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受了圣诞节，我们接受了情人节，万圣节会被我们接受吗？ 2000年的这个中国鬼节 10月31日晚8：45。 北京硬石餐厅邀请的马来西亚小迈克・杰克逊乐队已经开始了他们疯狂模仿。Triller（《颤栗者》）中群魔乱舞的场景被带到这个还闻得到饭香的地方。人们进出不断，自由地饮酒、说笑，看节目，仿佛等待着万圣节鬼魅聚集最多的那一刻的来临。 灯光还不给人以人间地狱的恐怖联想，只在细节处有一些骷髅、鬼怪的装饰。目之所及，正式披挂整齐的少之又少，又以老外居多；多数中国来者还是一副清汤挂面的纯净模样――唯一的面具被掖在包里，仿佛仅用于照像。只有披挂着鬼装的舞者用狰狞的魔爪扑向人群，女孩子们发出惊恐而无不欢喜的尖叫声，万圣节的夜晚才像是那么回事。 10月31日晚10：30。 北京豹豪酒巴里依然人声鼎沸，歌者的一曲《与往事干杯》触动了全场男人的柔肠，人人举杯一起高歌。若不是戴着鬼面具的待应生们穿来穿去，这个星期二的晚上肯定与任何一个周末没有分别。今晚是万圣节，这是很多人跑来泡巴的理由。一个长得颇像演员黄磊的年轻家伙，戏说自己就凭这张脸，就可以拿化装大赛的头奖，所以他无须化装。 三里屯北街上已然人影稀疏，每一家还在营业的酒巴照例的活动都是乐队、抽奖、游戏、跳舞。不少家门口处有电子玩具发出的一种气若游丝的女巫的吟唱声，加之随意堆放的面具，发着绿色荧光的髓髅，表现手法的单调都在事实上无法为这个萧瑟的万圣节之夜带来更多的游戏的怪诞气氛。 10月31日晚11：15。 星期五餐厅只等打烊了。旁边偌大的大地之母早已人去楼空。“为什么这么早就没人呢？”去年在这里十分尽兴的林伟不无惊诧的说。 到哪里找更新鲜的感觉 是什么削弱了万圣节的狂欢气氛？因为这天是星期二？因为更多的商家应战万圣节而分散了客流？因为没有更多的装术选择？还是因为我们对侍鬼怪的观念与西方迥然相异？ 硬石餐厅中，一对打扮成吸血鬼和ET外星人的情侣最是张扬，他们牵着白线、提着紫色的南瓜灯在人群中像鬼一样飘乎不定，时而张牙舞爪、逗人发笑。然而这套特别的行头，却是半个月前吸血鬼先生花了50美元从美国带回来的，据他介绍，在美国过万圣节的装饰无穷无尽，他只不过选择了两套今年比较流行的，“《惊声尖叫》里就有这样的道具，其实在美国每一年万圣节风行什么的装扮，很受那些鬼片的影响。” “西方人看待鬼的观念，就像在《人鬼情未了》、《吸血鬼惊情四百年》那样，鬼和人是没有距离的，”星期五餐厅的职员Vinny讲了一个罗马尼亚的吸血鬼德考拉的故事。德考拉变鬼之前是一名将军，率领着军队打到土耳旗。妻子被敌方的谣言所骗，为他绝望殉情，而可怜的德考拉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在凯旋之日，拔剑直指天空、怒斥上帝的不公，随即变作吸血鬼作恶人间。“德考拉的忠情与恶行却成了欧洲人用于狂欢的借口，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Vinny说，“我们也在1998年开始做万圣节的活动，专门为来宾准备各种道具，配备化装师。万圣节可以说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因为平时客人跟服务员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比较客气，一到万圣节，人们就像打破了一层隔膜，玩得特别开心。” 然而费力的商家却难以刺激起人们狂欢的欲望。原本是恣意发挥想象力的节日，很多人却依赖于商家，“由举办万圣节派对的地方准备，我们就不用烦神去找了。”于是以利润成本为行为出发点的商家，只会提供大同小异的面具。 对于脸面之尊的传统观念，也在发挥着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硬石不少人都采取了彩绘的方式，在脸部做一点小修饰――真是做鬼也要漂亮呀。 不上街的万圣节 有一些限制难以突破。 在外企工作的温迪希望，一帮朋友事先谁都不知道对方会打扮成什么样子，“你会发现越是那平时高高在上、不苟言笑的主管，在面具的掩护下就越疯。