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李 岭 ()
,、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和上海,就目前学界关注的文化研究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上一次大众文化讨论的继续和发展。前辈学者徐中玉、钱谷融先生也参加了会议。
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制,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里有专门的文化研究系。它有一种脱离刺激它产生的土壤、成为智力游戏的倾向。但是,它也有精髓,这就是强烈的学术批判精神,敢于直接面对当代的社会问题。它不唱赞歌,要求找出新的压抑和控制背后的东西;它只针对各种事实本身,而不追求确定的意义。它还打破了现有学科的界限,使得政治、经济、文学等学科之间的原有区分变得十分模糊。比如这次伊拉克战争中媒体的作用,就很难说它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或经济的,因为根本无法分割。对照目前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状况,就会发现,经常恰恰是违背了文化研究的真精神。比如,西方或者美国正在流行什么,我们马上就引进、提倡。当然,扎实地翻译和介绍是应该的,但是只有提倡,没有具体实践,就会给人一种似乎又产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学科成就的印象,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文化研究问题?因为90年代后半期开始,人们感受到了社会的巨大变化,希望打开与以前不同的新领域,对此的重要性感悟得比较早的有北京的戴锦华等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获得理解当代的文化、政治、国家、文学和语言等重要概念的,而这些概念今天基本失效,都存在问题。生活明明被一种强大的新的力量支配着,我们对之却毫无认识,往往还是用过去的知识加以判断。后来我们认识到了这种变化,亟须对当今时代做一种“社会分析”,但是遇到“命名的困难”。这
一、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
王纪人认为,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起有其特定的语境,如后工业和后殖民主义等纵向的文化资源。而我们是横向移植,这里的合法性何在,值得考虑。同时,西方虽然有一整套文化理论,但除了书斋的写作以外,还有田野调查等等。他们的学术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具有社会政治分析的倾向,而传统的文学研究则逐渐走向边缘化。不过,即使在西方,文化研究本身在大众中的影响还是十分有限的。最近,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已经关门,我们这儿似乎还方兴未艾。结合中国的情况对此作出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王晓明认为,我们在争论中讲的“文化研究”,经常指的不是一回事。这就很难形成建设性的理论成果。西方的“文化研究”原指发源于英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到美国、欧洲、东亚、印度等地的一门显学。我国对此的反应主要有罗钢编的《文化研究读本》,周宪、李陀编的丛书和陶东风办的有关网站等。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西方的文化
95
文艺理论研究 2003年第3期
时候正好碰上了介绍进来的“文化研究”,它的基本精神与我们很契和,于是,我们就用它来命名。
朱立元认为,许多东西难以下定义,也没必要下定义。比如“literature”这个词,有多种含义,我们以前译为“文学”,其实有很多意思。后来改译为“出版物”。“文”和“学”是什么时候连在一起成为我们今天审美意义上的概念的?80年代要恢复文学的审美本性,愿望是好的,但是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单纯的审美,文学始终是在自律与他律之间摇摆的。美国的杰姆逊完全不是纯文学研究。我们9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文化诗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都引起争论,但也都是我们总结、反思20世纪中国文化的切入角度。
可谈文化,总先要有个共识的焦点,集中谈哪一方面,何种比较具体的问题,易有收获。过去讨论人文精神时,结果是各色主张都有其认为极重视的人文精神。其实,分歧很大。如对“多元”化,就有力主“多元”之上还应再扣上个“主元帽子”。但如成这样,连“多元”都不行,还真有人文精神么?泛泛而谈,只好各说各的,或就讨论不下去了。
经济全球化后,。我看,义”,、“电子”都成了“殖民”手段?吸取,腐朽、有害的应抵制、批评。笼,空洞地呼喊,我觉得既不明智,也无实益。很多有益的,我们还未学到、学好,有些有害的,还在照样流布。实应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研究,才有积极
