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蒙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王蒙是文学上的“全能选手”,每一种门类他都有大量作品,且有出色的精品。作为散文家的王蒙,他有众多精彩的游记、怀人、杂感作品。作为诗人和报告文学家的王蒙,他的一些作品颇受圈内关注。作为学者的王蒙,他的“红楼梦研究”“老庄研究”等可谓独辟蹊径。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王蒙,他探索文学的基本理论,辨析当下的文学态势,阐释重要作家作品,发表过难以计数的文章,有的在文坛和读者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关键词:革命 文学 全能选手 现实主义 意识流
————挑战文体的极限
严家炎说:“王蒙是中国当代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小说家之一。他复出以来,几乎一刻不停地在进行着多种小说文体和不同表现手法的试验,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① 童庆炳曰:“有许多中国作家都在探索着小说的叙述艺术,但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作家能像王蒙这样多方面地领小说艺术革新风气之先。”② 在中国当代60年的文学发展史上,王蒙的“写龄”跨度之长,作品数量之巨、创作影响之大,似乎是没有作家可比的。无疑是最独特、杰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把广阔的社会历史和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体验,熔铸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他在创作中“燃烧自己”、上下求索,不断创造着一种新的表现艺术和方法,挑战文体的极限,一次次地开创着小说新潮,引领着中国文学的不断前行。 王蒙的创作,几乎涉猎了文学的全部门类,但最主要的还是长、中、短篇小说。而短篇小说又是他最珍爱的一块“试验田”。梳理、解读他的短篇小说,是打开王蒙以及他的文学世界的一把得力的钥匙。
正如郜元宝所说:“他一生都在‘革命’,也一生都在‘文学’。所谓‘革命和文学复归于统一’。”③ 1948年,王蒙还是14岁的中学生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他的理想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有一颗坚定而远大的“少共的心”。全国解放后,他在北京某区做共青团工作,1952年尝试短篇小说,次年创作长篇小说。1956年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使这位天才“少年作家”陷入一场没顶之灾。1963年头戴右派帽子的王蒙,主动申请到新疆伊犁等地劳动改造,学习农活、维语并做汉语翻译,长达七年。1978年后平反回到北京,社会巨变和人生经历,成为他的丰富资源,他创作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长、中、短篇小说,在文坛上可谓独领风骚。1983年始先后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等职。1990年主动辞掉部长职务,开始全身心地读书、研究、写作,花甲之年又进入一个创作的巅峰期,依然促进和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生坎坷、大起大落,沉落民间、跃居高层,使王蒙真正领略和洞察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但他矢志不移地坚守着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忧国忧民的情怀。他把文学特别是小说作为经世致用、改良人心的工具。为此目的,他殚精竭虑,实验、探索着小说的种种形式和手法,力图使自己的思想情感更有效地传达给广大读者。“革命”与“文学”是他人生的宗教。
王蒙是文学上的“全能选手”,每一种门类他都有大量作品,且有出色的精品。作为散文家的王蒙,他有众多精彩的游记、怀人、杂感作品。作为诗人和报告文学家的王蒙,他的一些作品颇受圈内关注。作为学者的王蒙,他的“红楼梦研究”“老庄研究”等可谓独辟蹊径。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王蒙,他探索文学的基本理论,辨析当下的文学态势,阐释重要作家作品,发表过难以计数的文章,有的在文坛和读者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奠定王蒙重要地位的,是他的小说创作。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等“季节系列”和《青狐》,已成为当
代文学中的扛鼎之作。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如歌的行板》《相见时难》等,已进入中篇小说的经典行列。
在王蒙全部的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是其中最基础、最活跃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方面,充分展示了王蒙敏锐的思想、超人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堪称一位卓越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创作长达50多年,数量几百篇,其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独立自在的艺术世界。正如王蒙所说:“短篇小说累计起来,便成了活的历史、形象化的历史。”④ 它不仅折射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面影以及作家的人生心路历程,同时凸现了王蒙在艺术上的披荆斩棘、一路开拓。他把短篇小说文体上的实践经验,又运用到中篇、长篇小说创作上,促成了他整个小说上的革新。
越是杰出的作家,他的创作演变越难以把握。王蒙的短篇小说创作,大体上有四种模式或者说四种套路。它们贯穿、交织在作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但每个时期又以某一种模式为主,呈现出一种模糊的阶段性和递进性。1952年至1979年可称现实主义的勃发时期,此后不管他的创作发生多少变化,但现实主义精神却经久不衰。其代表作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最宝贵的》《说客盈门》《悠悠寸草心》《高原的风》《庭院深深》《枫叶》等。1979年至1988年可名曰意识流小说的实验时期,他在刚刚解冻的文坛上引入西方现代派表现方法,从舆论哗然到逐渐接受又到争相效仿,王蒙功莫大焉!其主要作品有《夜的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等。1985年至1995年可谓讽喻笔法的泛化时期。这是王蒙创作中一个较为复杂的时期,他描述社会人生中一些丑恶、异化现象,极尽讽刺和隐喻手法,其突出的作品有《冬天的话题》《虫影》《坚硬的稀粥》《来劲》等。大约从1999年到2007年或可叫作笔记文体的回归时期。逐渐进入晚年的王蒙再次“变法”,返朴归真,承传中国古典笔记小说的传统,取材身边
