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对话理论将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这三者是一个整体，强调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主体性及两者所产生的共同作用。翻译过程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对话，该过程涉及了两种不同语言的文本，两种文化背景迥异的读者和两个作者(原文作者与译者)，于是翻
其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对话性关系将会更加复杂[1]。
间既有作者和读者的对话性关系，也有读者与文本主人公的对话性关系，有文本主人公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对话性关系,甚至还有译本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性关系。鲁迅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逐步构建出“直译”、“硬译”、“宁信而不顺”、“欧化”、“保存异国情调”、“保存洋气”、“反对削鼻剜眼”等译论主张。但其翻译理论——“硬译”以及在“硬译”理论指导下的译文，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遭到过梁实秋和赵景深等人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鲁迅“硬译”的文章“读了也等于不读”、“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他的译文“信”有余而“达”不足，一般很难迎合当时读者的口味。但笔者认为翻译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发生的话语构建行为，是原文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一次独特的话语重构，体现出了多向互动的对话性。本文将从巴赫金的对话论角度探讨鲁迅文学翻译之“硬译”。
一、鲁迅文学翻译“硬译”分析 ——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关系
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充当的是读者的角色，然后又扮演了译文作者的角色。巴赫金将文本话语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归结为“说者”与“听者”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在《小说话语》中提到：“说者力图在他者理解视野中确定其话语方位，并进入与这个视野的各种因素对话的关系。说者打入听者的他人视野，在他人的领土上，在听者的统觉背景上建立自己的表述”[2]43。巴赫金对话理论提出了“统觉背景”的概念。统觉背景包括听者（读者）的期待视野、知识水平即对具体语境的感觉和理解。
当然，统觉背景在读者群中会因人而异，不同的统觉背景层次的人数也因此不同。如果信息内容与受众（读者）的预存立场相一致，就比较容易通过，否则受众（读者）就可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采取怀疑、歪曲、遗忘乃至抵制等消极措施，使传播失去效果。不管译者翻译的作品读者接受与否，其中都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对话关系。在当时国人外语水平贫瘠的情况下，读者要与作者进行对话，就必须通过译者。译者的翻译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译码”和“编码”的过程，译者根据自己的选择将一定的意义“编制”成一定的符号，受众（读者）则把以符号为载体的信息回译成“意义”。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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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个翻译过程不是简简单单的文字之间的转换，它会经过译者的“译码”和“编码”，然后再经过受众（读者）的选择性理解后，产生新的意义，这是对话理论中强调受众（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参与创新。当鲁迅在选择文学作品翻译时，他所面对的是相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读者们的“统觉背景”决定了他们无法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作者进行直接的对话，这时是鲁迅先生代替读者们与作者进行对话。鲁迅在翻译时也必须象原作者那样去揣摩读者的“统觉背景”，与译文读者进行一种对话。译者在揣摩译文读者统觉背景时，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由于译者处于一种与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同时对话的特殊地位上，他们需要不断在原文和译文读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这个平衡点偏向原文作者时，便会出现偏重于采取“硬译”的翻译方法。鲁迅从学术角度阐述了他对“硬译”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层意思：“硬译”与“死译”是有区别的，并不是故意的“曲译”；“硬译”(主要指翻译科学的文艺论及其他革命理论著作)自有需要它的读者对象，它在他们之间存在；“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人以不舒服”，因为思想对立的人觉得“气闷、憎恶、愤恨”是当然的，至于那些对理论知之不多的“批评家”，本是应该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同时也可以“逐渐添加了新句法”，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同化”而“成为己有”[3]。
而巴赫金提到，“对话者就不只是文本中人物与人物的对话，还包括作者与人物、作者与读者、人物与读者的对话关系；其次，对话的内容就不只是引号内的内容，文字上的内容，还包括文字以外的外音以及空白；另外对话的方式，由于摆脱了引号的束缚，更是自由自在，尤其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性形式变化最多。对话性使叙述更有深度，使形式更有韵味”[2]7。在鲁迅眼里，翻译同样是实现“启蒙”和“为人生”的手段。既然
