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佳蔚蒋昕捷王育琨
2015年01期
在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年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圆形的小卡片，上面写着一些苏北农村孩子的名字、性别和年龄。
每位经过这里的外籍学生，都会轻轻地把这些五颜六色的卡片摘下来，塞进书包里，然后回家与父母一道，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筹备他们的礼物。一个月之后，苏北的孩子们就会收到这份来自异国同龄人的新年祝福。
这样的交往已经延续了好些年。只是两地的孩子都不大清楚，这项活动始于何时，又是为了什么。
大人们有意不让孩子了解太多，因为这源自一个悲伤的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4名18～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起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涉外灭门惨案很快结了案，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就在那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完成中国法律规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这一举动默默延续了9年，虽然已有超过500名的中国贫困学生因此圆了求学梦，但它至今鲜为人知。
宽恕的方式
“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总经理朱利娅确定地说。她是普方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乡。她觉得这是纪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
在她印象中，普方太太是个热心肠，在南京生活期间一直都是乐善好施。曾经有一对从非洲来的年轻夫妇在南京上大学，后来因为妻子怀孕，无力负担生活。在南京的外国人都自发组织活动去帮助他们。朱利娅记得，在参与此事的学生中，普方家的女儿桑德拉是最积极的。
贺杰克在南京经营德国餐厅和甜品店有10多年，他熟知大多数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德国家庭。他也记得，9年前，4月2日的那个早上，当他听到有关普方一家的不幸消息时，是多么的愤怒。
时年51岁的于尔根·普方为人谦和，行事严谨，循规蹈矩。亚星奔驰公司远在扬州，因为孩子在南京读书，注重家庭的他每天都要驱车100多公里上下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小。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岁，是一位和善的全职太太。他们的一双儿女，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
在法庭上，普方一家的亲友们见到了那4个刚成年不久的疑凶。原本在他们的想象中，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可实际上，“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
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他们看到一个广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那晚，他们潜入小区，也只是想去洗劫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有东西可偷。最终他们选择了隔壁的普方家。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
案发后，普方先生的母亲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
“德国没有死刑。”贺杰克解释说，“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与此同时，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普方一家。
教育改变人生
在朱利娅等人的设想里，普方协会的资助款应该直接到被资助学生的手里，他们要知道每一笔善款的具体资金流向，可“他们根本做不到”。最后，朱利娅和刘海宁选择与爱德基金会合作。
接待朱利娅和刘海宁的是爱德基金会国际交流部的纪晓东。第一次知道普方协会由来的纪晓东，感受是“不可思议”：“人被杀害了，不去记着仇恨，反而做慈善工作，帮助罪犯所在地区的孩子来上学，这跟我们的常理来说，是不太一样的。”
在之后的合作里，纪晓东逐渐感受到了很多的“不太一样”：按照普方协会的要求，孤儿、单亲家庭、家里父母有重大疾病的、女孩，被列为优先资助的对象。“每一个人都值得帮助。只要他们愿意上学，而不是非要成绩有多好，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品学兼优的优先”。
普方协会资助孩子的范围，一开始包含小学，2006年，中国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普方资助范围便调整为初中和高中。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初中学生每年资助1200元，高中学生每年资助2000元。
