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邓康延
【编者按】邓康延，曾任职《深圳青年》策划总监、香港《凤凰周刊》主编。邓康延及其团队的几位编导，在2013年凤凰卫视教育纪录片《盗火者》拍摄之后，用文字的形式沉淀充实了这一话题，编写了书稿《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对纪录片中未能尽现的故事情节、嘉宾访谈及制作者的亲历感受进行了拾漏补遗。书中重点涉及许多社会极度关切的教育话题，关注那些敢为天下先的教育改革“盗火者”，试图让读者了解那些奋斗在教育改革第一线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理念、实践和困惑。
制作纪录片《盗火者》及其衍生书都不是喜悦 的过程，中国眼下的教育可以用千疮百孔来形容。值此百多年来教育人口最稠密的困境和无奈中，四方良知，焦虑伤痛。原本岁岁蓬勃的行业，却一路僵化保守，既暮气沉沉，又喧嚣攘攘。教育从业者缺乏职业的荣誉、权益和自省，不比混沌的社会清醒，不比教室的孩子纯净，不比民国的先贤有担当，这如何是好？
曾有民国小城的小学校长不愿本校统一校服，担心增加穷困家庭负担；也有当代日本都市小学校长坚持统一校服，以免阔少比拼名牌。手法迥异，仁心相通。而近年有广东英德市的教育局长吃校服回扣，连累了近百校长沾灰。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铺开一个人的命运。有哲人说：世界观对了，世界也就对了。而教育，则是你在皮肤感知世界冷暖之前，在心灵上先搭起个世界观的台子。
我在小学一年级时撞上“文革”。有一天，老师合上课本里的水石草木，让大家抄写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很快，所有课本前面都有了闪光芒的毛主席头像和语录，包括数学、化学、物理应用题都加上了革命的情节。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校，挥完皮带的红卫兵跨上讲台。到处都是游行批斗、声嘶力竭、火烧炮打、誓死捍卫。我能感受到老师原本慈爱的眼神里的忧伤迷茫。报纸上伟大领袖还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台词调侃：“老九不能走。”（那时教师属知 识分子臭老九，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在西安南关小学和西安九中，我几度看过老师自杀，尤其在大约三年级时，一位老师在厕所上吊了，地上一条床单下隐约透出他最后的身形，我少年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伤痛。1966年到1976年，我的小学中学被敲锣打鼓的各类最新指示和一条条各色床单裹挟着走了。
我插队广阔天地的第二年，1977年，田野上一声惊雷，恢复高考了。全大队知青都扔下锄头铁掀，不顾贫下中农老队长的阻挠，回城急翻出满落灰尘的课本，但那一刻才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朝代康复人已傻。我算幸运地考上了恢复高考的第一届，77级，全大队50多名知青，除一人凭跳高成绩考上体院，就数我从“农门”跳上了“龙门”。几年后，许多插友招工回城，潦倒混日。
有人在央视高唱“时间都去哪儿了”，要我说，很多时间是被打劫了、被偷走了。几代人的青春被绑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上，犹如平地也要修大寨梯田般的荒诞。若无劳筋饿肚的一年下乡，我断难理解鲁迅那句话的痛彻：“人生最痛苦的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大学四年，灯火通明，三点一线。十年饿肚，一朝狂吃。记得我们1978年2月进校时，各大学还有两年制的75级、76级工农兵大学生，那都是基层一些根红苗正的工农子弟，他们多数人只 读过初中，大学老师只能从基础课补了又补。77级从压了十届的学生中激烈竞出，每夜满教室刻苦，老师夜半来辅导也兴奋：“学校十多年没这样亮堂过了。”那时全社会崇尚知识，羡慕大学，“要把被四人帮耽搁的青春夺回来”。
我们班有多位比我大十岁的老三届和“坏成分”家庭子女或农村贫困生，他们一步跨入西安城的大学，迸发的学习激情犹如黄河入壶口。因为多年城乡教育同样赤贫无赖，均愚之下，混沌平等，用功些的农村孩子也能脱颖而出。全然不像今日，京沪教育资源一次次锦上添花，农村则一年年冰寒缺炭。此外，早年的高考，鲜有关系加分、冒名替考、权贵后门、学校作弊等恶风。恢复高考实在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杠杆，撬动的是整个社会风气。邓小平当年拍板，不惜挪用印刷《毛选》的好纸，去填高考试卷无纸可印的窟窿，后人再无此气魄。一张纸见证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和教育的起死回生。
好日子总是过得快。全民翻书的情景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风吹过，90年代开始狂风吹票子。学校分数化、排名化、并校化，推手是官僚化、产业化，豪言壮语要做大，教育工厂扩张流水线，学子翻转腾挪成一块块速成砖。