翻译要起到这一目的，那便是要把外来的新的东西引进来。在这种情形下，译者便会强调译文对译文文化的冲击，便会采用一种让读者走向原著的翻译方法，不但不会对原著稍加修改，而且尽量突出原著的权威，从而让译文在译文文化里产生最大的“暴力”作用。鲁迅采用“直译法”，为的就是要更有效地起到教化作用，产生更好的启蒙效果，从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4]。只有通过译者的翻译才能原汁原味的了解他国文化，然后读者才能与作者产生有效的直接的对话关系，鲁迅文学翻译采取的“硬译”法就是想让读者与作者能进行直接的对话。
二、鲁迅文学翻译“硬译”分析 ——读者与文本主人公的对话关系
在巴赫金关于文本对话性关系的研究中，最突出的是作者与文本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关系。传统理论认为，文本主人公是作者的创造物，作者与文本主人公的关系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所以，无法想象作者与文本主人公之间会有平等的对话关系。但是，在巴赫金看来，作者是从假定的主人公的立场出发，依据主人公所处的社会地位使用相应的社会话语，从而构成了一个“他者”形象，这时，作者与文本主人公的对话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创作过程中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而作品一旦写成，作者便丧失了阐释的优先权，而只能隐退为与作品有着某种血缘关系的一般读者。文本是存在于阅读和阐释活动中的作品。“作者加以思索反映的是主人公的情感意志立场，而不是自己对主人公的立场”，“他只是体验着自己的主人公，并把自己对主人公的整个原则性创作立场，注入到主人公的形象之中”[5]。鲁迅先生认为，只有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硬译”才能尽量减少西方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损失和变形，减少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污染。译者按照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身份，塑造了一个个外在于作者自身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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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些“他者”形象一旦成立，便具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可以与作者和读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同样在和主人公进行一种对话。但由于历史文化的变迁以及社会背景的不同，这种对话自然就缺少了原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天然对话基础。译者必须要以自己的立场去理解主
翻译必须以原文为基础，不能脱离原文，译者在翻译之前首先应该充分了解作者的身份及其写作背景，了解作者写作时的社会文化，在头脑中重现作者进行文学创作时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但是这种对话关系却是比较难再现的。为了能让读者与文本主人公的对话能最大限度地有效进行，鲁迅基本一直使用“硬译”的翻译方法。他在大多数译作的序言或后记中都阐明了这一点。1921年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写道：“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6]184。1924年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写道：“文句大
[6]257
。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
1925年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鲁迅又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
〈文艺与批评〉序也不甚颠倒”[6]271。1929年在《
译者附记》中鲁迅又写道：“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6]329。从对话的立场出发，巴赫金把人的生命存在看成是一个不断参与与对话的动态过程，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与他人进行不断的对话与交流。在对话与交流之中，人的思想不断得到更新，生活的真理不断涌现，由此生命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7]。因此，鲁迅文学翻译的“硬译”让读者与文本主
人公，他和主人公之间的对话较之原作者和主人公的对话必然会有所不同，以致影响到主人公话语的设计，进而使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会有所扭曲。但这种“扭曲”并非完全由译者的主观因素所致，而是在不同的对话关系中，对话双方立场交流碰撞之下所产生的一种“话语”。如图：
人公的对话关系也在不断地进行，对文本主人公的认识也不断地更新。
三、鲁迅文学翻译“硬译”分析 ——文本主人公意识与社会意识
之间的对话关系
巴赫金在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主人公和作者对主人公的立场时说：“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
“应该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8]82。
示和刻画的，……归根到底是主人公对自己和对世界的最终看法”[8]83。文学翻译如果生动形象地把文本再现给读者，这同样牵涉到文本中多种意识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强调，“意识形态符号题材与意识形态符号形式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9]。如果我们从作者、作品人物和读者的三维立体交叉的空间出发，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作者的意识分裂、内心痛苦和矛盾是复调小说对话形成的基础，作者面对应该回答的问题深感力不从心，期盼着读者来帮助解决[10]。这样一来，译文的对话关系实际上是译者通过主人公与读者及当时的社会意识之间的对话。由于译者“拿出一个客观的世界同主人公无所不包的意识相抗衡，这个客观世界便是
“存在就预知平等的众多他人意识的世界”[8]86。
[8]343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