的日常生活琐事,创作了千姿百态的新笔记体小说,重要作品有《玄思小说》和《尴尬风流》。
王蒙是一个善于学习、海纳百川,资源丰富、理念新锐的作家。他的小说以中国现代当代小说为基础,又广采博取了西方现实主义、现代派、苏俄文学的精华,以及中国古典小说民间艺术的营养,并形成了他自己丰沛、奇崛、多变、浩瀚的审美风范。王蒙是一个真正的创作与理论并重、互补的作家。在他数百篇理论与批评文章中,关于短篇小说艺术的占了相当的比重。譬如《短篇小说创作三题》《关于“意识流”的通信》《关于塑造典型人物》等,曾给作家特别是文学青年启迪多多。由此可见他在短篇小说理论上的浓厚兴趣和研究之深,而理论的一翼又有力提升了他创作的一翼。
对于短篇小说的本质特征和艺术规律,王蒙有着格外精辟、开放的理念。在短篇小说的特性上,他认为:“所谓真正的短篇就是以小见大,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断,所谓‘一滴水中见大干世界’这样的短篇。短篇小说毕竟和中篇小说不同,它应该是精炼的、单纯的。单纯不是简单。它的人物是单纯的、故事是单纯的、结构是单纯的,但是单纯应该是和无限的东西,和复杂的东西、丰富的东西联系着。”⑤ 在小说的创作法则上,他指出:“我觉得对于许多真正的作家来说,一种主义并不够用,他不会用某种创作的规则和守则来束缚自己。”6 至于具体的艺术形式和手法,他强调人物形象要多种多样,结构安排要行云流水,故事情节要机智巧妙,叙事语言要酣畅淋漓„„ 涉及到短篇小说的方方面面乃至细微末节,别出心裁、灵活实用,不仅指引着他的短篇小说实践,同时也带动了许多作家的创作。
————现实主义方法的不懈探索
在中国的当代文坛上,王蒙小说的变化多端是被人称道也是被人非议的。有人把他称为“先锋派”或“现代派”,有人把他封为“浪漫派”甚至“机会派”,有褒有贬,难以定论。但在骨子里,王蒙却是一个真诚的“现实派”。尽管历经沉浮兴衰,他变得深沉、复杂乃至多疑了,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感从未动摇。因此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模式和方法呈现出多样化形态,但直面现实、改良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却一以贯之。而且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直是他创作的主体,并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与创新。正如他答记者所说:“比如说我的作品,既是现实主义的,但我又不准备遵循现实主义的各项‘规则’。你说不是现实主义的?我当然是反映现实的,不管我写得多么荒诞,但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启发,然后把这种启发或与古代的、或与外国的事情联系起来。”⑦
王蒙的现实主义创作经历了迭宕起伏的命运。1952年,18岁的王蒙就开始了短篇小说创作,《礼貌的故事》《友爱的故事》《小豆儿》等,可谓儿童文学,清浅、明朗、稚嫩。《春节》写一个大学生对青春、爱情的向往。而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时间使王蒙跃然成为一颗“文学新星”,并戏剧般地引发了一场大讨论,甚至惊动了最高层的毛泽东主席。这是一篇有思想、有锐气、有才华的短篇小说力作。作品表现了林震、赵慧文两位怀揣理想主义的青年干部,在北京某区委组织部这样一个社会心脏部位,感受到的异常的环境和人事,他们的困惑、思考和成长,以及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同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的矛盾和斗争。代表官僚主义倾向的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人物,写得真实自然、鲜活有力。这是一篇带有批判意味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甚至接续了五四文学的思想余脉。但当时代表激进思想的评论家李希凡、马寒冰等,却无限上纲地指出:小说“用党的生活个别现象”,“夸大地织成了黑暗的幔帐”,“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断然认为:“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
在中国的当代文坛上,王蒙小说的变化多端是被人称道也是被人非议的。有人把他称为“先锋派”或“现代派”,有人把他封为“浪漫派”甚至“机会派”,有褒有贬,难以定论。但在骨子里,王蒙却是一个真诚的“现实派”。尽管历经沉浮兴衰,他变得深沉、复杂乃至多疑了,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感从未动摇。因此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模式和方法呈现出多样化形态,但直面现实、改良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却一以贯之。而且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直是他创作的主体,并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与创新。正如他答记者所说:“比如说我的作品,既是现实主义的,但我又不准备遵循现实主义的各项‘规则’。你说不是现实主义的?我当然是反映现实的,不管我写得多么荒诞,但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启发,然后把这种启发或与古代的、或与外国的事情联系起来。”⑦
王蒙的现实主义创作经历了迭宕起伏的命运。1952年,18岁的王蒙就开始了短篇小说创作,《礼貌的故事》《友爱的故事》《小豆儿》等,可谓儿童文学,清浅、明朗、稚嫩。《春节》写一个大学生对青春、爱情的向往。而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时间使王蒙跃然成为一颗“文学新星”,并戏剧般地引发了一场大讨论,甚至惊动了最高层的毛泽东主席。这是一篇有思想、有锐气、有才华的短篇小说力作。作品表现了林震、赵慧文两位怀揣理想主义的青年干部,在北京某区委组织部这样一个社会心脏部位,感受到的异常的环境和人事,他们的困惑、思考和成长,以及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同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的矛盾和斗争。代表官僚主义倾向的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人物,写得真实自然、鲜活有力。这是一篇带有批判意味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甚至接续了五四文学的思想余脉。但当时代表激进思想的评论家李希凡、马寒冰等,却无限上纲地指出:小说“用党的生活个别现象”,“夸大地织成了黑暗的幔帐”,“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断然认为:“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
