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实质是金融寡头专政
原题: 无声的政变
《大西洋》，2009年5月
作者 西蒙•约翰逊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IMF首席经济学家（2007-2008）
译者 欧树军
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系
经济危机已经揭示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位前首席经济学家道出了其中非常惊人的一个：金融产业已经有效捕获了美国政府，新兴市场的这种事态更加典型，这也是很多新兴市场危机的核心所在。如果IMF的职员能对美国畅所欲言，所有国家就都能听到下述警告：如果我们不能打破阻碍实质变革的金融寡头专政，复苏就没有希望。留给我们防止一场真正的大萧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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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MF工作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其实没人愿意来找自己。你的客户通常只有走投无路才会来找你：私人资本已经抛弃了他们，区域贸易集团的伙伴们无力拯救自己，向强大的朋友比如中国或者欧盟借钱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也没抓住。别人并不怎么喜欢求助于你。
当然，原因在于IMF非常擅长告诉客户自己不想听什么。我了解这一点，因为2007和2008年我做IMF首席经济学家时，强加给外国官员不少痛苦的变革。此前，当我与1989年之后陷入困境的东欧政府合作时，当我在19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与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亚洲和拉美私人部门合作时，我也间接或直接地感觉到了IMF的压力。一直以来，我从各个角度观察着从乌克兰、俄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其他地方不断赶来的官员们，他们来找IMF时已经步履蹒跚，环境已经变得很糟糕，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当然，每次危机都不一样。1994年，乌克兰遭遇的是恶性通货膨胀；1998年夏天，俄罗斯遭遇的是严重的短期债务清偿危机；1997年印度尼西亚遭遇的是卢比急剧贬值，公司经济几近毁灭；同一年，韩国遭遇的是外国银行突然拒绝提供新的信贷，三十年经济奇迹陷于停顿。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对IMF官员来说，所以这些危机看起来都没什么差别。当然，每个国家都需要一笔贷款，但是每个国家也都需要做出重大变革，这笔贷款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几乎总是如此，危机国家总是需要在一段过渡期之后学会自力更生，必须增加出口，缩减进口，并且绝对不能出现非常可怕的经济不景气。要在这个背景下制定有用的预算、货币供给等等政策，IMF的经济学家们自然要些花时间。然而，总会有能够解决问题的经济方案。
但是，IMF的高级职员真正关心的，却几乎总是危机国家的政治，因为这是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
这些国家的经济之所以面临困境，通常都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这些国家握有权势的精英们在经济形势好的年头伸手过长，承担了太多风险。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和私人部门通常彼此结盟，形成组织坚固而且常常看上去很高尚的寡头专政，像经营追逐利润的公司那样管理国家，而他们就是股东的控制者。当印度尼西亚、韩国或者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成长时，大企业家们的野心也在膨胀。作为经济帝国的控制者，这些人做了一些显然有利于总体经济的投资，但他们也开始做更有风险的更大赌博。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自己所掌握的政治关系，会允许自己把任何可能产生的问题都推给政府。
比如，俄罗斯的私人部门现在之所以面临严重困境，就是因为在过去五年左右，它从全世界的银行和投资者那里借了至少4900亿美元，它认为俄罗斯的能源部门可以支撑整个经济中不停上升的消费。随着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家们用这笔资本购买其他公司，并开始能够产生就业的野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就业对于政治精英而言也就越来越重要。政治支持不断上升，意味着更容易获得有钱可赚的合同，意味着减税，意味着各种补贴。外国投资者也就不可能像过去那么高兴，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他们也就宁愿把钱借给那些有可能会支持其本国政府的人，即便这种支持散发着腐败的气息。
但是，新兴市场的寡头们必定会头脑发热；他们挥霍无度，在巨额债务的沙丘上建立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本地银行，有时候是在政府压力下，太过热心地为精英们、为那些依赖信贷的人提供信贷。无论对于个人、公司还是一个国家而言，过度借贷的结局总是很糟糕。信贷条件迟早会收紧，如果不是绝对有能力偿付，就没人会愿意借钱给你。
恶性循环的轨迹相当险峻。巨型公司们在不履行还债义务的灾难边缘摇摇欲坠，借钱给他们的本地银行土崩瓦解。昨天的“公私伙伴关系”，现在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无法获得信贷，经济瘫痪就会接踵而至，经济形势只会越来越坏。政府被迫拿出外汇储备支付进口开支，偿还欠债，弥补私人损失。但外汇储备总有耗尽的那一天。如果这个国家在耗尽之前还不能恢复正常，它就无力偿还外债，就会在国际上变成一个“经济贱民”。要想成功阻止这种惨剧，政府通常需要消灭某些国之大害（比如失控的现金外流），通常需要重建已经严重失衡的银行体系。换言之，政府至少需要压榨一部分寡头。
然而，压榨寡头几乎从来不是新兴市场政府的策略选择。恰恰相反：危机一开始，寡头们通常就能首先获得政府的特别照顾，比如优先获得外国货币，或者是一笔贴心的减税，或者克里姆林宫的经典救援技术：政府替私人部门还债。在胁迫之下，对老朋友的慷慨在形式上有了很多创新。同时，还是需要压榨某些人，大多数新兴市场政府都会首先压榨劳动人民，只要不出现大规模骚乱。
最终，正如普金治下的俄罗斯现在所实现的，精英中的某些人必须在经济复苏之前被打倒。这是一种抢位游戏：政府只是没有足够的货币储备照顾每个人，政府无力完全接管私人部门的债务。
因此，IMF职员通常会凝视着财政部长，考虑这个国家的政府是否严肃认真。IMF最终会愿意给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贷款，但它想先弄清楚普金总理是否准备、是否愿意、是否有能力对他的一些朋友严酷起来。如果他还没有准备好抛弃朋友，IMF愿意等他下决心。如果他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IMF就乐于给他一些有益的建议：请他从那些非常不称职而且非常贪婪的“企业家”手中夺取银行体系的控制权。
当然，普金的前朋友们会反击。他们会动员盟友，动用关系，向其他政府部门施压，要求获得额外补贴。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尝试颠覆活动，包括动用他们与美国外交政策当权派的联系，就像1990年代晚期乌克兰所取得的部分成功那样。
许多IMF项目之所以“跑偏”（这是个委婉说法），正是因为政府对从前的权贵们硬不起来，后果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别的什么灾难。一旦政府占据优势，或者寡头权贵们根据IMF支持的计划分清了谁统治、谁输谁赢，援助项目就能“回到正轨”。1997年，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真正斗争，正是围绕哪个权贵家族会失去银行而进行的。在泰国，事态进行的相对顺利些。在印度尼西亚，恶斗导致苏哈托总统倒台，经济紊乱不堪。
根据多年的经验，IMF职员知道，只要至少一部分制造了很多根本难题的寡头权贵遭受沉重打击，自己的项目就能成功稳定经济，促进增长。而这正是所有新兴市场的难题所在。90315971
向“香蕉共和国”演变
美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强度和突发性，让我们非常震惊地想起了新兴市场的危机时刻：韩国（1997），马来西亚（1998），俄罗斯和阿根廷（反复发作）。在每个危机时刻，全球投资者担心这些国家或其金融部门不能偿还巨额债务，会突然停止借钱给这些国家。这些担忧每次都变成了现实，因为那些不能延长还债期的银行，事实上都无法还债了。这正是导致雷曼兄弟9月15日破产的原因，这次破产让美国金融部门的资金来源在一夜之间枯竭了。正如新兴市场的那些危机一样，银行体系的脆弱很快波及到实体经济，导致经济严重收缩，无数人生活困苦。
