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守其职而使后可法”的臣道观
方孝孺不为朱棣草即位诏书，也与他的为臣之道有关，下面再简要分析一下方孝孺的为臣之道。
方孝孺认为，对于臣僚来说，应该做到诚、正、仁而去利禄：“仕之道三：诚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禄挠乎中。一存乎利禄，则凡所为者皆狥乎人。狥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贵而犹贱也。”1所谓的诚、正、仁而去利禄，在具体的治政中最终要的表现就是忠义。方孝孺曾感叹隋的灭亡说：“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无知义之士，而莫为之死也。”隋朝所缺少的不是甲兵，缺少的是能为之死之士。其中苏威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苏威在隋历任要职，隋炀帝即为后，昏庸无道，苏威却不敢直言进谏，遇事多承望风旨。宇文化及弑隋炀帝自立后，苏威为光禄大夫。宇文化及失败后，苏威降李密；李密失败后，苏威又归降王世充，为太师。唐军灭掉王世充后，苏威有去求见李渊和李世民，遭到拒绝。方孝孺对苏威评价说：“辅相旧臣惟一苏威，拜伏蹈舞，劝进颂美于群盗，而不以为愧。威在文帝时富贵已极，宠遇已厚，国危主辱，力不能救，则朝服立朝，数群盗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觊觎侥幸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岂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决，屈身于群盗，其辱甚于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于死不止也。与其耻辱而生，孰若速死之为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于非义，身名俱丧，天下至今羞称之。则其生也，适所以累，岂不悲夫！”2苏威充任要职，不敢直谏隋炀帝之无道；隋亡后，不敢数篡权者之罪而以身死之，使篡权者知君臣之分不可犯，却委身于篡权者，耻辱而生。苏威陷于非义，身名俱丧，没有成为隋之名臣。方孝孺做到了苏威做不到的事情，大胆地在朝堂上数朱棣之罪。
能够在所侍之君亡后大义而死固然为好，但方孝孺不单单着眼于此，他更看重的是能够救君于危乱之先。这在他对豫让的评价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据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所记，豫让为晋人，先事范氏及中行氏，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很尊宠他，以国士待之。后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而三分其地，赵襄子对智伯的怨恨很深，把他的头骨漆成饮器。豫让遁逃山中，发誓为智伯报仇，采取了多次行动皆不成功，最后自刎而死。对于豫让的行为，方孝孺评论说：“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知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茍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炫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豫让在智伯死后能够为智伯报仇而死，固然轰轰烈烈，被视为忠臣义士，但其在事智伯时没有对智伯“竭尽知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故豫让有负国士之名。因此，方孝孺言豫让虽死，而“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与豫让相对的是当时的郄疵，智伯当时并没有以国士待郄疵，郄疵却“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但郄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方孝孺认为豫让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平？”豫让没有做到这一点，故方孝孺对豫让的最后评价是：“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1