果然有这样的区委会,中央和北京市委居然不闻不问,听其存在,这是不能相信的,也是难于理解的。”⑧ 用文学的描写替代生活的真实,用生活的个别现象等同社会的本质规律,这样的逻辑就坐实了小说的“反动”和“毒草”本质。然而1957年的春天还是一个思想涌动的季节,全社会展开了帮党整风的运动。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的形势,紧盯着意识形态的动向。他注意到了关于王蒙小说的热闹讨论,也阅读了小说作品。他在这年的2月—4月的两个月时间中,先后五次谈到作家作品。如“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 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如“第一你是好的,你反对官僚主义。第二是你有片面性,你的反面人物写得好,正面人物弱”;如“批评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跟他也不是儿女亲家,我就不服”⑨ 但王蒙最终没有逃脱戴帽下放的厄运,却也因了领袖的“圣旨”,当时对他的处理是最轻的,他依然可以从事写作。从1957年到1962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冬雨》《眼睛》《夜雨》等,作品努力刻画城市和农村的先进青年形象,揭示和批评知识分子的小资思想和行为,虽然精练优美,但已无锋芒可言,完全融入了模式化的工农兵文学中。
新时期文学的澎湃浪潮,激发和呼唤着王蒙的文学梦想和创作热情,从1978年始他一鼓作气写了一批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延续的是他22年前《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创作取向。揭露“文革”时期的社会问题,描写坚持真理的正面人物。但当时王蒙所在的边疆的运动并不典型,他的感受和了解也很有限,因此这些作品很难与当时的“伤痕”“反思”文学同调合拍。于是敏感的王蒙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思路,把艺术目光更多地转向当下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及人们的命运和心理变化上,使他的小说在当时的文学潮流中脱颖而出,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潜力。
忧国忧民的情怀使王蒙的小说总带有社会问题的特质。在开始的一些作品中,他也写到了“文革”。如《向春晖》《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等,描述维吾尔族农村1975年刮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浊浪,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有图解时代、政治的痕迹。《表姐》同样是批判“极左”思潮的,但却是通过表姐性格的懦弱、灵魂的扭曲来表现的,因此就显得深刻。《最宝贵的》是这一时期的一篇艺术精品,情节集中,构思巧妙、篇幅短小。重新出山的市委书记严一行,所以不能宽恕儿子在“文革”时期的“泄密”,是因为他痛切地意识到“我们的主义、道德和良心”,这些“最宝贵的东西”,在十年浩劫中被践踏和丢弃了。这后两篇作品,作家深入地揭示了“极左”思想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毒害和“伤痕”。
在另外一些作品中,王蒙则揭示了新时期人与人特别是官与民之间关系的变化。《惶惑》中的环保主任刘俊峰,面对30年前的女老师的陌生与惶惑,《手》里的某官员,面对曾经偶然慰问过的病人的妻子的专程谢恩的自责与深思;他们日理万机、身居高位,不知什么原因使他们越来越远离了底层民众?使他们变得健忘而麻木?《悠悠寸草心》是表现这一主题思想的代表性作品。全篇以省委招待所理发员吕师傅为叙事人,讲述了“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与被打倒的高层干部唐久远的患难与共、生死交情。而当唐得到平反并升任为某市的市委书记后,他再难以见到唐,唐也淡忘了他,但他依然设身处地体谅、关心着唐。官与民的距离是何其遥远!这究竟是官员造成的,还是体制形成的?王蒙执拗地探究着这一重要的社会问题。
揭示社会问题自然是王蒙的良知使然,但他并不相信文学真能够改变社会。他更坚信的是文学改变人心的理念,即鲁迅“为人生”的主张。正如他所说:“它的力量在于激动人心,打动人心,它的力量在人心里边。文学和暴力相比是软弱的,文学和权力相比是不设防的,但文学能赢得人心。”⑩因此,在他大量的现
实主义小说中,他更多地是写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的思想情感、性格命运的矛盾、变化、发展等等。譬如《歌神》写了一位维族的天才歌手,他在“文革”和新时期的曲折命运,揭示了我们的社会对艺术、对天才的漠视、排斥和扼杀。譬如《黄杨树根之死》写一位来自底层社会的文学青年,作品获得成功后的自我膨胀、心理异化,作者给予了辛辣的讽刺。譬如《庭院深深》写了一批从事音乐的知识分子,从同心协力创办音乐学院到争名夺利、离心离德的戏剧性转变,揭露的是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劣根性。在揭示各种人物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方面,王蒙比同时期的作家深刻尖锐得多,深化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内涵。
新时期初期的现实主义小说,虽然发展迅猛,但基本的艺术模式却较为单调。在创作上不安现状的王蒙,对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模式进行了多方探索,并为文坛奉献了典范性的作品。情节类小说,如《说客盈门》《温暖》《青龙潭》等,都有一个集中而巧妙的故事情节,可读性很强。人物类小说,如《心的光》《最后的“陶”》《高原的风》等,以人物为中心,性格“亮点”突出,是一种典型的短篇小说人物。场景类小说,如《妙仙庵剪影》《临街的窗》等,画面凝练,诗意丰盈,让人回味不已。哲理类小说,如《他来》《Z城小站》《失去又找到了》等,故事独特,内涵丰富,有启人心智的艺术效果。散文化小说,如《我又梦见了你》《寻湖》等,构思自然,语言抒情,一片诗情画意。王蒙不仅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小说艺术模式,在具体的表现方法和手法上,象征意象、反讽手法、荒诞写法、心理描写乃至意识流、叙事语言的实验等等,都来者不拒,大胆尝试。虽也有使用失度,造成败笔的作品。但总体上是积极的、成功的,极大地推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革新。
