得了圆满成功。
（薛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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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屈原的经济思想
周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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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屈原的经济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楚国，继承了前圣之道，并在儒、
道、墨、法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屈原的经济思想从“爱民”的角度出发，以“德政”为核心内容，倡导“重义轻利”的流通观与“实有所得”的分配论。纵然，在认识屈原的经济思想中，可发现其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是，这一思想是社会大变革下经济发展的反映，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当今经济建设不乏启示作用。
关键词：屈原；经济思想；爱民；德政中图分类号：F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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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构建产生了重要作用。屈原的经济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继承了前圣之道，并在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一、屈原经济思想的形成
屈原的经济思想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楚国，要充分认识其经济思想，可从以下两个视角展开。
（一）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变化的背景
战国时期，以铁制农具和牛耕的运用为标志，原来西周和春秋惯用的土地制度、生产关系以及阶级关系等发生巨变。据悉，楚国在战国早期已将铁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1]128。因而，在诸侯争霸之时，楚国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前列。在土地制度上，楚国除了王田、禄田、封田外，土地私有制开始出现，土地领主制度逐渐被封建地主制度取代。同时，井田制瓦解，土地可以买卖、转让、分割不受限制，自耕农只需交纳一定比例的实物地租就可以租用土地。资料记载，至迟战国中期楚国已实施了地租制度[1]122。在生产关系上，地主和佃农的租佃关系确立。在这种租佃关系中，地主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是租佃契约关系，佃农处于独立的地位，不存在对土地所有者的等级依附关系[2]。据悉，在怀王或更早之前，楚国设立了郡，“授土”和“授民”随之分离，致使原来对
收稿日期：2010-03-16
奴隶贵族存在依附关系的“甿”转变成农业生产主力的自耕农或佃农。而在《楚辞·九辩》里也有说明“农夫辍耕以容与兮，恐田野之荒秽。”王逸注：“愁苦赋敛之重数也”。这时楚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已被称为“农夫”，他们只承担赋敛，而在土地上自由的耕作[3]。在阶级关系上，春秋至战国早期的农奴阶级至此变成农民阶级，原来领主阶级与农奴阶级的对立，被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所替代。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化，也改变了楚国固有的等级结构。作为贵族集团下层的“士”阶层崛起，士介于贵族与庶民之间，在“士、农、工、商”中，位居“四民之首”，且在国家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中作出突出贡献[4]。从经济角度，在地主阶级的划分中，刘玉堂先生特别指出，关于此时士阶层的分化，认为“士”之上层者不少因军功获得土地而成为新兴地主，“士”之下层者，也有不乏因战争而变为小地主者。贫民阶层中的小工商业者也会出现一些转营或兼营土地者，少部分自耕这可能跻身小地主的行列。而对农民阶级的划分，一部分贵族的家奴占有贵族土地后，变成了“自耕农”，另一部分则成为耕种新兴地主土地的佃农，过去已存在的依附农民大多数依然保持着小生产者的身份地位。由此可以看出此时新起的“士”阶层与新兴起的农民阶级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笔者认为屈原“爱民”、“重民”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其作为“士”
基金项目：长江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国家级项目（091048912）
作者简介：周玉梅（1984－），女，湖北天门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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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殊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屈原本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宾客，应对诸侯。”[5]426另在《离骚》开篇屈原在自述自己身世的时候，也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可以推知早年的屈原属于贵族之列，从事着内政外交的职务。后来“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平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5]427在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一带后，作为贵族集团“士”的上层地位随之下降，他在《离骚》曾说“余既兹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度蘅与方芷……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此时的屈原有自己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对农事和农民的关心颇多，同时面对秽政也表明有过退隐田园之意。因此，如果按照上述地主阶级“士”阶层的分化和“农民”阶级的划分标准来看，笔者认为此时的屈原应归为“士”之下层中的小生产者，富含质朴的爱民、重民的经济思想。
（二）前圣之道和诸子思想的影响