2 《逊志斋集》卷之一。 《逊志斋集》卷之五。
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3豫让自附于刺客之流，虽不足以国士当之，然与苏威相较，却又是忠义之士了。
方孝孺批评豫让，认为他只是一个刺客，没有做到国士应该做到的事情。方孝孺不仅如豫让那样，最终为所事之君而死，展现了忠义的一面；另一方面，方孝孺也做到所说的对所事之君“竭尽知谋，忠告善道”之责，为建文帝出了不少的谋划，《明史》方孝孺传记道：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学博士。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闻齐、黄已窜，上书请罢盛庸、吴杰、平安兵。孝孺建议曰：“燕兵久顿大名，天暑雨，当不战自疲。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捣北平，彼必归救。我以大兵蹑其后，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适至，宜且与报书，往返逾月，使其将士心懈。我谋定势合，进而蹴之，不难矣。”帝以为然。命孝孺草诏，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驰报燕，尽赦燕罪，使罢兵归籓。又为宣谕数千言授嵓，持至燕军中，密散诸将士。比至，嵓匿宣谕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诏。
五月，吴杰、平安、盛庸发兵扰燕饷道。燕王复遣指挥武胜上书，伸前请。帝将许之。孝孺曰：“兵罢，不可复聚，愿毋为所惑。”帝乃诛胜以绝燕。未几，燕兵掠沛县，烧粮艘。时河北师老无功，而德州又馈饷道绝，孝孺深以为忧。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谲，有宠于燕王，尝欲夺嫡，谋以计间之，使内乱。乃建议白帝：遣锦衣卫千户张安赍玺书往北平，赐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并安送燕军前。间不得行。
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诏征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渐集。北军不长舟楫，决战江上，胜负未可知也。”帝遣庆成郡主往燕军，陈其说。燕王不听。帝命诸将集舟师江上。而陈瑄以战舰降燕，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
方孝孺的这些谋划尽管没能够“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但毕竟没有象豫让那样，君在时毫无作为，惟在君在死后以死报之。若按照他的国士标准，方孝孺可谓是一个真正的国士。
从对豫让的态度来看，方孝孺主张对“非义”之君进行谏言，一谏不听再谏，再谏不听三谏，三谏不听则自刎。若给君主谏言不听则自刎，是过激之行为，这样的话，恐怕朝廷上的忠臣义士都会自刎而死了。方孝孺之所以如此说，是针对豫让不能救君主于危乱之先而言，并不是真的让给皇帝上谏的臣僚去自杀。若皇帝所行确为“非义”，臣下反复劝谏又不听，方孝孺认为“避其位而去之”。《左传》中记载楚国鬻拳事，鬻拳认为楚文王做事不符合道理，再三强谏而楚文王不听，鬻拳就抓住楚文王，以兵刃相威胁，楚文王被迫屈服，鬻拳认为自己有罪，就自刖其足。《左传》称鬻拳为爱君，方孝孺不同意，说：“鬻拳以兵谏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称之为爱君，余谓不然。”为什么不赞同鬻拳的做法呢？方孝孺认为君臣之大义不可破坏：“或谓君为非义，则将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为心，行权以格君，宜若无罪焉。是岂得为权哉？事固有可以行权者矣，然贤者犹难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经也，父暴而违道，子乌可行权而谇父乎？舜圣人也，瞽瞍顽夫也，舜视其父之恶，夔夔然顺之不敢3 《逊志斋集》卷之五。