对话关系就成了个人同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就成了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一个作品产生后，它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十字路口，处于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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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话中。“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
[8]79
的对立”。所以，对话在巴赫金这里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立场，同时也是一种存在立场。而对话的同时也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于是也有强势和弱势之分。
由于受众的被动和分散，无形中为强势话语制造了可操作空间，使施者和受众的平等关系失衡[11]。不同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的翻译价值取向都有着一种无形的制约或鼓励。任何超越这种限制的翻译都难以取得认同的合法性，而符合这一限制的翻译就会得到认同和接受。因而译者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翻译的各项选择有时可以说是受到压抑的。在翻译中，由于译者所面对的社会普遍意识的不同，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碰撞出的话语也必然不同，这直接影响到译者对译文遣词造句的决策问题。众所周知，当时中国盛行“林纾模式”，“归化”程度极高，但凡遇到跟译入语语文规范、语言规范、文化规范、社会规范和伦理规范不一致的地方，译者们都会毫无顾忌地大力改写和改编，使之尽可能“中国化”来迎合当时读者的口味。可以说是一种过度的“以译者为中心、以读者为本”的译作生产模式。鲁迅的翻译主张是服务于他所倡导的文艺思想和政治目标的，其核心内容是“改革社会”、“建构新文化”、“窃火煮肉”、“拿来主义”、“建设革命文学”等文艺思想。鲁迅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吸取力量”[12]。于是他坚定地成为一个盗取西方文化的“盗火者”，导“异域文术新宗”，“别求新声于异邦”。而要想有效地引进外国原汁原味的文化，“硬译”毫无疑问是首选策略。
在翻译转换和表达时，还有另一形式的对话，即翻译理解中激活的相关译语语境因素和原文的语境因素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决定了译文表达方式的选择。原文文化语境、情景语境、语言语境等因素在翻译转换和表达阶段都会激活相应的
鲁迅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译语语境因素[13]50。
活动的出发点就是要对旧的落后的中国文化进行批判，从而建构一种能够适应近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这种明确的社会文化目的，左右了鲁迅的文学创作选择和文学翻译选择。鲁迅认为中国如果要生存下来，就必须要将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踏倒在地，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从而构建一种适合生存的新文化。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面临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中国人民处于水生火热之中，自然会深切地同情其他被损害民族。因而了解这些被损害国家的文化、政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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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情况，了解他们如何反帝、反独裁以及争取民主自由的艰苦斗争就具有特殊意义。
每一次翻译都只是原文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一次独特的话语重构，是相应意义得到凸现、而其他意义受到抑制的产物[13]50。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叙述了他倾向于介绍东欧文学的原因：“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14]。在翻译文学文本的选择上，鲁迅自然而然对波兰、爱尔兰、西班牙、俄国、印度和希腊等“被侮辱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情有独钟。他的这种翻译目的被称为“弱国情结”[15]。鲁迅希望通过翻译来向国人形象生动地展示“亡国”民族的可悲可怕的境遇。从《域外小说集》开始直到《死魂灵》，鲁迅一直采用了“硬译”的翻译策略，践行“拿来主义”，积极汲取优质域外文化，帮助建构符合现代世界潮流的中国新文化。鲁迅的翻译原则是“宁信而不顺”，他的翻译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主要是为了填补当时中国落后的科学和语言文化空缺，满足中国读者真实地了解外国科学和语言文化的需求，体现了他借鉴外国文法来改造中国文法的精神，带有明显的政治索求和语言文化改良目标。不过，鲁迅很清楚，表面上“信”与“顺”的翻译方法之辩论隐含着对立的文学理论和翻译的文艺思想以及翻译的政治性论争。
四、鲁迅文学翻译“硬译”分析 ——译本与读者的对话关系
读者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情趣总会因时间的演进、地点的转移而改变乃至大相径庭。文本和读者之间从来不会达成完全的一致，“凡需要翻译的地方，就必须考虑讲话者原本语词的精神和对其复述的精神之间的距离。但这种距离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克服掉的”[16]。翻译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语境发生的话语构建行为。译者、作者、读者、语言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等各因素在译本的构建中呈对话关系，历史而又动态地构建着翻译文本。每个译本不仅以原文为语境，也以其他译本为语境，参与原文在译语环境中的意义构建的对话，延续原文在译语环境中的生命。翻译是原文在译语环境中不断语境化的过程。影响翻译的所有因素处于复杂的语境整体之中，每个因素在译本构建中都各有其用，都以独特的方式与其他因素展开对话，共同构建译本。翻译活动的最
终产品是对话的结果，是影响翻译的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译者构建的翻译语境不同，得到
每个译本不仅以原文为语的译文也各不相同[13]49。