但是，更深刻也更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在于：精英商业利益集团，也就是美国的金融家们，在制造危机、越赌越大上扮演着核心角色，政府暗中支持，直到步入必然的毁灭。更令人警醒的是，他们正在运用他们的影响力，阻止可以迅速避免经济暴跌的必要变革。政府看上去无能为力，或者根本就是不愿意反其道而行之。
顶级投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们，喜欢把当前的危机归咎于互联网经济泡沫之后美国利息率的降低，或者归咎于中国高额储蓄的对外流动。一些右翼人士喜欢抱怨房利美和房地美，或者旨在扩大自住房比例的长期努力。当然，每个人不用证明就会抱怨监管者没有承担维持“安全与牢靠”经济环境的责任。
但是，放松监管、低息贷款、不成文的中美经济同盟、推广自住房，这些不同的政策有共同之处。尽管一些政策传统上是与民主党人或者共和党人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全都有利于金融部门。原本可以抢在危机之前发挥作用，但会限制金融部门利润的政策变革被束之高阁，比如现在闻名于世，但早在1998年就已由布鲁克私利•博恩提出的，监管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信贷违约互换（CDS, Credit-Default Swaps，金融家们创造的众多金融衍生品之一）的努力。
金融业不总是享有这种贴心的优待。但是，在过去25年左右，金融生意兴旺，权势越来越大。它在里根时代就开始兴旺，而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放松规管政策也让它如虎添翼。还有几个因素推动了金融业的繁荣。1980年代，保罗•沃尔克的货币政策，及其所伴生的利息率反复无常的上扬，导致债券交易越来越有利可图。证券化、利息互换和信贷违约互换这些衍生品的发明，大大增加了银行家们可以从中牟利的交易量。个人退休账户（IRA）和退休金投资税收优惠（401计划）的发明，让一个日益老龄化和富裕人口不断增加的社会，把越来越多的钱洒向证券。这一切都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谋利的可能性。
美国金融业利润占商业利润的比重（1948-2007）
美国金融行业员工收入与平均报酬之比（1948-2007）
毫不奇怪，华尔街就是借着这些东风兴盛起来的。1973-1985年，金融部门的利润从来都没有超过国内企业利润的16%。198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9%。1990年代，数字在21-30%之间徘徊，超过了战后历史最高水平。最近十年达到了41%。报酬也明显上涨。1948-1982年，金融部门与国内私人企业的平均报酬之比在99%-108%之间波动。1983年开始火箭式上扬，2007达到181%。
金融部门所创造和聚敛的巨大财富，让银行家们拥有了自JP摩根时代以来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政治地位。在摩根时代，1907年的银行业恐慌只能由私人银行家们协调制止：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有能力做出有效回应。但是，随着为了遏制大萧条而加强的银行业规管，银行寡头们的第一个辉煌时代结束了；最近，美国金融寡头专政又复活了。
华尔街：华盛顿的权力通道
当然，美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拥有世界上非常发达的经济、军事和技术，我们也拥有非常发达的寡头专政。
在原始政治系统内，权力通过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转移，比如军事政变、私人军队等等。在不那么原始的政治系统内，权力通过金钱转移，比如贿赂、回扣或者海外银行账户，新兴市场通常如此。尽管游说与大选在美国政治系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信封里装百元钞票这样的旧式腐败（著名的杰克•阿布拉莫夫政治献金）在今天可能是个不大重要的问题。
与这些做法不同，美国金融业通过积累文化资本、通过信任体系来获取政治权力。在过去，也许对通用汽车好就是对美国好。过去十年来，这种态度变成了：对华尔街好就是对美国好。银行-证券行业已经成为最顶级的政治选举捐助人，但是身处影响力巅峰的金融业并不需要获取恩惠，不像烟草公司或者军事承包商那样不堪。它直接从下述事实获益：华盛顿局中人已经相信，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是美国维持世界地位的关键。
当然，发挥影响力的渠道之一，乃是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个人流动。罗伯特•鲁宾，曾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后来成为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亨利•鲍尔森，1990年代黄金十年期间任高盛投资公司总经理，后来成为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斯诺，鲍尔森的前任，离任后成为赛博拉斯资本管理公司主席，丹•奎尔（老布什的副总统）也是这家大型私人证券公司的经营者。阿兰•格林斯潘，离开联邦储备委员会后，成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顾问，这家公司也许是国际债券市场的最大玩家。
在过去三届政府中，这些个人联系在更低层面繁殖了很多次，强化了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的联系。高盛雇员离开公司后进入公共部门任职，已经成了某种传统。现任新泽西州长乔恩•科尔津、鲁宾和鲍尔森等高盛党人的流动，不仅把带着华尔街世界观的人送上了权力直通车；也为高盛塑造出一副公共服务机构的形象（至少是在华盛顿）。
华尔街是个非常诱人的地方，浸透着权力的气息。那里的经理们绝对相信，操纵世界运转的杠杆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个来自华盛顿、应邀进入华尔街会议室的公务员，哪怕只是开一次会，也不能免于受到他们的统治。我在IMF期间，非常震惊地发现：金融要人们很容易接近美国最高官员，两种职业轨迹互相交织。我现在还清楚记得2008年初的一次会议，几个富裕国家的政府高官与会，主持人漫不经意地说，要想做央行行长，最好的培训就是先做投资银行家。
整整一代决策者已经被华尔街催了眠，他们总是完全相信银行说什么都对。阿兰•格林斯潘支持政府完全不规管金融市场的声明已经众所周知。然而，格林斯潘在这一点上绝不孤单。他的继任者，本•伯南克，2006年也说过这样的话：“市场风险和信贷风险管理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过去二十年间，无论大小，所有银行机构评估和管理风险的能力都已经获得了实质进步。”
当然，这通常只是一种错觉。规管者、立法者和学界几乎都假定这些银行经理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回头看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如，美国国际集团（AIG）金融产品分部2005年的税前盈利25亿美元，大部分是靠削价销售复杂难懂的证券保险得来的。俗话说“空手套白狼”（picking up nickels in front of a steamroller），这个策略在正常年份有利可图，在糟糕年份造孽深重。截至去年秋天，AIG的证券保险业务超过4000亿美元。目前为止，想出手拯救这家公司的美国政府，已经允诺要用180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来弥补损失，但AIG错综复杂的风险模式已经宣告：损失实质上是无法弥补的。
华尔街的诱人权力甚至（或者说尤其）让金融和经济教授们着迷，过去他们通常只会在大学谋生存，只想拿到诺贝尔奖。 随着数学金融在实际金融中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教授们不断期待成为金融机构的顾问或者合伙人。诺贝尔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1994年他们坐上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宝座，这家对冲基金公司在1990年代末大赚特赚从而闻名于世。，很多人都在走这条路。这种迁徙给迅速发展壮大的高端金融世界，盖上了学术正当的印记（以及咄咄逼人的学术精品气势）。
随着越来越多的富人在金融业大赚其钱，金融拜物教向文化深度渗透。伪装成警世恒言的《野蛮人来了》、《华尔街》和《浮华世界》之类作品，起到的作用只是增添华尔街的神秘主义。米歇尔•刘易斯去年在《投资管理》上撰文称，1989年，他以金融业局内人口吻写《谎言游戏》时，原本希望这本书能激起人们对华尔街的傲慢和过火的愤慨。结果，“俄亥俄州立大学学生们的来信把我淹没了，他们问我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可以分享…他们把我的书当成了行动指南！”即便是华尔街的罪犯也变得比别的罪犯牛气，比如米歇尔•米尔肯和伊凡•博斯基。在一个崇尚金钱拜物教的社会，不难推断，华尔街杂志社论和国会议员们，会宣扬“金融部门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宣扬“金融业赢家们比华盛顿的职业公务员更明白什么对美国好”。