,,主要是借鉴西,总体来说,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问题,已有学者认识到了,但关键是如何去做。西方的宗教传统使其文学艺术有一种超越性,而我们依然缺少超越世俗性的作品。鲁迅是超越的,超越了时代和大众,但从整体上说还是西方的,他小说中的人物一出场就是被观念过滤过的。我们文学的独立性往往被遮蔽了。而古代的苏轼似乎是真正超越了。我们的文化研究也强调文史哲合一的传统,但如果没有“心岸”的感觉,精神依旧空虚,那这种研究就没有什么意义。至于目前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也有简单化倾向:新左派反思西方的理论,这很好,但用社会主义理论去反思就缺少深度;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强调权利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其实也完全做不到,最多是“人人尊重”。用以前的一套来批判现行体制是行不通的。最重要的是解决心灵方面的问题。华师大有一个研究生原来是研究鲁迅的,后来因为“法轮功”而被教养,就是没有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在研究中我们要注意,文学中的文化,不等于文学外的文化。
徐中玉认为,现在的“文化研究”有时很虚,令人惶惑:大到世界大势,人类冲突,小到饮酒、喝茶,纷纷标榜文化。不能说日常生活与文化无干,也不能说未来世界大战将由文化差异、文明冲突引起。经济利益,专制政治,才是决定因素。交流多了,沟通方便,大同小异,求同存异,文化上不会有大问题。
作用。
郜元宝认为,我们的文化研究还没有展开,还不够成熟,不要马上先戴帽子。尽管鲁迅当年对社会批判理论也很恍惚,但他仍然努力工作、认真翻译。我们也要认清自己目前的位子。他说,注意到了有些学者文章中的观点:以前的文学研究太注重对心理的挖掘,而对身边的物质形态很麻木。这也许就是今天兴起文化研究热的原因吧。但是关注灵魂还是关注物质,这是自然形成的。我们没有现象学和化整为零的方法,我们也没有福柯这样对知识的考诘。当然,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就有对整体文化的批判。如果以文化研究为契机,看看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就会发现,今天的观念正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最近读到旷新年的《重写文学史》,感到很畅快。80年代以来有两种文化研究,一是注重历史,指向传统,强调静态,对文化心理层面的整体描写,以李泽厚为主要代表。这导引了整个80年代的思想品格。但是这种研究,满足于自我论道,往往先虚构一个东西,然后再来分析。所以就引起了刘晓波的存在主义批评。90年代开始的文化研究就不同了,它对传统已经不感兴趣,只对现实感兴趣。今天西方的文化研究资源很少可以用到文学研究中去。福柯之所以影响到现在,是因为他既研究西方,也对现实有浓厚的兴趣。有人说,要警惕庸俗社会学的回潮,这的确要引起注意。八、九十年代的情况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强调整体性,回避我们一百年一直在回避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西方的神学话语始终进
二、96
文化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不来?现在的文化研究,讲要突破80年代的僵化,而实际上造成更大的封闭,学院式、垄断的意味更强。最近在翻译《时髦的身体》一书,这本书的作者每两句就说谁讲的,这就很机械。它一方面充满意识形态,很吊人胃口;一方面又很僵化。其实,文化研究的目的应当是通过相互理解来展开被我们覆盖的东西。
研究就会很茫然,既提不上,也深不下去。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究竟怎么看待?其实人的最大的特征是人的文化性,只有这一条是动物所没有的。文化研究应当为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天地。
方克强认为,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及其教科书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80年代流行的威勒克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开了自律、。三、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杨文虎认为,今天的大学生对理论越来越没有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反思我们自己,实际上是阐释的基础太旧,我们本身的底气不足。,突破,,好,但是往。有的甚至连提都不提了。研究的眼界要宽广,但作为文学研究者,文学不能放掉,否则文学系就变成了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文学研究出身的人要搞社会、政治研究有点大而无当。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展,常常就使学问成了思维游戏。如果能结合自己的专业,深入展开剖析,这样就能既有当代背景,又有扎实的依据。当然各个专业的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开展研究,但“文学”一定要抓住。我们可以将文学研究的范围拓展,把其他与文学有关的艺术类型(如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也包容进来。现在的大学生,实际上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很小,这一方面与我们的阐释无效有关,同时也与感兴趣的东西太多有关。总之,从文学研究拓展到文艺研究,可以带来许多新的视角。
