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近代史纲要实践论文
题 目：
姓 名
学 号：专 业：
指导老师： “文化大革命”产生原因的研讨 土木工程
2013年12月20日
摘要：
本文从“文化大革命”（下文简称“文革”）发生之前到“文革”正式开始的初期这一段时间，就“文革”的一步步地形成，“文革”发生与党的左倾错误、党的领导人、国际社会的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与研究。 正文：
海外网12月16日电 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别军事法庭12日以从事颠覆国家阴谋行为，依照朝鲜刑法第60条判处张成泽死刑，于当天立即执行。
朝中社报道 朝鲜16日在平壤锦绣山太阳宫广场举行了朝鲜人民军誓师大会。分析认为，在张成泽被处决之后，朝鲜此举意在要求军方对金正恩效忠。
海外网12月17日电 随着金正恩开始逐步对张成泽在党内的“残余势力”展开清洗，政治动荡必然会随之而来，政治上的不稳定更会让这个国家面临崩塌的危险。
„„„„„„
近日来的朝鲜政治和社会动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很多国家对朝鲜的动荡表示担心。朝鲜的这次领导阶层的肃清行动与在全国开展的一系列的整治行动，让我不禁想起了50多年前席卷中国社会的那场“十年浩劫”。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有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
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同时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探讨和反思来及时的发现和改正现在存在的问题。
1966年，“文革”像突然袭来的飓风，短时间内席卷中国大地，把中国人民带进了一场长达10年的浩劫之中。但与之同时，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它从何而起。人们只能从最高指示、中央文件、首长讲话中去“领会精神”，从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中去“猜测动向”。可见这场浩劫来的混乱与朦胧。
我想这场浩劫的降临和当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本身是有关系的，比如政治经济体制僵化、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等，然而这并不表示这场浩劫完全由制度体制带来的，因为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些弊端，但是没有发生“文革”。所以中国的“文革”是中国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独特的产物。
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
随着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的客观状况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党的任务也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这一点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也已经正确地指出。
然而，1957年，党内的左倾思潮日渐发展。匈牙利事件让毛泽东开始注意阶级斗争问题，继而1957年4月27日开始了中共整风运动，然而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分子，趁中共的整风运动之机，兴风作浪，妄图推翻党的领导地位。一部分群众在帮助党整风中，或由于缺乏社会经验，或由于思想偏激，发表了一些措词尖锐、完全不符合实际的言论，进行了请愿、游行等活动，一时间产
生了混乱。让毛泽东感到形势的严重，随即动员全党反击，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从而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而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一年前召开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毛泽东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结论，却得到了全会的赞同，由此必然引起全党主要任务和整个政策的相应改变。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失误和决策失误！
由错误理论和决策引导开展的一系列错误实践，又从错误实践中抽引出错误理论观念，如此循环，使得错误一步步升级。
由左倾错误发展到“文革”，期间，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突然由纠左转而反右，以更左的形态，提出了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使左倾理论观点又一次重大升级。紧接庐山会议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错误的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其他一些同志被打成所谓的反党集团。八届八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掀起了一场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右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运动使得人们不敢讲真话，从此“三面红旗”被奉为神明。
错误的理论在实践中步步加深，终于形成完整的形态，并被提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成为进行各项工作的指针，成为教育党员、干部群众的主题。而在这一过程中，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起了关键的作用。
人们在历尽三年困难后，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思考一直以来的工作，并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表达了这一想法。但是，毛泽东在
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七千人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实践的错误判断和总结，把与他不同的意见，批判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把这种分歧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使得阶级斗争的哭大话、绝对化的迷误急剧发展。
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绝对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始受到影响。江青的人开展的对意识领域的阶级斗争，使人们的意识受到统治，人们开始检查自己“阶级斗争的观念太薄弱”，为以后接受“文革”的思想做好了基础。
1965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严重的估量。在毛泽东眼里，“党变修，国变色”已经成为现实危险，最后毛泽东认为，之前的斗争都没有解决问题是因为没有当做整个阶级斗争去抓，继而发动了十年浩劫--“文革”。
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时发生“文革”的一个根本原因。 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自己的领袖的能力，这一组织制度方面的重要缺陷是发生“文革”的另一重要原因。因为仅仅是理论上的失误和对形式的误判，依靠充分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并不是不可以纠正的。政治理论上的错误加上坐直制度的缺陷，使得领袖的错误难于约束和纠正。
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共产党处于地下斗争、武装斗争的情况下，适当强调集中这一方面是正确的。
