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郜元宝
南方文坛 2007年01期
韩石山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考证颇精详，排比罗列已有考证成果也颇用心，对“五四”前后至20世纪20年代北京各大学人事更迭，鲁迅、周作人与徐志摩、陈西滢交游始末，女师大学潮前因后果，石山或自寻证据，或借用已有材料，务求扩充细节，恢复历史现场，兼以文笔清新活泼，很能醒人眼目。但由此生发的议论，尤其比较鲁迅和胡适的功过是非，则很难令人信服。
胡适、鲁迅一度彼此欣赏尊重，在《新青年》时代曾紧密合作，后来道路异趋，兼以学养、心性各异，交往日疏，直至相互批评，其中鲁批评胡的文字更多——这都是事实，但能否就此将他们两个在文化价值上全然割裂，好像一有疏隔芥蒂，或客观上存在此派与彼派，就断言绝对不能互补，只会势同水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弄得后人好像也不得不在他们中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呢？
石山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对鲁迅的文学成就还勉强有所肯定，但等到与胡适相比，则无论心性、修养、学术、政见、与人相接的道德，以至人格，都认为亏缺甚多。最终，石山对鲁迅的小说、杂文、随笔散文以及语言文体也没有放过。他毫不掩饰其厚诬鲁迅而推崇胡适的态度。爱屋及乌或恨及袈裟，乃至凡与胡适相善或经历相似者都给予较高评价，凡和鲁迅在师承、籍贯、留学经验方面有瓜葛的，一概认为劣于胡适派数等。
崇胡贬鲁，是近年很有市场的一种声音。在有些人比如石山那里，胡比鲁高，胡比鲁可爱，要胡适而不能要鲁迅，已成不刊之论。石山更进一步，把零散的观点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把许多人躲躲闪闪对鲁迅的贬低索性挑明，推到极端，确实达到了耸动视听的效果。我觉得这样也好，可以帮助大家把各种崇胡贬鲁的宏论看得更分明，知道它们并非像表面那样莫测高深。
一贯敢想敢说的石山，这次毋宁做了件大好事。
翻开《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一种古怪的三段论推理赫然在目——
大前提：留学日本的章太炎弟子一度进步过，但比起留学英美者，终究还是落后反动。
小前提：鲁迅留学日本，又是太炎弟子。
结论：所以鲁迅虽然在“五四”前后进步过，等到与留学英美的佼佼者胡适、陈西滢等一对阵，就立即落后乃至反动起来了。
稍具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此三段论大小前提牵涉问题太广，包含诸多价值预设，本身就需要建立更多的大小前提来进行更多的三段论推理，才能达到某个结论，否则根本没有做三段论前提的资格，而石山竟然将它们作为自明的事实拿来运用了！从纯逻辑立场看，他的结论预先就不能成立。
什么叫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英美都一样吗？不也有克莱顿大学或类似克莱顿大学毕业的方鸿渐甚至比“小方”更不如的角色吗？“五四”前后至20年代，激烈反对胡适“文学改良”的不正是留学美国的吴宓以及留学美国、籍贯同为安徽的胡先骕、梅光迪等人吗？20至40年代胡适一改初衷开始谈政治、干政治，与他为难的人里头，很多不也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吗？章士钊不也曾在英国德国游学并自称精通欧美政学理论吗？石山事先对中国现代留学英美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做过统计没有？至于谈论作为太炎弟子的鲁迅，必须先了解太炎以及太炎弟子之学，再研究鲁迅和太炎及太炎弟子之学的关系，并结合太炎、太炎弟子在“五四”前后直到太炎、鲁迅去世之前四十年的实际作为加以系统考察，方能说明鲁迅是怎样一位太炎弟子。而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其成分、造诣以及和鲁迅、胡适的关系更复杂，岂可一概而论。从心性、学养、政见和个人交谊上与鲁迅相异直至有笔墨冲突的，难道只是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者？同样留学日本、同为太炎弟子，不也多有和鲁迅开过激烈笔战或终于形同陌路的吗？石山先造出以胡适为首的留学英美派，再造出以鲁迅为首的留学日本派，然后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证据并不充分。但这些问题，再写比石山的书更厚的另一本书，恐怕也说不清楚。我只奇怪，那种早就为鲁迅所反对的漫无边际的“文人比较学”，石山做起来却那么从容有味！
石山另一个颇为自得的说法，是认为胡适有西方正宗的代表进步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理想和相应的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鲁迅没有——非但没有，还以自己的没有攻击人家的有，故意捣乱，死缠烂打，结果严重削弱了自由主义阵营的力量，阻碍了现代中国走向政治民主的进程，并害得后人浑然不知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只知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快。
这确是近年崇胡贬鲁者所有议论的精髓。持此高论者，从海外的林毓生，到国内的朱学勤、李慎之、谢泳、石山等先生，他们要么不欲深探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渊源，要么对胡适、鲁迅一知半解，只因为渴望中国政治民主化之心甚热，持论不免过于操切，原是可以理解的，但学理上实在漏洞颇多。
