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某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上的一道辩题,正方是“知易行难”,反方是“知难行易”,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们唇枪舌剑,侃侃而谈,点评嘉宾激赏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和口才,最后提出“知行合一”的解决之道。当然,辩论永远是辩论,结论则不一定能说服所有的人。 在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中,也出现了“知难行易”和 “知易行难”的两张皮现象。 主张“知难行易”的,以实践界为主,一些人认为,中国早已经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只是没有用CSR的理念来武装而已,因此,对于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企业宣传的一种新手段而已,只要把公司过去关于经济发展的、环境保护的、员工关爱的内容排列组合起来,就可以宣称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做得很好了,因此,拒绝,甚至排斥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指引。 而主张“知易行难”的,也大有人在,一些人认为,拿着GRI的G3指标,或是一些理论上的空洞概念,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考虑跟企业实践的贴合程度,也不考虑中国的国情,生硬地要往企业的实践上套。 前者鄙薄后者,认为是“找瘸子带路”,后者藐视前者,认为不懂国际语言。 知和行,到底谁更重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知易行难”,“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但孙中山对此却大加抨击。1918年,孙中山写成《孙文学说》,提出“知难行易”的观点,这也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最精彩部分,即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 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在理论上,容易使人坐而论道,空谈心性,不敢或不愿参加实践活动;在实践上,容易使人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甚至放弃信仰革命理论。 所以,孙中山更强调“知难行易”,这也是因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太需要实践的一马当先。 而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无论是强调“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都有失偏颇。 从2006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元年”开始,到现在不过短短4年时间,要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理论能够达到成熟的程度,不免过于苛责。但是如果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生于实践,长于实践,用不着理论的指引,则又过于偏激。 当然,我们仍然看到了可喜的成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企业社会责任是创造财富的新方式,是一种新型的管理工具”的观念,而把企业社会责任上升到战略高度,运用到企业的国际化竞争中,则是一些先进企业业已被证明了的成功经验。 汶川地震时,公众和企业的焦点还停留在捐款额度的大小,玉树抗震救灾,我们已经成熟理性了许多。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规划下,有条不紊地展开救助和重建工作;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开发出既有利于社会,自身又能得到效益的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责任竞争力大大加强。 争论“知”和“行”谁更重要,有点像争论鸡和蛋的关系。孙中山对此其实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答案:“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
记得某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上的一道辩题,正方是“知易行难”,反方是“知难行易”,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们唇枪舌剑,侃侃而谈,点评嘉宾激赏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和口才,最后提出“知行合一”的解决之道。当然,辩论永远是辩论,结论则不一定能说服所有的人。 在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中,也出现了“知难行易”和 “知易行难”的两张皮现象。 主张“知难行易”的,以实践界为主,一些人认为,中国早已经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只是没有用CSR的理念来武装而已,因此,对于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企业宣传的一种新手段而已,只要把公司过去关于经济发展的、环境保护的、员工关爱的内容排列组合起来,就可以宣称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做得很好了,因此,拒绝,甚至排斥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指引。 而主张“知易行难”的,也大有人在,一些人认为,拿着GRI的G3指标,或是一些理论上的空洞概念,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考虑跟企业实践的贴合程度,也不考虑中国的国情,生硬地要往企业的实践上套。 前者鄙薄后者,认为是“找瘸子带路”,后者藐视前者,认为不懂国际语言。 知和行,到底谁更重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知易行难”,“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但孙中山对此却大加抨击。1918年,孙中山写成《孙文学说》,提出“知难行易”的观点,这也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最精彩部分,即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 孙中山认为“知易行难”在理论上,容易使人坐而论道,空谈心性,不敢或不愿参加实践活动;在实践上,容易使人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甚至放弃信仰革命理论。 所以,孙中山更强调“知难行易”,这也是因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太需要实践的一马当先。 而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无论是强调“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都有失偏颇。 从2006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元年”开始,到现在不过短短4年时间,要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理论能够达到成熟的程度,不免过于苛责。但是如果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生于实践,长于实践,用不着理论的指引,则又过于偏激。 当然,我们仍然看到了可喜的成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企业社会责任是创造财富的新方式,是一种新型的管理工具”的观念,而把企业社会责任上升到战略高度,运用到企业的国际化竞争中,则是一些先进企业业已被证明了的成功经验。 汶川地震时,公众和企业的焦点还停留在捐款额度的大小,玉树抗震救灾,我们已经成熟理性了许多。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规划下,有条不紊地展开救助和重建工作;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开发出既有利于社会,自身又能得到效益的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责任竞争力大大加强。 争论“知”和“行”谁更重要,有点像争论鸡和蛋的关系。孙中山对此其实已经给出了很好的答案:“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