纯文学需要在今天的文化氛围中重新涅
。
陈勤建认为,90年代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是80年代寻根文学的继续。当年的寻根缺少理论和实践,今天是深化。但是所谓的文化研究太宽、太泛,没有准确的概念。实际上,文化的表层是经济,文化的底层就是民俗。我们喜欢大题大作,缺少西方的那种精细的文化研究。因此,直到目前还是介绍的多,自己的东西少。如果文学研究不与人类学打通,文化
,,,理论,(一是传统审,)。其实文学的定,欲兴社会必先兴小说。这。从艺术的起源看,它也是一种合力的作用。文学与文化的对立其实是可以打通的,因为文学中包含文化,文化也自然包括文学。只有发展,文学理论才会有活力。
张德兴认为,方法论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成为热点,但仔细想想,还有许多问题。做任何研究,首先应该收集资料,然后才是概括。西方走在前面是有历史原因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军事革命以后,继神父、传教士走出去以后,学者们也走出去了。他们走到文化状态不同的地区和人中间进行调查,实地收集资料,然后才有理论研究。比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就是这样。而我们今天多形而上学,没有多少材料的支撑,很少做扎实的工作。我们应当从形而下的实证材料出发,而具体方法可以多元。既要研究传统农村文化,又要研究大都市受到的西方文化影响。现在的文化现象有不少令人担忧。我们的研究要为现实的文化发展服务,要体现“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钱谷融先生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当年我在文章中引用了高尔基的名言‘文学是人学’,出典是季莫菲耶夫的《文学概论》。最近我读原版的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发现他比高尔基早得多就说过了同样的话,他说:‘Literatureis
studyofman’。高尔基1868年出生,泰纳1828年出
生,可见这是人们共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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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李 岭 ()
,、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和上海,就目前学界关注的文化研究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上一次大众文化讨论的继续和发展。前辈学者徐中玉、钱谷融先生也参加了会议。
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制,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学里有专门的文化研究系。它有一种脱离刺激它产生的土壤、成为智力游戏的倾向。但是,它也有精髓,这就是强烈的学术批判精神,敢于直接面对当代的社会问题。它不唱赞歌,要求找出新的压抑和控制背后的东西;它只针对各种事实本身,而不追求确定的意义。它还打破了现有学科的界限,使得政治、经济、文学等学科之间的原有区分变得十分模糊。比如这次伊拉克战争中媒体的作用,就很难说它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或经济的,因为根本无法分割。对照目前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状况,就会发现,经常恰恰是违背了文化研究的真精神。比如,西方或者美国正在流行什么,我们马上就引进、提倡。当然,扎实地翻译和介绍是应该的,但是只有提倡,没有具体实践,就会给人一种似乎又产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学科成就的印象,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讨论文化研究问题?因为90年代后半期开始,人们感受到了社会的巨大变化,希望打开与以前不同的新领域,对此的重要性感悟得比较早的有北京的戴锦华等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获得理解当代的文化、政治、国家、文学和语言等重要概念的,而这些概念今天基本失效,都存在问题。生活明明被一种强大的新的力量支配着,我们对之却毫无认识,往往还是用过去的知识加以判断。后来我们认识到了这种变化,亟须对当今时代做一种“社会分析”,但是遇到“命名的困难”。这
一、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