在过去十年里，竞选筹款、个人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涓涓溪流，汇成了解除规管政策的滔滔大河，事后看来，真是触目惊心：
• 坚持资本跨越国界自由流动；
• 废除大萧条时代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的规管政策；
• 国会立法禁止规管信贷违约互换行为；
• 允许投资银行大肆发明各种金融衍生品；
• 证券交易委员会规管执法软弱无力（我是不是应该说根本就是不作为？）；
• 一项允许银行自我评估风险的国际协议；
• 以及故意不更新规管手段，故意使之落后于金融创新的“伟大步伐”。
华盛顿这些措施所伴随的情绪看上去在漠不关心与露骨的洋洋得意之间摇摆：他们认为金融松绑能让经济越来越好。
美国的寡头专政与金融危机
寡头专政和帮助维护这种专政的政府政策，不是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唯一罪魁祸首。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包括房主过度借贷和金融世界借贷标准太低。但是，主要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和他们同舟共济的对冲基金，正是房地美、房利美和这十年股票市场泡沫的大受益人，他们的利润由日益增长的交易汇聚而来，这些交易是以较小的实体资产为基础的。一笔贷款，每次销售、包装、证券化和再次销售，银行都收取了交易费，购买证券的对冲基金随着持有量增长而收获了更多费用。
由于每个人都越来越富有，由于国家经济的健康严重依赖房地产和金融交易的增长，华盛顿没人有动力质疑事情发展到了哪一步。相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小布什总统总是一成不变地坚称经济运行完全健康，坚称各种复杂证券和信贷违约互换的天量增长，恰恰说明经济的健康，说明风险已经安全分散开来。从那个时候起，金融部门和联邦政府一直不出人意料地一致行动，就像过去在新兴市场危机中那样。
如今，金融世界的君主们当然已经被剥去了领导者和战略家的外衣，至少多数美国人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金融精英们仍然认为自己的经济宠儿地位很稳固，尽管破坏正是他们造成的。
2005-2006年，美林银行总经理斯谈利•奥尼尔把公司推向了抵押贷款证券市场的巅峰。2007年10月，他承认，“最重要的是，我们，我，在过度次贷上犯了大错，市场流动性不足是我们自食其果。没人比我对这个结果更沮丧。”2006年，奥尼尔把1400万美元奖金扛回了家；2007年，奥尼尔领到了1.62亿美元解约遣散费，尽管今天人们会认为他根本不值这么多钱。
10月，美林银行末任总经理约翰•塞恩，据说在游说董事会给自己3千万美元或者更多的奖金，12月，他把要求降到了1千万美元；这个消息被人透露给《华尔街杂志》，引发了大规模抗议，他才撤回这项要求。美林银行作为一个整体也是这么不堪：它把总额40亿美元的奖金转到12月支付，这很可能是为了避免1月1日开始拥有美林的美国银行缩减这笔奖金。去年，在政府给金融部门拨付了2430亿美元紧急援助款之后，华尔街就支付了180亿美元年终奖给自己在纽约市的雇员。
面对金融恐慌，政府必须迅速以空前力度做出回应。问题的源头在于不确定性，在我们国家，不确定性在于那些重要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资产来承担他们的责任。半吊子行为、一厢情愿和边等边看的态度，无法克服这种不确定性。做出回应的时间越长，不确定性将信贷流动性陷于困境、削弱消费信心和损伤经济的时间就越长，这只让问题更难解决。然后，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回应，总是拖拖拉拉，缺乏透明，不愿打破金融部门的坛坛罐罐。
目前这种回应更像是“小打小闹”：每当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遇到麻烦，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在周末安排一笔援助，然后在周一宣布问题已经解决了。2008年3月，贝尔斯登公司被卖给JP摩根大通公司，说是卖，实际上更像是送。（JP摩根总经理杰米•戴蒙正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的董事之一，后者与财政部一道经手操办了这场交易。）9月，我们看到美林卖给了美国银行，AIG获得第一笔援助，华盛顿互惠银行遭政府接管随即被卖给JP摩根，这些都是政府经手操办的。10月，九家大银行在华盛顿被关门当天就被资本重组。然后是花旗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再次）和AIG（再次）相继获得额外援助资金。
部分交易也许是对紧急时刻的合理回应。但是，人们从来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各种利益到底是怎么组合的。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是根据任何公开阐明的原则采取行动，它们只是做出一项交易，然后宣称这是当前情况下的最佳应对措施。这是彻头彻尾的黑箱操作、幕后交易。
在整个危机期间，政府高度关注的不是打破金融机构的利益，不是质疑把我们带入危机的基本制度问题。2008年9月，亨利•鲍尔森要求国会批准7000亿美元购买银行的有毒资产，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没有任何对其购买决定的司法审查。很多评论者质疑这些资产并不值7000亿美元，这种购买是在替银行解决问题，事实上，这是购买有毒资产可能发挥作用的唯一方式。也许是因为没有办法让这种厚颜无耻的补贴在政治上变得令人可以接受，这项计划被搁置了。
结果，这笔钱被用来为银行做资本重组，用来在非常有利于银行的条款下购买银行股份。随着危机加深，金融机构需要更多帮助，政府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有创造力，它们找到了很多补贴银行的复杂办法，一般公众根本不明白它们在干什么。AIG所获得的第一笔援助条款相对有利于纳税人，而后续的三笔援助条款对AIG更友好。花旗银行所获得的第二笔援助和美国银行所获得的援助，资产担保也弄得非常复杂，给银行提供了低于市场水平的保险利率。2月下旬的第三笔援助花旗款，把政府持有的优先股转换成了普通股，价格高出市场价格很多，多数华尔街杂志的读者只看一遍报道都不会注意这笔补贴。而且，财政部将根据新的金融稳定计划购买可转换优先股，转换权（加上推翻权）给了银行而不是政府。
为对冲基金和其他银行提供廉价贷款，让它们有能力以较高价格购买落难的银行资产，这一最新计划实际上受到金融部门严重影响，而且财政部对此都不加掩饰了。正如亨利•鲍尔森和蒂姆•盖斯纳（一位高盛党人）主政的财政部两朝高官尼尔•卡斯卡利3月份对国会所言，“我们接到很多私人部门人士的主动请求，他们说‘我们是局外人，我们不差钱；我们想买落难银行的资产。’”这项计划让他们如愿以偿：“通过政府资本（也就是纳税人资本）与私人资本联姻，通过融资，你可以让那些投资者有能力用对投资者和银行都划算的价格，来获得那些资产。”卡斯卡利没有提及任何对第三方也就是纳税人划算的东西。
即使不考虑对纳税人公不公平，政府对银行的假模假样也存在严重问题，理由很简单：它不足以在必须改变的时候，改变那些自以为是的金融部门的行为。正如去年秋天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高管对纽约时报所言，“汉克•鲍尔森给我们多少都无所谓，只要经济不好转，我们银行一分钱也不会外借。”但是，难就难在这儿：只要银行没有恢复健康，并且愿意借钱给别人，经济就不会复苏。
出路
只看金融危机（先不谈总体经济的一些毛病），我们至少面临两大互相关联的问题。第一个是病入膏肓的银行部门，它威胁会中断任何财政刺激手段所可能产生的复苏迹象。第二个是失衡的政治权力，金融部门享有否决公共政策的权力，即便这个部门失去公众支持，它还是享有这种否决权。
自危机开始以来，大银行看上一直在获得政治支持。这不奇怪。由于金融体系如此脆弱，一次严重的银行失灵所可能造成的破坏（雷曼比花旗或美国银行要小些），会比正常时期更大。银行一直在利用这种恐惧，敲诈华盛顿，从而获得有利于自己的交易。美国银行警告说，自己在获得美林银行后可能无法正常运行，不愿看到这种结果的财政部，很快就给了它第二次打包援助。
美国面临着与IMF的人类似的挑战。如果你将国家的名字抹去，只显示数字，毫不奇怪，IMF的专家会说：国有化给银行造成了麻烦，有必要打破国有化。
当然，在某些方面，政府已经控制了银行体系。政府实质上是最大银行的担保人，今天也是银行资本的唯一合理来源。同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在提供经济信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本来希望私人银行部门来履行这一功能，但它没有。然而，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到底有权做什么上还有一些限制；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依赖银行部门，而银行却缺乏资产负债表，也没有动力提供经济所需要的贷款，政府对银行的经营者及其行为都没有实际控制。