普方的资助有一点与众不同：资助一个孩子，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加起来总共需要9600块钱，普方协会只有等到为一个孩子筹到9600块钱，才会确定一个资助对象。
“我们不希望出现资助到一半，告诉孩子，抱歉，我们没有钱了，我不敢想象孩子脸上的表情，”朱利娅摊开双手，“这是一种伤害。”
看不见的“普方”
2001年3月份，朱利娅和纪晓东等人去了江苏沭阳，进行了第一次苏北探访。迄今为止，这样的探访每年一次。
动身之前，他们探讨过一个问题：要不要去那四个青年所在的村庄？有人说，不要去，这让人觉得你们是在进行一种“奖赏”，容易让人误解；有人说，可以去，你们是去做善事的，没有什么好怕的。
最终，朱利娅避开了四个青年所在的村庄。实地探访的所见所闻，让包括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意外，
“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令人落泪的故事。”朱利娅感叹。可朱利娅并没有把普方一家令人落泪的故事讲给当地人听。不刻意隐瞒，也不特意宣传，这是朱利娅和普方协会与受资助人交流时遵守的准则。于是，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普方协会的存在，以为只有爱德基金会在帮他们。
“并不需要每个人都知道‘普方’，他们只要感受到被帮助的快乐就好了。”朱利娅说。
正在淮阴师范学院读书的王磊（化名），是普方协会资助的学生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2003年5月，王磊在申请表写道：“父亲病逝4年，母亲务农种着3亩地。哥哥没上完小学就辍学打工，我很想读书……”2010年，王磊考入淮阴师范学院，直到上了大学，王磊才知道了普方协会的背景，了解到普方一家人的故事。王磊大受感动，只要有时间，他就在学校里参加一些志愿者的工作。
现在，王磊的理想是回到家乡做一名英语老师，因为家乡的老师发音不是那么标准。像普方协会信奉的“教育改变人生”一样，王磊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家乡的孩子，改变家乡的面貌。
爱德基金会教育与国际交流部的吴美娟，现负责与普方协会的合作项目，曾跟随纪晓东去苏北探访。
一开始遇到的事情，让吴美娟有些难以理解：“当我把普方协会的礼物交到他们手里，你很难从他们的表情、眼神里，捕捉到惊喜，他们的笑容几乎看不到。按照正常的理解，得到一份来自远方的礼物，应该是开心的。”
吴美娟把疑惑说给纪晓东，纪晓东告诉他：“如果我是他们，我也笑不出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那么小的年纪，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吴美娟慢慢理解了孩子们没有笑容的脸：“初中生的表情，会更活泼一些，可到了高中，他们对于贫困的理解，会更深刻，更复杂，他们在心理上和物质上所承受的，是我们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正是理解了这些，吴美娟也逐渐理解了普方协会有别于中国大部分资助贫困学生项目的做法。
在吴美娟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一个中国的捐赠者，会希望与孩子保持某种联系，去探访，对他的生活有了解，并且有一定的引导和干预，这其实是一种介入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他希望孩子给他写信，甚至希望对孩子了如指掌。”
“而普方协会则不想对孩子的生活有太多干预，不干预每个个体的发展和生活，即便是强加于人的好愿望，他们希望孩子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拥有一种能力，一种面对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因为谁都知道我们不会陪伴他们多久，甚至不在意陪伴他们的是‘普方’，还是别人。”
朱利娅说，最早一批做普方协会的人，和普方一家人是认识的，有私人感情在里面的，而近两三年，普方协会逐渐淡化了成立时的背景，新加入的会员，几乎与普方一家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因宽恕而成立的慈善机构，看起来与宽恕无关，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助学机构。
“这才是一个协会的正常状态，”朱利娅并不担心自己将来可能的离开对普方协会带来的影响，“最好的局面是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不是私人感情。”
这个共同的价值观，与一种很多中国人持有的观念不同“以牙还牙”“以命偿命”，“普方的亲人完全释怀，是不可能的。苏北四个凶手的家庭，要释怀也不可能。我们纪念普方一家人，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希望不要助涨“以暴制暴”，以暴制暴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以仇恨来制造新的仇恨。”朱利娅说。
2012年，普方协会资助了294个孩子，这是成立12年至今资助人数最多的一年，其资助地区也从苏北扩大到了安徽。同时，中国企业和个人也开始陆续加入到捐赠者的行列中。
“我们还是要相信宽恕，相信善良，相信慈善，这些人类美好感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不是暴力与仇恨。”朱利娅说。