境，也以其他译本为语境，参与原文在译语环境中意义构建的对话，延续原文在译语环境中的生命。翻译是原文在译语环境中不断语境化的过程。作为特定时期的某种产物，译本往往只能完成与当时此景的读者进行对话的历史使命，它因无法随时代演进而与时俱进，只能留在历史的记忆中。随着研究的深入，语境的变迁，又会出现更权威的版本或/和更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此时的读者会发现，原有的译本相对比较滞后，客观上已失去了继续与之对话的必要语境。为了及时反映这些成果，或满足特定读者新的审美诉求，重启对话，译者必须重新阐释，更新译本，让新的译本在新的时空与新的读者相遇和对话，从而开始新一轮的阐释和对话的循环，这也是同时或先后出现同一作品的多个译本的主要原因。鲁迅主张重译，反复倡导重译工作，当年他称之为复译。他在《论重译》一文中说，“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出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17]。然而，在那个年代，许多翻译家都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译作进行重译，他们讥笑并阻遏重译。一个译本，可能从读者角度看也许完美无缺，而从作者出发却可能是漏洞百出，反之亦然。无论作者还是译者、读者，都不能指望某个译本能跨越所有的时代，直达意图性读者；因此，要满足不同的读者或不同时代的读者，惟有推出不同的译本。就此意义而言，多译、重译不仅必需，更属必然，并不以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的意志为转移。
鲁迅的文学翻译从超越一般认识的读者立场出发，带着目标读者的期待视域，终于与理想的作者、作品的召唤结构相遇，进入对话的第一层次。其最终目的是要让作品进入目标中的理想读者，为他们所认识、所接受，并能为其所用。因此，他在特定的语境中，与目标读者对话和商榷，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前提下，对文本进行再生产。由此进入对话的第二层面。文本的躯壳虽然更换了，但精神资质仍然。亦即，内容和句式都一定要向原作看齐，鲁迅在许多篇译作的序言中论述过“直译”和“硬译”。在翻译实践中，鲁迅通过汉语与外国语的比照，发现汉语语义十分含混，
汉语语法很不精密。他想通过“直译”和“硬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力求把外国语的表现法不加改变地吸收到汉语中来，从而推动汉语的现代化发展。因此，鲁迅提出了逐字逐句的“直译”乃至“硬译”策略。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了适当的作品，保留了合适的内容，征服了合适的读者。通过第三层次的直接对话，完成了言外行为。因为他认为翻译时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同时也对不起读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里，他坦言译文也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文句之所以要直译，主要是“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就这样，鲁迅以其“硬译”的翻译方法，最终实现了其“达旨”本体论和目的论。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语言会不断吸收外国语言的结构模式和语言成分，并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发生流变、更新与拓展，因而，“信”的翻译准则能更好地服务于当时中国民族语言通过借鉴与吸收域外语言文化而进化和发展之需求。他说:“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18]。对本族语言文化的冲击与融合是促进本族语言文化变革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孙郁认为，“鲁迅从中国语文的特点中，找到了中国人思维上的缺陷。而改变人的思维方式，除了思想上的革命外，语言文字的变革是异常重要的……鲁迅的直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传统阅读心理的校正。就其对语体的周密性的追求而言，他给后人开辟了一条探索之路”[19]。
五、结语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死亡的， 每一种意义都有回归的节日。”巴赫金的语境和对话理论构建的是各种社会行为和话语运作的背景及运作的基本方式，各种社会行为和话语运作的背景是语境，
语境中的各种因素都会在其运作方式是对话[13]51。
各个时期发挥出各自的作用，发出各自的声音参与到对话当中。一个因素偶尔的消失自然会在适当的时候站出来，参与到对话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争取到自己相应的地位。巴赫金理解的对话有着众多的声音和意识，而这些声音和意识各自独立但又不相融合，各自具有充分的价值，它是所有人类赖以存在的基本方式之一。可以说，只要有语言，只要通过言语实现了思想与情感的交流，便有对话发生。从本质上说，翻译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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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永无休止的关于“译码”和“编码”的对话过程。鲁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犀利的语言界定了翻译者的文化立场，成功地完成了巴赫金所探讨的几种对话关系。他的文学翻译观对我们今天研究文学翻译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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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u Xun’s Hard Translation from Bakhtin’s Dialogue Theory
HU LILI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Bakhtin’s Dialogue Theory provides new angle for translation practice. Translation involves translator, work and reader, which is a multi-dialogue in essence.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se Lu Xun's hard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hor and reader, reader and the protagonist of the work, ideology of protagonist and ideology of society and translator and reader.