然而建国后，一元化领导的权利高度集中的体制被沿袭了下来，党领导一切，并在实施中演变成党决定一切，党管理一切。甚至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一切，大权独揽、个人专断。并多年相沿成习，党内外习以为常。
至于毛泽东的个人专制的权力集中，应该追溯到抗战时期。在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中，毛泽东不仅展现了他的坚定立场、目光远大、多谋善断等方面的过人之处，而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团结反对自己的人。既能力排众议，坚持正确决策，又能尊重多数，不固执己见。这些是他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重要原因。
然而，毛泽东的这种崇高威望和权利个高度集中，事实上的不容许反对，造成了领袖独断的可能条件。在建国后，一言堂、个人崇拜、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对此，邓小平有这样一段话：“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得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而对于个人崇拜的问题的关键是领袖的态度。个人崇拜如果得不到领袖的欣赏（至少是默认）是不可能形成气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坚决反对别人对他们无原则地歌功颂德的，所以他们没有形成个人崇拜。而毛泽东一开始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是后来他在骄傲中改变了，我们可以从他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明显的
看到，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而毛泽东也是依靠着这些个人崇拜和绝对权威，再一次力排众议，继续着错误的方针和政策。
权力过度集中，再加上个人崇拜，这就形成了一种交互作用：权利过度集中助长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强化个人专制，终于酿成了历史的悲剧。
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交互作用
当时苏联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国际上的反共高潮，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中国的社会也随着动荡。
具体比如说，在共产国际时期，苏联可以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手段改变别国党的领导人。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惯于从别的国家党内找到内应并施加影响和压力，从内部进行颠覆。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毛泽东不可能不加以防范。因此，他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放在洞察“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引发了盲目的阶级斗争。 感悟
在这场十年浩劫中，我们感觉到，共产党的改革有时候过于主观化，理想化，难免会激进，陷入极端化的状态。而其中暴露出来的党存在的毛病很多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权利的集中，缺乏民主，个人专政的现象日渐严重，并且党内的官僚主义也随着权利的集中而出现与发展等问题依旧存在。
我们人民和党都应该直面历史，直面我们曾经的错误，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及时的改正。促进党和国家的发展，实现党的目标。
注：参考文献
《“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年1月第3版 2006
******2013年中国近代史纲要实践论文
题 目：
姓 名
学 号：专 业：
指导老师： “文化大革命”产生原因的研讨 土木工程
2013年12月20日
摘要：
本文从“文化大革命”（下文简称“文革”）发生之前到“文革”正式开始的初期这一段时间，就“文革”的一步步地形成，“文革”发生与党的左倾错误、党的领导人、国际社会的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与研究。 正文：
海外网12月16日电 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别军事法庭12日以从事颠覆国家阴谋行为，依照朝鲜刑法第60条判处张成泽死刑，于当天立即执行。
朝中社报道 朝鲜16日在平壤锦绣山太阳宫广场举行了朝鲜人民军誓师大会。分析认为，在张成泽被处决之后，朝鲜此举意在要求军方对金正恩效忠。
海外网12月17日电 随着金正恩开始逐步对张成泽在党内的“残余势力”展开清洗，政治动荡必然会随之而来，政治上的不稳定更会让这个国家面临崩塌的危险。
„„„„„„
近日来的朝鲜政治和社会动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很多国家对朝鲜的动荡表示担心。朝鲜的这次领导阶层的肃清行动与在全国开展的一系列的整治行动，让我不禁想起了50多年前席卷中国社会的那场“十年浩劫”。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有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
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同时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探讨和反思来及时的发现和改正现在存在的问题。
1966年，“文革”像突然袭来的飓风，短时间内席卷中国大地，把中国人民带进了一场长达10年的浩劫之中。但与之同时，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它从何而起。人们只能从最高指示、中央文件、首长讲话中去“领会精神”，从街头巷尾的小道消息中去“猜测动向”。可见这场浩劫来的混乱与朦胧。
我想这场浩劫的降临和当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本身是有关系的，比如政治经济体制僵化、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等，然而这并不表示这场浩劫完全由制度体制带来的，因为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这些弊端，但是没有发生“文革”。所以中国的“文革”是中国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独特的产物。
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
随着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的客观状况和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党的任务也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这一点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也已经正确地指出。
然而，1957年，党内的左倾思潮日渐发展。匈牙利事件让毛泽东开始注意阶级斗争问题，继而1957年4月27日开始了中共整风运动，然而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制度分子，趁中共的整风运动之机，兴风作浪，妄图推翻党的领导地位。一部分群众在帮助党整风中，或由于缺乏社会经验，或由于思想偏激，发表了一些措词尖锐、完全不符合实际的言论，进行了请愿、游行等活动，一时间产
生了混乱。让毛泽东感到形势的严重，随即动员全党反击，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从而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而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一年前召开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判断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毛泽东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错误结论，却得到了全会的赞同，由此必然引起全党主要任务和整个政策的相应改变。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失误和决策失误！
