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林尼治时间2005年2月16日上午5时（北京时间16日3时）开始，人类有史以来希望通过控制自身行动以减少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首个国际文书――《京都议定书》经历7年沉浮后终于正式生效。 国际环保专家为此评价说，《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是国际环境合作领域的一次重大事件。而国内专家则认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能源、政治问题。 其意义并不仅仅止于环保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CDM（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项目协调员宋彦勤说，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京都议定书》的意义并不仅仅止于环保。其中所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等原则还将给许多企业带来商机。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京都议定书》第12条规定CDM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减排项目或者吸收二氧化碳的造林项目。 据悉，发达国家为完成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承诺，在2008至2012年的5年时间里，每年将需要通过CDM项目购买约2亿至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这将需要开展大量的CDM项目才能够满足需要。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将可以提供世界清洁发展机制所需项目的一半以上，约合1亿至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这也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一份来自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研究的资料和国家发改委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的备选项目清单显示，仅仅从2002至2005年来看，就将约有77.348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被投入到中国四个CDM项目发展中，这四个项目分别为2003年年初开工的小孤山水电站、2004年开工的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预计2005年10月投入运行的吉林洮南49.3MW风电场项目和预计2005年12月开工的云南大梁子水电站。 从2002年起，CDM项目就已经进入中国。2002年下半年，荷兰政府和中国政府就中国第一个CDM项目内蒙古自治区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签署合同，合同规定该CDM项目年平均二氧化碳减排量约为5.4万吨，减排量入期为10年。投资该项目的中国企业获得了总计约人民币2.7亿元的收益保证。而对于小孤山水电站项目来说，项目投资者是世界银行的试点碳基金。该项目的总二氧化碳减排量信用额为37.23万吨，因此该项目中方投资公司小孤山水电公司将会得到将近1500万美元投资。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对于不少企业来说的确是个利好的消息。这项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将给中国企业带来新的融资手段。”国家发改委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专家、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俊峰说，现在清洁发展机制的一个项目能够帮助企业拿到大约几百万欧元的额外资金支持，大大降低企业开发项目的融资风险，提高利润率。预计2005年中国将获批的此类项目大约有十几个。而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温室气体减排指标至少要延续到2012年。据此推算，即使保守地估计，到2010年，此类项目也将给中国企业带来近4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机会。 也是一份贸易协定书 很明显，CDM的目的就是要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构建这样一个市场。只不过发达国家是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能产生减排额度的项目来获得排污权，也就是说将进行温室气体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放到了发展中国家。那么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动力主要在哪里呢？ “最根本的动力就在于发展中国家较低的边际减排成本。”宋彦勤分析说，按照国际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如果在一个国家生产某种商品具有较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外资就有可能被吸引到这个国家该种商品的生产中来。 CDM就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跨国贸易-投资机制：某一削减温室气体成本较高的国家为了避开高额的削减成本而到另一个削减成本较低的国家去投资项目，从而产生削减，以此换取本国所需要的削减额度。如果这样的投资符合宗主国的产业政策以及整体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投资国又可以降低其自身为履约而产生的额外成本，交易就可以使双方受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中心潘家华表示，中国不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规定只是暂时的，排放豁免权到期后，在排放总量的硬约束下，企业的排放量和经济的整体规模是成反比的。如果单个企业的排放量越小，则市场可容纳企业的数量就越多，经济的整体规模就越大，反之整体经济规模就越小。总体来说，中国还是一个资本和技术都非常短缺的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引进外资是弥补资本和技术缺口的重要手段。但是如今中国环境管制宽松，发达国家很可能会把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向中国转移。这些按照现有排放标准生产的企业在未来会极大地挤压其他企业的空间，制约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因此，面对《京都议定书》，中国应该主动提高自己的环境指标。 潘家华认为，《京都议定书》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环境上的压力，更有未来国际市场竞争上的压力。目前《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国际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建立了保护环境的游戏规则。只有节能、低污染的产品，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站住脚。所以说，《京都议定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贸易协定书，只有更加熟悉其中的规则，才有可能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 向中国发出新信号：占用大气空间将收费 “从目前看，《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还不会给现在的中国带来切实压力，但对未来中国影响巨大。同时，《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也向中国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市场信号，那就是占用大气空间也要付费。”潘家华说。 因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能源、政治问题。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增长效率的问题。《京都议定书》要求减限排温室气体问题的实质，涉及能源消费总量和效率问题。 我国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很关键的时期，也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长时期――城市化进程加速，高楼、高速路、铁路、机场、电站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从长期看，能源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因此，中国当前要做的是调整能源结构，走“循环经济”的路子，从过去的“两高一低”(高投入、高排放、低产出)向“两低一高”(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转型。