见于色，设于词。舜岂不欲格父哉？尽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纣之暴可谓甚矣，箕子纣之戚，微子纣之兄，二子皆贤人也，至亲且贤，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礼，或屈而为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岂不知社稷重于君乎？终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经重于社稷也。鬻拳之君，虽有过，非纣之甚，鬻拳为臣非若二子之亲且贤，乃忍劫其君而不顾，盖激于小忠而不知大义者也。焉得为爱君乎？君子之予夺，人将以法戒于后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谓之曰爱君，将使奸臣乱贼欲行簒弑之事者，皆挟爱君之名以自文，其祸后世可胜道哉？”即是说，在方孝孺看来，即便君主为非义，大臣为了拯救社稷而行格君之权宜之计，会为奸臣乱贼提供篡弑君主和犯上作乱的借口。并以舜父之恶、商纣之暴为例，说明圣贤并不因君、父非义而行格君、父之权宜。所以，遇到非义之君，若再三强谏不听，就应该“避其位而去之”：“ 君臣之际固有常道矣，贤者之事君，不为违道之行以危身，不为难继之事以骇世。顺其常不徼异名，守其职使后可法，如斯而已，不敢侥幸以图志之必达，事之必成也。故君有过举，则积诚以谏，三谏而不从，则避其位而去之，安可临之以兵，胁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语之而不听，则詟惧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婴儿之术耳。乌有北面事君，而以婴
4儿视之哉？”鬻拳的做法不是事君，而是制婴儿之术，违背了君臣关系的常道。
从对豫让和鬻拳的评论来看，方孝孺主张对非义的君主进行强谏，不听则以死再谏或避位去之。与这个观念不同的是，方孝孺提出对君主也不能一味顺从，君主做得不正确的地方亦要加以批评，这在所作的《条侯传论》中表达得非常清楚。条侯是汉初开国功臣周勃的次子周亚夫，继承周勃爵位的长子周胜之因犯杀人罪被废除了爵位和封地，汉文帝念及周勃的功劳，又将爵位袭封给周亚夫，封为条侯。周亚夫一生的功绩及结局，司马迁的评价很中肯：“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周亚夫虽然治政与用兵不让司马穰苴，但性格耿直，不为圆滑，不知恭顺，最终死于牢狱之中。与司马迁的评论不同，方孝孺说：“汉初辅相之臣，多出于一时亡命屠贩刀笔之流，其人皆习熟世故，迫于利害，善避祸趋变。而坚守臣节，求诸高惠文景四世间，如王陵、周亚夫辈无数人，而亚夫尤得大臣体。”周亚夫虽然不善避祸趋变，在坚守臣节方面尤得大臣体。周亚夫之死，过不在周亚夫而在皇帝：“在景帝时，以争皇后兄信及匃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狱以死。夫封无功者以乱先帝之法，纳外国之叛臣以启为臣不忠之心，此诚宰相之所宜争也。亚夫争之，岂为过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亚夫不从，其心固有杀亚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无以屈其说，故忍而未发。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诛之，遂卒寘之于死。”周亚夫并无过错，汉景帝不过是因其不从己，借他事而杀之，所以方孝孺评论说：“求其所为事，确乎有大臣之风。景帝
5罪之者，私恨也，为史者宜有以明之。”可见，方孝孺对君主的过错亦能大胆地指出，并评
论其过失之处。
方孝孺关于君臣论还有非常令人惊诧的一方面，即若君主昏庸，可废之而立贤者。方孝孺针对为国、为君而死的大臣说：“大臣之义，守死非难也，死而利国家安社稷为难。使惟知守死之为得，而不顾社稷国家之存亡，乌在其为大臣也哉！”这是在评论齐之名臣萧懿时所说的话，意思是大臣为义而死不难，为有利国家、社稷而死就难了。萧懿为齐屡立功勋，东昏侯为帝时，荒唐无度，乱杀功臣，受太监茹法珍等辈的挑唆，要杀萧懿。萧懿亲信知之，劝萧懿西奔，萧懿说：“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耶？”方孝孺认为，萧懿之死虽有忠尽之心，却非为利国家、社稷之举。那么，萧懿应该怎么做呢？方孝孺认为：“告于宗庙，择其昆弟之贤者，如宝寅辈而立之，而废东昏以侯还第，则齐祀可延，奸雄执兵柄者，虽有跋扈不臣之心，亦无自而作矣。懿则不然，知其主之狂昏，而不能为之计，敛手就戮，而卒无4
5 《逊志斋集》卷之五。 《逊志斋集》卷之五。
6益于天下。惟尤其弟之为国患，而竟亦莫之能御也。”这段话反映出方孝孺对君与国的看法，
若君主昏庸，为了国家社稷，就应该废掉君主，另立贤者。但是这段话也同时表明，方孝孺所谓的立贤者，不是泛泛的贤者，仍是在正统的范围内选择贤者。如东昏侯而言，若废之，则在其昆弟中选择贤者而立之。这种废昏庸而立贤者的观念，与他的正统观没有冲突，而是一致的。故从有关于方孝孺与朱棣的资料来看，除了朱一是《方正学论》中引“非吾君也，仇也”之语外，并没有太多关于方孝孺对朱棣的咒骂，似乎方孝孺并没有特别仇恨朱棣本身。方孝孺与朱棣争执的中心，是谁继承建文帝地位的问题，朱棣不应该自己做皇帝，应该立建文帝之子或建文帝之弟。也就是说，如同评论萧懿一样，方孝孺认为，如果废掉东昏侯的话，就应该立在其昆弟中选择贤者立之。历史如果可以假设的话，若朱棣当时真的立建文帝之子或建文帝之弟为帝的话，方孝孺是不是就会为之草即位诏书了呢？对朱棣是不是就没有仇视之心了呢？