————“意识流”形式的开创性实验
1980年第5期《人民文学》,以重要位置推出了王蒙的《春之声》,这篇“形式特别”的短篇小说,立刻在文坛和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说它“形式特别”,是指王蒙突然丢开了驾轻就熟的现实主义写法,开始了所谓“意识流”形式的实验。这种从西方现代派那里借鉴来的艺术形式,在不少人眼里还是一种灰色的、有毒的东西。而且很不适应一般人的欣赏习惯。于是在许多报刊上引发了一场关于“意识流”的大讨论。反对者认为王蒙这是“带头吃蜗牛”、“脱离群众”、“忽视了对典型的塑造”等等。拥护者认为王蒙“打破了传统手法”,实现了“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小说出现了新写法”。王蒙以他丰富的文学修养、深切的创作体验,回应了这场讨论,他说:“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和生活需要复杂化了的形式。我尝试着在作品中运用复线甚至是放射线的结构,而不拘泥于一条主线。我试图用突破时空限制的心理描写来充分展示前面说过的八千里和三十年,展示这八千里和三十年的不同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对比。我上下古今中外地求索,求索的目的仍然是创作中的我自己。我不否认我有所借鉴,不仅对外国文学有所借鉴,而且还对李商隐和李贺的诗、对侯宝林和马季的相声有所借鉴,但是,我的试作的形式仍然来自我脚下的土壤、我们自己的生活。首先是我们的生活复杂化了,节奏加快了,然后我的小说才变得多线条和快节奏了的。”11
西方意识流小说,是在詹姆斯、柏格森等现代心理学理论的支撑下,形成的小说流派或表现方法。它深入发掘人的无意识世界,大量运用内心独白、梦幻和象征等手段。打破传统小说的时空观念,淡化故事情节,采取时空颠倒、心理时间的结构方式。但王蒙的借鉴是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人生体验的。他的意识流小说是有理性、有情节、有人物的,依然渗透着现实主义精神,与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是“貌合神离”。事实上,他从1978年至1980年的多篇小说中,已逐渐强化了对人的心理意识乃至无意识的描写,直到《春之声》才更完整地运
用了意识流方法。至此以后,意识流小说成为王蒙的重要小说模式,而作为一种具体的表现方式,更是按需随用。但主要作品的创作则集中在80年代。王蒙意识流小说的“横空出世”以及围绕它展开的文学探讨,深刻地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中期的创作,不少青年作家踊跃尝试,有效地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态,给文学界带来了新气象。
王蒙创造性地运用了意识流小说的叙事形式和语言,却依然保留了小说的基本情节和主题。西方意识流小说着力表现的是人杂乱无章的意识和潜意识活动,特别容易形成无情节、无人物、无主题的“三无”倾向。王蒙是一个纯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深知情节、人物、主题对短篇小说的重要作用。因此他的意识流小说,看似意象纷杂、视角多变、时空错杂,但细心阅读,就会把握到小说中的那些基本要素。譬如《夜的眼》,写的是业余作家陈杲,在京城参加文学讨论会,受领导托付晚上去找一位陌生人办一件走后门的事情,目睹富家公子的愚昧和贪婪而愤懑返回。情节主线是写他找人途中的一系列意识活动。这是一个多么平淡甚至无聊的情节,但却蕴含了广阔的社会内涵和尖锐的主题思想。刚刚复苏的城市、开始解冻的文学,获得了自由和激情的作家,但现实却依然是这样落后混乱,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们是那样的傲气和蛮横。作家呈现出的是一幅斑驳陆离的社会图画和一位知识分子昂奋而沉郁的心理世界。譬如《风筝飘带》主要写了回城青年范素素与佳原的恋爱故事。偌大的城市,他们却找不到一个谈情说爱的地方。在喧嚣的大街上,在新落成的住宅楼上,闹出一幕幕尴尬和笑话。但两位年轻人并不因此而沮丧、悲观,他们对爱情、理想、生活依然充满了激情和希望。作家的叙述紧贴主要人物的心理意识流动,写他们的感受、联想、回忆、憧憬„„ 但同时又不露痕迹地插入作家的描述、交代、评判等等,形成一种丰富多彩、自然流畅而又浑然有序的叙事形态和语言。自然,王蒙也有不成功的意识流小说,譬
如《焰火》《组接》,人物的意识过分散乱,作品的意蕴十分模糊,让人难以卒读。
王蒙克服了意识流小说不注重人物形象的缺陷,努力通过人物的心理、行为和语言,塑造出一种鲜活而突出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仅有一堆意识碎片是很难立起一个人物的,他必须有自己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行动,才能真正矗立起来。王蒙是深谙这一艺术规律的。譬如《春之声》,是王蒙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意识流小说,不仅娴熟地运用了意识流的表现形式,而且情节主线清晰、主题思想明朗、人物形象突出。作品主人公岳之峰,是一个历史转型期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他因家庭出身问题而含冤埋没20多年,一朝平反解脱,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国家的科技事业中。他是一个重故乡、重亲情、重往事的人,辗转飞机、轮船,现在又挤在沙丁鱼罐头似的闷罐子车上,急切地在春节前夕奔向他的家乡、老父和亲人。他是一个感情细腻、想象丰富、思想深远的人,一路的艰难、混乱、辛劳,却使他兴致勃勃、浮想联翩、情动于衷,感受到了“生活的密码”,“春天的旋律”。他也许不像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具体、强烈、有个性,但他的精神、情感、心理却显得更开阔、细腻而富有典型性。《海的梦》中的主人公缪可言,与岳之峰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是一个文学翻译家,“文革”葬送了他的青春、事业、爱情。现在年过半百,获得新生,再次燃起了成就事业的雄心。组织安排他到海滨疗养院度假,面对奔腾不息的大海,面对在风浪中搏击的青年人,他的心灵经历了一次洗礼,然后提前离开疗养院,走向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一个劫后余生,壮志未酬、奋发有为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在这两位人物身上,有作家自己的心理体验,有众多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又如《夏天的肖像》,写的是一位知识女性带着生病的孩子在海滨旅游地休养时的所见所感、思想意识,折射出她对美、爱、自由的渴望。写得如诗如画、含蓄优雅。