银行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在证券和贷款投资管理上所面临的巨大损失。但是，它们并不想完全承认自己的损失，因为这有可能让它们破产。因此，他们故意把损失说的小些，要求并不足以让他们恢复健康、但足以再坚持更长时间的施舍（他们也不会披露到底多少施舍才足以解决问题）。这种行为是腐蚀性的：不健康的银行要么不会借钱给别人（为了积攒资金支撑储蓄），要么进行期望回报很高的高风险贷款和投资，而这可能会让他们血本无归。无论哪种情况，经济痛苦都会加深，银行资产本身会持续贬值，从而导致更具破坏力的恶性循环。
为了打破这种循环，政府必须迫使银行承认自己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正如IMF所理解的（美国政府过去也多次坚持新兴市场国家应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是国有化。但事实正相反，财政部正在尝试一个银行一个银行的谈援助，好像所有牌都捏在银行手里，而且每次交易都把政府所有权最小化，并放弃政府对银行策略和运作的影响力。这样做绝对不可能清除银行负债表。
国有化并不是说永久国有。IMF建议说，实际上只是大规模复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运作过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行为方式，基本上就是一种政府主导的银行破产程序。允许政府清洗银行股东，取代失败的管理层，清理资产负债表，然后再把银行卖还给私人部门。这样做最大的优势是立即承认问题，从而在情况变得更糟糕之前解决问题。
政府需要详细检查资产负债表，确定哪些银行无法在严重衰退中存活下去。这些银行只应该有一种选择：写清楚你资产的真正价值，并在30天内提高私人资本，否则就由政府接管。政府应该承认现实，弄清楚强制破产的银行的有毒资产，把这些资产转交给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由它尝试看还能不能为纳税人抢救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正如1980年代存贷危机之后资产清理信托公司所做的那样）。剩下的银行，在净化并有能力安全放贷、因此获得其他放贷人和投资者信任之后，也可以卖掉。
清理超级银行的工作会很复杂。对纳税人来说也很昂贵；根据IMF的最新数字，清理银行体系的长期花费可能会高达1.5万亿美元（我们GDP的十分之一）。但是，只有决定性的政府行动可以治愈整个金融部门，包括将金融的腐朽大白于天下，让一些银行恢复到公众可以验证的健康水平。
这看上去像是一剂猛药。但事实上，它尽管必要却仍不足够。美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寡头的专政权力问题，与眼前的借贷危机同样重要。在这个战线上，IMF的建议也很简单：打破寡头专政。
超大机构严重影响公共政策；今天，主要银行的权力大部分都来自于恐吓：“我太大了，不能垮掉”。国有化和重新私有化不会改变这一点；而替换把我们带入危机的银行经理层当然很公平合理，但最终也只是用一拨子权贵经理人取代另一拨子，改变的只是寡头们的名字而已。
就理想而言，应该把大银行按照地区或者商业类型分成中等规模的几块，然后卖掉。因为太想尽快把银行卖掉而做不到这一点的地方，也可以把银行整体卖掉，但买家必须在规定的短时间内将其分拆。仍掌握在私人手中的银行，也应该符合规模限制。
这一步看上去也许粗鲁专横，却是限制个别机构的权力的最好方式，这个机构常常隶属于整个经济所必需的经济部门。当然，一些人会抱怨一个更加分散的银行体系的“效率成本”问题，这些成本当然真实存在。但是，作为大众自戕的金融武器，一个银行，因为太大而失灵从而崩溃的成本也真实存在。任何太大而失灵的事物，都会因为太大而消失。
为了确保系统性的银行分解，为了防止危险的金融怪兽的最终复活，我们还需要大修我们的反垄断法。100年前制定出来打击工业垄断的法律，无法用来对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金融部门今天的问题，不是特定公司占有了足以影响价格的市场份额；而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些互相关联的小公司，一旦瓦解，就能拖垮整个经济。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召唤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人称FDR），但是今天需要效仿的是他叔叔西奥多•罗斯福的反垄断手段。
给经理报酬设置上限，尽管有平民主义的味道，却有助于让政治权力恢复平衡，防止出现新的寡头专政。对于在那里工作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沉浸在曾经的光辉与梦想回忆中的政府官员而言，华尔街的主要吸引力从来都是那笔令人乍舌的巨额报酬。设置上限，会减少金融部门的诱惑力，让它更像其他产业。
目前的支付上限仍然设计欠佳，长远来看更是如此。而且，现在大部分钱都主要是从不受规管的私人对冲基金和私人证券公司赚得，降低支付也就很复杂。规管和税收应该是办法之一。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大的解决方案必定会涉及更加透明，涉及让金融业费用降下来的竞争。对那些认为这样做会把金融活动驱赶到其他国家去的人，我们现在可以很安全地说：随它去吧！
两条道路
让我意译一下20世纪早期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话：每个国家都有精英，重要的是不断变换精英群体。如果美国是另外一个国家，毕恭毕敬地来找IMF帮忙，我可能会对其未来相当乐观。我说过，新兴市场危机大多数都相对快速地结束了，多数实现了相当强劲的经济复苏。但是，唉，这一次太糟糕了，美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相似性太有限了。
新兴市场国家所拥有的财富不那么牢靠，从全球范围来说属于经济弱者。当他们陷入麻烦，很快就会花光能用的钱，或者至少花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外汇。他们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最终，他们会采取有进取心的积极行动。但是，美国是世界上非常有权势的国家，富的流油，还享有用本国货币支付外债的不合理特权，它可以开动机器大印钞票。结果，它可以磕磕绊绊、摇摇晃晃好多年，就像十年低迷期的日本，它从来没有鼓起勇气做应该做的事，从来没有真正恢复正常。与过去划清界限，接管、清理主要银行，这些事很难让它觉得必须马上去做。IMF当然也没有任何人能强迫它这样做。
在我们看来，美国面前有两个可行的剧本。第一个涉及一个银行一个银行的复杂交易和条件反射式的一次次（重复）援助，就像我们2月份在花旗和AIG身上所看到的。如果政府总想蒙混过关，混乱就将君临天下。
我们的未来可能会变成这样：认为金融体系是个抢劫体系的狂暴种子生根发芽，我们越来越多地讨论我们的寡头到底是怎么变成强盗的，讨论我们的经济究竟怎么着就不能正常运作了。俄罗斯前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Boris Fyodorov），过去二十年长期与寡头、腐败和各种滥权行为斗争。他喜欢说权贵们的利益很混乱、很令人迷惑，但权势让他们可以恣意妄为，不论合法不合法，都不受追究。通货膨胀很高的时候，谁能说清楚一份财产到底值多少钱？当行事诡秘的政府安排和幕后交易支撑信用体系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没有上当受骗？
第二个方案开始得也很没劲，也可能会无疾而终。但它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摆脱麻木的警醒希望。情况可能会这样：全球经济继续恶化，中东欧国家银行体系崩溃，由于东欧银行大多为西欧银行所有，对政府破产的合理恐惧将会在整个欧洲大陆扩散。债权人进一步遭受重击，信心进一步下降。出口加工产品的亚洲经济遭遇毁灭，拉美和非洲商品生产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全球环境急剧恶化，将已经摇摇晃晃的美国经济压至谷底。当局预算中按原口径估算的增长率越来越不现实，财政部目前用来评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乐观的“压力模型”，将引发巨大的尴尬。
在这种压力下，在全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面前，思维必须更加集中一些。
精英们仍然因循守旧地认为目前的经济消沉“不像大萧条那么糟糕”。这种看法并不对。事实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危局可能比大萧条更严重，因为这个世界现在如此盘根错节，因为银行部门现在如此之大。我们面临的是几乎所有国家同时陷入经济低迷，个人和公司的信心不断削弱，政府财政出现了大问题。如果我们的领袖认识到后果严重，我们还有希望看到政府对银行体系采取大动作，看到政府与旧精英的割裂。我们希望能早点看到这一天。