比如，林毓生先生批评“五四”知识分子(尤其鲁迅)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而有“整体性思维”的积习，即认为可以从思想文化上解决一切问题，普遍轻忽体制建设和一点一滴的改良。受此启发，朱学勤先生遂在国内清算“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批判运动，以为都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只有体制建设才是实质性的。体制好了，生活于其中的人可以自然学好；没有好的体制，单进行文化批判，就会堕落为现代文学的只会“骂人”。这种观点近年确实很有影响，流风所及，许多本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也纷纷放弃文学研究，现学现卖地做起“文化研究”——并非鲁迅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而是借助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的“文化研究”，其实就是抛弃文化与文学研究，抛开对心理、灵魂的关注，借文化研究之空名进行变相的体制研究。
其实，如果真有林毓生先生所谓的“整体性思维”，那它绝不会只引导人们放弃体制建设而一味“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它一定也会引导人们放弃文化思想的批判和建设，只一味迷信鲁迅当年深感失望的“换汤不换药”的体制革命与体制建设——借用朱学勤先生的语式，也许应该叫做“在体制的脂肪上搔痒”？这些先生们当心“文化崇拜”，为什么就没想到也会有而且事实上早就有“体制崇拜”呢？如果文化建设不是万能，抛开文化建设的体制建设就是万能了吗？我想，正是这种割裂文化和体制的二元论，以及在这种二元论基础上进一步导出政治实用主义或“政治正确性”幻想，从根本上启发了石山等人将胡适和鲁迅弄成水火不容的两极吧。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忽然对胡适的政治实践大发热心(胡适在其他方面的贡献则少有人关心)，以至非要拉出鲁迅做反面教员，这不禁使我想起大约五十年前，胡适准备自美返台，忽然引得台湾一帮妄人的围剿，公议要将这位民主斗士、新文化之父送过海峡，投畀豺虎，理由是：就因为他胡适谈了三十年政治，主张了三十年自由主义，才将“党国”缩小到海岛一隅，不是其罪当诛吗？今天，石山等痛陈鲁迅捣乱胡适的布局而引国人于不自由之境，或者近年“新左”要求“重新梳理中国革命传统”、发掘中国革命(包括鲁迅)所包含(被压抑)的现代政治资源，以对抗全球资本统治，又或者40年代初，延安一面从根本上否定鲁迅的杂文(“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指责鲁迅的文学“不够大众化”，一面又在政治上高举鲁迅的旗帜：四者历史情境不同，学术路向有别，政治立场各异，然而单一的政治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并无二致。
我还记得大约1998年前后，刘梦溪先生主编一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许多国学大师皆独立一卷，却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吴梅的论曲著作合成一卷。在编者看来，鲁迅只有《中国小说史略》勉强称得上“国学”。当时李慎之先生忍无可忍，直指其非，他说若讲“现代国学”——现代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学问——《阿Q正传》谁能超过？这真是痛快淋漓，不仅揭露了后人趋之若鹜的许多“国学”的不值，而且独具只眼，拆除文学和学术的界限，将文学(《阿Q正传》)和学术放在同一平台上考量。慎之先生直言谠论，不仅当时，就是现在，也难能可贵。但没过几年，慎之先生超出学术文化而进入学术与政治的更大论域，他对鲁迅的评价就发生了三百六十度大转弯。其观点大致如石山所讲，以胡适的所谓自由主义来批评鲁迅的所谓虚无主义。那时慎之先生政论受阻，立言不免矫激，又因为他在知识界影响巨大，遂将崇胡贬鲁之风推向新高。慎之先生文章题为《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的信》(《书屋》2001年5期)，他在政治上崇胡贬鲁，却仍然反复申明自己对鲁迅的文学的折服；虽然把鲁迅的意义仅限于文学，割裂文学、文化与政治的联系，但主观上还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如今石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彻底否定鲁迅的政治价值之后，索性再从白话文的成就，小说、散文的艺术，杂文的贡献诸方面扩大战果，犁庭扫穴，全面抹杀鲁迅的文学直至人格修养。而他所仰仗的，只是一种不完全的传记研究。