意识流作为一种现代表现形式和手法,有优势亦有局限,难度较高。因此继王蒙之后,成功运用意识流方法的作家并不多,王蒙后来在作品中也主要把它作为一种局部的、具体的手法使用。
参考文献:1980年第5期《人民文学》
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
试论王蒙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王蒙是文学上的“全能选手”,每一种门类他都有大量作品,且有出色的精品。作为散文家的王蒙,他有众多精彩的游记、怀人、杂感作品。作为诗人和报告文学家的王蒙,他的一些作品颇受圈内关注。作为学者的王蒙,他的“红楼梦研究”“老庄研究”等可谓独辟蹊径。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王蒙,他探索文学的基本理论,辨析当下的文学态势,阐释重要作家作品,发表过难以计数的文章,有的在文坛和读者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关键词:革命 文学 全能选手 现实主义 意识流
————挑战文体的极限
严家炎说:“王蒙是中国当代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小说家之一。他复出以来,几乎一刻不停地在进行着多种小说文体和不同表现手法的试验,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① 童庆炳曰:“有许多中国作家都在探索着小说的叙述艺术,但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作家能像王蒙这样多方面地领小说艺术革新风气之先。”② 在中国当代60年的文学发展史上,王蒙的“写龄”跨度之长,作品数量之巨、创作影响之大,似乎是没有作家可比的。无疑是最独特、杰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把广阔的社会历史和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体验,熔铸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他在创作中“燃烧自己”、上下求索,不断创造着一种新的表现艺术和方法,挑战文体的极限,一次次地开创着小说新潮,引领着中国文学的不断前行。 王蒙的创作,几乎涉猎了文学的全部门类,但最主要的还是长、中、短篇小说。而短篇小说又是他最珍爱的一块“试验田”。梳理、解读他的短篇小说,是打开王蒙以及他的文学世界的一把得力的钥匙。
正如郜元宝所说:“他一生都在‘革命’,也一生都在‘文学’。所谓‘革命和文学复归于统一’。”③ 1948年,王蒙还是14岁的中学生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他的理想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有一颗坚定而远大的“少共的心”。全国解放后,他在北京某区做共青团工作,1952年尝试短篇小说,次年创作长篇小说。1956年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使这位天才“少年作家”陷入一场没顶之灾。1963年头戴右派帽子的王蒙,主动申请到新疆伊犁等地劳动改造,学习农活、维语并做汉语翻译,长达七年。1978年后平反回到北京,社会巨变和人生经历,成为他的丰富资源,他创作了许多轰动一时的长、中、短篇小说,在文坛上可谓独领风骚。1983年始先后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等职。1990年主动辞掉部长职务,开始全身心地读书、研究、写作,花甲之年又进入一个创作的巅峰期,依然促进和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生坎坷、大起大落,沉落民间、跃居高层,使王蒙真正领略和洞察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但他矢志不移地坚守着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忧国忧民的情怀。他把文学特别是小说作为经世致用、改良人心的工具。为此目的,他殚精竭虑,实验、探索着小说的种种形式和手法,力图使自己的思想情感更有效地传达给广大读者。“革命”与“文学”是他人生的宗教。
王蒙是文学上的“全能选手”,每一种门类他都有大量作品,且有出色的精品。作为散文家的王蒙,他有众多精彩的游记、怀人、杂感作品。作为诗人和报告文学家的王蒙,他的一些作品颇受圈内关注。作为学者的王蒙,他的“红楼梦研究”“老庄研究”等可谓独辟蹊径。作为文学评论家的王蒙,他探索文学的基本理论,辨析当下的文学态势,阐释重要作家作品,发表过难以计数的文章,有的在文坛和读者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奠定王蒙重要地位的,是他的小说创作。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等“季节系列”和《青狐》,已成为当
代文学中的扛鼎之作。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如歌的行板》《相见时难》等,已进入中篇小说的经典行列。
在王蒙全部的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是其中最基础、最活跃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方面,充分展示了王蒙敏锐的思想、超人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堪称一位卓越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创作长达50多年,数量几百篇,其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独立自在的艺术世界。正如王蒙所说:“短篇小说累计起来,便成了活的历史、形象化的历史。”④ 它不仅折射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面影以及作家的人生心路历程,同时凸现了王蒙在艺术上的披荆斩棘、一路开拓。他把短篇小说文体上的实践经验,又运用到中篇、长篇小说创作上,促成了他整个小说上的革新。
越是杰出的作家,他的创作演变越难以把握。王蒙的短篇小说创作,大体上有四种模式或者说四种套路。它们贯穿、交织在作家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但每个时期又以某一种模式为主,呈现出一种模糊的阶段性和递进性。1952年至1979年可称现实主义的勃发时期,此后不管他的创作发生多少变化,但现实主义精神却经久不衰。其代表作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最宝贵的》《说客盈门》《悠悠寸草心》《高原的风》《庭院深深》《枫叶》等。1979年至1988年可名曰意识流小说的实验时期,他在刚刚解冻的文坛上引入西方现代派表现方法,从舆论哗然到逐渐接受又到争相效仿,王蒙功莫大焉!其主要作品有《夜的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等。1985年至1995年可谓讽喻笔法的泛化时期。这是王蒙创作中一个较为复杂的时期,他描述社会人生中一些丑恶、异化现象,极尽讽刺和隐喻手法,其突出的作品有《冬天的话题》《虫影》《坚硬的稀粥》《来劲》等。大约从1999年到2007年或可叫作笔记文体的回归时期。逐渐进入晚年的王蒙再次“变法”,返朴归真,承传中国古典笔记小说的传统,取材身边
