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20世纪60年代一项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部署。 “三线”建设重大战略的提出 1964年4月25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分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以上人口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 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的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美国在侵朝战争失败后，又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南大门外，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此之前的1962年，美国多方支持台湾国民党武装特务部队窜犯我东南沿海和广东沿海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印度当局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向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侵略我国长达14年的日本，还未同我国恢复正常邦交；我国北部中苏边境地区气氛也十分紧张。面对这些情况，中共中央认为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防，做到常备不懈。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敌对势力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重视有备无患，但不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主张“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建设“三线”后方工业基地，正是毛泽东这种战略思想的体现。 1964年5月以后，在美、苏两国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的情况下，经济工作中的备战问题摆到中国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估计出发，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据此，他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搞三线（战略后方）工业基地建设。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与会人员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中央决定对一、二线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到三线）、“分”（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分出部分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的方针。这实际上是国民经济的又一次大调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的决定，各有关部门和地区迅速开展对三线建设的部署和行动。部署从3个方面进行：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把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又分别成立了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由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负责；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由刘谰涛、王林、安志文、宋平负责。 辽宁支援“三线”建设概况 我国东北地区工业比重大，城市人口多、负担重。在国民经济3年困难时期，研究工业战线调整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感到，如果能将东北一些企业调整到内地，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他曾经向毛泽东和中央讲了这个想法，表示中央决定进行“三线”建设，东北局是积极拥护的。 辽宁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点地区，地处沿海沿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比较多，因此支援“三线”建设的任务很重。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在东北局的具体领导和部署下，由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领导负责，并由经委具体负责实施。按照国务院的统一安排和东北局的具体部署，辽宁省从1964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 中共辽宁省委认为，支援“三线”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因此他们首先展开思想政治工作，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工人；先企业内部，后职工家属的形式进行动员，采取自动报名与领导批准相结合的办法。动员后，各地报名踊跃，如旅大市（今大连市）建筑公司自动报名达97.5%，其中态度坚定的占60%左右。对于调走的人，各市各系统都组织了大会欢送，并派负责干部护送。旅大市调走的基建队伍由市委书记、市长欢送上车，工人们十分满意。有的工人说：“解放前我们这些泥瓦匠，装上闷罐车就给拉走了，自己都不知道去向。现在领导这样关怀我们，今后一定要做好工作。”其次，整个搬迁过程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搬迁，一手抓生产。人员、设备调走后，各地各部门及时整顿劳动组织，调整机构，充实设备，做到减人不减产。 