关于宽恕的四堂课
第一课：有关罪恶，他们选择了社会自省
罪犯说到底也是受害者，人生来不是罪犯，尽管复杂的人性里有着极其丑恶的一面，但是这种恶并非无可救药。有的人之所以成为罪犯，责任在教育和社会，因此人是需要救赎的，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的犯罪几率永远处在一个最低限度，甚至为零。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第二课：有关教育，他们选择了义务、行动、关爱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来考上大学，自己才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如果需要付费的话，我的父母也没有办法送我到学校去，可能我在德国还找不到工作，没办法选择我想要的生活。”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有一个摆摊配过钥匙……如果不是普方协会提出的动议，扎根于江苏本土的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想到，一向以富庶闻名的江苏也会有那样贫困的家庭。眼看着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到了普及12年教育的阶段，普方协会的会员们也希望被资助的孩子能够继续升学。
第三课：有关慈善，他们选择了将慈善作为生活方式
来自美国的卡伦谢老师是普方协会的会员。在她的记忆里，人们从小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万圣节，小朋友扮成小鬼，挨家挨户要糖果，收集起来捐给基金会。到大一点儿之后，就要学会如何筹钱，去医院看望老人。上大学的时候，她们甚至要花两周的时间，去别的国家帮穷人盖房子。没有选择将慈善作为政治任务。普方协会的会员们每次都在南京租一辆车，委托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把礼物亲手交给学生。他们觉得孩子们精心准备的圣诞节礼物就像是中国春节的压岁钱一样，都是最珍贵的祝福。
第四课：有关同情，他们选择了人道准则，没有选择民族情绪
德国人说得何其明白：“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其言外之意，是即使普方一家并不曾遭遇灾难，他们也一样会这么做。“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那些救助苏北贫困学生的德国人坚持认为，之所以要帮助苏北的学生，只因为那里很穷，需要帮助。不管中国人能不能理解，“人被杀了，还来做好事”。他们不是在“以德抱怨”，他们的意识根本就没有“以德抱怨”这个概念，“以德报怨”只是中国式思维；他们拎得很清，那四个凶手身上的罪恶与中国其它人毫无关系。
（本刊辑自中国周刊、中国青年报、商业评论）
作者：李佳蔚蒋昕捷王育琨
2015年01期
在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年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圆形的小卡片，上面写着一些苏北农村孩子的名字、性别和年龄。
每位经过这里的外籍学生，都会轻轻地把这些五颜六色的卡片摘下来，塞进书包里，然后回家与父母一道，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筹备他们的礼物。一个月之后，苏北的孩子们就会收到这份来自异国同龄人的新年祝福。
这样的交往已经延续了好些年。只是两地的孩子都不大清楚，这项活动始于何时，又是为了什么。
大人们有意不让孩子了解太多，因为这源自一个悲伤的故事：
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4名18～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起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涉外灭门惨案很快结了案，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就在那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完成中国法律规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这一举动默默延续了9年，虽然已有超过500名的中国贫困学生因此圆了求学梦，但它至今鲜为人知。
宽恕的方式
“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总经理朱利娅确定地说。她是普方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乡。她觉得这是纪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
在她印象中，普方太太是个热心肠，在南京生活期间一直都是乐善好施。曾经有一对从非洲来的年轻夫妇在南京上大学，后来因为妻子怀孕，无力负担生活。在南京的外国人都自发组织活动去帮助他们。朱利娅记得，在参与此事的学生中，普方家的女儿桑德拉是最积极的。
贺杰克在南京经营德国餐厅和甜品店有10多年，他熟知大多数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德国家庭。他也记得，9年前，4月2日的那个早上，当他听到有关普方一家的不幸消息时，是多么的愤怒。