前30年政治挂帅，后30年利益驱动，最严重的因是教育不公，果是不公的教育，而不公与歧视本是教育的死敌。从1958年到1976年，高 考实施政审，出身地富、资本家、右派、海外家庭等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不宜录取，甚至扩及中学。待到新世纪，寒门子弟阶层又被金钱权势关系击败，遇上玻璃天花板。较之20世纪80年代，如今京沪名牌大学的山乡贫困生已是凤毛麟角。教育不公，自戕教育。
邓小平说过，教育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当今国土，比之官员贪腐、社会萎靡、资源耗竭、环境恶化，更可怕的是教育国土的荒芜慌乱。
人生困顿识字始，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找工作，千军万马岁岁升学考，万水千山事事拼爹娘。城市学位紧张，独生子女难带，乡村学校荒芜，留守儿童孤独，皆陷入富则溺爱、穷则卑贱的双重厄运。师资良莠不齐，教育体制和课本无所适从。校长若不懂不爱也不屑于教育，你让教授、教师如何是好？你让那些耳闻目睹社会百态的学子又能好到哪儿去？而学生普遍的心理问题，学术研究大范围的抄袭，官员权贵买学位的恶俗潮流，已蔓延为社会疾患。
20世纪90年代的高校大合并，千所学校强制合并成412所；随之高校扩招，学生成倍增，学校圈地忙，一口吃成几个胖子。犹似三十多年前高等教育大跃进的重演——1958年，229所高校猛增百倍，如注水猪肉，生生为世界教育史编出了一夜致富的笑话。
社会和教育毕竟在进步，封闭的门打开了就再 也关不住。比如一些老师在践行静悄悄的教育改革，学校硬件持续改善（一些重点学校的建设已近奢华），还有那些大规模、长时间、低幼化的留学力量，这些都是未来光照故国的希望。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存芳草。
纪录片《盗火者》是一些走过以往教育的身心体验者的内心寻找，是历时两年俯身现实的调查，拍摄者和被拍摄者融成一片。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的居高表达，《盗火者》遍访教育一线的老师、家长和孩子，并深入采访教改现场的专家学者。此纪录片不是躲在演播室或书斋的政论片，它取镜真实的人物、事件和观点，展示我们身边大量存在却未能正视的现象。所聚焦的教育热点、难点和新突破点，或许没有答案，却有一些路径；不是只有悲伤，也有很多希望。
教育是一项很美很温暖的大业，教育是生命，它是皮肤知冷暖，它是眼睛识明暗，它是心灵辨善恶。不管去学校的路有多远，童年都要背起书包；不管教育改革的路有多险，今天都得去攀援。不懂、不爱、不愿献身教育的人，请离开。
《盗火者》只是当下教育的多元解读之一种，难免偏颇与失误，但它确实是火，不论点燃了什么，火就是态度。
（《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新星出版社）
(本文来自《青年文摘·快点2015年1月上》)
文 / 邓康延
【编者按】邓康延，曾任职《深圳青年》策划总监、香港《凤凰周刊》主编。邓康延及其团队的几位编导，在2013年凤凰卫视教育纪录片《盗火者》拍摄之后，用文字的形式沉淀充实了这一话题，编写了书稿《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对纪录片中未能尽现的故事情节、嘉宾访谈及制作者的亲历感受进行了拾漏补遗。书中重点涉及许多社会极度关切的教育话题，关注那些敢为天下先的教育改革“盗火者”，试图让读者了解那些奋斗在教育改革第一线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理念、实践和困惑。
制作纪录片《盗火者》及其衍生书都不是喜悦 的过程，中国眼下的教育可以用千疮百孔来形容。值此百多年来教育人口最稠密的困境和无奈中，四方良知，焦虑伤痛。原本岁岁蓬勃的行业，却一路僵化保守，既暮气沉沉，又喧嚣攘攘。教育从业者缺乏职业的荣誉、权益和自省，不比混沌的社会清醒，不比教室的孩子纯净，不比民国的先贤有担当，这如何是好？
曾有民国小城的小学校长不愿本校统一校服，担心增加穷困家庭负担；也有当代日本都市小学校长坚持统一校服，以免阔少比拼名牌。手法迥异，仁心相通。而近年有广东英德市的教育局长吃校服回扣，连累了近百校长沾灰。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铺开一个人的命运。有哲人说：世界观对了，世界也就对了。而教育，则是你在皮肤感知世界冷暖之前，在心灵上先搭起个世界观的台子。
我在小学一年级时撞上“文革”。有一天，老师合上课本里的水石草木，让大家抄写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很快，所有课本前面都有了闪光芒的毛主席头像和语录，包括数学、化学、物理应用题都加上了革命的情节。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校，挥完皮带的红卫兵跨上讲台。到处都是游行批斗、声嘶力竭、火烧炮打、誓死捍卫。我能感受到老师原本慈爱的眼神里的忧伤迷茫。报纸上伟大领袖还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台词调侃：“老九不能走。”（那时教师属知 识分子臭老九，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在西安南关小学和西安九中，我几度看过老师自杀，尤其在大约三年级时，一位老师在厕所上吊了，地上一条床单下隐约透出他最后的身形，我少年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伤痛。1966年到1976年，我的小学中学被敲锣打鼓的各类最新指示和一条条各色床单裹挟着走了。