但是我们没有这种条件，总不成我沾上一脸鸡毛在马路上打车吧，这不是你中国人的节日，大家都会觉得你怪怪的。” 网络工作的李子倩今年是第一次过万圣节。她点失望，“想象中的万圣节应该是奇装异服的嘛。”正脱下朋友的鬼装的她，有点神秘地说，“我有一套更棒的。可我不想让别人看见。这只能一个人的时候穿。大家都太冷静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疯狂，会显得很可笑。” 个性的拘紧和不事张扬也许真得阻滞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但不附带、不承载任何道义、责任的节日过法恐怕才是中国人真正缺乏的。在瑞士留过学的杜贞曾遭遇过瑞士巴塞尔狂欢节，那是在一个20万人口的城市中，由1、2万人组成的300多支大大小小的化装游行队伍，“这些活动纯属民间性质，国家不资助，也不允许任何商业集团介入，不能借此机会进行商业性广告宣传。”杜贞说，“他们的装扮完全是个人自由想象、疯狂发挥。有时，人们要为自己那身服装花去好几个月的工资，但大家都十分情愿在这一年一度的大喜日子里破费一场。这已成了巴塞尔人生活中的一种情趣和一项追求。可是我们的节日呢，中秋讲团聚、春节讲孝敬，稍微随意点就要挨骂。” 在少数民族地区游历过的自由撰稿人周爱，从根本上质疑我们狂欢的能力：“在越封闭、贫穷的地区，人的原始性、自然性和对于节日的需求、自发性就保存得越完整。一进入城市，就被加入了很多的杂质。典型例子之一，就是腰鼓，现在被作为一种稀有的东西来展示。我们是一个缺乏激情、沉重的民族。人们很少能够真正纯粹地干一件事。抄袭再多西方的节日也没有用。” 在硬石餐厅，与打扮成保安的林若毅先生攀谈。2000年的万圣节已是他在中国度过的第十个，来自一家荷兰食品公司的他说，“尽管在中国过万圣年不很热闹，但我还是很开心，平时的生活太闷太乏味了。”多次被别人当作保安并因此差点享受免费晚餐的林先生和一群打扮的五颜六色的老外是邻居，他们曾经都会在万圣节的晚上在社区里串来串去的，现在因为很多人家养了大狗，就不上街了。
我们接受了圣诞节，我们接受了情人节，万圣节会被我们接受吗？ 2000年的这个中国鬼节 10月31日晚8：45。 北京硬石餐厅邀请的马来西亚小迈克・杰克逊乐队已经开始了他们疯狂模仿。Triller（《颤栗者》）中群魔乱舞的场景被带到这个还闻得到饭香的地方。人们进出不断，自由地饮酒、说笑，看节目，仿佛等待着万圣节鬼魅聚集最多的那一刻的来临。 灯光还不给人以人间地狱的恐怖联想，只在细节处有一些骷髅、鬼怪的装饰。目之所及，正式披挂整齐的少之又少，又以老外居多；多数中国来者还是一副清汤挂面的纯净模样――唯一的面具被掖在包里，仿佛仅用于照像。只有披挂着鬼装的舞者用狰狞的魔爪扑向人群，女孩子们发出惊恐而无不欢喜的尖叫声，万圣节的夜晚才像是那么回事。 10月31日晚10：30。 北京豹豪酒巴里依然人声鼎沸，歌者的一曲《与往事干杯》触动了全场男人的柔肠，人人举杯一起高歌。若不是戴着鬼面具的待应生们穿来穿去，这个星期二的晚上肯定与任何一个周末没有分别。今晚是万圣节，这是很多人跑来泡巴的理由。一个长得颇像演员黄磊的年轻家伙，戏说自己就凭这张脸，就可以拿化装大赛的头奖，所以他无须化装。 三里屯北街上已然人影稀疏，每一家还在营业的酒巴照例的活动都是乐队、抽奖、游戏、跳舞。不少家门口处有电子玩具发出的一种气若游丝的女巫的吟唱声，加之随意堆放的面具，发着绿色荧光的髓髅，表现手法的单调都在事实上无法为这个萧瑟的万圣节之夜带来更多的游戏的怪诞气氛。 10月31日晚11：15。 星期五餐厅只等打烊了。旁边偌大的大地之母早已人去楼空。“为什么这么早就没人呢？”去年在这里十分尽兴的林伟不无惊诧的说。 到哪里找更新鲜的感觉 是什么削弱了万圣节的狂欢气氛？因为这天是星期二？因为更多的商家应战万圣节而分散了客流？因为没有更多的装术选择？还是因为我们对侍鬼怪的观念与西方迥然相异？ 硬石餐厅中，一对打扮成吸血鬼和ET外星人的情侣最是张扬，他们牵着白线、提着紫色的南瓜灯在人群中像鬼一样飘乎不定，时而张牙舞爪、逗人发笑。