生产力上的大变革，促使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战国七雄争霸，礼坏乐崩，以儒、墨、道、法为首的诸子百家争鸣，提出各自的治国良方，并且都开始重视人民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如儒家孔子倡导的“仁者，爱人”，在《论语·颜渊》中也指出“百姓足，君孰有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不足？”的“重民”思想。孟子的施“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墨家《墨子·七患》中的“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道家老子的“小国寡民”，“决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庄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韩非子·五蠹》也有记载法家韩非的“不事力而养足也，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的治民之道。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曾反复提到要效仿古代尧舜夏禹等前圣。如《离骚》中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九章·哀郢》中的“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九章·思美人》记载的“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同时，屈原作品中提到的“揽民德”、“重仁袭义”、“举贤度能”、“偱绳墨而不颇”等思想，与儒家的“仁政”“贵民”，道家的“道法自然”墨家的“尚贤”，法家的“赏罚分明”本质上是一致
的。在看待屈原思想上，有学者也认为“在春秋战国大变革时期，屈原既有儒家思想，也有道家思想，还有法家思想。”[6]由此可见，屈原继承古代尧舜夏禹等前圣治国之道，并在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以“爱民”、“德政”、“重义轻利”，“实有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思想。
二、屈原的经济思想（一）爱民思想
屈原的作品中包含很多明确的爱民的经济思想，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民”思想，“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的“重民”思想，“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的“顺民”思想。屈原从爱民、重民的角度出发，并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在发展楚国经济中的基础作用。
第一，关注农时。“农业生产是一种按季节进行播种、管理、收获的周期性活动，要求对一年的气候寒暖变化过程有较确切细致的掌握，以便适时耕作，取得好收成。”[7]在农业生产上，屈原十分关注农时。在《离骚》中提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九章·悲回风》也有记载“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浓霜。”《九辩》中的“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均有感叹农业生产季节更替之快，认为农民应把握好农业生产时间，勤勉耕作。而且同儒家“使民以时”、“勿违农时”的主张一样，屈原也要求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保障农时。但是，随着社会逐渐向封建化的转化，井田制的崩溃，自耕农和佃农的出现，使统治者的剥削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驱逐奴隶去直接经营公田了，而是从自耕农或佃农的生产成果中征收租税，获取利润，因而也就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具体的生产过程，将掌握农时之类也就慢慢忽略。同时屈原生活的楚怀王、顷襄王时代，楚与秦、齐战争不断，先是“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於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后来“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5]427统治者把大量的农民投入到行伍或修建攻战防御工程的徭役中，有的还被带到边塞和空旷之地的开发垦殖[1]157。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为发展生产，保障农时，就要反对统治者的奢靡无度，要求统治者“察夫民心……观民之计。”
第二，重视农业生产的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在《荆楚岁时记》中说明“楚人好巫”并且“楚人的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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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要追溯到华夏先祖的祝融。”[8]作为楚国人的屈原也有尚巫之习。在他的作品多次通过巫祭楚国当时传统的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东君等神来赞颂促进农·云中君》》中写作物生产的云、雨、水、太阳等。如《九歌
到“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中当时的楚国被奉为云神，屈原通过写到描写云神形象，祈求风调雨顺。在《九歌·河伯》中的“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通过祭祀水神来祈求祈求无水患，灌溉良田，保有人民平安，五谷丰登。王逸《楚辞章句》在《九歌·东君》中写到“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敝日”里面的“东君”，在当时的楚国被奉为太阳神，祭祀它，可以为人民生产生活祛灾祛邪。同时，除了祭祀保障农业生产所需的自然条件外，屈原也非常关注农作物。在《楚俗研究》中写到楚人有植物崇拜，而单看屈原的《离骚》、《九歌》中的植物就有一百多种[8]。如《大招》有“五谷六仞，设菰粱只”。王逸《楚辞章句》于“五谷六仞”下注曰：“五谷，稻、稷、麦、豆、麻也，他们都是当时楚国普遍种植的几种农作物。由此可以看出，屈原很注重农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客观上适应了生产发展的要求。
（二）德政思想
屈原从爱民、重民的角度出发，在重视农业生产在楚国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之余，把楚国的政治与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双方利益着眼，尤其是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发，来看待经济问题，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笔者认为，这是屈原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恩格斯指出：“由法律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它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现实基础发生能动的反作用。”[9]楚国经济上的质变也对上层的统治制度提出新的要求，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形态的社会制度对经济发展有调控和维护作用。屈原也意识到这一点，提出了“为政以德”的调控观。并指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德政”，国君要“举贤授能，遵圣哲之道”；朝臣要“明法度，偱绳墨而不颇”。此时的楚国随着赏田及其他私有性质土地的增多，统治阶级直接控制的土地自然相对减少，为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及战争军费的需求，楚国设有军赋、田税、地租、户口税及对工商者征收的关税、市税等赋税。《楚辞·忧苦》中的“巡陆夷之曲衍兮，幽空虚之寂寞。”王逸《楚辞章句》注：大阜曰陆。言已巡行陵陆，经历曲泽之中，空虚杳
