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继承父业以来第一次对外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其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受南京国民政府反共意识的影响和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由于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而造成的。该事件破坏了东北地区中、苏、日微妙的平衡关系，更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了样板，加快了日本的侵略步伐。
[关键词]中东路事件；原因；日本侵略东北；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之一，尤其是日俄在东北的利益角逐尤为严重。中、日、俄三国利益交织在一起，但软弱的旧中国并不能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积极实行“革命外交”，1929年5月27日，东北地方当局在国民政府的鼓动下，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成为国民政府武力强行收回苏联掌管的中东铁路的部分管理权的导火线。但这场军事冲突以中方的失败而告终，12月22日，中苏签订《伯力协定》。这就是“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事件”在特殊的环境背景下发生的。
一、“中东路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原因
自清朝末年开始，俄国便开始大规模武力侵略东北地区，中东铁路便是近代以来俄国侵略中国的产物。日苏（俄）在中国东北地�^的利益争夺也经常是围绕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权益展开的。
1896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在日本的淫威下，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日本意图强夺辽东半岛，俄国见本国在东北地区权益受损，便联合德国与法国干涉还辽。借此机会，中俄双方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条约规定俄国有权接造一条由哈尔滨、吉林至海参崴，与俄国境内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接的铁路。1898年5月，又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8月，俄国开始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旅顺、大连的中东铁路。1904-1905年日俄战争在东北地区爆发，俄国战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将中东铁路的长春―大连段（南满铁路）及附属地权益“交还”给日本。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建立，对旧中国采取了相对“友好”的态度。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签订，规定中东铁路为中苏合办的“纯商业性质”的铁路，并且苏联政府允诺，中国政府可以用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的一切财产。尽管为中苏共管，但1927年10月，苏日秘密签订《中东路草约》并将中东路的部分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不胫而走，中国政府非常震惊。这也为张学良收回中东路埋下了伏笔。
这个时期，中国国内亦不平静。1927年，北伐大军势如破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4月18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继续进行以奉系军阀为目标的北伐战争。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同年12月29日，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通电全国，改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促成“中东路事件”的爆发还有一些国内因素：
1.国民政府的反共意识。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来，大力清除军内、国内共产党势力，屠杀共产党人。而苏联作为中共的支持者，国民政府更是反感，曾经称其为“赤色的帝国主义”。事件初期，蒋介石便宣称“中东路事件”是苏联人的阴谋。7月18日中苏断交后，国民政府更是发表宣言，称“一九二九年中国南北方各处迭经发觉苏俄方面借驻华大使与领事馆及国营商业机关宣传赤化，赤党阴谋倾覆中国政府破坏中国国家社会之事实……实行炸毁中东铁路各项密谋文件以冀”（1）。不久，大公报纷转载宣言，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大的反响，促使“中东路事件”中武装冲突的进一步爆发。
2.国民政府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虽实现国内统一，但党内派系林立，政权不稳。此时蒋介石提出的“革命外交”亦得不到列强的支持。为树立威信、表达亲美反苏的外交倾向及进一步推行“革命外交”方针，对“中东路事件”表示支持。1929年7月5日，蒋介石指点张学良，并表示坚决收回中东路主权，即使牺牲与苏联的外交关系。“7月9日，更是作出了让张学良派兵进占中东路的决定”（2），国民政府的支持更坚定了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决心。
3.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张景惠与吕荣寰作为中东路的相关负责人，对张学良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张景惠与日本早有勾结，强烈建议对苏作战，使日本坐收渔翁之力。吕荣寰等几位“俄国通”则认为苏联外强中干，国内矛盾重重，不会出兵迎战。正是由于内部的混乱及对苏联形势未做出正确的判断，1929年7月22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并推测苏联不会迎战。6月6日，张学良在给张景惠、吕荣寰的电文中表达了其看法“若苏联副理事长能就范，将我所要求者一一实现，则我对此次领馆搜查，亦可以设法了结”（3），在6月8日的电文中态度更加坚决，妄图一并解决蒙古、新疆的与苏问题，这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这种错误估计促使张学良武力解决中东路问题。
二、苏、日两国对“中东路事件”的态度及做法
对于东北当局在中东路沿线派兵、查封苏联商业机构等一系列举动，苏日两国表现出了利于本国利益的态度，并采取近一步行动来维护或者想方设法增加本国在东北地区权益。
（一）苏联对于“中东路事件”态度强硬，并付诸武力行动
尽管南满铁路段被日本夺取，但苏联（俄国）依旧从北满铁路获益良多。一方面，苏联（俄国）可以从中谋取高额经济利润；另一方面，苏联（俄国）可以通过中东铁路大量开发东北地区的资源，剥削东北人民。虽然苏联允诺国民政府中国可以赎回中东铁路权益，但一旦触碰其本国利益时，其苏俄沙文主义便表现的淋漓尽致，继续坚持在中东铁路的管理权。
从政治角度上分析“中东路事件”，苏联认为“夺取中东铁路是反苏战争的前奏”（4），认为这是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中国军阀，推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反苏武装行动。如此严重的估计必然会导致苏联激烈的反应并最终付诸武力。8月6日，苏联迅速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下属兵力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一个蒙古骑兵营，特别远东军装备精良，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技术兵器，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MC-18坦克（MC-1被称为“俄国版雷诺FT-17”）。苏联出动了海、陆、空的精良装备，意在向日本、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势力展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
