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史
摘要：本论文扼要地记述了老红军同志在长征中的所见所闻，评述了近20余年来红军长征史概况，并对若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红军；长征史；遵义会议
说起长征，肯定的得提及历史上有名的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中有过若干重要的会议，为什么我会首先提及遵义会议呢？不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教科书都对遵义会议作了充分的概括。暂且抛开学生的身份，对于教科书的这种编排。我觉得，遵义会议，这是一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会议，中国革命从全局上开始了“走自己的路”的方针。，理由是遵义会议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组织问题并开始转变干部政策。
因为，从形式上看，1927年到1949年的中国革命确实是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观其内涵和命运，这条道路在各阶段又不相同。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十年，这条道路的内涵是打土豪、分田地、建苏维埃政权、实行工农专政，但结果并不成功(“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耳熟能详，当然帐是记在错误路线身上的)；抗日战争八年，敌后战场形式上也是农村包围城市，但由各阶级一致对外、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统一战线性质所决定，实行的是合理负担、三三制政权，获得广泛拥护和支持，因而不但坚持下来，伴随抗战形势好转还有了很大发展，与正面战场一道
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全国解放战争的三四年，似乎又回到内战环境下的农村包围城市状态，但时移势易，内涵已不相同：中共经过十八年的磨练，有了十年内战挫折和失败的教训，有了八年抗战建军、建政、组织生产的经验，应对时局已是游刃有余；八年抗战积累起来的家当已相当可观(地盘、军队、党员人数都是空前的，所占地盘内还有不少中小城市)，中共已争得同国民党平起平坐的实力地位，加上可利用的国际因素(主要是苏联)，问鼎天下已有可能，而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事实上胜利来得更快。可见，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准确地说，不是形式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而是以“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为内涵的这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主要是在抗日战争中铺就的，解放战争则由此而顺利到达目的地。为什么据称适用于所有落后国家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在亚非拉屡试不灵?原因恐怕不难找到。 我们回过头来谈谈长征的准备，现在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有准备，不能说是“仓促行动”。一种认为从根本上说没有准备，是“仓促行动”。一种认为是有一定的准备，但对之不能高估。到九十年代中期，对长征准备可说已达成共识，即：是有准备，但并不充分，主要表现在决策犹豫和缺乏必要的思想动员，以至正式上路显得颇为仓促。当然，把问题提到当时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来考虑(如当时中共的成熟程度，当时中共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当时严峻的军事形势)，对这种犹豫和仓促，也是不难理解的。另外，本人曾从1998年第3期《炎黄春秋》读到《项南之父项与年的传奇生涯》一文，内称1933
年10月与中共有联系的莫雄出任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曾为上海特科成员的项与年被党组织派充为莫雄手下的情报参谋，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布臵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与会的莫雄及时归告中共地下人员，当即密电中央局，并由项与年化装后经历六天艰险送上全套材料，中央红军遂于10月16日果断撤离。果如此，那么?仓促上路”也就事出有因了。有关莫雄及时向中共递送情报一事，还有一些文章予以介绍。总之，这件事值得重视，应该由有关部门考察清楚。由此还想到，长期以来，由于某些原因，对莫斯科遥控、影响中共的情况，对隐蔽战线的斗争，披露得很少，对侦听、破译、侦察等技术环节的贡献，也叙述得不够，这就使中国革命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似乎革命战争胜败全系领袖人物庙算所致，时至今日，应该还历史以真面目了。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主力红军在中央苏区已陷入绝境，故迟至1934年9月，“三人团”已决定转移到湘西北去会合贺龙，并以探路任务赋予六军团。这是
最早的军事战略目标。从通道会议开始，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红军终于抛弃了到湘西创立新苏区的老主意，确定并着手实施新战略方针，规定“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实现了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第一次转变。过了金沙江，鉴于迅速北进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已成为广大指战员的迫切要求，5月中旬的会理会议遂决定立即北进，到6月中旬，终于在夹金山下的达维、懋功与四方面军
先头部队会合，实现了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第二次转变。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觉得，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胜利地跨越了１２个省、总行程达２．５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她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参考书目：1.期刊论文王健英 红军长征史研究的深人和提高 -甘肃理论学刊2006,""(5)
2.期刊论文郭德宏.GUO De-hong 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安徽史学2007,""(1)
引用书目：马福生 红军长征史研究所见与所想-中图分类号：E297．2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200)一Ol一0176—184
红军长征史
摘要：本论文扼要地记述了老红军同志在长征中的所见所闻，评述了近20余年来红军长征史概况，并对若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红军；长征史；遵义会议