王纪人认为,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起有其特定的语境,如后工业和后殖民主义等纵向的文化资源。而我们是横向移植,这里的合法性何在,值得考虑。同时,西方虽然有一整套文化理论,但除了书斋的写作以外,还有田野调查等等。他们的学术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具有社会政治分析的倾向,而传统的文学研究则逐渐走向边缘化。不过,即使在西方,文化研究本身在大众中的影响还是十分有限的。最近,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已经关门,我们这儿似乎还方兴未艾。结合中国的情况对此作出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王晓明认为,我们在争论中讲的“文化研究”,经常指的不是一回事。这就很难形成建设性的理论成果。西方的“文化研究”原指发源于英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影响到美国、欧洲、东亚、印度等地的一门显学。我国对此的反应主要有罗钢编的《文化研究读本》,周宪、李陀编的丛书和陶东风办的有关网站等。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西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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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 2003年第3期
时候正好碰上了介绍进来的“文化研究”,它的基本精神与我们很契和,于是,我们就用它来命名。
朱立元认为,许多东西难以下定义,也没必要下定义。比如“literature”这个词,有多种含义,我们以前译为“文学”,其实有很多意思。后来改译为“出版物”。“文”和“学”是什么时候连在一起成为我们今天审美意义上的概念的?80年代要恢复文学的审美本性,愿望是好的,但是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单纯的审美,文学始终是在自律与他律之间摇摆的。美国的杰姆逊完全不是纯文学研究。我们9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文化诗学、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都引起争论,但也都是我们总结、反思20世纪中国文化的切入角度。
可谈文化,总先要有个共识的焦点,集中谈哪一方面,何种比较具体的问题,易有收获。过去讨论人文精神时,结果是各色主张都有其认为极重视的人文精神。其实,分歧很大。如对“多元”化,就有力主“多元”之上还应再扣上个“主元帽子”。但如成这样,连“多元”都不行,还真有人文精神么?泛泛而谈,只好各说各的,或就讨论不下去了。
经济全球化后,。我看,义”,、“电子”都成了“殖民”手段?吸取,腐朽、有害的应抵制、批评。笼,空洞地呼喊,我觉得既不明智,也无实益。很多有益的,我们还未学到、学好,有些有害的,还在照样流布。实应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研究,才有积极
,,主要是借鉴西,总体来说,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问题,已有学者认识到了,但关键是如何去做。西方的宗教传统使其文学艺术有一种超越性,而我们依然缺少超越世俗性的作品。鲁迅是超越的,超越了时代和大众,但从整体上说还是西方的,他小说中的人物一出场就是被观念过滤过的。我们文学的独立性往往被遮蔽了。而古代的苏轼似乎是真正超越了。我们的文化研究也强调文史哲合一的传统,但如果没有“心岸”的感觉,精神依旧空虚,那这种研究就没有什么意义。至于目前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也有简单化倾向:新左派反思西方的理论,这很好,但用社会主义理论去反思就缺少深度;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强调权利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其实也完全做不到,最多是“人人尊重”。用以前的一套来批判现行体制是行不通的。最重要的是解决心灵方面的问题。华师大有一个研究生原来是研究鲁迅的,后来因为“法轮功”而被教养,就是没有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在研究中我们要注意,文学中的文化,不等于文学外的文化。
徐中玉认为,现在的“文化研究”有时很虚,令人惶惑:大到世界大势,人类冲突,小到饮酒、喝茶,纷纷标榜文化。不能说日常生活与文化无干,也不能说未来世界大战将由文化差异、文明冲突引起。经济利益,专制政治,才是决定因素。交流多了,沟通方便,大同小异,求同存异,文化上不会有大问题。
作用。
郜元宝认为,我们的文化研究还没有展开,还不够成熟,不要马上先戴帽子。尽管鲁迅当年对社会批判理论也很恍惚,但他仍然努力工作、认真翻译。我们也要认清自己目前的位子。他说,注意到了有些学者文章中的观点:以前的文学研究太注重对心理的挖掘,而对身边的物质形态很麻木。这也许就是今天兴起文化研究热的原因吧。但是关注灵魂还是关注物质,这是自然形成的。我们没有现象学和化整为零的方法,我们也没有福柯这样对知识的考诘。当然,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就有对整体文化的批判。如果以文化研究为契机,看看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就会发现,今天的观念正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最近读到旷新年的《重写文学史》,感到很畅快。80年代以来有两种文化研究,一是注重历史,指向传统,强调静态,对文化心理层面的整体描写,以李泽厚为主要代表。这导引了整个80年代的思想品格。但是这种研究,满足于自我论道,往往先虚构一个东西,然后再来分析。所以就引起了刘晓波的存在主义批评。90年代开始的文化研究就不同了,它对传统已经不感兴趣,只对现实感兴趣。今天西方的文化研究资源很少可以用到文学研究中去。福柯之所以影响到现在,是因为他既研究西方,也对现实有浓厚的兴趣。有人说,要警惕庸俗社会学的回潮,这的确要引起注意。八、九十年代的情况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强调整体性,回避我们一百年一直在回避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西方的神学话语始终进