石山这本书，主要考证鲁迅在“五四”至20年代中期在北京文化界的交游，属于传记研究范围。当然，好的传记也是认识作家的一种手段，前提是必须对传主生平材料有全面真实的把握，并且不满足无论怎样丰富的生平资料的考索，须进一步研究其著作。作家鲁迅并不等于“人间鲁迅”周树人，正如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所说，作家形象并非实际生活中的作者，作家主要活在其全部著作中。以这两个标准衡量，《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只是对鲁迅的一点不完全的传记研究，只研究了鲁迅生平的一个时期，并且仅仅着眼于这一时期鲁迅和“正人君子者流”的冲突。“五四”前后至20年代中期，鲁迅在北京的活动岂止这些？他在教育部主张“播布美术”而失败，被迫“祭孔”而深感屈辱，目睹“大内档案”流失而忧心忡忡，经历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的政治闹剧而颓唐失望，潜心于古籍校勘，收集整理古碑古砖，直至参与新文化运动，大量的翻译，为年轻作家校改著作，创作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和杂文集《坟》、《华盖集》，随感录《热风》，散文诗集《野草》，并从事小说史和文学史研究与教学，还预备写一部考察中国文字变迁的专著，激烈批评政府镇压学潮，被通缉以至不得不避居医院多日——从1918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到1926年离开北京，鲁迅的成绩谁人能比？石山是传记高手，然而写到鲁迅，这些重要活动和巨大成就都弃置不顾，只将“拆稿事件”之类的细节放大，好像这段时间鲁迅什么也不干，就专门与徐志摩、陈西滢等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者结怨似的。
其次，石山写这本书时也并没有足够地尊重鲁迅的著述，只是实用主义地用鲁迅的笔战文字单向度地证实他在不完全的传记研究中“发现”的鲁迅形象，我认为这不仅无益于扩充其传记研究，也无益于理解鲁迅论战文字的意义。从《华盖集》和《坟》的一部分杂文开始，鲁迅的批判就不再以过去的传统为敌，而更注重批评新派文人，努力戳破新盒子，露出里面的旧来。对这种转变，正如对1928年以后鲁迅的再次转变一样，学术界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争论下去，但鲁迅自己对这次转变的解释明明白白地写在《华盖集》和《坟》的许多文章里，后来又经常加以补充解释，为鲁迅这段生活做传的石山，为何全然不顾，而完全站在陈西滢、徐志摩的立场任意猜测和论断呢？抛开论战的是非，鲁迅把论战文字也当作文学作品来精心结撰，具有单纯的传记研究容易忽视的文学价值，而这被忽视的文学价值，最终还是和作家鲁迅的形象有关。这点石山也忽视了，他根本就不认为这样的论战文字也是文学。
满足于鲁迅生平的片段材料，又不肯全面细致地研究鲁迅著作，由此描写出来的鲁迅形象，岂能使人信服？
据石山(或出版社编辑)说，“这是一本令鲁研界汗颜的书”。我读该书，倒深感石山应该更多地了解国内外“鲁研界”，包括现有的国内外对胡适的相关研究。
胡适在“文学改良”的理论、“贵在尝试”的新诗和“整理国故”之外，主要是政论家，而按照竹内好的说法，鲁迅则是因为与政治“对决”而充分政治化了的彻底的文学家。胡适直接地参政议政而深陷于政治，鲁迅则以高度地蔑视政治而同样深陷于政治，因此，一定要在政治理想或政治实践上比较胡鲁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充分尊重他们的差异，才能就其相同点来比较。这正是石山所忽略的。胡适、鲁迅和自由主义及其文化渊源的关系究竟如何，二人和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及反对党的关系究竟如何，胡适的包括言论在内的政治操作究竟如何，鲁迅通过文学甚至局限于文学的政治操作究竟如何，石山全无分析，仅以是否主张“自由主义”做标尺来论断高下，岂不过于简单？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是否就代表当时的历史进步的唯一方向，这个姑且不论。如果自由主义确实是代表当时历史进步的唯一方向，那也要看胡适和鲁迅各自与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及其文化渊源关系如何。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论了很长时间仍无定论，但也并非毫无公识，比如大家普遍赞同，虽然胡适在留学期间认真研究过美国的民主政体，但他对西方民主的文化渊源及其现实处境并无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固然可以代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高峰，但自由主义思想绝不能到胡适为止；鲁迅虽然不赞同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言论，但鲁迅的思想行为中并非没有可以与自由主义相通之处。早期鲁迅甚至对西方议会民主的弊端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渊源有过相当深入的了解。这些学术界的共识是值得注意的。否则，写几篇自由主义模样的政论就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嫡传，对这样的嫡传有所批评就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敌人，如此历史研究也太方便了。果如此，在李慎之先生所谓已经摸索出一整套规范的西方民主社会发生的所有政争，岂不成了自由主义反自由主义？鲁迅不该批评主张自由主义的胡适，否则就是自由主义的敌人，如此立论，难道符合胡适本人所主张的自由主义之忍让宽容的原则吗？
以忍让宽容为主旨的自由主义，竟然变成不能碰的老虎屁股，这又使我想起20年代末，郭沫若、成仿吾等以鲁迅不肯公开接受科学的社会理论、没有获得“先进阶级”的“意识”，就判定鲁迅在思想上“落后”，甚至属于“封建余孽加法西斯缔的二重反革命”。石山等因为鲁迅没有公开宣扬自由主义，或者敢于批评主张自由主义的胡适，就判定他落后、反动，我请大家看看，这前后相隔八十年的两次站在不同思想和主义的立场对鲁迅的肆意攻击，思想方法可有一丝一毫分别？以如此峻切的心态讲科学的社会理论，科学的社会理论必然被讲歪；以如此峻切的心态讲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经”也会被念歪。可见，在探索一种先进的政治体制的时候，文化心理的培养多么重要！怎么能够把侧重体制建设的胡适和侧重心理建设(这建设必然包含着“战斗”)的鲁迅对立起来呢？