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年5月，辽宁地区迁往内地和正在迁往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共26个（均列入国家搬迁计划），调出约5万人左右（基本建设队伍近2万人）。其中，地方的企业项目有21个：（1）沈阳冶炼厂的高纯金属车间与上海901厂金属粉末车间，共200人，迁往四川綦江103厂（电解铜厂），以加速发展三线仪表仪器工业。（2）大连钢厂两座5吨电炉（50人），迁往贵阳钢铁厂，建设一个优质钢厂。为了满足钢铁厂和当地机械厂工业用焦的需要，并增加三线炸药生产需要的甲苯和化工需要的原料，后又从鞍钢迁去一座36孔焦炉和焦化产品回收设备。（3）沈阳东北制药六厂的麻醉药品车间和人员（60人），迁往宁夏中卫县，利用一个下马的铁厂作为厂址进行生产。（4）鞍钢第二中板厂全部设备和人员（460人），迁到四川重庆，并入重庆钢铁公司，建成一个生产靶板、不锈钢板、防弹板等钢板的基地。（5）鞍钢第二薄板厂的全部设备与上海矽钢片厂1200毫米热轧板车间和相应辅助设施和人员（共2984人），迁到贵州遵义，建设遵义薄板厂。（6）本溪钢厂的5吨电炉4到5台，3吨半电炉1台，1吨、3吨、5吨汽锤各1台，小型轧机1套和石景山钢铁公司冷轧板车间（共868人），一并迁到青海西宁，并入西宁钢厂，建设成为一个特殊钢厂，生产各种特殊钢材。（7）大连钢厂一、二钢丝车间部分设备，精密合金车间部分设备，与北京钢铁研究院的精密合金研究室的部分设备和人员（共950人），一并迁往陕西，建设成为一个特殊金属制品厂，生产国防尖端和电子遥控设备的关键金属材料。（8）鞍钢钢丝绳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1238人），迁往宁夏石嘴山，建成石嘴山金属制品厂，解决西北地区的缺门产品。（9）抚顺铝厂的矽铁电炉3台，人员500人，迁往甘肃兰州地区的河口，利用河口钢铁厂现有设施建成河口铁合金厂。（10）沈阳苏家屯加工厂的铅材加工车间与上海901厂的钢管、棒车间，上海慎昌钢管厂（共200人），迁到甘肃白银厂（距白银市10公里的山沟里），建成西北铜加工厂，生产三线需要的铜、铅加工材。（11）抚顺铝厂的纯硅车间和人员（80人），迁到贵州都匀，建设成贵州纯硅厂，为机械工业提供纯硅原料。（12）大连起重机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300人），迁往宁夏银川，并入银川机械修配厂。年产减速机1500台至2000台。（13）大连起重运输机厂（350人），迁往陕西宝鸡，并入新秦机器厂，年产铲车90台。该项产品为军工及工矿建设所必需，在三线还是缺门。（14）大连汽轮机厂与上海先锋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的部分设备，以及压缩机研究所（共1050人），一并迁往贵州惠水地区。生产核物理试验设备及中频电机。（15）大连油泵油嘴厂（170台设备，800人），迁往川北。年产油泵油嘴总成各1万缸，三对偶件16万只。（16）沈阳橡胶四厂生产特种橡胶杂品（军工用）的设备和人员（40人），迁往陕西咸阳，并入西北橡胶厂。（17）锦西化工公司机械厂的中压阀门车间与天津化工机械厂生产压缩机配件的设备、北京化工试验厂的高压阀门车间（人员共1129人），一并迁往四川泸州，并入泸州天然气化工厂。（18）抚顺石油二厂的合成润滑油车间（79台设备，100人），迁往四川隆昌。年产14号航空润滑油等特种油料100吨。（19）大连机车车辆厂生产罐车的车间（3000人），迁往青海西宁地区。年产罐车2000辆。（20）沈阳桥梁厂的桥梁车间、山海关桥梁厂的道岔车间（共1000人），一并迁往陕西兴平，利用兴平工程机械厂的原址。年产钢梁1万吨、道岔5000组。（21）沈阳油漆厂、大连油漆厂、天津油漆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350人），迁往甘肃天水，并入天水油漆厂。年产军工用油漆5000吨。此外，还有军工企业项目5个：（1）大连专用设备厂（五二三厂）的炮弹体加工车间，全部迁往湘西，建成中口径炮弹体厂。（2）三七五厂二笨氨车间，迁往泸州二五五厂。（3）七二四厂的一部分，迁往四川，搞大口径炮弹筒的装配。（4）大连造船厂的小型水面舰艇部分，迁往四川奉节。（5）五二三厂（大连专用设备厂）的一部分，迁往甘肃，建设专用设备厂。
迁建企业是一线支援“三线”建设的一种主要形式，辽宁省委及、各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下了很大决心，政治动员工作到位，同时各迁建单位顾全大局，充分体现出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由于在迁建中贯彻了“中心型、专业化”的原则，加上一线与三线的密切配合，老厂贯彻执行“包迁、帮迁、包投产”的精神，所以收到了投资少、建设快、投产快的效果。同时，老厂把先进经验也带了过去。这批迁建企业与辽宁过去建新厂大不相同，走的弯路少，从投产之日起，就达到了较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可以说，辽宁支援三线工作做得好，成绩大。鞍钢第二中板厂是迁入重庆钢铁公司的一个机械化轧钢厂，迁厂时鞍钢不仅为重庆钢铁公司配备了较强的领导班子，选拔了政治条件好、技术等级高（平均3.9级）的技术工人，而且对迁出的67个机组和390多台电机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凡是有缺陷的部分，都进行了修理和更换，清除了所有电机设备的油垢、铁锈，并进行了喷漆、镀锌，检修质量全部达到技术标准。对2200多箱设备、备件的包装，做到了“不坏、不乱、不丢”，没有一件差错；重达7000多吨的设备装运241辆货车，经长途运输到达重钢时，全部完好无损。沈阳汽体压缩机厂迁入重庆华中机械厂的59台设备，检修后基本上达到了原来出厂标准的有3/4，其余设备也都满足了工艺要求。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铅材车间迁往兰州八八四厂前，对搬迁设备进行了大修，并结合进行了技术改造。原来铅板机的传动装置只有25米长，经过改造，加长到45米，满足了生产的需要，而且还随同设备带了足用的备品配件，给迁入厂迅速投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大连机床厂的液压仿型机床车间，由于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配备得好，迁出和迁入地区各项工作配合的好，迁入银川长城机械厂后，出色地完成了生产计划和各项任务，被宁夏回族自治区评为迁建企业的标兵。此外，许多迁出单位还把职工日常生活用具如床、椅、桌、凳，甚至连扩音器都迁了去。 从辽宁搬迁的企业，有的是并入内地企业的，对内地企业起到了充实、提高、补缺的作用；有的是利用内地的下马工程进行安装建设的，节省了大量资金，加快了建设速度；也有的是新建项目。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工程如此浩大的迁建工作，超出人们的预料和想象；而整个迁建过程中也体现出了迁建单位的高效率，以及严密的组织工作和广大干部职工意气风发的良好精神风貌。 