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作会与研讨会
关于工作会与研讨会
唐建新
我以为，工作会就是工作会，应该是行政部门召开的会议，其特点是没有研讨的性质，就是布置工作。而研讨会则是对某一个或几个问题进行研究讨论的会议，不带有半点行政的意味。
记得在内地的时候，每年最难召开的是高考工作会，会议报告要反复起草，要经过教委领导几次讨论定调，一般的起草时间是一个月，需要下到区县及学校去做调研，收集情况，决定来年的高考乃至高中招生政策的调整。主题报告犹如每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既有对当年高考成绩的总结，高考成绩取得的主要原因，高考存在问题的基本认识，更要有对来年高考战斗目标的确定，完成目标的条件分析，对区县教育局教研室以及学校的基本要求，应该解决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应该调整的一些政策措施，等等。该做报告一般是半天的时间，会议上还将安排半天的时间进行讨论，最后依据大家的讨论再进行总结修改，最后以文件的方式下发，供各区县各学校放些改写，学习讨论贯彻执行。一次碰上M 县教育局分管局长认为对该县的成绩评价不到位，就电话到副市长告状，认为这样的工作会是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最多召开一个视屏会议就足够了，弄得大家很尴尬。
研讨会则是神仙会，碰撞少，交流多，一般是自说自话。研讨会往往是业务部门就一些值得讨论交流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于讨论结果的交流，使得一些问题逐步得到清晰的认识，甚至取得一定的共识，为工作会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一般会议上也不下发硬性的规定与具体的推移的工作要求，最多提出一些建议而已。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80年代中召开的全国中青年教育理论工关于学校教育改革实验的理论研讨会，会议上正的面红耳赤，但是，大家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对推动全国基础学校的教育改革试验也的确直接间接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近些年来，尤其是近十来年，工作会与研讨会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了。一些教研员把自己的学科教研会也成为工作会，一次提高自认为的行政威慑力似的，其实会议上也没有什么政策调整和重点的工作布置，仍然是学科教学的一些建议而已。而一些教育官员们则喜欢动辄挂上研讨会的牌子，以标榜自己的工作是带有理论探究色彩的，是不一般的且没有一点的行政命令的色彩的。在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很多地方会议不断，其实都是对工作会缺乏基本认识造成的，还常常以会议次数的多少来表明自己工作的深入程度，或者表明自己的重视程度。会议没有根本性的工作要布置，说的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说了与没有说一个样的话，什么言必行行必果之类的古训，早就扔到爪哇国去了。这也是工作质量差，会议质量差效益低下的原因所在。
严格说来，行政部门应该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召开工作会，说一不二，必须坚决执行。没有政策调整的时候绝对不再召开会议。业务部门在召开研讨会，也需要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讨论，形成会议的纪要，供行政部门决策参考或者供下面的单位参考。 遗憾的是社会越来越浮躁，大家都不再讲究工作的质量而只看重工作的数量了，在这种情况下，的确也没有必要去认真，去区分工作会与研讨会之类的不同性质了。 文山会海喊了几十年仍然难以见效，那就只有期待着有铁腕人物出来整治整治。
关于工作会与研讨会
关于工作会与研讨会
唐建新
我以为，工作会就是工作会，应该是行政部门召开的会议，其特点是没有研讨的性质，就是布置工作。而研讨会则是对某一个或几个问题进行研究讨论的会议，不带有半点行政的意味。
记得在内地的时候，每年最难召开的是高考工作会，会议报告要反复起草，要经过教委领导几次讨论定调，一般的起草时间是一个月，需要下到区县及学校去做调研，收集情况，决定来年的高考乃至高中招生政策的调整。主题报告犹如每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既有对当年高考成绩的总结，高考成绩取得的主要原因，高考存在问题的基本认识，更要有对来年高考战斗目标的确定，完成目标的条件分析，对区县教育局教研室以及学校的基本要求，应该解决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应该调整的一些政策措施，等等。该做报告一般是半天的时间，会议上还将安排半天的时间进行讨论，最后依据大家的讨论再进行总结修改，最后以文件的方式下发，供各区县各学校放些改写，学习讨论贯彻执行。一次碰上M 县教育局分管局长认为对该县的成绩评价不到位，就电话到副市长告状，认为这样的工作会是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最多召开一个视屏会议就足够了，弄得大家很尴尬。
研讨会则是神仙会，碰撞少，交流多，一般是自说自话。研讨会往往是业务部门就一些值得讨论交流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于讨论结果的交流，使得一些问题逐步得到清晰的认识，甚至取得一定的共识，为工作会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一般会议上也不下发硬性的规定与具体的推移的工作要求，最多提出一些建议而已。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80年代中召开的全国中青年教育理论工关于学校教育改革实验的理论研讨会，会议上正的面红耳赤，但是，大家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对推动全国基础学校的教育改革试验也的确直接间接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近些年来，尤其是近十来年，工作会与研讨会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了。一些教研员把自己的学科教研会也成为工作会，一次提高自认为的行政威慑力似的，其实会议上也没有什么政策调整和重点的工作布置，仍然是学科教学的一些建议而已。而一些教育官员们则喜欢动辄挂上研讨会的牌子，以标榜自己的工作是带有理论探究色彩的，是不一般的且没有一点的行政命令的色彩的。在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很多地方会议不断，其实都是对工作会缺乏基本认识造成的，还常常以会议次数的多少来表明自己工作的深入程度，或者表明自己的重视程度。会议没有根本性的工作要布置，说的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说了与没有说一个样的话，什么言必行行必果之类的古训，早就扔到爪哇国去了。这也是工作质量差，会议质量差效益低下的原因所在。
严格说来，行政部门应该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召开工作会，说一不二，必须坚决执行。没有政策调整的时候绝对不再召开会议。业务部门在召开研讨会，也需要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讨论，形成会议的纪要，供行政部门决策参考或者供下面的单位参考。 遗憾的是社会越来越浮躁，大家都不再讲究工作的质量而只看重工作的数量了，在这种情况下，的确也没有必要去认真，去区分工作会与研讨会之类的不同性质了。 文山会海喊了几十年仍然难以见效，那就只有期待着有铁腕人物出来整治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