由上也可知，方孝孺对于君主并不是一味地顺从，而是要对君主不正确的行为进行谏言和批评。如同评论豫让一样，对君主的错误举措要进行一谏再谏，哪怕忤君而死为不惜；以及批评汉景帝以私恨杀周亚夫，都是这个观念的反映。这从“道”来说，无疑是继承了宋儒如朱熹等人“致君行道”或“得君行道”的政治观念，下有详述。方孝孺认为，对君主也应有赏罚，不过赏罚者不是一般的臣子，而是史家。在《条侯传论》中说：“天下之赏罚必有所受，受于人者必制于人。大夫受于诸侯，诸侯得以赏罚之。诸侯受于天子，天子得以赏罚之。惟天子之大柄受于天，而天不屑屑然与之较。古之圣人恐其无所畏而肆也，于是立史氏以书之。史氏者所以赏罚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于世，故天子之所赏而滥，天下莫敢问，史氏得以夺之。天子之所罚而僣，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为有当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赏罚信于当时，史氏之赏罚信于万世。天
7子之赏罚可以贱贵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赏罚可以惩劝于无穷，荣辱于既死。”史家通过赏罚
天子，立天下之大公于世。但史家对于历史人物（包括君主和大臣）的赏罚，不是以史家自己的立场而随意为之，而要站在正确和公正的立场上。针对司马迁对周亚夫“守节不逊”的评论，方孝孺非常布满，对司马迁也提出了批评，说：“景帝罪之者，私恨也，为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马迁反诋之为守节不逊，以取穷困。呜呼！人臣如亚夫，乃可谓之不逊乎？夫朝廷之礼，君臣之分，固有当逊者矣。至于为一事而乱旧典，起邪心，为害于国甚矣。茍阿意希旨，从而附和之，此小人反复之计，谋一身而不顾职业之所为，乌可谓之逊乎？人臣者以义守职，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茍畏穷困而安利达，则无所不至矣。亚夫之心岂以穷困为戚者哉！迁不称其能守官，而诋其不逊，不闵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穷。”并说司马迁这样的评断，不能取信于后世：“史氏之论若此何以信于后世？”之所以司马迁对周亚夫有这样的评断，方孝孺认为其虽有良史之才但不达君子之道：“此吾尝论迁善纪事而不知统，
8善陈辞而不能断，有良史之才而不达君子之道，《亚夫》传之类也。”
6
7 《逊志斋集》卷之五。 《逊志斋集》卷之五。
8 《逊志斋集》卷之五。
六 “守其职而使后可法”的臣道观
方孝孺不为朱棣草即位诏书，也与他的为臣之道有关，下面再简要分析一下方孝孺的为臣之道。
方孝孺认为，对于臣僚来说，应该做到诚、正、仁而去利禄：“仕之道三：诚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禄挠乎中。一存乎利禄，则凡所为者皆狥乎人。狥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贵而犹贱也。”1所谓的诚、正、仁而去利禄，在具体的治政中最终要的表现就是忠义。方孝孺曾感叹隋的灭亡说：“隋之亡也，非甲兵少而才用竭，朝廷无知义之士，而莫为之死也。”隋朝所缺少的不是甲兵，缺少的是能为之死之士。其中苏威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苏威在隋历任要职，隋炀帝即为后，昏庸无道，苏威却不敢直言进谏，遇事多承望风旨。宇文化及弑隋炀帝自立后，苏威为光禄大夫。宇文化及失败后，苏威降李密；李密失败后，苏威又归降王世充，为太师。唐军灭掉王世充后，苏威有去求见李渊和李世民，遭到拒绝。方孝孺对苏威评价说：“辅相旧臣惟一苏威，拜伏蹈舞，劝进颂美于群盗，而不以为愧。威在文帝时富贵已极，宠遇已厚，国危主辱，力不能救，则朝服立朝，数群盗之罪，而以身死之，使觊觎侥幸之徒，知君臣之分不可犯，岂非大丈夫哉！惜死而不忍决，屈身于群盗，其辱甚于死，而威不悟，然人不至于死不止也。与其耻辱而生，孰若速死之为善乎！威事功殆亦有可取，使死得其所，固隋之名臣也。一陷于非义，身名俱丧，天下至今羞称之。则其生也，适所以累，岂不悲夫！”2苏威充任要职，不敢直谏隋炀帝之无道；隋亡后，不敢数篡权者之罪而以身死之，使篡权者知君臣之分不可犯，却委身于篡权者，耻辱而生。苏威陷于非义，身名俱丧，没有成为隋之名臣。方孝孺做到了苏威做不到的事情，大胆地在朝堂上数朱棣之罪。