[摘 要]“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继承父业以来第一次对外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其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受南京国民政府反共意识的影响和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由于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而造成的。该事件破坏了东北地区中、苏、日微妙的平衡关系，更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了样板，加快了日本的侵略步伐。
[关键词]中东路事件；原因；日本侵略东北；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之一，尤其是日俄在东北的利益角逐尤为严重。中、日、俄三国利益交织在一起，但软弱的旧中国并不能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积极实行“革命外交”，1929年5月27日，东北地方当局在国民政府的鼓动下，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成为国民政府武力强行收回苏联掌管的中东铁路的部分管理权的导火线。但这场军事冲突以中方的失败而告终，12月22日，中苏签订《伯力协定》。这就是“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事件”在特殊的环境背景下发生的。
一、“中东路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原因
自清朝末年开始，俄国便开始大规模武力侵略东北地区，中东铁路便是近代以来俄国侵略中国的产物。日苏（俄）在中国东北地�^的利益争夺也经常是围绕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权益展开的。
1896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在日本的淫威下，双方签订《马关条约》，日本意图强夺辽东半岛，俄国见本国在东北地区权益受损，便联合德国与法国干涉还辽。借此机会，中俄双方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条约规定俄国有权接造一条由哈尔滨、吉林至海参崴，与俄国境内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接的铁路。1898年5月，又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8月，俄国开始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旅顺、大连的中东铁路。1904-1905年日俄战争在东北地区爆发，俄国战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将中东铁路的长春―大连段（南满铁路）及附属地权益“交还”给日本。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建立，对旧中国采取了相对“友好”的态度。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签订，规定中东铁路为中苏合办的“纯商业性质”的铁路，并且苏联政府允诺，中国政府可以用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的一切财产。尽管为中苏共管，但1927年10月，苏日秘密签订《中东路草约》并将中东路的部分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不胫而走，中国政府非常震惊。这也为张学良收回中东路埋下了伏笔。
这个时期，中国国内亦不平静。1927年，北伐大军势如破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于4月18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继续进行以奉系军阀为目标的北伐战争。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同年12月29日，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通电全国，改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促成“中东路事件”的爆发还有一些国内因素：
1.国民政府的反共意识。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以来，大力清除军内、国内共产党势力，屠杀共产党人。而苏联作为中共的支持者，国民政府更是反感，曾经称其为“赤色的帝国主义”。事件初期，蒋介石便宣称“中东路事件”是苏联人的阴谋。7月18日中苏断交后，国民政府更是发表宣言，称“一九二九年中国南北方各处迭经发觉苏俄方面借驻华大使与领事馆及国营商业机关宣传赤化，赤党阴谋倾覆中国政府破坏中国国家社会之事实……实行炸毁中东铁路各项密谋文件以冀”（1）。不久，大公报纷转载宣言，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大的反响，促使“中东路事件”中武装冲突的进一步爆发。
2.国民政府的支持。南京国民政府虽实现国内统一，但党内派系林立，政权不稳。此时蒋介石提出的“革命外交”亦得不到列强的支持。为树立威信、表达亲美反苏的外交倾向及进一步推行“革命外交”方针，对“中东路事件”表示支持。1929年7月5日，蒋介石指点张学良，并表示坚决收回中东路主权，即使牺牲与苏联的外交关系。“7月9日，更是作出了让张学良派兵进占中东路的决定”（2），国民政府的支持更坚定了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决心。
3.张学良对形势判断失误。张景惠与吕荣寰作为中东路的相关负责人，对张学良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张景惠与日本早有勾结，强烈建议对苏作战，使日本坐收渔翁之力。吕荣寰等几位“俄国通”则认为苏联外强中干，国内矛盾重重，不会出兵迎战。正是由于内部的混乱及对苏联形势未做出正确的判断，1929年7月22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并推测苏联不会迎战。6月6日，张学良在给张景惠、吕荣寰的电文中表达了其看法“若苏联副理事长能就范，将我所要求者一一实现，则我对此次领馆搜查，亦可以设法了结”（3），在6月8日的电文中态度更加坚决，妄图一并解决蒙古、新疆的与苏问题，这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这种错误估计促使张学良武力解决中东路问题。
二、苏、日两国对“中东路事件”的态度及做法
对于东北当局在中东路沿线派兵、查封苏联商业机构等一系列举动，苏日两国表现出了利于本国利益的态度，并采取近一步行动来维护或者想方设法增加本国在东北地区权益。
（一）苏联对于“中东路事件”态度强硬，并付诸武力行动
尽管南满铁路段被日本夺取，但苏联（俄国）依旧从北满铁路获益良多。一方面，苏联（俄国）可以从中谋取高额经济利润；另一方面，苏联（俄国）可以通过中东铁路大量开发东北地区的资源，剥削东北人民。虽然苏联允诺国民政府中国可以赎回中东铁路权益，但一旦触碰其本国利益时，其苏俄沙文主义便表现的淋漓尽致，继续坚持在中东铁路的管理权。
从政治角度上分析“中东路事件”，苏联认为“夺取中东铁路是反苏战争的前奏”（4），认为这是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中国军阀，推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反苏武装行动。如此严重的估计必然会导致苏联激烈的反应并最终付诸武力。8月6日，苏联迅速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总兵力约四万余人，下属兵力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一个蒙古骑兵营，特别远东军装备精良，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技术兵器，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MC-18坦克（MC-1被称为“俄国版雷诺FT-17”）。苏联出动了海、陆、空的精良装备，意在向日本、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势力展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