二、96
文化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不来?现在的文化研究,讲要突破80年代的僵化,而实际上造成更大的封闭,学院式、垄断的意味更强。最近在翻译《时髦的身体》一书,这本书的作者每两句就说谁讲的,这就很机械。它一方面充满意识形态,很吊人胃口;一方面又很僵化。其实,文化研究的目的应当是通过相互理解来展开被我们覆盖的东西。
研究就会很茫然,既提不上,也深不下去。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究竟怎么看待?其实人的最大的特征是人的文化性,只有这一条是动物所没有的。文化研究应当为文学研究开辟新的天地。
方克强认为,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及其教科书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80年代流行的威勒克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开了自律、。三、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杨文虎认为,今天的大学生对理论越来越没有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反思我们自己,实际上是阐释的基础太旧,我们本身的底气不足。,突破,,好,但是往。有的甚至连提都不提了。研究的眼界要宽广,但作为文学研究者,文学不能放掉,否则文学系就变成了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文学研究出身的人要搞社会、政治研究有点大而无当。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展,常常就使学问成了思维游戏。如果能结合自己的专业,深入展开剖析,这样就能既有当代背景,又有扎实的依据。当然各个专业的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开展研究,但“文学”一定要抓住。我们可以将文学研究的范围拓展,把其他与文学有关的艺术类型(如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也包容进来。现在的大学生,实际上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很小,这一方面与我们的阐释无效有关,同时也与感兴趣的东西太多有关。总之,从文学研究拓展到文艺研究,可以带来许多新的视角。
纯文学需要在今天的文化氛围中重新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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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勤建认为,90年代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是80年代寻根文学的继续。当年的寻根缺少理论和实践,今天是深化。但是所谓的文化研究太宽、太泛,没有准确的概念。实际上,文化的表层是经济,文化的底层就是民俗。我们喜欢大题大作,缺少西方的那种精细的文化研究。因此,直到目前还是介绍的多,自己的东西少。如果文学研究不与人类学打通,文化
,,,理论,(一是传统审,)。其实文学的定,欲兴社会必先兴小说。这。从艺术的起源看,它也是一种合力的作用。文学与文化的对立其实是可以打通的,因为文学中包含文化,文化也自然包括文学。只有发展,文学理论才会有活力。
张德兴认为,方法论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成为热点,但仔细想想,还有许多问题。做任何研究,首先应该收集资料,然后才是概括。西方走在前面是有历史原因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军事革命以后,继神父、传教士走出去以后,学者们也走出去了。他们走到文化状态不同的地区和人中间进行调查,实地收集资料,然后才有理论研究。比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就是这样。而我们今天多形而上学,没有多少材料的支撑,很少做扎实的工作。我们应当从形而下的实证材料出发,而具体方法可以多元。既要研究传统农村文化,又要研究大都市受到的西方文化影响。现在的文化现象有不少令人担忧。我们的研究要为现实的文化发展服务,要体现“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钱谷融先生听了大家的发言以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当年我在文章中引用了高尔基的名言‘文学是人学’,出典是季莫菲耶夫的《文学概论》。最近我读原版的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发现他比高尔基早得多就说过了同样的话,他说:‘Literatureis
studyofman’。高尔基1868年出生,泰纳1828年出
生,可见这是人们共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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