然而这套特别的行头，却是半个月前吸血鬼先生花了50美元从美国带回来的，据他介绍，在美国过万圣节的装饰无穷无尽，他只不过选择了两套今年比较流行的，“《惊声尖叫》里就有这样的道具，其实在美国每一年万圣节风行什么的装扮，很受那些鬼片的影响。” “西方人看待鬼的观念，就像在《人鬼情未了》、《吸血鬼惊情四百年》那样，鬼和人是没有距离的，”星期五餐厅的职员Vinny讲了一个罗马尼亚的吸血鬼德考拉的故事。德考拉变鬼之前是一名将军，率领着军队打到土耳旗。妻子被敌方的谣言所骗，为他绝望殉情，而可怜的德考拉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在凯旋之日，拔剑直指天空、怒斥上帝的不公，随即变作吸血鬼作恶人间。“德考拉的忠情与恶行却成了欧洲人用于狂欢的借口，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Vinny说，“我们也在1998年开始做万圣节的活动，专门为来宾准备各种道具，配备化装师。万圣节可以说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因为平时客人跟服务员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比较客气，一到万圣节，人们就像打破了一层隔膜，玩得特别开心。” 然而费力的商家却难以刺激起人们狂欢的欲望。原本是恣意发挥想象力的节日，很多人却依赖于商家，“由举办万圣节派对的地方准备，我们就不用烦神去找了。”于是以利润成本为行为出发点的商家，只会提供大同小异的面具。 对于脸面之尊的传统观念，也在发挥着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硬石不少人都采取了彩绘的方式，在脸部做一点小修饰――真是做鬼也要漂亮呀。 不上街的万圣节 有一些限制难以突破。 在外企工作的温迪希望，一帮朋友事先谁都不知道对方会打扮成什么样子，“你会发现越是那平时高高在上、不苟言笑的主管，在面具的掩护下就越疯。但是我们没有这种条件，总不成我沾上一脸鸡毛在马路上打车吧，这不是你中国人的节日，大家都会觉得你怪怪的。” 网络工作的李子倩今年是第一次过万圣节。她点失望，“想象中的万圣节应该是奇装异服的嘛。”正脱下朋友的鬼装的她，有点神秘地说，“我有一套更棒的。可我不想让别人看见。这只能一个人的时候穿。大家都太冷静了！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疯狂，会显得很可笑。” 个性的拘紧和不事张扬也许真得阻滞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但不附带、不承载任何道义、责任的节日过法恐怕才是中国人真正缺乏的。在瑞士留过学的杜贞曾遭遇过瑞士巴塞尔狂欢节，那是在一个20万人口的城市中，由1、2万人组成的300多支大大小小的化装游行队伍，“这些活动纯属民间性质，国家不资助，也不允许任何商业集团介入，不能借此机会进行商业性广告宣传。”杜贞说，“他们的装扮完全是个人自由想象、疯狂发挥。有时，人们要为自己那身服装花去好几个月的工资，但大家都十分情愿在这一年一度的大喜日子里破费一场。这已成了巴塞尔人生活中的一种情趣和一项追求。可是我们的节日呢，中秋讲团聚、春节讲孝敬，稍微随意点就要挨骂。” 在少数民族地区游历过的自由撰稿人周爱，从根本上质疑我们狂欢的能力：“在越封闭、贫穷的地区，人的原始性、自然性和对于节日的需求、自发性就保存得越完整。一进入城市，就被加入了很多的杂质。典型例子之一，就是腰鼓，现在被作为一种稀有的东西来展示。我们是一个缺乏激情、沉重的民族。人们很少能够真正纯粹地干一件事。抄袭再多西方的节日也没有用。” 在硬石餐厅，与打扮成保安的林若毅先生攀谈。2000年的万圣节已是他在中国度过的第十个，来自一家荷兰食品公司的他说，“尽管在中国过万圣年不很热闹，但我还是很开心，平时的生活太闷太乏味了。”多次被别人当作保安并因此差点享受免费晚餐的林先生和一群打扮的五颜六色的老外是邻居，他们曾经都会在万圣节的晚上在社区里串来串去的，现在因为很多人家养了大狗，就不上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