能够在所侍之君亡后大义而死固然为好，但方孝孺不单单着眼于此，他更看重的是能够救君于危乱之先。这在他对豫让的评价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据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所记，豫让为晋人，先事范氏及中行氏，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很尊宠他，以国士待之。后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而三分其地，赵襄子对智伯的怨恨很深，把他的头骨漆成饮器。豫让遁逃山中，发誓为智伯报仇，采取了多次行动皆不成功，最后自刎而死。对于豫让的行为，方孝孺评论说：“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知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茍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炫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豫让在智伯死后能够为智伯报仇而死，固然轰轰烈烈，被视为忠臣义士，但其在事智伯时没有对智伯“竭尽知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故豫让有负国士之名。因此，方孝孺言豫让虽死，而“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与豫让相对的是当时的郄疵，智伯当时并没有以国士待郄疵，郄疵却“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但郄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方孝孺认为豫让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平？”豫让没有做到这一点，故方孝孺对豫让的最后评价是：“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1
2 《逊志斋集》卷之一。 《逊志斋集》卷之五。
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3豫让自附于刺客之流，虽不足以国士当之，然与苏威相较，却又是忠义之士了。
方孝孺批评豫让，认为他只是一个刺客，没有做到国士应该做到的事情。方孝孺不仅如豫让那样，最终为所事之君而死，展现了忠义的一面；另一方面，方孝孺也做到所说的对所事之君“竭尽知谋，忠告善道”之责，为建文帝出了不少的谋划，《明史》方孝孺传记道：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帝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时修《太祖实录》及《类要》诸书，孝孺皆为总裁。更定官制，孝孺改文学博士。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建文三年，燕兵掠大名。王闻齐、黄已窜，上书请罢盛庸、吴杰、平安兵。孝孺建议曰：“燕兵久顿大名，天暑雨，当不战自疲。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捣北平，彼必归救。我以大兵蹑其后，可成擒也。今其奏事适至，宜且与报书，往返逾月，使其将士心懈。我谋定势合，进而蹴之，不难矣。”帝以为然。命孝孺草诏，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驰报燕，尽赦燕罪，使罢兵归籓。又为宣谕数千言授嵓，持至燕军中，密散诸将士。比至，嵓匿宣谕不敢出，燕王亦不奉诏。
五月，吴杰、平安、盛庸发兵扰燕饷道。燕王复遣指挥武胜上书，伸前请。帝将许之。孝孺曰：“兵罢，不可复聚，愿毋为所惑。”帝乃诛胜以绝燕。未几，燕兵掠沛县，烧粮艘。时河北师老无功，而德州又馈饷道绝，孝孺深以为忧。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谲，有宠于燕王，尝欲夺嫡，谋以计间之，使内乱。乃建议白帝：遣锦衣卫千户张安赍玺书往北平，赐世子。世子得书不启封，并安送燕军前。间不得行。
明年五月，燕兵至江北，帝下诏征四方兵。孝孺曰：“事急矣。遣人许以割地，稽延数日，东南募兵渐集。北军不长舟楫，决战江上，胜负未可知也。”帝遣庆成郡主往燕军，陈其说。燕王不听。帝命诸将集舟师江上。而陈瑄以战舰降燕，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