从格林尼治时间2005年2月16日上午5时（北京时间16日3时）开始，人类有史以来希望通过控制自身行动以减少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首个国际文书――《京都议定书》经历7年沉浮后终于正式生效。 国际环保专家为此评价说，《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是国际环境合作领域的一次重大事件。而国内专家则认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能源、政治问题。 其意义并不仅仅止于环保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CDM（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项目协调员宋彦勤说，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京都议定书》的意义并不仅仅止于环保。其中所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等原则还将给许多企业带来商机。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京都议定书》第12条规定CDM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减排项目或者吸收二氧化碳的造林项目。 据悉，发达国家为完成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承诺，在2008至2012年的5年时间里，每年将需要通过CDM项目购买约2亿至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这将需要开展大量的CDM项目才能够满足需要。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将可以提供世界清洁发展机制所需项目的一半以上，约合1亿至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这也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一份来自清华大学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研究的资料和国家发改委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的备选项目清单显示，仅仅从2002至2005年来看，就将约有77.348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被投入到中国四个CDM项目发展中，这四个项目分别为2003年年初开工的小孤山水电站、2004年开工的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预计2005年10月投入运行的吉林洮南49.3MW风电场项目和预计2005年12月开工的云南大梁子水电站。 从2002年起，CDM项目就已经进入中国。2002年下半年，荷兰政府和中国政府就中国第一个CDM项目内蒙古自治区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签署合同，合同规定该CDM项目年平均二氧化碳减排量约为5.4万吨，减排量入期为10年。投资该项目的中国企业获得了总计约人民币2.7亿元的收益保证。而对于小孤山水电站项目来说，项目投资者是世界银行的试点碳基金。该项目的总二氧化碳减排量信用额为37.23万吨，因此该项目中方投资公司小孤山水电公司将会得到将近1500万美元投资。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对于不少企业来说的确是个利好的消息。这项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将给中国企业带来新的融资手段。”国家发改委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专家、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俊峰说，现在清洁发展机制的一个项目能够帮助企业拿到大约几百万欧元的额外资金支持，大大降低企业开发项目的融资风险，提高利润率。预计2005年中国将获批的此类项目大约有十几个。而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温室气体减排指标至少要延续到2012年。据此推算，即使保守地估计，到2010年，此类项目也将给中国企业带来近4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机会。 也是一份贸易协定书 很明显，CDM的目的就是要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构建这样一个市场。只不过发达国家是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能产生减排额度的项目来获得排污权，也就是说将进行温室气体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放到了发展中国家。那么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动力主要在哪里呢？ “最根本的动力就在于发展中国家较低的边际减排成本。”宋彦勤分析说，按照国际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如果在一个国家生产某种商品具有较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外资就有可能被吸引到这个国家该种商品的生产中来。 CDM就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跨国贸易-投资机制：某一削减温室气体成本较高的国家为了避开高额的削减成本而到另一个削减成本较低的国家去投资项目，从而产生削减，以此换取本国所需要的削减额度。如果这样的投资符合宗主国的产业政策以及整体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投资国又可以降低其自身为履约而产生的额外成本，交易就可以使双方受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中心潘家华表示，中国不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规定只是暂时的，排放豁免权到期后，在排放总量的硬约束下，企业的排放量和经济的整体规模是成反比的。如果单个企业的排放量越小，则市场可容纳企业的数量就越多，经济的整体规模就越大，反之整体经济规模就越小。总体来说，中国还是一个资本和技术都非常短缺的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引进外资是弥补资本和技术缺口的重要手段。但是如今中国环境管制宽松，发达国家很可能会把碳密集产品和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向中国转移。这些按照现有排放标准生产的企业在未来会极大地挤压其他企业的空间，制约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因此，面对《京都议定书》，中国应该主动提高自己的环境指标。 潘家华认为，《京都议定书》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环境上的压力，更有未来国际市场竞争上的压力。目前《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国际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建立了保护环境的游戏规则。只有节能、低污染的产品，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站住脚。所以说，《京都议定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贸易协定书，只有更加熟悉其中的规则，才有可能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 向中国发出新信号：占用大气空间将收费 “从目前看，《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还不会给现在的中国带来切实压力，但对未来中国影响巨大。同时，《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也向中国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市场信号，那就是占用大气空间也要付费。”潘家华说。 因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是环境问题，实质是经济、能源、政治问题。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增长效率的问题。《京都议定书》要求减限排温室气体问题的实质，涉及能源消费总量和效率问题。 我国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很关键的时期，也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长时期――城市化进程加速，高楼、高速路、铁路、机场、电站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从长期看，能源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因此，中国当前要做的是调整能源结构，走“循环经济”的路子，从过去的“两高一低”(高投入、高排放、低产出)向“两低一高”(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