金融危机的实质是金融寡头专政
原题: 无声的政变
《大西洋》，2009年5月
作者 西蒙•约翰逊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IMF首席经济学家（2007-2008）
译者 欧树军
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系
经济危机已经揭示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位前首席经济学家道出了其中非常惊人的一个：金融产业已经有效捕获了美国政府，新兴市场的这种事态更加典型，这也是很多新兴市场危机的核心所在。如果IMF的职员能对美国畅所欲言，所有国家就都能听到下述警告：如果我们不能打破阻碍实质变革的金融寡头专政，复苏就没有希望。留给我们防止一场真正的大萧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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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MF工作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其实没人愿意来找自己。你的客户通常只有走投无路才会来找你：私人资本已经抛弃了他们，区域贸易集团的伙伴们无力拯救自己，向强大的朋友比如中国或者欧盟借钱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也没抓住。别人并不怎么喜欢求助于你。
当然，原因在于IMF非常擅长告诉客户自己不想听什么。我了解这一点，因为2007和2008年我做IMF首席经济学家时，强加给外国官员不少痛苦的变革。此前，当我与1989年之后陷入困境的东欧政府合作时，当我在19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与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的亚洲和拉美私人部门合作时，我也间接或直接地感觉到了IMF的压力。一直以来，我从各个角度观察着从乌克兰、俄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其他地方不断赶来的官员们，他们来找IMF时已经步履蹒跚，环境已经变得很糟糕，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当然，每次危机都不一样。1994年，乌克兰遭遇的是恶性通货膨胀；1998年夏天，俄罗斯遭遇的是严重的短期债务清偿危机；1997年印度尼西亚遭遇的是卢比急剧贬值，公司经济几近毁灭；同一年，韩国遭遇的是外国银行突然拒绝提供新的信贷，三十年经济奇迹陷于停顿。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对IMF官员来说，所以这些危机看起来都没什么差别。当然，每个国家都需要一笔贷款，但是每个国家也都需要做出重大变革，这笔贷款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几乎总是如此，危机国家总是需要在一段过渡期之后学会自力更生，必须增加出口，缩减进口，并且绝对不能出现非常可怕的经济不景气。要在这个背景下制定有用的预算、货币供给等等政策，IMF的经济学家们自然要些花时间。然而，总会有能够解决问题的经济方案。
但是，IMF的高级职员真正关心的，却几乎总是危机国家的政治，因为这是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
这些国家的经济之所以面临困境，通常都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这些国家握有权势的精英们在经济形势好的年头伸手过长，承担了太多风险。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和私人部门通常彼此结盟，形成组织坚固而且常常看上去很高尚的寡头专政，像经营追逐利润的公司那样管理国家，而他们就是股东的控制者。当印度尼西亚、韩国或者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成长时，大企业家们的野心也在膨胀。作为经济帝国的控制者，这些人做了一些显然有利于总体经济的投资，但他们也开始做更有风险的更大赌博。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认为自己所掌握的政治关系，会允许自己把任何可能产生的问题都推给政府。
比如，俄罗斯的私人部门现在之所以面临严重困境，就是因为在过去五年左右，它从全世界的银行和投资者那里借了至少4900亿美元，它认为俄罗斯的能源部门可以支撑整个经济中不停上升的消费。随着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家们用这笔资本购买其他公司，并开始能够产生就业的野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就业对于政治精英而言也就越来越重要。政治支持不断上升，意味着更容易获得有钱可赚的合同，意味着减税，意味着各种补贴。外国投资者也就不可能像过去那么高兴，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他们也就宁愿把钱借给那些有可能会支持其本国政府的人，即便这种支持散发着腐败的气息。
但是，新兴市场的寡头们必定会头脑发热；他们挥霍无度，在巨额债务的沙丘上建立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本地银行，有时候是在政府压力下，太过热心地为精英们、为那些依赖信贷的人提供信贷。无论对于个人、公司还是一个国家而言，过度借贷的结局总是很糟糕。信贷条件迟早会收紧，如果不是绝对有能力偿付，就没人会愿意借钱给你。
恶性循环的轨迹相当险峻。巨型公司们在不履行还债义务的灾难边缘摇摇欲坠，借钱给他们的本地银行土崩瓦解。昨天的“公私伙伴关系”，现在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无法获得信贷，经济瘫痪就会接踵而至，经济形势只会越来越坏。政府被迫拿出外汇储备支付进口开支，偿还欠债，弥补私人损失。但外汇储备总有耗尽的那一天。如果这个国家在耗尽之前还不能恢复正常，它就无力偿还外债，就会在国际上变成一个“经济贱民”。要想成功阻止这种惨剧，政府通常需要消灭某些国之大害（比如失控的现金外流），通常需要重建已经严重失衡的银行体系。换言之，政府至少需要压榨一部分寡头。
然而，压榨寡头几乎从来不是新兴市场政府的策略选择。恰恰相反：危机一开始，寡头们通常就能首先获得政府的特别照顾，比如优先获得外国货币，或者是一笔贴心的减税，或者克里姆林宫的经典救援技术：政府替私人部门还债。在胁迫之下，对老朋友的慷慨在形式上有了很多创新。同时，还是需要压榨某些人，大多数新兴市场政府都会首先压榨劳动人民，只要不出现大规模骚乱。
最终，正如普金治下的俄罗斯现在所实现的，精英中的某些人必须在经济复苏之前被打倒。这是一种抢位游戏：政府只是没有足够的货币储备照顾每个人，政府无力完全接管私人部门的债务。
因此，IMF职员通常会凝视着财政部长，考虑这个国家的政府是否严肃认真。IMF最终会愿意给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贷款，但它想先弄清楚普金总理是否准备、是否愿意、是否有能力对他的一些朋友严酷起来。如果他还没有准备好抛弃朋友，IMF愿意等他下决心。如果他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IMF就乐于给他一些有益的建议：请他从那些非常不称职而且非常贪婪的“企业家”手中夺取银行体系的控制权。
当然，普金的前朋友们会反击。他们会动员盟友，动用关系，向其他政府部门施压，要求获得额外补贴。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尝试颠覆活动，包括动用他们与美国外交政策当权派的联系，就像1990年代晚期乌克兰所取得的部分成功那样。
许多IMF项目之所以“跑偏”（这是个委婉说法），正是因为政府对从前的权贵们硬不起来，后果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别的什么灾难。一旦政府占据优势，或者寡头权贵们根据IMF支持的计划分清了谁统治、谁输谁赢，援助项目就能“回到正轨”。1997年，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真正斗争，正是围绕哪个权贵家族会失去银行而进行的。在泰国，事态进行的相对顺利些。在印度尼西亚，恶斗导致苏哈托总统倒台，经济紊乱不堪。
根据多年的经验，IMF职员知道，只要至少一部分制造了很多根本难题的寡头权贵遭受沉重打击，自己的项目就能成功稳定经济，促进增长。而这正是所有新兴市场的难题所在。90315971
向“香蕉共和国”演变
美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强度和突发性，让我们非常震惊地想起了新兴市场的危机时刻：韩国（1997），马来西亚（1998），俄罗斯和阿根廷（反复发作）。在每个危机时刻，全球投资者担心这些国家或其金融部门不能偿还巨额债务，会突然停止借钱给这些国家。这些担忧每次都变成了现实，因为那些不能延长还债期的银行，事实上都无法还债了。这正是导致雷曼兄弟9月15日破产的原因，这次破产让美国金融部门的资金来源在一夜之间枯竭了。正如新兴市场的那些危机一样，银行体系的脆弱很快波及到实体经济，导致经济严重收缩，无数人生活困苦。