Key words: Bakhtin’s Dialogue Theory; Apperception; Lu Xun’s translation; Hard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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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对话理论将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这三者是一个整体，强调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主体性及两者所产生的共同作用。翻译过程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对话，该过程涉及了两种不同语言的文本，两种文化背景迥异的读者和两个作者(原文作者与译者)，于是翻
其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对话性关系将会更加复杂[1]。
间既有作者和读者的对话性关系，也有读者与文本主人公的对话性关系，有文本主人公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对话性关系,甚至还有译本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性关系。鲁迅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逐步构建出“直译”、“硬译”、“宁信而不顺”、“欧化”、“保存异国情调”、“保存洋气”、“反对削鼻剜眼”等译论主张。但其翻译理论——“硬译”以及在“硬译”理论指导下的译文，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遭到过梁实秋和赵景深等人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鲁迅“硬译”的文章“读了也等于不读”、“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他的译文“信”有余而“达”不足，一般很难迎合当时读者的口味。但笔者认为翻译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发生的话语构建行为，是原文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一次独特的话语重构，体现出了多向互动的对话性。本文将从巴赫金的对话论角度探讨鲁迅文学翻译之“硬译”。
一、鲁迅文学翻译“硬译”分析 ——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关系
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充当的是读者的角色，然后又扮演了译文作者的角色。巴赫金将文本话语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归结为“说者”与“听者”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在《小说话语》中提到：“说者力图在他者理解视野中确定其话语方位，并进入与这个视野的各种因素对话的关系。说者打入听者的他人视野，在他人的领土上，在听者的统觉背景上建立自己的表述”[2]43。巴赫金对话理论提出了“统觉背景”的概念。统觉背景包括听者（读者）的期待视野、知识水平即对具体语境的感觉和理解。
当然，统觉背景在读者群中会因人而异，不同的统觉背景层次的人数也因此不同。如果信息内容与受众（读者）的预存立场相一致，就比较容易通过，否则受众（读者）就可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采取怀疑、歪曲、遗忘乃至抵制等消极措施，使传播失去效果。不管译者翻译的作品读者接受与否，其中都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对话关系。在当时国人外语水平贫瘠的情况下，读者要与作者进行对话，就必须通过译者。译者的翻译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译码”和“编码”的过程，译者根据自己的选择将一定的意义“编制”成一定的符号，受众（读者）则把以符号为载体的信息回译成“意义”。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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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个翻译过程不是简简单单的文字之间的转换，它会经过译者的“译码”和“编码”，然后再经过受众（读者）的选择性理解后，产生新的意义，这是对话理论中强调受众（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参与创新。当鲁迅在选择文学作品翻译时，他所面对的是相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读者们的“统觉背景”决定了他们无法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作者进行直接的对话，这时是鲁迅先生代替读者们与作者进行对话。鲁迅在翻译时也必须象原作者那样去揣摩读者的“统觉背景”，与译文读者进行一种对话。译者在揣摩译文读者统觉背景时，不可能不考虑到这一点。由于译者处于一种与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同时对话的特殊地位上，他们需要不断在原文和译文读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这个平衡点偏向原文作者时，便会出现偏重于采取“硬译”的翻译方法。鲁迅从学术角度阐述了他对“硬译”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层意思：“硬译”与“死译”是有区别的，并不是故意的“曲译”；“硬译”(主要指翻译科学的文艺论及其他革命理论著作)自有需要它的读者对象，它在他们之间存在；“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人以不舒服”，因为思想对立的人觉得“气闷、憎恶、愤恨”是当然的，至于那些对理论知之不多的“批评家”，本是应该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同时也可以“逐渐添加了新句法”，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同化”而“成为己有”[3]。
而巴赫金提到，“对话者就不只是文本中人物与人物的对话，还包括作者与人物、作者与读者、人物与读者的对话关系；其次，对话的内容就不只是引号内的内容，文字上的内容，还包括文字以外的外音以及空白；另外对话的方式，由于摆脱了引号的束缚，更是自由自在，尤其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性形式变化最多。对话性使叙述更有深度，使形式更有韵味”[2]7。在鲁迅眼里，翻译同样是实现“启蒙”和“为人生”的手段。既然