至于文学家鲁迅的政治理想和文学贡献是否一一对应，更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鲁研界”以往确有一种倾向，即以鲁迅的政治倾向包举他的文学贡献。80年代以来，这种倾向总算已在慢慢纠正中，没想到勇于批评“鲁研界”的石山却将“鲁研界”正在抛弃的货色照单全收。鲁迅是不是自由主义者(胡适认为鲁迅在思想上乃是自由主义)，正如鲁迅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他和“左联”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属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政治史问题，而鲁迅作为文学家的贡献并不直接取决于此。思想政治上“进步”与否，如同石山所特别关注的心理上“光明”与否，人格上“健全”与否，并不能做文学判断的唯一标准。中外(特别是日本)“鲁研界”早就阐明，作为始终根基于文学的启蒙者，鲁迅的思想恰恰好像是“落后”的，心理恰恰好像是“阴暗”的，人格恰恰好像是“病态”的——但这恰恰是鲁迅的可贵之处。如果在思想上始终以“进步”标榜，如果害怕揭示包括自己在内的国人心理的“阴暗”，如果在人格上始终假装“公允”，怎么会有鲁迅那样披沥真心的文学？将来拥有理想体制的社会，如果放逐了为石山所痛诋的鲁迅的尖刻、激烈、多疑、病态、褊狭、阴暗、嫉恨等等，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想象。但可以肯定，那时国民大概只配享受“瞒和骗”的文学了。石山崇拜英美，连带崇拜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者，我想他一定也比较熟悉进入民主政治时代的英美各国文坛，其中不也有许多和鲁迅一样带刺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和戏剧家吗？不也有许多恶毒的幽默和撕心裂肺的嚎叫吗？这又怎么解释？
石山的观点当然不止这些。比如，以“小说做法”批评鲁迅小说在形式上不够格，以文白夹杂、不合现代汉语规范批评鲁迅独特的文体追求(同时高度评价胡适的语法研究及其白话文)，这些陈词滥调早就被“鲁研界”作为伪问题取消，石山为了令其“汗颜”，还踌躇满志地当作重大发现来发表！
某年某月某日，石山过沪，我有幸在他开讲座时与他相识，后来又参加他主持的传记学会议，一起喝酒吃饭，他的达观洒脱给我印象很深。我的所以不计年龄而口颂“石山”者，就因为这个。但《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让我改变了看法。诚然，达观洒脱依旧；如此批评鲁迅者虽多，像他这样身份的毕竟还少，没有足够的达观洒脱行吗？只是“物极必反”，太达观洒脱了必然严肃起来，而与本性相违。当他对鲁迅完成了全面否定和贬低之后，就忧从中来，要对“鲁迷”们棒喝警醒了。他的法子也颇有一点鲁迅风，就是绕过“老子娘”而呼吁“救救孩子！”该书最后一节驱逐鲁迅出中小学教科书的高论，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吧。
我倒想请教石山，不喜欢鲁迅是你的权利，安知中小学生就一定和你一样不喜欢呢？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在现代文学中不选鲁迅，还有什么作家更值得入选？永远让中小学生在荷花荡、荷塘月色和桨声灯影的秦淮河里捉迷藏吗？韩寒、郭敬明成为中小学生文化偶像，“新概念作文”成为中小学生作文模范，因特网上的信息泥沙俱下令人目不暇接，这些石山都没看见，偏偏选一点鲁迅文章就大惊失色。石山将他的“恐鲁症”推己及人，不愿看到儿童的洁白被鲁迅玷污，让他们老了再读点鲁迅，真是菩萨心肠。复古派号召“读经”，经书上就有各种毒害小孩子的话语。西哲号召读一辈子《圣经》，但耶和华自己就曾将人类灭过一次，其他由神或人执行的大小杀戮更不计其数，将来更有许多人要下地狱。比较起来，石山以“小童挡驾”之法将鲁迅逐出中小学课本，确可使他升为古往今来神界凡间第一等不忍者，或许申报诺贝尔和平奖都委屈了他呢。
中国现代是有那么一点文艺复兴和文化自由的气象，也确实出了不少人才，但罕有可与鲁迅、胡适比肩的，因此好事者就不把别人来比胡、鲁，而单让胡、鲁对打，以决雌雄。这个把戏当然好看，何况“群众——尤其是中国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呢，所以如此“文人比较学”总归还要讲下去。幸亏胡、鲁都做了故人，不会因为有石山的挑拨而果真演起“龙虎斗”。他们留给看客的，大约只有《野草·复仇》描述的两个裸立荒野的战士的“无血的大戮”了。可惜。
在英国，至今还没有聪明人站出来戟指向天，逼问国人“要乔叟还是要莎士比亚？”在法国，至今还没有聪明人站出来戟指向天，逼问国人“要左拉还是要福楼拜尔？”在德国，至今还没有聪明人站出来戟指向天，逼问国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在俄国，至今也还没有聪明人站出来戟指向天，逼问国人“要托尔斯泰还是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偏偏在我们这里，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胡适，一个鲁迅，就忙不迭地替他们摆好擂台，非要叫其中一个将另一个打下去，才觉得好玩呢？万一多几个胡适和鲁迅，那还忙得过来吗？
胡适可爱还是鲁迅可爱？胡适高明还是鲁迅高明？谢泳先生干脆将他编选的一本书的书名叫做《胡适还是鲁迅》，这种“脑筋急转弯”其实早就开始了。所不同者，以前的答案是要鲁迅不要胡适，现在的答案是要胡适不要鲁迅。答案相反，那种破坏文化的逻辑则相同。“破坏文化的逻辑”是李敬泽批评某些认为作家年龄越小作品越好的人的谎话，我看拿来赠给石山先生及其同调者们也很合适。