但是，更深刻也更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在于：精英商业利益集团，也就是美国的金融家们，在制造危机、越赌越大上扮演着核心角色，政府暗中支持，直到步入必然的毁灭。更令人警醒的是，他们正在运用他们的影响力，阻止可以迅速避免经济暴跌的必要变革。政府看上去无能为力，或者根本就是不愿意反其道而行之。
顶级投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们，喜欢把当前的危机归咎于互联网经济泡沫之后美国利息率的降低，或者归咎于中国高额储蓄的对外流动。一些右翼人士喜欢抱怨房利美和房地美，或者旨在扩大自住房比例的长期努力。当然，每个人不用证明就会抱怨监管者没有承担维持“安全与牢靠”经济环境的责任。
但是，放松监管、低息贷款、不成文的中美经济同盟、推广自住房，这些不同的政策有共同之处。尽管一些政策传统上是与民主党人或者共和党人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全都有利于金融部门。原本可以抢在危机之前发挥作用，但会限制金融部门利润的政策变革被束之高阁，比如现在闻名于世，但早在1998年就已由布鲁克私利•博恩提出的，监管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信贷违约互换（CDS, Credit-Default Swaps，金融家们创造的众多金融衍生品之一）的努力。
金融业不总是享有这种贴心的优待。但是，在过去25年左右，金融生意兴旺，权势越来越大。它在里根时代就开始兴旺，而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放松规管政策也让它如虎添翼。还有几个因素推动了金融业的繁荣。1980年代，保罗•沃尔克的货币政策，及其所伴生的利息率反复无常的上扬，导致债券交易越来越有利可图。证券化、利息互换和信贷违约互换这些衍生品的发明，大大增加了银行家们可以从中牟利的交易量。个人退休账户（IRA）和退休金投资税收优惠（401计划）的发明，让一个日益老龄化和富裕人口不断增加的社会，把越来越多的钱洒向证券。这一切都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服务谋利的可能性。
美国金融业利润占商业利润的比重（1948-2007）
美国金融行业员工收入与平均报酬之比（1948-2007）
毫不奇怪，华尔街就是借着这些东风兴盛起来的。1973-1985年，金融部门的利润从来都没有超过国内企业利润的16%。198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9%。1990年代，数字在21-30%之间徘徊，超过了战后历史最高水平。最近十年达到了41%。报酬也明显上涨。1948-1982年，金融部门与国内私人企业的平均报酬之比在99%-108%之间波动。1983年开始火箭式上扬，2007达到181%。
金融部门所创造和聚敛的巨大财富，让银行家们拥有了自JP摩根时代以来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政治地位。在摩根时代，1907年的银行业恐慌只能由私人银行家们协调制止：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有能力做出有效回应。但是，随着为了遏制大萧条而加强的银行业规管，银行寡头们的第一个辉煌时代结束了；最近，美国金融寡头专政又复活了。
华尔街：华盛顿的权力通道
当然，美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我们拥有世界上非常发达的经济、军事和技术，我们也拥有非常发达的寡头专政。
在原始政治系统内，权力通过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转移，比如军事政变、私人军队等等。在不那么原始的政治系统内，权力通过金钱转移，比如贿赂、回扣或者海外银行账户，新兴市场通常如此。尽管游说与大选在美国政治系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信封里装百元钞票这样的旧式腐败（著名的杰克•阿布拉莫夫政治献金）在今天可能是个不大重要的问题。
与这些做法不同，美国金融业通过积累文化资本、通过信任体系来获取政治权力。在过去，也许对通用汽车好就是对美国好。过去十年来，这种态度变成了：对华尔街好就是对美国好。银行-证券行业已经成为最顶级的政治选举捐助人，但是身处影响力巅峰的金融业并不需要获取恩惠，不像烟草公司或者军事承包商那样不堪。它直接从下述事实获益：华盛顿局中人已经相信，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是美国维持世界地位的关键。
当然，发挥影响力的渠道之一，乃是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个人流动。罗伯特•鲁宾，曾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后来成为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亨利•鲍尔森，1990年代黄金十年期间任高盛投资公司总经理，后来成为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斯诺，鲍尔森的前任，离任后成为赛博拉斯资本管理公司主席，丹•奎尔（老布什的副总统）也是这家大型私人证券公司的经营者。阿兰•格林斯潘，离开联邦储备委员会后，成为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顾问，这家公司也许是国际债券市场的最大玩家。
在过去三届政府中，这些个人联系在更低层面繁殖了很多次，强化了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的联系。高盛雇员离开公司后进入公共部门任职，已经成了某种传统。现任新泽西州长乔恩•科尔津、鲁宾和鲍尔森等高盛党人的流动，不仅把带着华尔街世界观的人送上了权力直通车；也为高盛塑造出一副公共服务机构的形象（至少是在华盛顿）。
华尔街是个非常诱人的地方，浸透着权力的气息。那里的经理们绝对相信，操纵世界运转的杠杆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一个来自华盛顿、应邀进入华尔街会议室的公务员，哪怕只是开一次会，也不能免于受到他们的统治。我在IMF期间，非常震惊地发现：金融要人们很容易接近美国最高官员，两种职业轨迹互相交织。我现在还清楚记得2008年初的一次会议，几个富裕国家的政府高官与会，主持人漫不经意地说，要想做央行行长，最好的培训就是先做投资银行家。
整整一代决策者已经被华尔街催了眠，他们总是完全相信银行说什么都对。阿兰•格林斯潘支持政府完全不规管金融市场的声明已经众所周知。然而，格林斯潘在这一点上绝不孤单。他的继任者，本•伯南克，2006年也说过这样的话：“市场风险和信贷风险管理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过去二十年间，无论大小，所有银行机构评估和管理风险的能力都已经获得了实质进步。”
当然，这通常只是一种错觉。规管者、立法者和学界几乎都假定这些银行经理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回头看来，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比如，美国国际集团（AIG）金融产品分部2005年的税前盈利25亿美元，大部分是靠削价销售复杂难懂的证券保险得来的。俗话说“空手套白狼”（picking up nickels in front of a steamroller），这个策略在正常年份有利可图，在糟糕年份造孽深重。截至去年秋天，AIG的证券保险业务超过4000亿美元。目前为止，想出手拯救这家公司的美国政府，已经允诺要用180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来弥补损失，但AIG错综复杂的风险模式已经宣告：损失实质上是无法弥补的。
华尔街的诱人权力甚至（或者说尤其）让金融和经济教授们着迷，过去他们通常只会在大学谋生存，只想拿到诺贝尔奖。 随着数学金融在实际金融中变得越来越必不可少，教授们不断期待成为金融机构的顾问或者合伙人。诺贝尔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1994年他们坐上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董事宝座，这家对冲基金公司在1990年代末大赚特赚从而闻名于世。，很多人都在走这条路。这种迁徙给迅速发展壮大的高端金融世界，盖上了学术正当的印记（以及咄咄逼人的学术精品气势）。
随着越来越多的富人在金融业大赚其钱，金融拜物教向文化深度渗透。伪装成警世恒言的《野蛮人来了》、《华尔街》和《浮华世界》之类作品，起到的作用只是增添华尔街的神秘主义。米歇尔•刘易斯去年在《投资管理》上撰文称，1989年，他以金融业局内人口吻写《谎言游戏》时，原本希望这本书能激起人们对华尔街的傲慢和过火的愤慨。结果，“俄亥俄州立大学学生们的来信把我淹没了，他们问我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可以分享…他们把我的书当成了行动指南！”即便是华尔街的罪犯也变得比别的罪犯牛气，比如米歇尔•米尔肯和伊凡•博斯基。在一个崇尚金钱拜物教的社会，不难推断，华尔街杂志社论和国会议员们，会宣扬“金融部门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宣扬“金融业赢家们比华盛顿的职业公务员更明白什么对美国好”。