的日常生活琐事,创作了千姿百态的新笔记体小说,重要作品有《玄思小说》和《尴尬风流》。
王蒙是一个善于学习、海纳百川,资源丰富、理念新锐的作家。他的小说以中国现代当代小说为基础,又广采博取了西方现实主义、现代派、苏俄文学的精华,以及中国古典小说民间艺术的营养,并形成了他自己丰沛、奇崛、多变、浩瀚的审美风范。王蒙是一个真正的创作与理论并重、互补的作家。在他数百篇理论与批评文章中,关于短篇小说艺术的占了相当的比重。譬如《短篇小说创作三题》《关于“意识流”的通信》《关于塑造典型人物》等,曾给作家特别是文学青年启迪多多。由此可见他在短篇小说理论上的浓厚兴趣和研究之深,而理论的一翼又有力提升了他创作的一翼。
对于短篇小说的本质特征和艺术规律,王蒙有着格外精辟、开放的理念。在短篇小说的特性上,他认为:“所谓真正的短篇就是以小见大,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断,所谓‘一滴水中见大干世界’这样的短篇。短篇小说毕竟和中篇小说不同,它应该是精炼的、单纯的。单纯不是简单。它的人物是单纯的、故事是单纯的、结构是单纯的,但是单纯应该是和无限的东西,和复杂的东西、丰富的东西联系着。”⑤ 在小说的创作法则上,他指出:“我觉得对于许多真正的作家来说,一种主义并不够用,他不会用某种创作的规则和守则来束缚自己。”6 至于具体的艺术形式和手法,他强调人物形象要多种多样,结构安排要行云流水,故事情节要机智巧妙,叙事语言要酣畅淋漓„„ 涉及到短篇小说的方方面面乃至细微末节,别出心裁、灵活实用,不仅指引着他的短篇小说实践,同时也带动了许多作家的创作。
————现实主义方法的不懈探索
在中国的当代文坛上,王蒙小说的变化多端是被人称道也是被人非议的。有人把他称为“先锋派”或“现代派”,有人把他封为“浪漫派”甚至“机会派”,有褒有贬,难以定论。但在骨子里,王蒙却是一个真诚的“现实派”。尽管历经沉浮兴衰,他变得深沉、复杂乃至多疑了,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感从未动摇。因此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模式和方法呈现出多样化形态,但直面现实、改良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却一以贯之。而且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直是他创作的主体,并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与创新。正如他答记者所说:“比如说我的作品,既是现实主义的,但我又不准备遵循现实主义的各项‘规则’。你说不是现实主义的?我当然是反映现实的,不管我写得多么荒诞,但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启发,然后把这种启发或与古代的、或与外国的事情联系起来。”⑦
王蒙的现实主义创作经历了迭宕起伏的命运。1952年,18岁的王蒙就开始了短篇小说创作,《礼貌的故事》《友爱的故事》《小豆儿》等,可谓儿童文学,清浅、明朗、稚嫩。《春节》写一个大学生对青春、爱情的向往。而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时间使王蒙跃然成为一颗“文学新星”,并戏剧般地引发了一场大讨论,甚至惊动了最高层的毛泽东主席。这是一篇有思想、有锐气、有才华的短篇小说力作。作品表现了林震、赵慧文两位怀揣理想主义的青年干部,在北京某区委组织部这样一个社会心脏部位,感受到的异常的环境和人事,他们的困惑、思考和成长,以及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同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的矛盾和斗争。代表官僚主义倾向的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人物,写得真实自然、鲜活有力。这是一篇带有批判意味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甚至接续了五四文学的思想余脉。但当时代表激进思想的评论家李希凡、马寒冰等,却无限上纲地指出:小说“用党的生活个别现象”,“夸大地织成了黑暗的幔帐”,“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断然认为:“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
在中国的当代文坛上,王蒙小说的变化多端是被人称道也是被人非议的。有人把他称为“先锋派”或“现代派”,有人把他封为“浪漫派”甚至“机会派”,有褒有贬,难以定论。但在骨子里,王蒙却是一个真诚的“现实派”。尽管历经沉浮兴衰,他变得深沉、复杂乃至多疑了,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感从未动摇。因此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模式和方法呈现出多样化形态,但直面现实、改良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却一以贯之。而且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直是他创作的主体,并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与创新。正如他答记者所说:“比如说我的作品,既是现实主义的,但我又不准备遵循现实主义的各项‘规则’。你说不是现实主义的?我当然是反映现实的,不管我写得多么荒诞,但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启发,然后把这种启发或与古代的、或与外国的事情联系起来。”⑦
王蒙的现实主义创作经历了迭宕起伏的命运。1952年,18岁的王蒙就开始了短篇小说创作,《礼貌的故事》《友爱的故事》《小豆儿》等,可谓儿童文学,清浅、明朗、稚嫩。《春节》写一个大学生对青春、爱情的向往。而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时间使王蒙跃然成为一颗“文学新星”,并戏剧般地引发了一场大讨论,甚至惊动了最高层的毛泽东主席。这是一篇有思想、有锐气、有才华的短篇小说力作。作品表现了林震、赵慧文两位怀揣理想主义的青年干部,在北京某区委组织部这样一个社会心脏部位,感受到的异常的环境和人事,他们的困惑、思考和成长,以及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同享乐主义、官僚主义的矛盾和斗争。代表官僚主义倾向的刘世吾、韩常新、王清泉等人物,写得真实自然、鲜活有力。这是一篇带有批判意味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甚至接续了五四文学的思想余脉。但当时代表激进思想的评论家李希凡、马寒冰等,却无限上纲地指出:小说“用党的生活个别现象”,“夸大地织成了黑暗的幔帐”,“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断然认为:“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