翻译要起到这一目的，那便是要把外来的新的东西引进来。在这种情形下，译者便会强调译文对译文文化的冲击，便会采用一种让读者走向原著的翻译方法，不但不会对原著稍加修改，而且尽量突出原著的权威，从而让译文在译文文化里产生最大的“暴力”作用。鲁迅采用“直译法”，为的就是要更有效地起到教化作用，产生更好的启蒙效果，从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4]。只有通过译者的翻译才能原汁原味的了解他国文化，然后读者才能与作者产生有效的直接的对话关系，鲁迅文学翻译采取的“硬译”法就是想让读者与作者能进行直接的对话。
二、鲁迅文学翻译“硬译”分析 ——读者与文本主人公的对话关系
在巴赫金关于文本对话性关系的研究中，最突出的是作者与文本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关系。传统理论认为，文本主人公是作者的创造物，作者与文本主人公的关系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所以，无法想象作者与文本主人公之间会有平等的对话关系。但是，在巴赫金看来，作者是从假定的主人公的立场出发，依据主人公所处的社会地位使用相应的社会话语，从而构成了一个“他者”形象，这时，作者与文本主人公的对话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创作过程中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而作品一旦写成，作者便丧失了阐释的优先权，而只能隐退为与作品有着某种血缘关系的一般读者。文本是存在于阅读和阐释活动中的作品。“作者加以思索反映的是主人公的情感意志立场，而不是自己对主人公的立场”，“他只是体验着自己的主人公，并把自己对主人公的整个原则性创作立场，注入到主人公的形象之中”[5]。鲁迅先生认为，只有以西方文化为本位的“硬译”才能尽量减少西方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损失和变形，减少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污染。译者按照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身份，塑造了一个个外在于作者自身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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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些“他者”形象一旦成立，便具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可以与作者和读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同样在和主人公进行一种对话。但由于历史文化的变迁以及社会背景的不同，这种对话自然就缺少了原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天然对话基础。译者必须要以自己的立场去理解主
翻译必须以原文为基础，不能脱离原文，译者在翻译之前首先应该充分了解作者的身份及其写作背景，了解作者写作时的社会文化，在头脑中重现作者进行文学创作时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但是这种对话关系却是比较难再现的。为了能让读者与文本主人公的对话能最大限度地有效进行，鲁迅基本一直使用“硬译”的翻译方法。他在大多数译作的序言或后记中都阐明了这一点。1921年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写道：“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6]184。1924年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写道：“文句大
[6]257
。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
1925年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鲁迅又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
〈文艺与批评〉序也不甚颠倒”[6]271。1929年在《
译者附记》中鲁迅又写道：“从译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6]329。从对话的立场出发，巴赫金把人的生命存在看成是一个不断参与与对话的动态过程，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与他人进行不断的对话与交流。在对话与交流之中，人的思想不断得到更新，生活的真理不断涌现，由此生命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7]。因此，鲁迅文学翻译的“硬译”让读者与文本主
人公，他和主人公之间的对话较之原作者和主人公的对话必然会有所不同，以致影响到主人公话语的设计，进而使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会有所扭曲。但这种“扭曲”并非完全由译者的主观因素所致，而是在不同的对话关系中，对话双方立场交流碰撞之下所产生的一种“话语”。如图：
人公的对话关系也在不断地进行，对文本主人公的认识也不断地更新。
三、鲁迅文学翻译“硬译”分析 ——文本主人公意识与社会意识
之间的对话关系
巴赫金在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主人公和作者对主人公的立场时说：“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
“应该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8]82。
示和刻画的，……归根到底是主人公对自己和对世界的最终看法”[8]83。文学翻译如果生动形象地把文本再现给读者，这同样牵涉到文本中多种意识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强调，“意识形态符号题材与意识形态符号形式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9]。如果我们从作者、作品人物和读者的三维立体交叉的空间出发，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作者的意识分裂、内心痛苦和矛盾是复调小说对话形成的基础，作者面对应该回答的问题深感力不从心，期盼着读者来帮助解决[10]。这样一来，译文的对话关系实际上是译者通过主人公与读者及当时的社会意识之间的对话。由于译者“拿出一个客观的世界同主人公无所不包的意识相抗衡，这个客观世界便是
“存在就预知平等的众多他人意识的世界”[8]86。
[8]343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