时年51岁的于尔根·普方为人谦和，行事严谨，循规蹈矩。亚星奔驰公司远在扬州，因为孩子在南京读书，注重家庭的他每天都要驱车100多公里上下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小。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岁，是一位和善的全职太太。他们的一双儿女，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
在法庭上，普方一家的亲友们见到了那4个刚成年不久的疑凶。原本在他们的想象中，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可实际上，“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
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他们看到一个广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那晚，他们潜入小区，也只是想去洗劫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有东西可偷。最终他们选择了隔壁的普方家。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
案发后，普方先生的母亲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
“德国没有死刑。”贺杰克解释说，“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与此同时，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普方一家。
教育改变人生
在朱利娅等人的设想里，普方协会的资助款应该直接到被资助学生的手里，他们要知道每一笔善款的具体资金流向，可“他们根本做不到”。最后，朱利娅和刘海宁选择与爱德基金会合作。
接待朱利娅和刘海宁的是爱德基金会国际交流部的纪晓东。第一次知道普方协会由来的纪晓东，感受是“不可思议”：“人被杀害了，不去记着仇恨，反而做慈善工作，帮助罪犯所在地区的孩子来上学，这跟我们的常理来说，是不太一样的。”
在之后的合作里，纪晓东逐渐感受到了很多的“不太一样”：按照普方协会的要求，孤儿、单亲家庭、家里父母有重大疾病的、女孩，被列为优先资助的对象。“每一个人都值得帮助。只要他们愿意上学，而不是非要成绩有多好，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品学兼优的优先”。
普方协会资助孩子的范围，一开始包含小学，2006年，中国实现了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普方资助范围便调整为初中和高中。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初中学生每年资助1200元，高中学生每年资助2000元。
普方的资助有一点与众不同：资助一个孩子，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加起来总共需要9600块钱，普方协会只有等到为一个孩子筹到9600块钱，才会确定一个资助对象。
“我们不希望出现资助到一半，告诉孩子，抱歉，我们没有钱了，我不敢想象孩子脸上的表情，”朱利娅摊开双手，“这是一种伤害。”
看不见的“普方”
2001年3月份，朱利娅和纪晓东等人去了江苏沭阳，进行了第一次苏北探访。迄今为止，这样的探访每年一次。
动身之前，他们探讨过一个问题：要不要去那四个青年所在的村庄？有人说，不要去，这让人觉得你们是在进行一种“奖赏”，容易让人误解；有人说，可以去，你们是去做善事的，没有什么好怕的。
最终，朱利娅避开了四个青年所在的村庄。实地探访的所见所闻，让包括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意外，
“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令人落泪的故事。”朱利娅感叹。可朱利娅并没有把普方一家令人落泪的故事讲给当地人听。不刻意隐瞒，也不特意宣传，这是朱利娅和普方协会与受资助人交流时遵守的准则。于是，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普方协会的存在，以为只有爱德基金会在帮他们。
“并不需要每个人都知道‘普方’，他们只要感受到被帮助的快乐就好了。”朱利娅说。
正在淮阴师范学院读书的王磊（化名），是普方协会资助的学生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2003年5月，王磊在申请表写道：“父亲病逝4年，母亲务农种着3亩地。哥哥没上完小学就辍学打工，我很想读书……”2010年，王磊考入淮阴师范学院，直到上了大学，王磊才知道了普方协会的背景，了解到普方一家人的故事。王磊大受感动，只要有时间，他就在学校里参加一些志愿者的工作。
现在，王磊的理想是回到家乡做一名英语老师，因为家乡的老师发音不是那么标准。像普方协会信奉的“教育改变人生”一样，王磊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家乡的孩子，改变家乡的面貌。
爱德基金会教育与国际交流部的吴美娟，现负责与普方协会的合作项目，曾跟随纪晓东去苏北探访。
一开始遇到的事情，让吴美娟有些难以理解：“当我把普方协会的礼物交到他们手里，你很难从他们的表情、眼神里，捕捉到惊喜，他们的笑容几乎看不到。按照正常的理解，得到一份来自远方的礼物，应该是开心的。”