也有不同。李敬泽所批评的，是对本身就包含着诸多破坏性因素的当下文化的再破坏，石山及其同调者们不自觉地加以破坏的，却是现代中国少数值得珍惜的传统资源。
2006年4月25日
作者介绍：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郜元宝
南方文坛 2007年01期
韩石山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考证颇精详，排比罗列已有考证成果也颇用心，对“五四”前后至20世纪20年代北京各大学人事更迭，鲁迅、周作人与徐志摩、陈西滢交游始末，女师大学潮前因后果，石山或自寻证据，或借用已有材料，务求扩充细节，恢复历史现场，兼以文笔清新活泼，很能醒人眼目。但由此生发的议论，尤其比较鲁迅和胡适的功过是非，则很难令人信服。
胡适、鲁迅一度彼此欣赏尊重，在《新青年》时代曾紧密合作，后来道路异趋，兼以学养、心性各异，交往日疏，直至相互批评，其中鲁批评胡的文字更多——这都是事实，但能否就此将他们两个在文化价值上全然割裂，好像一有疏隔芥蒂，或客观上存在此派与彼派，就断言绝对不能互补，只会势同水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弄得后人好像也不得不在他们中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呢？
石山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对鲁迅的文学成就还勉强有所肯定，但等到与胡适相比，则无论心性、修养、学术、政见、与人相接的道德，以至人格，都认为亏缺甚多。最终，石山对鲁迅的小说、杂文、随笔散文以及语言文体也没有放过。他毫不掩饰其厚诬鲁迅而推崇胡适的态度。爱屋及乌或恨及袈裟，乃至凡与胡适相善或经历相似者都给予较高评价，凡和鲁迅在师承、籍贯、留学经验方面有瓜葛的，一概认为劣于胡适派数等。
崇胡贬鲁，是近年很有市场的一种声音。在有些人比如石山那里，胡比鲁高，胡比鲁可爱，要胡适而不能要鲁迅，已成不刊之论。石山更进一步，把零散的观点集中起来加以系统化，把许多人躲躲闪闪对鲁迅的贬低索性挑明，推到极端，确实达到了耸动视听的效果。我觉得这样也好，可以帮助大家把各种崇胡贬鲁的宏论看得更分明，知道它们并非像表面那样莫测高深。
一贯敢想敢说的石山，这次毋宁做了件大好事。
翻开《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一种古怪的三段论推理赫然在目——
大前提：留学日本的章太炎弟子一度进步过，但比起留学英美者，终究还是落后反动。
小前提：鲁迅留学日本，又是太炎弟子。
结论：所以鲁迅虽然在“五四”前后进步过，等到与留学英美的佼佼者胡适、陈西滢等一对阵，就立即落后乃至反动起来了。
稍具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此三段论大小前提牵涉问题太广，包含诸多价值预设，本身就需要建立更多的大小前提来进行更多的三段论推理，才能达到某个结论，否则根本没有做三段论前提的资格，而石山竟然将它们作为自明的事实拿来运用了！从纯逻辑立场看，他的结论预先就不能成立。
什么叫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英美都一样吗？不也有克莱顿大学或类似克莱顿大学毕业的方鸿渐甚至比“小方”更不如的角色吗？“五四”前后至20年代，激烈反对胡适“文学改良”的不正是留学美国的吴宓以及留学美国、籍贯同为安徽的胡先骕、梅光迪等人吗？20至40年代胡适一改初衷开始谈政治、干政治，与他为难的人里头，很多不也有留学英美的背景吗？章士钊不也曾在英国德国游学并自称精通欧美政学理论吗？石山事先对中国现代留学英美和日本的知识分子做过统计没有？至于谈论作为太炎弟子的鲁迅，必须先了解太炎以及太炎弟子之学，再研究鲁迅和太炎及太炎弟子之学的关系，并结合太炎、太炎弟子在“五四”前后直到太炎、鲁迅去世之前四十年的实际作为加以系统考察，方能说明鲁迅是怎样一位太炎弟子。而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其成分、造诣以及和鲁迅、胡适的关系更复杂，岂可一概而论。从心性、学养、政见和个人交谊上与鲁迅相异直至有笔墨冲突的，难道只是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者？同样留学日本、同为太炎弟子，不也多有和鲁迅开过激烈笔战或终于形同陌路的吗？石山先造出以胡适为首的留学英美派，再造出以鲁迅为首的留学日本派，然后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证据并不充分。但这些问题，再写比石山的书更厚的另一本书，恐怕也说不清楚。我只奇怪，那种早就为鲁迅所反对的漫无边际的“文人比较学”，石山做起来却那么从容有味！
石山另一个颇为自得的说法，是认为胡适有西方正宗的代表进步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理想和相应的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鲁迅没有——非但没有，还以自己的没有攻击人家的有，故意捣乱，死缠烂打，结果严重削弱了自由主义阵营的力量，阻碍了现代中国走向政治民主的进程，并害得后人浑然不知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只知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快。
这确是近年崇胡贬鲁者所有议论的精髓。持此高论者，从海外的林毓生，到国内的朱学勤、李慎之、谢泳、石山等先生，他们要么不欲深探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渊源，要么对胡适、鲁迅一知半解，只因为渴望中国政治民主化之心甚热，持论不免过于操切，原是可以理解的，但学理上实在漏洞颇多。