在过去十年里，竞选筹款、个人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涓涓溪流，汇成了解除规管政策的滔滔大河，事后看来，真是触目惊心：
• 坚持资本跨越国界自由流动；
• 废除大萧条时代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离的规管政策；
• 国会立法禁止规管信贷违约互换行为；
• 允许投资银行大肆发明各种金融衍生品；
• 证券交易委员会规管执法软弱无力（我是不是应该说根本就是不作为？）；
• 一项允许银行自我评估风险的国际协议；
• 以及故意不更新规管手段，故意使之落后于金融创新的“伟大步伐”。
华盛顿这些措施所伴随的情绪看上去在漠不关心与露骨的洋洋得意之间摇摆：他们认为金融松绑能让经济越来越好。
美国的寡头专政与金融危机
寡头专政和帮助维护这种专政的政府政策，不是去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唯一罪魁祸首。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包括房主过度借贷和金融世界借贷标准太低。但是，主要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和他们同舟共济的对冲基金，正是房地美、房利美和这十年股票市场泡沫的大受益人，他们的利润由日益增长的交易汇聚而来，这些交易是以较小的实体资产为基础的。一笔贷款，每次销售、包装、证券化和再次销售，银行都收取了交易费，购买证券的对冲基金随着持有量增长而收获了更多费用。
由于每个人都越来越富有，由于国家经济的健康严重依赖房地产和金融交易的增长，华盛顿没人有动力质疑事情发展到了哪一步。相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小布什总统总是一成不变地坚称经济运行完全健康，坚称各种复杂证券和信贷违约互换的天量增长，恰恰说明经济的健康，说明风险已经安全分散开来。从那个时候起，金融部门和联邦政府一直不出人意料地一致行动，就像过去在新兴市场危机中那样。
如今，金融世界的君主们当然已经被剥去了领导者和战略家的外衣，至少多数美国人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金融精英们仍然认为自己的经济宠儿地位很稳固，尽管破坏正是他们造成的。
2005-2006年，美林银行总经理斯谈利•奥尼尔把公司推向了抵押贷款证券市场的巅峰。2007年10月，他承认，“最重要的是，我们，我，在过度次贷上犯了大错，市场流动性不足是我们自食其果。没人比我对这个结果更沮丧。”2006年，奥尼尔把1400万美元奖金扛回了家；2007年，奥尼尔领到了1.62亿美元解约遣散费，尽管今天人们会认为他根本不值这么多钱。
10月，美林银行末任总经理约翰•塞恩，据说在游说董事会给自己3千万美元或者更多的奖金，12月，他把要求降到了1千万美元；这个消息被人透露给《华尔街杂志》，引发了大规模抗议，他才撤回这项要求。美林银行作为一个整体也是这么不堪：它把总额40亿美元的奖金转到12月支付，这很可能是为了避免1月1日开始拥有美林的美国银行缩减这笔奖金。去年，在政府给金融部门拨付了2430亿美元紧急援助款之后，华尔街就支付了180亿美元年终奖给自己在纽约市的雇员。
面对金融恐慌，政府必须迅速以空前力度做出回应。问题的源头在于不确定性，在我们国家，不确定性在于那些重要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资产来承担他们的责任。半吊子行为、一厢情愿和边等边看的态度，无法克服这种不确定性。做出回应的时间越长，不确定性将信贷流动性陷于困境、削弱消费信心和损伤经济的时间就越长，这只让问题更难解决。然后，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回应，总是拖拖拉拉，缺乏透明，不愿打破金融部门的坛坛罐罐。
目前这种回应更像是“小打小闹”：每当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遇到麻烦，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就在周末安排一笔援助，然后在周一宣布问题已经解决了。2008年3月，贝尔斯登公司被卖给JP摩根大通公司，说是卖，实际上更像是送。（JP摩根总经理杰米•戴蒙正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的董事之一，后者与财政部一道经手操办了这场交易。）9月，我们看到美林卖给了美国银行，AIG获得第一笔援助，华盛顿互惠银行遭政府接管随即被卖给JP摩根，这些都是政府经手操办的。10月，九家大银行在华盛顿被关门当天就被资本重组。然后是花旗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再次）和AIG（再次）相继获得额外援助资金。
部分交易也许是对紧急时刻的合理回应。但是，人们从来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各种利益到底是怎么组合的。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是根据任何公开阐明的原则采取行动，它们只是做出一项交易，然后宣称这是当前情况下的最佳应对措施。这是彻头彻尾的黑箱操作、幕后交易。
在整个危机期间，政府高度关注的不是打破金融机构的利益，不是质疑把我们带入危机的基本制度问题。2008年9月，亨利•鲍尔森要求国会批准7000亿美元购买银行的有毒资产，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没有任何对其购买决定的司法审查。很多评论者质疑这些资产并不值7000亿美元，这种购买是在替银行解决问题，事实上，这是购买有毒资产可能发挥作用的唯一方式。也许是因为没有办法让这种厚颜无耻的补贴在政治上变得令人可以接受，这项计划被搁置了。
结果，这笔钱被用来为银行做资本重组，用来在非常有利于银行的条款下购买银行股份。随着危机加深，金融机构需要更多帮助，政府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有创造力，它们找到了很多补贴银行的复杂办法，一般公众根本不明白它们在干什么。AIG所获得的第一笔援助条款相对有利于纳税人，而后续的三笔援助条款对AIG更友好。花旗银行所获得的第二笔援助和美国银行所获得的援助，资产担保也弄得非常复杂，给银行提供了低于市场水平的保险利率。2月下旬的第三笔援助花旗款，把政府持有的优先股转换成了普通股，价格高出市场价格很多，多数华尔街杂志的读者只看一遍报道都不会注意这笔补贴。而且，财政部将根据新的金融稳定计划购买可转换优先股，转换权（加上推翻权）给了银行而不是政府。
为对冲基金和其他银行提供廉价贷款，让它们有能力以较高价格购买落难的银行资产，这一最新计划实际上受到金融部门严重影响，而且财政部对此都不加掩饰了。正如亨利•鲍尔森和蒂姆•盖斯纳（一位高盛党人）主政的财政部两朝高官尼尔•卡斯卡利3月份对国会所言，“我们接到很多私人部门人士的主动请求，他们说‘我们是局外人，我们不差钱；我们想买落难银行的资产。’”这项计划让他们如愿以偿：“通过政府资本（也就是纳税人资本）与私人资本联姻，通过融资，你可以让那些投资者有能力用对投资者和银行都划算的价格，来获得那些资产。”卡斯卡利没有提及任何对第三方也就是纳税人划算的东西。
即使不考虑对纳税人公不公平，政府对银行的假模假样也存在严重问题，理由很简单：它不足以在必须改变的时候，改变那些自以为是的金融部门的行为。正如去年秋天一位不愿具名的银行高管对纽约时报所言，“汉克•鲍尔森给我们多少都无所谓，只要经济不好转，我们银行一分钱也不会外借。”但是，难就难在这儿：只要银行没有恢复健康，并且愿意借钱给别人，经济就不会复苏。
出路
只看金融危机（先不谈总体经济的一些毛病），我们至少面临两大互相关联的问题。第一个是病入膏肓的银行部门，它威胁会中断任何财政刺激手段所可能产生的复苏迹象。第二个是失衡的政治权力，金融部门享有否决公共政策的权力，即便这个部门失去公众支持，它还是享有这种否决权。
自危机开始以来，大银行看上一直在获得政治支持。这不奇怪。由于金融体系如此脆弱，一次严重的银行失灵所可能造成的破坏（雷曼比花旗或美国银行要小些），会比正常时期更大。银行一直在利用这种恐惧，敲诈华盛顿，从而获得有利于自己的交易。美国银行警告说，自己在获得美林银行后可能无法正常运行，不愿看到这种结果的财政部，很快就给了它第二次打包援助。
美国面临着与IMF的人类似的挑战。如果你将国家的名字抹去，只显示数字，毫不奇怪，IMF的专家会说：国有化给银行造成了麻烦，有必要打破国有化。
当然，在某些方面，政府已经控制了银行体系。政府实质上是最大银行的担保人，今天也是银行资本的唯一合理来源。同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在提供经济信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本来希望私人银行部门来履行这一功能，但它没有。然而，在联邦储备委员会到底有权做什么上还有一些限制；消费者和企业仍然依赖银行部门，而银行却缺乏资产负债表，也没有动力提供经济所需要的贷款，政府对银行的经营者及其行为都没有实际控制。