吴美娟把疑惑说给纪晓东，纪晓东告诉他：“如果我是他们，我也笑不出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那么小的年纪，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吴美娟慢慢理解了孩子们没有笑容的脸：“初中生的表情，会更活泼一些，可到了高中，他们对于贫困的理解，会更深刻，更复杂，他们在心理上和物质上所承受的，是我们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正是理解了这些，吴美娟也逐渐理解了普方协会有别于中国大部分资助贫困学生项目的做法。
在吴美娟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一个中国的捐赠者，会希望与孩子保持某种联系，去探访，对他的生活有了解，并且有一定的引导和干预，这其实是一种介入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他希望孩子给他写信，甚至希望对孩子了如指掌。”
“而普方协会则不想对孩子的生活有太多干预，不干预每个个体的发展和生活，即便是强加于人的好愿望，他们希望孩子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拥有一种能力，一种面对生活的勇气和能力，因为谁都知道我们不会陪伴他们多久，甚至不在意陪伴他们的是‘普方’，还是别人。”
朱利娅说，最早一批做普方协会的人，和普方一家人是认识的，有私人感情在里面的，而近两三年，普方协会逐渐淡化了成立时的背景，新加入的会员，几乎与普方一家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因宽恕而成立的慈善机构，看起来与宽恕无关，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助学机构。
“这才是一个协会的正常状态，”朱利娅并不担心自己将来可能的离开对普方协会带来的影响，“最好的局面是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不是私人感情。”
这个共同的价值观，与一种很多中国人持有的观念不同“以牙还牙”“以命偿命”，“普方的亲人完全释怀，是不可能的。苏北四个凶手的家庭，要释怀也不可能。我们纪念普方一家人，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希望不要助涨“以暴制暴”，以暴制暴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以仇恨来制造新的仇恨。”朱利娅说。
2012年，普方协会资助了294个孩子，这是成立12年至今资助人数最多的一年，其资助地区也从苏北扩大到了安徽。同时，中国企业和个人也开始陆续加入到捐赠者的行列中。
“我们还是要相信宽恕，相信善良，相信慈善，这些人类美好感的力量是巨大的，而不是暴力与仇恨。”朱利娅说。
关于宽恕的四堂课
第一课：有关罪恶，他们选择了社会自省
罪犯说到底也是受害者，人生来不是罪犯，尽管复杂的人性里有着极其丑恶的一面，但是这种恶并非无可救药。有的人之所以成为罪犯，责任在教育和社会，因此人是需要救赎的，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的犯罪几率永远处在一个最低限度，甚至为零。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第二课：有关教育，他们选择了义务、行动、关爱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来考上大学，自己才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如果需要付费的话，我的父母也没有办法送我到学校去，可能我在德国还找不到工作，没办法选择我想要的生活。”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有一个摆摊配过钥匙……如果不是普方协会提出的动议，扎根于江苏本土的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想到，一向以富庶闻名的江苏也会有那样贫困的家庭。眼看着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到了普及12年教育的阶段，普方协会的会员们也希望被资助的孩子能够继续升学。
第三课：有关慈善，他们选择了将慈善作为生活方式
来自美国的卡伦谢老师是普方协会的会员。在她的记忆里，人们从小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万圣节，小朋友扮成小鬼，挨家挨户要糖果，收集起来捐给基金会。到大一点儿之后，就要学会如何筹钱，去医院看望老人。上大学的时候，她们甚至要花两周的时间，去别的国家帮穷人盖房子。没有选择将慈善作为政治任务。普方协会的会员们每次都在南京租一辆车，委托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把礼物亲手交给学生。他们觉得孩子们精心准备的圣诞节礼物就像是中国春节的压岁钱一样，都是最珍贵的祝福。
第四课：有关同情，他们选择了人道准则，没有选择民族情绪
德国人说得何其明白：“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其言外之意，是即使普方一家并不曾遭遇灾难，他们也一样会这么做。“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那些救助苏北贫困学生的德国人坚持认为，之所以要帮助苏北的学生，只因为那里很穷，需要帮助。不管中国人能不能理解，“人被杀了，还来做好事”。他们不是在“以德抱怨”，他们的意识根本就没有“以德抱怨”这个概念，“以德报怨”只是中国式思维；他们拎得很清，那四个凶手身上的罪恶与中国其它人毫无关系。
（本刊辑自中国周刊、中国青年报、商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