果然有这样的区委会,中央和北京市委居然不闻不问,听其存在,这是不能相信的,也是难于理解的。”⑧ 用文学的描写替代生活的真实,用生活的个别现象等同社会的本质规律,这样的逻辑就坐实了小说的“反动”和“毒草”本质。然而1957年的春天还是一个思想涌动的季节,全社会展开了帮党整风的运动。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的形势,紧盯着意识形态的动向。他注意到了关于王蒙小说的热闹讨论,也阅读了小说作品。他在这年的2月—4月的两个月时间中,先后五次谈到作家作品。如“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 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如“第一你是好的,你反对官僚主义。第二是你有片面性,你的反面人物写得好,正面人物弱”;如“批评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跟他也不是儿女亲家,我就不服”⑨ 但王蒙最终没有逃脱戴帽下放的厄运,却也因了领袖的“圣旨”,当时对他的处理是最轻的,他依然可以从事写作。从1957年到1962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冬雨》《眼睛》《夜雨》等,作品努力刻画城市和农村的先进青年形象,揭示和批评知识分子的小资思想和行为,虽然精练优美,但已无锋芒可言,完全融入了模式化的工农兵文学中。
新时期文学的澎湃浪潮,激发和呼唤着王蒙的文学梦想和创作热情,从1978年始他一鼓作气写了一批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延续的是他22年前《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创作取向。揭露“文革”时期的社会问题,描写坚持真理的正面人物。但当时王蒙所在的边疆的运动并不典型,他的感受和了解也很有限,因此这些作品很难与当时的“伤痕”“反思”文学同调合拍。于是敏感的王蒙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思路,把艺术目光更多地转向当下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及人们的命运和心理变化上,使他的小说在当时的文学潮流中脱颖而出,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潜力。
忧国忧民的情怀使王蒙的小说总带有社会问题的特质。在开始的一些作品中,他也写到了“文革”。如《向春晖》《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等,描述维吾尔族农村1975年刮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浊浪,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有图解时代、政治的痕迹。《表姐》同样是批判“极左”思潮的,但却是通过表姐性格的懦弱、灵魂的扭曲来表现的,因此就显得深刻。《最宝贵的》是这一时期的一篇艺术精品,情节集中,构思巧妙、篇幅短小。重新出山的市委书记严一行,所以不能宽恕儿子在“文革”时期的“泄密”,是因为他痛切地意识到“我们的主义、道德和良心”,这些“最宝贵的东西”,在十年浩劫中被践踏和丢弃了。这后两篇作品,作家深入地揭示了“极左”思想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毒害和“伤痕”。
在另外一些作品中,王蒙则揭示了新时期人与人特别是官与民之间关系的变化。《惶惑》中的环保主任刘俊峰,面对30年前的女老师的陌生与惶惑,《手》里的某官员,面对曾经偶然慰问过的病人的妻子的专程谢恩的自责与深思;他们日理万机、身居高位,不知什么原因使他们越来越远离了底层民众?使他们变得健忘而麻木?《悠悠寸草心》是表现这一主题思想的代表性作品。全篇以省委招待所理发员吕师傅为叙事人,讲述了“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与被打倒的高层干部唐久远的患难与共、生死交情。而当唐得到平反并升任为某市的市委书记后,他再难以见到唐,唐也淡忘了他,但他依然设身处地体谅、关心着唐。官与民的距离是何其遥远!这究竟是官员造成的,还是体制形成的?王蒙执拗地探究着这一重要的社会问题。
揭示社会问题自然是王蒙的良知使然,但他并不相信文学真能够改变社会。他更坚信的是文学改变人心的理念,即鲁迅“为人生”的主张。正如他所说:“它的力量在于激动人心,打动人心,它的力量在人心里边。文学和暴力相比是软弱的,文学和权力相比是不设防的,但文学能赢得人心。”⑩因此,在他大量的现
实主义小说中,他更多地是写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的思想情感、性格命运的矛盾、变化、发展等等。譬如《歌神》写了一位维族的天才歌手,他在“文革”和新时期的曲折命运,揭示了我们的社会对艺术、对天才的漠视、排斥和扼杀。譬如《黄杨树根之死》写一位来自底层社会的文学青年,作品获得成功后的自我膨胀、心理异化,作者给予了辛辣的讽刺。譬如《庭院深深》写了一批从事音乐的知识分子,从同心协力创办音乐学院到争名夺利、离心离德的戏剧性转变,揭露的是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劣根性。在揭示各种人物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方面,王蒙比同时期的作家深刻尖锐得多,深化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内涵。
新时期初期的现实主义小说,虽然发展迅猛,但基本的艺术模式却较为单调。在创作上不安现状的王蒙,对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模式进行了多方探索,并为文坛奉献了典范性的作品。情节类小说,如《说客盈门》《温暖》《青龙潭》等,都有一个集中而巧妙的故事情节,可读性很强。人物类小说,如《心的光》《最后的“陶”》《高原的风》等,以人物为中心,性格“亮点”突出,是一种典型的短篇小说人物。场景类小说,如《妙仙庵剪影》《临街的窗》等,画面凝练,诗意丰盈,让人回味不已。哲理类小说,如《他来》《Z城小站》《失去又找到了》等,故事独特,内涵丰富,有启人心智的艺术效果。散文化小说,如《我又梦见了你》《寻湖》等,构思自然,语言抒情,一片诗情画意。王蒙不仅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小说艺术模式,在具体的表现方法和手法上,象征意象、反讽手法、荒诞写法、心理描写乃至意识流、叙事语言的实验等等,都来者不拒,大胆尝试。虽也有使用失度,造成败笔的作品。但总体上是积极的、成功的,极大地推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革新。
————“意识流”形式的开创性实验