冥，寂寞无人声也。”里面提及的陆官即是管理征收阜陆之地赋税的官吏。《战国策·楚策》中的“五渚”即川泽代称，“五渚正”即掌管山泽税收的官员。“政局稳定时，楚赋税制不仅能满足连年征战消费，而且还能使民乐业安居……而战国由于战争的频繁引起消费剧增，楚统治阶级便将沉重的负担转嫁到赋税承担者身上，愈加激发统治阶级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1]59在楚国经济大变革之际，为帮助统治者稳定政局，富国强兵。屈原强调效仿前代圣王、圣哲“举贤授能”的重要性。如《离骚》中的“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九辩》中的“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也揭示荒淫芜秽最终必遭灭亡的道理。《离骚》里的“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同时，为保德政的贯彻执行，屈原提出了以下三个要求。
第一，守礼尚贤。这里的“礼”同儒家思想中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礼”内涵相同。如在《离骚》中屈原自喻追求洛神宓妃后摒弃之因时写道；“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以改求！”后有王逸译注说明，其中的“宓妃”暗喻“楚怀王”，屈原从前忠爱的君王，他不讲礼度，将其抛弃，可见其对礼的重视。并且，屈原对维礼的人提出“贤”的要求。《离骚》中有写“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九辩》里面的“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离骚》中的“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九章·思美人》中的“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可知，屈原眼中的贤有重视内在实质，不轻薄取巧和坚守气节、不从俗同流合污的精神内涵。
第二，偱绳墨，赏罚分明。《离骚》中写到“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九章·惜往日》中的“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九章·橘颂》记载“秉德无私，参天地也。”明确强调只有修明法度，秉德无私才成实现富国强兵。《离骚》中又有载“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九章·惜诵》提到的“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心之所志。”同时也说明要使政治清明需要扬善弃恶、赏罚分明。
第三，尊重民意。《九章·抽思》写到“原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怀沙》也有记载“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屈原认为百姓的需求、喜好各有不同，统治者实施的“德政”必须以满足百姓的需要为根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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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尊重民意，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使百姓的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三）重义轻利与实有所得
楚国因为气候适宜，水泽丰润，土壤肥沃的地理优势，不仅农业经济发达，而且商品经济发达。资料记载，“楚人重商，商品经济发达。”[1]54屈原在主张实施“德政”的基础上，倡导“重义轻利”与“实有所得”。
而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关系发生重大调整。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出现，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关系发生重大调整。因而，合理分配利益，妥善处理好其利益关系对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维护统治变得尤为重要。在《孟子》中，儒家对“仁”、“义”释义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关于义利关系，王文胜先生认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外用主要涉及道德与经济两大根本问题，并将这两大问题分称为义与利，义是通往道、德与·仁的必由之路，利则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10]。《九章怀沙》中写到，“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屈原的义利观也有明显的重义轻利的内涵。如《离骚》中写道，“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九辩》中也记载，“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在个人修养上，屈原把义放在首位，宁愿身处贫困的境地也要执守义的节操。同时，屈原含义中的“义”也有“忠”、“信”的含义。如《九章·惜往日》写到“或忠信而死节兮，或訑谩而不疑。“忠”即对人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忠诚。《九章·哀郢》记载“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信”即在人与人之间交往特别是商品交易中要讲“诚信”。如《九章·抽思》“何灵魂之信直兮”。屈原用合理的义利观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力主维护生产者的利益，调动其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经济学上，分配指社会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是社会上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的产品或价值在社会上不同阶级或社会集团间的分配，取决于社会制度。战国经济生产的迅速发展，阶级关系得到大幅度调整，原来的分配方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对于经济繁荣的楚国，情况更为明显。为此，屈原又提出了“实有所得”的分配论。《离骚》中写到“余既以兰为可侍兮，羌无实而容长。”《九章·抽思》中的“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明确揭示只有切实的劳动，才能有所收获。并