由错误理论和决策引导开展的一系列错误实践，又从错误实践中抽引出错误理论观念，如此循环，使得错误一步步升级。
由左倾错误发展到“文革”，期间，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突然由纠左转而反右，以更左的形态，提出了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使左倾理论观点又一次重大升级。紧接庐山会议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错误的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其他一些同志被打成所谓的反党集团。八届八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掀起了一场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右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运动使得人们不敢讲真话，从此“三面红旗”被奉为神明。
错误的理论在实践中步步加深，终于形成完整的形态，并被提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成为进行各项工作的指针，成为教育党员、干部群众的主题。而在这一过程中，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起了关键的作用。
人们在历尽三年困难后，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思考一直以来的工作，并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表达了这一想法。但是，毛泽东在
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七千人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实践的错误判断和总结，把与他不同的意见，批判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把这种分歧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使得阶级斗争的哭大话、绝对化的迷误急剧发展。
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绝对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始受到影响。江青的人开展的对意识领域的阶级斗争，使人们的意识受到统治，人们开始检查自己“阶级斗争的观念太薄弱”，为以后接受“文革”的思想做好了基础。
1965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国内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严重的估量。在毛泽东眼里，“党变修，国变色”已经成为现实危险，最后毛泽东认为，之前的斗争都没有解决问题是因为没有当做整个阶级斗争去抓，继而发动了十年浩劫--“文革”。
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时发生“文革”的一个根本原因。 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
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自己的领袖的能力，这一组织制度方面的重要缺陷是发生“文革”的另一重要原因。因为仅仅是理论上的失误和对形式的误判，依靠充分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并不是不可以纠正的。政治理论上的错误加上坐直制度的缺陷，使得领袖的错误难于约束和纠正。
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共产党处于地下斗争、武装斗争的情况下，适当强调集中这一方面是正确的。
然而建国后，一元化领导的权利高度集中的体制被沿袭了下来，党领导一切，并在实施中演变成党决定一切，党管理一切。甚至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一切，大权独揽、个人专断。并多年相沿成习，党内外习以为常。
至于毛泽东的个人专制的权力集中，应该追溯到抗战时期。在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中，毛泽东不仅展现了他的坚定立场、目光远大、多谋善断等方面的过人之处，而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团结反对自己的人。既能力排众议，坚持正确决策，又能尊重多数，不固执己见。这些是他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重要原因。
然而，毛泽东的这种崇高威望和权利个高度集中，事实上的不容许反对，造成了领袖独断的可能条件。在建国后，一言堂、个人崇拜、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对此，邓小平有这样一段话：“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得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而对于个人崇拜的问题的关键是领袖的态度。个人崇拜如果得不到领袖的欣赏（至少是默认）是不可能形成气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坚决反对别人对他们无原则地歌功颂德的，所以他们没有形成个人崇拜。而毛泽东一开始也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但是后来他在骄傲中改变了，我们可以从他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明显的
看到，毛泽东说“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而毛泽东也是依靠着这些个人崇拜和绝对权威，再一次力排众议，继续着错误的方针和政策。
权力过度集中，再加上个人崇拜，这就形成了一种交互作用：权利过度集中助长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强化个人专制，终于酿成了历史的悲剧。
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交互作用
当时苏联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国际上的反共高潮，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中国的社会也随着动荡。
具体比如说，在共产国际时期，苏联可以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手段改变别国党的领导人。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惯于从别的国家党内找到内应并施加影响和压力，从内部进行颠覆。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毛泽东不可能不加以防范。因此，他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放在洞察“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引发了盲目的阶级斗争。 感悟
在这场十年浩劫中，我们感觉到，共产党的改革有时候过于主观化，理想化，难免会激进，陷入极端化的状态。而其中暴露出来的党存在的毛病很多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权利的集中，缺乏民主，个人专政的现象日渐严重，并且党内的官僚主义也随着权利的集中而出现与发展等问题依旧存在。
我们人民和党都应该直面历史，直面我们曾经的错误，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及时的改正。促进党和国家的发展，实现党的目标。
注：参考文献
《“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年1月第3版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