说起长征，肯定的得提及历史上有名的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中有过若干重要的会议，为什么我会首先提及遵义会议呢？不论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教科书都对遵义会议作了充分的概括。暂且抛开学生的身份，对于教科书的这种编排。我觉得，遵义会议，这是一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的会议，中国革命从全局上开始了“走自己的路”的方针。，理由是遵义会议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组织问题并开始转变干部政策。
因为，从形式上看，1927年到1949年的中国革命确实是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观其内涵和命运，这条道路在各阶段又不相同。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十年，这条道路的内涵是打土豪、分田地、建苏维埃政权、实行工农专政，但结果并不成功(“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耳熟能详，当然帐是记在错误路线身上的)；抗日战争八年，敌后战场形式上也是农村包围城市，但由各阶级一致对外、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统一战线性质所决定，实行的是合理负担、三三制政权，获得广泛拥护和支持，因而不但坚持下来，伴随抗战形势好转还有了很大发展，与正面战场一道
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全国解放战争的三四年，似乎又回到内战环境下的农村包围城市状态，但时移势易，内涵已不相同：中共经过十八年的磨练，有了十年内战挫折和失败的教训，有了八年抗战建军、建政、组织生产的经验，应对时局已是游刃有余；八年抗战积累起来的家当已相当可观(地盘、军队、党员人数都是空前的，所占地盘内还有不少中小城市)，中共已争得同国民党平起平坐的实力地位，加上可利用的国际因素(主要是苏联)，问鼎天下已有可能，而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事实上胜利来得更快。可见，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准确地说，不是形式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而是以“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为内涵的这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主要是在抗日战争中铺就的，解放战争则由此而顺利到达目的地。为什么据称适用于所有落后国家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在亚非拉屡试不灵?原因恐怕不难找到。 我们回过头来谈谈长征的准备，现在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有准备，不能说是“仓促行动”。一种认为从根本上说没有准备，是“仓促行动”。一种认为是有一定的准备，但对之不能高估。到九十年代中期，对长征准备可说已达成共识，即：是有准备，但并不充分，主要表现在决策犹豫和缺乏必要的思想动员，以至正式上路显得颇为仓促。当然，把问题提到当时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来考虑(如当时中共的成熟程度，当时中共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当时严峻的军事形势)，对这种犹豫和仓促，也是不难理解的。另外，本人曾从1998年第3期《炎黄春秋》读到《项南之父项与年的传奇生涯》一文，内称1933
年10月与中共有联系的莫雄出任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曾为上海特科成员的项与年被党组织派充为莫雄手下的情报参谋，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布臵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与会的莫雄及时归告中共地下人员，当即密电中央局，并由项与年化装后经历六天艰险送上全套材料，中央红军遂于10月16日果断撤离。果如此，那么?仓促上路”也就事出有因了。有关莫雄及时向中共递送情报一事，还有一些文章予以介绍。总之，这件事值得重视，应该由有关部门考察清楚。由此还想到，长期以来，由于某些原因，对莫斯科遥控、影响中共的情况，对隐蔽战线的斗争，披露得很少，对侦听、破译、侦察等技术环节的贡献，也叙述得不够，这就使中国革命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似乎革命战争胜败全系领袖人物庙算所致，时至今日，应该还历史以真面目了。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主力红军在中央苏区已陷入绝境，故迟至1934年9月，“三人团”已决定转移到湘西北去会合贺龙，并以探路任务赋予六军团。这是
最早的军事战略目标。从通道会议开始，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红军终于抛弃了到湘西创立新苏区的老主意，确定并着手实施新战略方针，规定“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实现了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第一次转变。过了金沙江，鉴于迅速北进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已成为广大指战员的迫切要求，5月中旬的会理会议遂决定立即北进，到6月中旬，终于在夹金山下的达维、懋功与四方面军
先头部队会合，实现了长征途中战略方针的第二次转变。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觉得，红军长征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长征是在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反对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红军发展壮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影响。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进行了战略大转移。长征胜利地跨越了１２个省、总行程达２．５万里以上。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起中国革命的新任务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职责而在西北会师，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宣称的那样，“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它预示着中国革命新的局面的开始。长征用铁的事实表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她们是国内外任何反动势力所不可战胜的。
参考书目：1.期刊论文王健英 红军长征史研究的深人和提高 -甘肃理论学刊2006,""(5)
2.期刊论文郭德宏.GUO De-hong 关于红军长征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安徽史学2007,""(1)
引用书目：马福生 红军长征史研究所见与所想-中图分类号：E297．2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200)一Ol一0176—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