我插队广阔天地的第二年，1977年，田野上一声惊雷，恢复高考了。全大队知青都扔下锄头铁掀，不顾贫下中农老队长的阻挠，回城急翻出满落灰尘的课本，但那一刻才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朝代康复人已傻。我算幸运地考上了恢复高考的第一届，77级，全大队50多名知青，除一人凭跳高成绩考上体院，就数我从“农门”跳上了“龙门”。几年后，许多插友招工回城，潦倒混日。
有人在央视高唱“时间都去哪儿了”，要我说，很多时间是被打劫了、被偷走了。几代人的青春被绑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上，犹如平地也要修大寨梯田般的荒诞。若无劳筋饿肚的一年下乡，我断难理解鲁迅那句话的痛彻：“人生最痛苦的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大学四年，灯火通明，三点一线。十年饿肚，一朝狂吃。记得我们1978年2月进校时，各大学还有两年制的75级、76级工农兵大学生，那都是基层一些根红苗正的工农子弟，他们多数人只 读过初中，大学老师只能从基础课补了又补。77级从压了十届的学生中激烈竞出，每夜满教室刻苦，老师夜半来辅导也兴奋：“学校十多年没这样亮堂过了。”那时全社会崇尚知识，羡慕大学，“要把被四人帮耽搁的青春夺回来”。
我们班有多位比我大十岁的老三届和“坏成分”家庭子女或农村贫困生，他们一步跨入西安城的大学，迸发的学习激情犹如黄河入壶口。因为多年城乡教育同样赤贫无赖，均愚之下，混沌平等，用功些的农村孩子也能脱颖而出。全然不像今日，京沪教育资源一次次锦上添花，农村则一年年冰寒缺炭。此外，早年的高考，鲜有关系加分、冒名替考、权贵后门、学校作弊等恶风。恢复高考实在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杠杆，撬动的是整个社会风气。邓小平当年拍板，不惜挪用印刷《毛选》的好纸，去填高考试卷无纸可印的窟窿，后人再无此气魄。一张纸见证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和教育的起死回生。
好日子总是过得快。全民翻书的情景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风吹过，90年代开始狂风吹票子。学校分数化、排名化、并校化，推手是官僚化、产业化，豪言壮语要做大，教育工厂扩张流水线，学子翻转腾挪成一块块速成砖。
前30年政治挂帅，后30年利益驱动，最严重的因是教育不公，果是不公的教育，而不公与歧视本是教育的死敌。从1958年到1976年，高 考实施政审，出身地富、资本家、右派、海外家庭等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不宜录取，甚至扩及中学。待到新世纪，寒门子弟阶层又被金钱权势关系击败，遇上玻璃天花板。较之20世纪80年代，如今京沪名牌大学的山乡贫困生已是凤毛麟角。教育不公，自戕教育。
邓小平说过，教育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当今国土，比之官员贪腐、社会萎靡、资源耗竭、环境恶化，更可怕的是教育国土的荒芜慌乱。
人生困顿识字始，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找工作，千军万马岁岁升学考，万水千山事事拼爹娘。城市学位紧张，独生子女难带，乡村学校荒芜，留守儿童孤独，皆陷入富则溺爱、穷则卑贱的双重厄运。师资良莠不齐，教育体制和课本无所适从。校长若不懂不爱也不屑于教育，你让教授、教师如何是好？你让那些耳闻目睹社会百态的学子又能好到哪儿去？而学生普遍的心理问题，学术研究大范围的抄袭，官员权贵买学位的恶俗潮流，已蔓延为社会疾患。
20世纪90年代的高校大合并，千所学校强制合并成412所；随之高校扩招，学生成倍增，学校圈地忙，一口吃成几个胖子。犹似三十多年前高等教育大跃进的重演——1958年，229所高校猛增百倍，如注水猪肉，生生为世界教育史编出了一夜致富的笑话。
社会和教育毕竟在进步，封闭的门打开了就再 也关不住。比如一些老师在践行静悄悄的教育改革，学校硬件持续改善（一些重点学校的建设已近奢华），还有那些大规模、长时间、低幼化的留学力量，这些都是未来光照故国的希望。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存芳草。
纪录片《盗火者》是一些走过以往教育的身心体验者的内心寻找，是历时两年俯身现实的调查，拍摄者和被拍摄者融成一片。不同于以往同类题材的居高表达，《盗火者》遍访教育一线的老师、家长和孩子，并深入采访教改现场的专家学者。此纪录片不是躲在演播室或书斋的政论片，它取镜真实的人物、事件和观点，展示我们身边大量存在却未能正视的现象。所聚焦的教育热点、难点和新突破点，或许没有答案，却有一些路径；不是只有悲伤，也有很多希望。
教育是一项很美很温暖的大业，教育是生命，它是皮肤知冷暖，它是眼睛识明暗，它是心灵辨善恶。不管去学校的路有多远，童年都要背起书包；不管教育改革的路有多险，今天都得去攀援。不懂、不爱、不愿献身教育的人，请离开。
《盗火者》只是当下教育的多元解读之一种，难免偏颇与失误，但它确实是火，不论点燃了什么，火就是态度。
（《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新星出版社）
(本文来自《青年文摘·快点2015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