对投机取巧，弄虚得来的名利和成果表示鄙夷和反对。如《九章·抽思》“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九辩》中的“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扬？”商国君先生在论及孔子的分配思想时指出，孔子的“均贫富”主张，实质是指在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内部，同一等级成员之间财富分配关系，使同一等级之间尽可能彼此接近均同，避免造成过分悬殊，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因此而导致产生矛盾[11]。在相同的社会大背景下，屈原的分配论中也有相近的内涵。同时，在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上，屈原以群体利益为着眼点，注重群体的同心协力，认为这是个人利益实现的最佳途径。如《离骚》中写到“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群体利益”中的群体，屈原是把君王的利益放于首位的。如《九章·惜诵》反复提到“竭忠诚以侍君也，反离群而赘尤……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专为君而无他兮，又众兆之所雠也。”可见屈原的分配论中是以君王为主体而自上而下地分配。在他人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配中，屈原主张“恕己以量人”。这种分配关系，和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相吻合的。即对个人在生产劳动，做人处事等方面，提出了“内厚质正”、“忠信”、“重仁袭义”等要求，对他人则在不违“礼俗”、“法度”、“功于取巧”的前提下，宽容大度，和谐共处。从此种角度看，屈原的分配思想具有一定先进性，对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发展方面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纵然屈原的经济思想中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这一思想是社会大变革下经济发展的反映，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当今的经济建设不乏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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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万东升
On Qu Yuan ’s Economic Thoughts
ZHOU Yu-mei
(Schoolof Literature,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3, China)
Abstract:Qu Yuan ’s economic thought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his ideological system, which took shape in the Chu State of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inherited the previous great men ’s ideas and the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Taoism, Mohism, and Legalism to form a complete system. Qu Yuan ’s economic thoughts were based on “cherishing the people ”, and took “benevolence ”as the core content. He advocated the currency theory of “valuing righteousness more than profit ”and the distribution theory of “obtaining what should be obtained ”. Although we can discover that Qu Yuan ’s economic thoughts have some historical limitation, his thoughts were the reflec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 social transformation, adapt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t can be as a beneficial apocalypse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construction.
Key words:Qu Yuan; economic thought; cherish the people; benevolent rule
本刊创刊100期庆祝会暨办刊交流会隆重举行
2010年4月23日，《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一百期庆祝会暨办刊交流会在四川理工学院隆重举行。党委书记、主编游建军教授就本刊在20多年来的办刊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个性的编辑理念与学术传统作了经验总结和重要讲话。学报编辑部主任、副主编陈于后教授在会上作学报社科版办刊工作汇报，全面回顾了本刊在学校的领导和支持下，创刊以来以至一百期的艰辛发展历程，尤其是对近年来的办刊理念、学术期刊品牌塑造、期刊学术和社会影响推介工作等作了汇报，并介绍了编辑人员在学科研究、编辑学与学术期刊研究以及编研结合方面取得的成绩。
四川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唐永进，中共自贡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向华全，自贡市社科联党组书记高小林，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理事长李大明，四川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何一民，四川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王珏等领导同志和专家均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本刊创刊一百期表示热烈的祝贺，高度评价和赞赏了本刊近几年来跨越式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中国社会科学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编辑部负责人和专家围绕本刊作为普通地方高校学报而取得的不平凡业绩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庆祝暨交流会上，深入探讨了发挥学报功能、挖掘学报特色；编研结合、发挥编辑的学者性作用；加强学报在学校学术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中的促进与反哺作用等问题；专家们还就诸如投稿审核、栏目设置安排等办刊具体问题提出了若干针对性强的建议。专家们在发言中实事求是、高瞻远瞩，还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办刊水平的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整个庆祝会暨研讨会气氛热烈、高潮迭起。会议不仅体现了专家学者和学报同行对本刊的厚望和殷切期待，还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本刊以其较高的办刊水平和明显的特色，引起了学术界的深度关注。
本刊创刊一百期，受到了省内外学术界和省市社科界的热情关注，四川省社科联、中共自贡市委宣传部对我校社科学报办刊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省文科学报研究会、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等重要机构和单位，以及北京大学学报等省内外高等院校学报和科技文献收录单位等几十家机构发来贺信、贺词、贺电；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龙协涛发来贺信，对本刊创刊一百期予以了热情洋溢的鼓励。
本次会议是我省高校学报界和学术界高规格、高水平的盛会，检视和展望了本刊办刊工作，学习和借鉴了各位领导、专家、学报同仁的先进理念和创新精神，取得了圆满成功。
（薛
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