比如，林毓生先生批评“五四”知识分子(尤其鲁迅)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而有“整体性思维”的积习，即认为可以从思想文化上解决一切问题，普遍轻忽体制建设和一点一滴的改良。受此启发，朱学勤先生遂在国内清算“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批判运动，以为都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只有体制建设才是实质性的。体制好了，生活于其中的人可以自然学好；没有好的体制，单进行文化批判，就会堕落为现代文学的只会“骂人”。这种观点近年确实很有影响，流风所及，许多本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也纷纷放弃文学研究，现学现卖地做起“文化研究”——并非鲁迅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而是借助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的“文化研究”，其实就是抛弃文化与文学研究，抛开对心理、灵魂的关注，借文化研究之空名进行变相的体制研究。
其实，如果真有林毓生先生所谓的“整体性思维”，那它绝不会只引导人们放弃体制建设而一味“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它一定也会引导人们放弃文化思想的批判和建设，只一味迷信鲁迅当年深感失望的“换汤不换药”的体制革命与体制建设——借用朱学勤先生的语式，也许应该叫做“在体制的脂肪上搔痒”？这些先生们当心“文化崇拜”，为什么就没想到也会有而且事实上早就有“体制崇拜”呢？如果文化建设不是万能，抛开文化建设的体制建设就是万能了吗？我想，正是这种割裂文化和体制的二元论，以及在这种二元论基础上进一步导出政治实用主义或“政治正确性”幻想，从根本上启发了石山等人将胡适和鲁迅弄成水火不容的两极吧。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忽然对胡适的政治实践大发热心(胡适在其他方面的贡献则少有人关心)，以至非要拉出鲁迅做反面教员，这不禁使我想起大约五十年前，胡适准备自美返台，忽然引得台湾一帮妄人的围剿，公议要将这位民主斗士、新文化之父送过海峡，投畀豺虎，理由是：就因为他胡适谈了三十年政治，主张了三十年自由主义，才将“党国”缩小到海岛一隅，不是其罪当诛吗？今天，石山等痛陈鲁迅捣乱胡适的布局而引国人于不自由之境，或者近年“新左”要求“重新梳理中国革命传统”、发掘中国革命(包括鲁迅)所包含(被压抑)的现代政治资源，以对抗全球资本统治，又或者40年代初，延安一面从根本上否定鲁迅的杂文(“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指责鲁迅的文学“不够大众化”，一面又在政治上高举鲁迅的旗帜：四者历史情境不同，学术路向有别，政治立场各异，然而单一的政治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并无二致。
我还记得大约1998年前后，刘梦溪先生主编一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许多国学大师皆独立一卷，却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吴梅的论曲著作合成一卷。在编者看来，鲁迅只有《中国小说史略》勉强称得上“国学”。当时李慎之先生忍无可忍，直指其非，他说若讲“现代国学”——现代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学问——《阿Q正传》谁能超过？这真是痛快淋漓，不仅揭露了后人趋之若鹜的许多“国学”的不值，而且独具只眼，拆除文学和学术的界限，将文学(《阿Q正传》)和学术放在同一平台上考量。慎之先生直言谠论，不仅当时，就是现在，也难能可贵。但没过几年，慎之先生超出学术文化而进入学术与政治的更大论域，他对鲁迅的评价就发生了三百六十度大转弯。其观点大致如石山所讲，以胡适的所谓自由主义来批评鲁迅的所谓虚无主义。那时慎之先生政论受阻，立言不免矫激，又因为他在知识界影响巨大，遂将崇胡贬鲁之风推向新高。慎之先生文章题为《回归“五四”，学习民主——给舒芜谈鲁迅、胡适的信》(《书屋》2001年5期)，他在政治上崇胡贬鲁，却仍然反复申明自己对鲁迅的文学的折服；虽然把鲁迅的意义仅限于文学，割裂文学、文化与政治的联系，但主观上还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
如今石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彻底否定鲁迅的政治价值之后，索性再从白话文的成就，小说、散文的艺术，杂文的贡献诸方面扩大战果，犁庭扫穴，全面抹杀鲁迅的文学直至人格修养。而他所仰仗的，只是一种不完全的传记研究。
石山这本书，主要考证鲁迅在“五四”至20年代中期在北京文化界的交游，属于传记研究范围。当然，好的传记也是认识作家的一种手段，前提是必须对传主生平材料有全面真实的把握，并且不满足无论怎样丰富的生平资料的考索，须进一步研究其著作。作家鲁迅并不等于“人间鲁迅”周树人，正如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所说，作家形象并非实际生活中的作者，作家主要活在其全部著作中。以这两个标准衡量，《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只是对鲁迅的一点不完全的传记研究，只研究了鲁迅生平的一个时期，并且仅仅着眼于这一时期鲁迅和“正人君子者流”的冲突。“五四”前后至20年代中期，鲁迅在北京的活动岂止这些？他在教育部主张“播布美术”而失败，被迫“祭孔”而深感屈辱，目睹“大内档案”流失而忧心忡忡，经历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的政治闹剧而颓唐失望，潜心于古籍校勘，收集整理古碑古砖，直至参与新文化运动，大量的翻译，为年轻作家校改著作，创作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和杂文集《坟》、《华盖集》，随感录《热风》，散文诗集《野草》，并从事小说史和文学史研究与教学，还预备写一部考察中国文字变迁的专著，激烈批评政府镇压学潮，被通缉以至不得不避居医院多日——从1918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到1926年离开北京，鲁迅的成绩谁人能比？石山是传记高手，然而写到鲁迅，这些重要活动和巨大成就都弃置不顾，只将“拆稿事件”之类的细节放大，好像这段时间鲁迅什么也不干，就专门与徐志摩、陈西滢等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者结怨似的。