对话关系就成了个人同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就成了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一个作品产生后，它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十字路口，处于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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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话中。“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
[8]79
的对立”。所以，对话在巴赫金这里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立场，同时也是一种存在立场。而对话的同时也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于是也有强势和弱势之分。
由于受众的被动和分散，无形中为强势话语制造了可操作空间，使施者和受众的平等关系失衡[11]。不同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的翻译价值取向都有着一种无形的制约或鼓励。任何超越这种限制的翻译都难以取得认同的合法性，而符合这一限制的翻译就会得到认同和接受。因而译者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翻译的各项选择有时可以说是受到压抑的。在翻译中，由于译者所面对的社会普遍意识的不同，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碰撞出的话语也必然不同，这直接影响到译者对译文遣词造句的决策问题。众所周知，当时中国盛行“林纾模式”，“归化”程度极高，但凡遇到跟译入语语文规范、语言规范、文化规范、社会规范和伦理规范不一致的地方，译者们都会毫无顾忌地大力改写和改编，使之尽可能“中国化”来迎合当时读者的口味。可以说是一种过度的“以译者为中心、以读者为本”的译作生产模式。鲁迅的翻译主张是服务于他所倡导的文艺思想和政治目标的，其核心内容是“改革社会”、“建构新文化”、“窃火煮肉”、“拿来主义”、“建设革命文学”等文艺思想。鲁迅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吸取力量”[12]。于是他坚定地成为一个盗取西方文化的“盗火者”，导“异域文术新宗”，“别求新声于异邦”。而要想有效地引进外国原汁原味的文化，“硬译”毫无疑问是首选策略。
在翻译转换和表达时，还有另一形式的对话，即翻译理解中激活的相关译语语境因素和原文的语境因素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决定了译文表达方式的选择。原文文化语境、情景语境、语言语境等因素在翻译转换和表达阶段都会激活相应的
鲁迅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译语语境因素[13]50。
活动的出发点就是要对旧的落后的中国文化进行批判，从而建构一种能够适应近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这种明确的社会文化目的，左右了鲁迅的文学创作选择和文学翻译选择。鲁迅认为中国如果要生存下来，就必须要将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踏倒在地，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从而构建一种适合生存的新文化。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面临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中国人民处于水生火热之中，自然会深切地同情其他被损害民族。因而了解这些被损害国家的文化、政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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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情况，了解他们如何反帝、反独裁以及争取民主自由的艰苦斗争就具有特殊意义。
每一次翻译都只是原文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一次独特的话语重构，是相应意义得到凸现、而其他意义受到抑制的产物[13]50。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叙述了他倾向于介绍东欧文学的原因：“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14]。在翻译文学文本的选择上，鲁迅自然而然对波兰、爱尔兰、西班牙、俄国、印度和希腊等“被侮辱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情有独钟。他的这种翻译目的被称为“弱国情结”[15]。鲁迅希望通过翻译来向国人形象生动地展示“亡国”民族的可悲可怕的境遇。从《域外小说集》开始直到《死魂灵》，鲁迅一直采用了“硬译”的翻译策略，践行“拿来主义”，积极汲取优质域外文化，帮助建构符合现代世界潮流的中国新文化。鲁迅的翻译原则是“宁信而不顺”，他的翻译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主要是为了填补当时中国落后的科学和语言文化空缺，满足中国读者真实地了解外国科学和语言文化的需求，体现了他借鉴外国文法来改造中国文法的精神，带有明显的政治索求和语言文化改良目标。不过，鲁迅很清楚，表面上“信”与“顺”的翻译方法之辩论隐含着对立的文学理论和翻译的文艺思想以及翻译的政治性论争。
四、鲁迅文学翻译“硬译”分析 ——译本与读者的对话关系
读者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情趣总会因时间的演进、地点的转移而改变乃至大相径庭。文本和读者之间从来不会达成完全的一致，“凡需要翻译的地方，就必须考虑讲话者原本语词的精神和对其复述的精神之间的距离。但这种距离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克服掉的”[16]。翻译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语境发生的话语构建行为。译者、作者、读者、语言语境、情景语境、文化语境等各因素在译本的构建中呈对话关系，历史而又动态地构建着翻译文本。每个译本不仅以原文为语境，也以其他译本为语境，参与原文在译语环境中的意义构建的对话，延续原文在译语环境中的生命。翻译是原文在译语环境中不断语境化的过程。影响翻译的所有因素处于复杂的语境整体之中，每个因素在译本构建中都各有其用，都以独特的方式与其他因素展开对话，共同构建译本。翻译活动的最
终产品是对话的结果，是影响翻译的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译者构建的翻译语境不同，得到
每个译本不仅以原文为语的译文也各不相同[13]49。