银行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在证券和贷款投资管理上所面临的巨大损失。但是，它们并不想完全承认自己的损失，因为这有可能让它们破产。因此，他们故意把损失说的小些，要求并不足以让他们恢复健康、但足以再坚持更长时间的施舍（他们也不会披露到底多少施舍才足以解决问题）。这种行为是腐蚀性的：不健康的银行要么不会借钱给别人（为了积攒资金支撑储蓄），要么进行期望回报很高的高风险贷款和投资，而这可能会让他们血本无归。无论哪种情况，经济痛苦都会加深，银行资产本身会持续贬值，从而导致更具破坏力的恶性循环。
为了打破这种循环，政府必须迫使银行承认自己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正如IMF所理解的（美国政府过去也多次坚持新兴市场国家应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是国有化。但事实正相反，财政部正在尝试一个银行一个银行的谈援助，好像所有牌都捏在银行手里，而且每次交易都把政府所有权最小化，并放弃政府对银行策略和运作的影响力。这样做绝对不可能清除银行负债表。
国有化并不是说永久国有。IMF建议说，实际上只是大规模复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运作过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行为方式，基本上就是一种政府主导的银行破产程序。允许政府清洗银行股东，取代失败的管理层，清理资产负债表，然后再把银行卖还给私人部门。这样做最大的优势是立即承认问题，从而在情况变得更糟糕之前解决问题。
政府需要详细检查资产负债表，确定哪些银行无法在严重衰退中存活下去。这些银行只应该有一种选择：写清楚你资产的真正价值，并在30天内提高私人资本，否则就由政府接管。政府应该承认现实，弄清楚强制破产的银行的有毒资产，把这些资产转交给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由它尝试看还能不能为纳税人抢救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正如1980年代存贷危机之后资产清理信托公司所做的那样）。剩下的银行，在净化并有能力安全放贷、因此获得其他放贷人和投资者信任之后，也可以卖掉。
清理超级银行的工作会很复杂。对纳税人来说也很昂贵；根据IMF的最新数字，清理银行体系的长期花费可能会高达1.5万亿美元（我们GDP的十分之一）。但是，只有决定性的政府行动可以治愈整个金融部门，包括将金融的腐朽大白于天下，让一些银行恢复到公众可以验证的健康水平。
这看上去像是一剂猛药。但事实上，它尽管必要却仍不足够。美国面临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寡头的专政权力问题，与眼前的借贷危机同样重要。在这个战线上，IMF的建议也很简单：打破寡头专政。
超大机构严重影响公共政策；今天，主要银行的权力大部分都来自于恐吓：“我太大了，不能垮掉”。国有化和重新私有化不会改变这一点；而替换把我们带入危机的银行经理层当然很公平合理，但最终也只是用一拨子权贵经理人取代另一拨子，改变的只是寡头们的名字而已。
就理想而言，应该把大银行按照地区或者商业类型分成中等规模的几块，然后卖掉。因为太想尽快把银行卖掉而做不到这一点的地方，也可以把银行整体卖掉，但买家必须在规定的短时间内将其分拆。仍掌握在私人手中的银行，也应该符合规模限制。
这一步看上去也许粗鲁专横，却是限制个别机构的权力的最好方式，这个机构常常隶属于整个经济所必需的经济部门。当然，一些人会抱怨一个更加分散的银行体系的“效率成本”问题，这些成本当然真实存在。但是，作为大众自戕的金融武器，一个银行，因为太大而失灵从而崩溃的成本也真实存在。任何太大而失灵的事物，都会因为太大而消失。
为了确保系统性的银行分解，为了防止危险的金融怪兽的最终复活，我们还需要大修我们的反垄断法。100年前制定出来打击工业垄断的法律，无法用来对付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金融部门今天的问题，不是特定公司占有了足以影响价格的市场份额；而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些互相关联的小公司，一旦瓦解，就能拖垮整个经济。奥巴马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召唤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人称FDR），但是今天需要效仿的是他叔叔西奥多•罗斯福的反垄断手段。
给经理报酬设置上限，尽管有平民主义的味道，却有助于让政治权力恢复平衡，防止出现新的寡头专政。对于在那里工作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沉浸在曾经的光辉与梦想回忆中的政府官员而言，华尔街的主要吸引力从来都是那笔令人乍舌的巨额报酬。设置上限，会减少金融部门的诱惑力，让它更像其他产业。
目前的支付上限仍然设计欠佳，长远来看更是如此。而且，现在大部分钱都主要是从不受规管的私人对冲基金和私人证券公司赚得，降低支付也就很复杂。规管和税收应该是办法之一。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大的解决方案必定会涉及更加透明，涉及让金融业费用降下来的竞争。对那些认为这样做会把金融活动驱赶到其他国家去的人，我们现在可以很安全地说：随它去吧！
两条道路
让我意译一下20世纪早期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话：每个国家都有精英，重要的是不断变换精英群体。如果美国是另外一个国家，毕恭毕敬地来找IMF帮忙，我可能会对其未来相当乐观。我说过，新兴市场危机大多数都相对快速地结束了，多数实现了相当强劲的经济复苏。但是，唉，这一次太糟糕了，美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相似性太有限了。
新兴市场国家所拥有的财富不那么牢靠，从全球范围来说属于经济弱者。当他们陷入麻烦，很快就会花光能用的钱，或者至少花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外汇。他们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最终，他们会采取有进取心的积极行动。但是，美国是世界上非常有权势的国家，富的流油，还享有用本国货币支付外债的不合理特权，它可以开动机器大印钞票。结果，它可以磕磕绊绊、摇摇晃晃好多年，就像十年低迷期的日本，它从来没有鼓起勇气做应该做的事，从来没有真正恢复正常。与过去划清界限，接管、清理主要银行，这些事很难让它觉得必须马上去做。IMF当然也没有任何人能强迫它这样做。
在我们看来，美国面前有两个可行的剧本。第一个涉及一个银行一个银行的复杂交易和条件反射式的一次次（重复）援助，就像我们2月份在花旗和AIG身上所看到的。如果政府总想蒙混过关，混乱就将君临天下。
我们的未来可能会变成这样：认为金融体系是个抢劫体系的狂暴种子生根发芽，我们越来越多地讨论我们的寡头到底是怎么变成强盗的，讨论我们的经济究竟怎么着就不能正常运作了。俄罗斯前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Boris Fyodorov），过去二十年长期与寡头、腐败和各种滥权行为斗争。他喜欢说权贵们的利益很混乱、很令人迷惑，但权势让他们可以恣意妄为，不论合法不合法，都不受追究。通货膨胀很高的时候，谁能说清楚一份财产到底值多少钱？当行事诡秘的政府安排和幕后交易支撑信用体系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没有上当受骗？
第二个方案开始得也很没劲，也可能会无疾而终。但它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摆脱麻木的警醒希望。情况可能会这样：全球经济继续恶化，中东欧国家银行体系崩溃，由于东欧银行大多为西欧银行所有，对政府破产的合理恐惧将会在整个欧洲大陆扩散。债权人进一步遭受重击，信心进一步下降。出口加工产品的亚洲经济遭遇毁灭，拉美和非洲商品生产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全球环境急剧恶化，将已经摇摇晃晃的美国经济压至谷底。当局预算中按原口径估算的增长率越来越不现实，财政部目前用来评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乐观的“压力模型”，将引发巨大的尴尬。
在这种压力下，在全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面前，思维必须更加集中一些。
精英们仍然因循守旧地认为目前的经济消沉“不像大萧条那么糟糕”。这种看法并不对。事实上，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危局可能比大萧条更严重，因为这个世界现在如此盘根错节，因为银行部门现在如此之大。我们面临的是几乎所有国家同时陷入经济低迷，个人和公司的信心不断削弱，政府财政出现了大问题。如果我们的领袖认识到后果严重，我们还有希望看到政府对银行体系采取大动作，看到政府与旧精英的割裂。我们希望能早点看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