其次，石山写这本书时也并没有足够地尊重鲁迅的著述，只是实用主义地用鲁迅的笔战文字单向度地证实他在不完全的传记研究中“发现”的鲁迅形象，我认为这不仅无益于扩充其传记研究，也无益于理解鲁迅论战文字的意义。从《华盖集》和《坟》的一部分杂文开始，鲁迅的批判就不再以过去的传统为敌，而更注重批评新派文人，努力戳破新盒子，露出里面的旧来。对这种转变，正如对1928年以后鲁迅的再次转变一样，学术界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争论下去，但鲁迅自己对这次转变的解释明明白白地写在《华盖集》和《坟》的许多文章里，后来又经常加以补充解释，为鲁迅这段生活做传的石山，为何全然不顾，而完全站在陈西滢、徐志摩的立场任意猜测和论断呢？抛开论战的是非，鲁迅把论战文字也当作文学作品来精心结撰，具有单纯的传记研究容易忽视的文学价值，而这被忽视的文学价值，最终还是和作家鲁迅的形象有关。这点石山也忽视了，他根本就不认为这样的论战文字也是文学。
满足于鲁迅生平的片段材料，又不肯全面细致地研究鲁迅著作，由此描写出来的鲁迅形象，岂能使人信服？
据石山(或出版社编辑)说，“这是一本令鲁研界汗颜的书”。我读该书，倒深感石山应该更多地了解国内外“鲁研界”，包括现有的国内外对胡适的相关研究。
胡适在“文学改良”的理论、“贵在尝试”的新诗和“整理国故”之外，主要是政论家，而按照竹内好的说法，鲁迅则是因为与政治“对决”而充分政治化了的彻底的文学家。胡适直接地参政议政而深陷于政治，鲁迅则以高度地蔑视政治而同样深陷于政治，因此，一定要在政治理想或政治实践上比较胡鲁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充分尊重他们的差异，才能就其相同点来比较。这正是石山所忽略的。胡适、鲁迅和自由主义及其文化渊源的关系究竟如何，二人和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及反对党的关系究竟如何，胡适的包括言论在内的政治操作究竟如何，鲁迅通过文学甚至局限于文学的政治操作究竟如何，石山全无分析，仅以是否主张“自由主义”做标尺来论断高下，岂不过于简单？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政治理想是否就代表当时的历史进步的唯一方向，这个姑且不论。如果自由主义确实是代表当时历史进步的唯一方向，那也要看胡适和鲁迅各自与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及其文化渊源关系如何。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论了很长时间仍无定论，但也并非毫无公识，比如大家普遍赞同，虽然胡适在留学期间认真研究过美国的民主政体，但他对西方民主的文化渊源及其现实处境并无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固然可以代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高峰，但自由主义思想绝不能到胡适为止；鲁迅虽然不赞同胡适的自由主义政治言论，但鲁迅的思想行为中并非没有可以与自由主义相通之处。早期鲁迅甚至对西方议会民主的弊端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渊源有过相当深入的了解。这些学术界的共识是值得注意的。否则，写几篇自由主义模样的政论就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嫡传，对这样的嫡传有所批评就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敌人，如此历史研究也太方便了。果如此，在李慎之先生所谓已经摸索出一整套规范的西方民主社会发生的所有政争，岂不成了自由主义反自由主义？鲁迅不该批评主张自由主义的胡适，否则就是自由主义的敌人，如此立论，难道符合胡适本人所主张的自由主义之忍让宽容的原则吗？
以忍让宽容为主旨的自由主义，竟然变成不能碰的老虎屁股，这又使我想起20年代末，郭沫若、成仿吾等以鲁迅不肯公开接受科学的社会理论、没有获得“先进阶级”的“意识”，就判定鲁迅在思想上“落后”，甚至属于“封建余孽加法西斯缔的二重反革命”。石山等因为鲁迅没有公开宣扬自由主义，或者敢于批评主张自由主义的胡适，就判定他落后、反动，我请大家看看，这前后相隔八十年的两次站在不同思想和主义的立场对鲁迅的肆意攻击，思想方法可有一丝一毫分别？以如此峻切的心态讲科学的社会理论，科学的社会理论必然被讲歪；以如此峻切的心态讲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经”也会被念歪。可见，在探索一种先进的政治体制的时候，文化心理的培养多么重要！怎么能够把侧重体制建设的胡适和侧重心理建设(这建设必然包含着“战斗”)的鲁迅对立起来呢？