境，也以其他译本为语境，参与原文在译语环境中意义构建的对话，延续原文在译语环境中的生命。翻译是原文在译语环境中不断语境化的过程。作为特定时期的某种产物，译本往往只能完成与当时此景的读者进行对话的历史使命，它因无法随时代演进而与时俱进，只能留在历史的记忆中。随着研究的深入，语境的变迁，又会出现更权威的版本或/和更重要的相关研究成果。此时的读者会发现，原有的译本相对比较滞后，客观上已失去了继续与之对话的必要语境。为了及时反映这些成果，或满足特定读者新的审美诉求，重启对话，译者必须重新阐释，更新译本，让新的译本在新的时空与新的读者相遇和对话，从而开始新一轮的阐释和对话的循环，这也是同时或先后出现同一作品的多个译本的主要原因。鲁迅主张重译，反复倡导重译工作，当年他称之为复译。他在《论重译》一文中说，“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出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17]。然而，在那个年代，许多翻译家都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译作进行重译，他们讥笑并阻遏重译。一个译本，可能从读者角度看也许完美无缺，而从作者出发却可能是漏洞百出，反之亦然。无论作者还是译者、读者，都不能指望某个译本能跨越所有的时代，直达意图性读者；因此，要满足不同的读者或不同时代的读者，惟有推出不同的译本。就此意义而言，多译、重译不仅必需，更属必然，并不以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的意志为转移。
鲁迅的文学翻译从超越一般认识的读者立场出发，带着目标读者的期待视域，终于与理想的作者、作品的召唤结构相遇，进入对话的第一层次。其最终目的是要让作品进入目标中的理想读者，为他们所认识、所接受，并能为其所用。因此，他在特定的语境中，与目标读者对话和商榷，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前提下，对文本进行再生产。由此进入对话的第二层面。文本的躯壳虽然更换了，但精神资质仍然。亦即，内容和句式都一定要向原作看齐，鲁迅在许多篇译作的序言中论述过“直译”和“硬译”。在翻译实践中，鲁迅通过汉语与外国语的比照，发现汉语语义十分含混，
汉语语法很不精密。他想通过“直译”和“硬译”让汉语“装进异样的句法”，力求把外国语的表现法不加改变地吸收到汉语中来，从而推动汉语的现代化发展。因此，鲁迅提出了逐字逐句的“直译”乃至“硬译”策略。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了适当的作品，保留了合适的内容，征服了合适的读者。通过第三层次的直接对话，完成了言外行为。因为他认为翻译时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同时也对不起读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里，他坦言译文也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文句之所以要直译，主要是“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就这样，鲁迅以其“硬译”的翻译方法，最终实现了其“达旨”本体论和目的论。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语言会不断吸收外国语言的结构模式和语言成分，并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发生流变、更新与拓展，因而，“信”的翻译准则能更好地服务于当时中国民族语言通过借鉴与吸收域外语言文化而进化和发展之需求。他说:“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18]。对本族语言文化的冲击与融合是促进本族语言文化变革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孙郁认为，“鲁迅从中国语文的特点中，找到了中国人思维上的缺陷。而改变人的思维方式，除了思想上的革命外，语言文字的变革是异常重要的……鲁迅的直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传统阅读心理的校正。就其对语体的周密性的追求而言，他给后人开辟了一条探索之路”[19]。
五、结语
“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死亡的， 每一种意义都有回归的节日。”巴赫金的语境和对话理论构建的是各种社会行为和话语运作的背景及运作的基本方式，各种社会行为和话语运作的背景是语境，
语境中的各种因素都会在其运作方式是对话[13]51。
各个时期发挥出各自的作用，发出各自的声音参与到对话当中。一个因素偶尔的消失自然会在适当的时候站出来，参与到对话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争取到自己相应的地位。巴赫金理解的对话有着众多的声音和意识，而这些声音和意识各自独立但又不相融合，各自具有充分的价值，它是所有人类赖以存在的基本方式之一。可以说，只要有语言，只要通过言语实现了思想与情感的交流，便有对话发生。从本质上说，翻译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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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永无休止的关于“译码”和“编码”的对话过程。鲁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犀利的语言界定了翻译者的文化立场，成功地完成了巴赫金所探讨的几种对话关系。他的文学翻译观对我们今天研究文学翻译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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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u Xun’s Hard Translation from Bakhtin’s Dialogue Theory
HU LILI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Bakhtin’s Dialogue Theory provides new angle for translation practice. Translation involves translator, work and reader, which is a multi-dialogue in essence.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se Lu Xun's hard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thor and reader, reader and the protagonist of the work, ideology of protagonist and ideology of society and translator and reader.
Key words: Bakhtin’s Dialogue Theory; Apperception; Lu Xun’s translation; Hard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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