1980年第5期《人民文学》,以重要位置推出了王蒙的《春之声》,这篇“形式特别”的短篇小说,立刻在文坛和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说它“形式特别”,是指王蒙突然丢开了驾轻就熟的现实主义写法,开始了所谓“意识流”形式的实验。这种从西方现代派那里借鉴来的艺术形式,在不少人眼里还是一种灰色的、有毒的东西。而且很不适应一般人的欣赏习惯。于是在许多报刊上引发了一场关于“意识流”的大讨论。反对者认为王蒙这是“带头吃蜗牛”、“脱离群众”、“忽视了对典型的塑造”等等。拥护者认为王蒙“打破了传统手法”,实现了“意识流文学东方化过程”,“小说出现了新写法”。王蒙以他丰富的文学修养、深切的创作体验,回应了这场讨论,他说:“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和生活需要复杂化了的形式。我尝试着在作品中运用复线甚至是放射线的结构,而不拘泥于一条主线。我试图用突破时空限制的心理描写来充分展示前面说过的八千里和三十年,展示这八千里和三十年的不同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对比。我上下古今中外地求索,求索的目的仍然是创作中的我自己。我不否认我有所借鉴,不仅对外国文学有所借鉴,而且还对李商隐和李贺的诗、对侯宝林和马季的相声有所借鉴,但是,我的试作的形式仍然来自我脚下的土壤、我们自己的生活。首先是我们的生活复杂化了,节奏加快了,然后我的小说才变得多线条和快节奏了的。”11
西方意识流小说,是在詹姆斯、柏格森等现代心理学理论的支撑下,形成的小说流派或表现方法。它深入发掘人的无意识世界,大量运用内心独白、梦幻和象征等手段。打破传统小说的时空观念,淡化故事情节,采取时空颠倒、心理时间的结构方式。但王蒙的借鉴是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人生体验的。他的意识流小说是有理性、有情节、有人物的,依然渗透着现实主义精神,与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是“貌合神离”。事实上,他从1978年至1980年的多篇小说中,已逐渐强化了对人的心理意识乃至无意识的描写,直到《春之声》才更完整地运
用了意识流方法。至此以后,意识流小说成为王蒙的重要小说模式,而作为一种具体的表现方式,更是按需随用。但主要作品的创作则集中在80年代。王蒙意识流小说的“横空出世”以及围绕它展开的文学探讨,深刻地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中期的创作,不少青年作家踊跃尝试,有效地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形态,给文学界带来了新气象。
王蒙创造性地运用了意识流小说的叙事形式和语言,却依然保留了小说的基本情节和主题。西方意识流小说着力表现的是人杂乱无章的意识和潜意识活动,特别容易形成无情节、无人物、无主题的“三无”倾向。王蒙是一个纯熟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深知情节、人物、主题对短篇小说的重要作用。因此他的意识流小说,看似意象纷杂、视角多变、时空错杂,但细心阅读,就会把握到小说中的那些基本要素。譬如《夜的眼》,写的是业余作家陈杲,在京城参加文学讨论会,受领导托付晚上去找一位陌生人办一件走后门的事情,目睹富家公子的愚昧和贪婪而愤懑返回。情节主线是写他找人途中的一系列意识活动。这是一个多么平淡甚至无聊的情节,但却蕴含了广阔的社会内涵和尖锐的主题思想。刚刚复苏的城市、开始解冻的文学,获得了自由和激情的作家,但现实却依然是这样落后混乱,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们是那样的傲气和蛮横。作家呈现出的是一幅斑驳陆离的社会图画和一位知识分子昂奋而沉郁的心理世界。譬如《风筝飘带》主要写了回城青年范素素与佳原的恋爱故事。偌大的城市,他们却找不到一个谈情说爱的地方。在喧嚣的大街上,在新落成的住宅楼上,闹出一幕幕尴尬和笑话。但两位年轻人并不因此而沮丧、悲观,他们对爱情、理想、生活依然充满了激情和希望。作家的叙述紧贴主要人物的心理意识流动,写他们的感受、联想、回忆、憧憬„„ 但同时又不露痕迹地插入作家的描述、交代、评判等等,形成一种丰富多彩、自然流畅而又浑然有序的叙事形态和语言。自然,王蒙也有不成功的意识流小说,譬
如《焰火》《组接》,人物的意识过分散乱,作品的意蕴十分模糊,让人难以卒读。
王蒙克服了意识流小说不注重人物形象的缺陷,努力通过人物的心理、行为和语言,塑造出一种鲜活而突出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仅有一堆意识碎片是很难立起一个人物的,他必须有自己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行动,才能真正矗立起来。王蒙是深谙这一艺术规律的。譬如《春之声》,是王蒙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意识流小说,不仅娴熟地运用了意识流的表现形式,而且情节主线清晰、主题思想明朗、人物形象突出。作品主人公岳之峰,是一个历史转型期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他因家庭出身问题而含冤埋没20多年,一朝平反解脱,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国家的科技事业中。他是一个重故乡、重亲情、重往事的人,辗转飞机、轮船,现在又挤在沙丁鱼罐头似的闷罐子车上,急切地在春节前夕奔向他的家乡、老父和亲人。他是一个感情细腻、想象丰富、思想深远的人,一路的艰难、混乱、辛劳,却使他兴致勃勃、浮想联翩、情动于衷,感受到了“生活的密码”,“春天的旋律”。他也许不像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那样具体、强烈、有个性,但他的精神、情感、心理却显得更开阔、细腻而富有典型性。《海的梦》中的主人公缪可言,与岳之峰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是一个文学翻译家,“文革”葬送了他的青春、事业、爱情。现在年过半百,获得新生,再次燃起了成就事业的雄心。组织安排他到海滨疗养院度假,面对奔腾不息的大海,面对在风浪中搏击的青年人,他的心灵经历了一次洗礼,然后提前离开疗养院,走向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一个劫后余生,壮志未酬、奋发有为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在这两位人物身上,有作家自己的心理体验,有众多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又如《夏天的肖像》,写的是一位知识女性带着生病的孩子在海滨旅游地休养时的所见所感、思想意识,折射出她对美、爱、自由的渴望。写得如诗如画、含蓄优雅。
意识流作为一种现代表现形式和手法,有优势亦有局限,难度较高。因此继王蒙之后,成功运用意识流方法的作家并不多,王蒙后来在作品中也主要把它作为一种局部的、具体的手法使用。
参考文献:1980年第5期《人民文学》
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