至于文学家鲁迅的政治理想和文学贡献是否一一对应，更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鲁研界”以往确有一种倾向，即以鲁迅的政治倾向包举他的文学贡献。80年代以来，这种倾向总算已在慢慢纠正中，没想到勇于批评“鲁研界”的石山却将“鲁研界”正在抛弃的货色照单全收。鲁迅是不是自由主义者(胡适认为鲁迅在思想上乃是自由主义)，正如鲁迅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他和“左联”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属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政治史问题，而鲁迅作为文学家的贡献并不直接取决于此。思想政治上“进步”与否，如同石山所特别关注的心理上“光明”与否，人格上“健全”与否，并不能做文学判断的唯一标准。中外(特别是日本)“鲁研界”早就阐明，作为始终根基于文学的启蒙者，鲁迅的思想恰恰好像是“落后”的，心理恰恰好像是“阴暗”的，人格恰恰好像是“病态”的——但这恰恰是鲁迅的可贵之处。如果在思想上始终以“进步”标榜，如果害怕揭示包括自己在内的国人心理的“阴暗”，如果在人格上始终假装“公允”，怎么会有鲁迅那样披沥真心的文学？将来拥有理想体制的社会，如果放逐了为石山所痛诋的鲁迅的尖刻、激烈、多疑、病态、褊狭、阴暗、嫉恨等等，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想象。但可以肯定，那时国民大概只配享受“瞒和骗”的文学了。石山崇拜英美，连带崇拜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者，我想他一定也比较熟悉进入民主政治时代的英美各国文坛，其中不也有许多和鲁迅一样带刺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和戏剧家吗？不也有许多恶毒的幽默和撕心裂肺的嚎叫吗？这又怎么解释？
石山的观点当然不止这些。比如，以“小说做法”批评鲁迅小说在形式上不够格，以文白夹杂、不合现代汉语规范批评鲁迅独特的文体追求(同时高度评价胡适的语法研究及其白话文)，这些陈词滥调早就被“鲁研界”作为伪问题取消，石山为了令其“汗颜”，还踌躇满志地当作重大发现来发表！
某年某月某日，石山过沪，我有幸在他开讲座时与他相识，后来又参加他主持的传记学会议，一起喝酒吃饭，他的达观洒脱给我印象很深。我的所以不计年龄而口颂“石山”者，就因为这个。但《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让我改变了看法。诚然，达观洒脱依旧；如此批评鲁迅者虽多，像他这样身份的毕竟还少，没有足够的达观洒脱行吗？只是“物极必反”，太达观洒脱了必然严肃起来，而与本性相违。当他对鲁迅完成了全面否定和贬低之后，就忧从中来，要对“鲁迷”们棒喝警醒了。他的法子也颇有一点鲁迅风，就是绕过“老子娘”而呼吁“救救孩子！”该书最后一节驱逐鲁迅出中小学教科书的高论，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吧。
我倒想请教石山，不喜欢鲁迅是你的权利，安知中小学生就一定和你一样不喜欢呢？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在现代文学中不选鲁迅，还有什么作家更值得入选？永远让中小学生在荷花荡、荷塘月色和桨声灯影的秦淮河里捉迷藏吗？韩寒、郭敬明成为中小学生文化偶像，“新概念作文”成为中小学生作文模范，因特网上的信息泥沙俱下令人目不暇接，这些石山都没看见，偏偏选一点鲁迅文章就大惊失色。石山将他的“恐鲁症”推己及人，不愿看到儿童的洁白被鲁迅玷污，让他们老了再读点鲁迅，真是菩萨心肠。复古派号召“读经”，经书上就有各种毒害小孩子的话语。西哲号召读一辈子《圣经》，但耶和华自己就曾将人类灭过一次，其他由神或人执行的大小杀戮更不计其数，将来更有许多人要下地狱。比较起来，石山以“小童挡驾”之法将鲁迅逐出中小学课本，确可使他升为古往今来神界凡间第一等不忍者，或许申报诺贝尔和平奖都委屈了他呢。
中国现代是有那么一点文艺复兴和文化自由的气象，也确实出了不少人才，但罕有可与鲁迅、胡适比肩的，因此好事者就不把别人来比胡、鲁，而单让胡、鲁对打，以决雌雄。这个把戏当然好看，何况“群众——尤其是中国的群众——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呢，所以如此“文人比较学”总归还要讲下去。幸亏胡、鲁都做了故人，不会因为有石山的挑拨而果真演起“龙虎斗”。他们留给看客的，大约只有《野草·复仇》描述的两个裸立荒野的战士的“无血的大戮”了。可惜。
在英国，至今还没有聪明人站出来戟指向天，逼问国人“要乔叟还是要莎士比亚？”在法国，至今还没有聪明人站出来戟指向天，逼问国人“要左拉还是要福楼拜尔？”在德国，至今还没有聪明人站出来戟指向天，逼问国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在俄国，至今也还没有聪明人站出来戟指向天，逼问国人“要托尔斯泰还是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偏偏在我们这里，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胡适，一个鲁迅，就忙不迭地替他们摆好擂台，非要叫其中一个将另一个打下去，才觉得好玩呢？万一多几个胡适和鲁迅，那还忙得过来吗？
胡适可爱还是鲁迅可爱？胡适高明还是鲁迅高明？谢泳先生干脆将他编选的一本书的书名叫做《胡适还是鲁迅》，这种“脑筋急转弯”其实早就开始了。所不同者，以前的答案是要鲁迅不要胡适，现在的答案是要胡适不要鲁迅。答案相反，那种破坏文化的逻辑则相同。“破坏文化的逻辑”是李敬泽批评某些认为作家年龄越小作品越好的人的谎话，我看拿来赠给石山先生及其同调者们也很合适。
也有不同。李敬泽所批评的，是对本身就包含着诸多破坏性因素的当下文化的再破坏，石山及其同调者们不自觉地加以破坏的，却是现代中国少数值得珍惜的传统资源。
2006年4月25日
作者介绍：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