方孝孺的这些谋划尽管没能够“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但毕竟没有象豫让那样，君在时毫无作为，惟在君在死后以死报之。若按照他的国士标准，方孝孺可谓是一个真正的国士。
从对豫让的态度来看，方孝孺主张对“非义”之君进行谏言，一谏不听再谏，再谏不听三谏，三谏不听则自刎。若给君主谏言不听则自刎，是过激之行为，这样的话，恐怕朝廷上的忠臣义士都会自刎而死了。方孝孺之所以如此说，是针对豫让不能救君主于危乱之先而言，并不是真的让给皇帝上谏的臣僚去自杀。若皇帝所行确为“非义”，臣下反复劝谏又不听，方孝孺认为“避其位而去之”。《左传》中记载楚国鬻拳事，鬻拳认为楚文王做事不符合道理，再三强谏而楚文王不听，鬻拳就抓住楚文王，以兵刃相威胁，楚文王被迫屈服，鬻拳认为自己有罪，就自刖其足。《左传》称鬻拳为爱君，方孝孺不同意，说：“鬻拳以兵谏楚文王而自刑，左氏称之为爱君，余谓不然。”为什么不赞同鬻拳的做法呢？方孝孺认为君臣之大义不可破坏：“或谓君为非义，则将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为心，行权以格君，宜若无罪焉。是岂得为权哉？事固有可以行权者矣，然贤者犹难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经也，父暴而违道，子乌可行权而谇父乎？舜圣人也，瞽瞍顽夫也，舜视其父之恶，夔夔然顺之不敢3 《逊志斋集》卷之五。
见于色，设于词。舜岂不欲格父哉？尽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纣之暴可谓甚矣，箕子纣之戚，微子纣之兄，二子皆贤人也，至亲且贤，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礼，或屈而为奴，或待其亡而去之。二子岂不知社稷重于君乎？终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经重于社稷也。鬻拳之君，虽有过，非纣之甚，鬻拳为臣非若二子之亲且贤，乃忍劫其君而不顾，盖激于小忠而不知大义者也。焉得为爱君乎？君子之予夺，人将以法戒于后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谓之曰爱君，将使奸臣乱贼欲行簒弑之事者，皆挟爱君之名以自文，其祸后世可胜道哉？”即是说，在方孝孺看来，即便君主为非义，大臣为了拯救社稷而行格君之权宜之计，会为奸臣乱贼提供篡弑君主和犯上作乱的借口。并以舜父之恶、商纣之暴为例，说明圣贤并不因君、父非义而行格君、父之权宜。所以，遇到非义之君，若再三强谏不听，就应该“避其位而去之”：“ 君臣之际固有常道矣，贤者之事君，不为违道之行以危身，不为难继之事以骇世。顺其常不徼异名，守其职使后可法，如斯而已，不敢侥幸以图志之必达，事之必成也。故君有过举，则积诚以谏，三谏而不从，则避其位而去之，安可临之以兵，胁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语之而不听，则詟惧之，咄咤之，俾不敢肆，此制婴儿之术耳。乌有北面事君，而以婴
4儿视之哉？”鬻拳的做法不是事君，而是制婴儿之术，违背了君臣关系的常道。
从对豫让和鬻拳的评论来看，方孝孺主张对非义的君主进行强谏，不听则以死再谏或避位去之。与这个观念不同的是，方孝孺提出对君主也不能一味顺从，君主做得不正确的地方亦要加以批评，这在所作的《条侯传论》中表达得非常清楚。条侯是汉初开国功臣周勃的次子周亚夫，继承周勃爵位的长子周胜之因犯杀人罪被废除了爵位和封地，汉文帝念及周勃的功劳，又将爵位袭封给周亚夫，封为条侯。周亚夫一生的功绩及结局，司马迁的评价很中肯：“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周亚夫虽然治政与用兵不让司马穰苴，但性格耿直，不为圆滑，不知恭顺，最终死于牢狱之中。与司马迁的评论不同，方孝孺说：“汉初辅相之臣，多出于一时亡命屠贩刀笔之流，其人皆习熟世故，迫于利害，善避祸趋变。而坚守臣节，求诸高惠文景四世间，如王陵、周亚夫辈无数人，而亚夫尤得大臣体。”周亚夫虽然不善避祸趋变，在坚守臣节方面尤得大臣体。周亚夫之死，过不在周亚夫而在皇帝：“在景帝时，以争皇后兄信及匃奴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狱以死。夫封无功者以乱先帝之法，纳外国之叛臣以启为臣不忠之心，此诚宰相之所宜争也。亚夫争之，岂为过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亚夫不从，其心固有杀亚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无以屈其说，故忍而未发。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诛之，遂卒寘之于死。”周亚夫并无过错，汉景帝不过是因其不从己，借他事而杀之，所以方孝孺评论说：“求其所为事，确乎有大臣之风。景帝
5罪之者，私恨也，为史者宜有以明之。”可见，方孝孺对君主的过错亦能大胆地指出，并评
论其过失之处。
方孝孺关于君臣论还有非常令人惊诧的一方面，即若君主昏庸，可废之而立贤者。方孝孺针对为国、为君而死的大臣说：“大臣之义，守死非难也，死而利国家安社稷为难。使惟知守死之为得，而不顾社稷国家之存亡，乌在其为大臣也哉！”这是在评论齐之名臣萧懿时所说的话，意思是大臣为义而死不难，为有利国家、社稷而死就难了。萧懿为齐屡立功勋，东昏侯为帝时，荒唐无度，乱杀功臣，受太监茹法珍等辈的挑唆，要杀萧懿。萧懿亲信知之，劝萧懿西奔，萧懿说：“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耶？”方孝孺认为，萧懿之死虽有忠尽之心，却非为利国家、社稷之举。那么，萧懿应该怎么做呢？方孝孺认为：“告于宗庙，择其昆弟之贤者，如宝寅辈而立之，而废东昏以侯还第，则齐祀可延，奸雄执兵柄者，虽有跋扈不臣之心，亦无自而作矣。懿则不然，知其主之狂昏，而不能为之计，敛手就戮，而卒无4
5 《逊志斋集》卷之五。 《逊志斋集》卷之五。
6益于天下。惟尤其弟之为国患，而竟亦莫之能御也。”这段话反映出方孝孺对君与国的看法，
若君主昏庸，为了国家社稷，就应该废掉君主，另立贤者。但是这段话也同时表明，方孝孺所谓的立贤者，不是泛泛的贤者，仍是在正统的范围内选择贤者。如东昏侯而言，若废之，则在其昆弟中选择贤者而立之。这种废昏庸而立贤者的观念，与他的正统观没有冲突，而是一致的。故从有关于方孝孺与朱棣的资料来看，除了朱一是《方正学论》中引“非吾君也，仇也”之语外，并没有太多关于方孝孺对朱棣的咒骂，似乎方孝孺并没有特别仇恨朱棣本身。方孝孺与朱棣争执的中心，是谁继承建文帝地位的问题，朱棣不应该自己做皇帝，应该立建文帝之子或建文帝之弟。也就是说，如同评论萧懿一样，方孝孺认为，如果废掉东昏侯的话，就应该立在其昆弟中选择贤者立之。历史如果可以假设的话，若朱棣当时真的立建文帝之子或建文帝之弟为帝的话，方孝孺是不是就会为之草即位诏书了呢？对朱棣是不是就没有仇视之心了呢？
由上也可知，方孝孺对于君主并不是一味地顺从，而是要对君主不正确的行为进行谏言和批评。如同评论豫让一样，对君主的错误举措要进行一谏再谏，哪怕忤君而死为不惜；以及批评汉景帝以私恨杀周亚夫，都是这个观念的反映。这从“道”来说，无疑是继承了宋儒如朱熹等人“致君行道”或“得君行道”的政治观念，下有详述。方孝孺认为，对君主也应有赏罚，不过赏罚者不是一般的臣子，而是史家。在《条侯传论》中说：“天下之赏罚必有所受，受于人者必制于人。大夫受于诸侯，诸侯得以赏罚之。诸侯受于天子，天子得以赏罚之。惟天子之大柄受于天，而天不屑屑然与之较。古之圣人恐其无所畏而肆也，于是立史氏以书之。史氏者所以赏罚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于世，故天子之所赏而滥，天下莫敢问，史氏得以夺之。天子之所罚而僣，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为有当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赏罚信于当时，史氏之赏罚信于万世。天
7子之赏罚可以贱贵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赏罚可以惩劝于无穷，荣辱于既死。”史家通过赏罚
天子，立天下之大公于世。但史家对于历史人物（包括君主和大臣）的赏罚，不是以史家自己的立场而随意为之，而要站在正确和公正的立场上。针对司马迁对周亚夫“守节不逊”的评论，方孝孺非常布满，对司马迁也提出了批评，说：“景帝罪之者，私恨也，为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马迁反诋之为守节不逊，以取穷困。呜呼！人臣如亚夫，乃可谓之不逊乎？夫朝廷之礼，君臣之分，固有当逊者矣。至于为一事而乱旧典，起邪心，为害于国甚矣。茍阿意希旨，从而附和之，此小人反复之计，谋一身而不顾职业之所为，乌可谓之逊乎？人臣者以义守职，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茍畏穷困而安利达，则无所不至矣。亚夫之心岂以穷困为戚者哉！迁不称其能守官，而诋其不逊，不闵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穷。”并说司马迁这样的评断，不能取信于后世：“史氏之论若此何以信于后世？”之所以司马迁对周亚夫有这样的评断，方孝孺认为其虽有良史之才但不达君子之道：“此吾尝论迁善纪事而不知统，
8善陈辞而不能断，有良史之才而不达君子之道，《亚夫》传之类也。”
6
7 《逊志斋集》卷之五。 《逊志斋集》卷之五。
8 《逊志斋集》卷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