1965年9月，中央召开迁建工作会议。会后，为了解迁建工作情况，协调解决搬迁中的问题，东北局派出经委副主任孙洪志以及黑龙江经委主任冯仲斌和辽宁省经委副主任薛泉等组成赴西南、西北三线访问团，到成都、重庆、西安、西宁、兰州、银川等地访问了由东北地区迁往内地的52个单位。对这些单位的职工和家属进行慰问，并听取迁入地区的中央局、省、市委负责人对迁建工作的意见。回到沈阳后，他们向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书记顾卓新作了书面汇报。宋任穷随后将汇报材料呈送给了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谷牧。后来，东北局就东北地区迁建工作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给中央写了报告。 1966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的《关于老基地、老企业支援三线钢铁基地建设的决定》，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还负责承担了包建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水城铁厂任务。从筹建、施工到建成投产，从配备领导班子和技术骨干、提供设备和原材料到承担试验研究工作、提供技术资料和备品备件等，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把它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全面负责，一包到底。 辽宁自己的“小三线”建设 在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同时，东北局还根据中央提出的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的要求，部署在东北地区加强了“小三线”建设，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各自的小后方迁建了一些常规兵器的工厂。 1965年5月，河北、内蒙古和辽宁三省区在天津召开后方基地建设会议。会议具体研究了三省区后方基地的军工建设、军工配套、交通通讯、后方工业建设、粮食生产等问题。1966年9月，东北局在沈阳召开东北地区小三线基本建设和生产试制会议，讨论通过了小三线生产和建设的十条规定。会议指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在小三线建设中，在东北局和三省省委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参加小三线建设职工的积极努力，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同，在基本建设和生产试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初步摸索出一些经验；小三线建设项目，特别是军工，基本上贯彻执行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发挥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整个形势是大好的，各项工作均有很大进步。同时，会议也指出小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度不够快；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不够平衡；有的地方，特别是配套和疏散的工业项目，对“六字方针”和勤俭办企业的方针贯彻执行不够；技术力量不足，企业管理不正常，质量不过关，成本高；组织领导上统一规划、集中领导不够等，并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 由于当时已处于“文革”的非常时期，东北三省关于小三线建设的方针和措施虽然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打上了“左”的烙印，有些是不切合实际的。 “三线”建设虽然从后来看存在不少问题，但在当时对于改变我国内地与沿海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促进西南、西北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辽宁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体现出全国一盘棋思想和大局意识，发挥了老工业基地的优势和作用，输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为西南、西北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是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20世纪60年代一项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部署。 “三线”建设重大战略的提出 1964年4月25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分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以上人口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 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的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美国在侵朝战争失败后，又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南大门外，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此之前的1962年，美国多方支持台湾国民党武装特务部队窜犯我东南沿海和广东沿海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印度当局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向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侵略我国长达14年的日本，还未同我国恢复正常邦交；我国北部中苏边境地区气氛也十分紧张。面对这些情况，中共中央认为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防，做到常备不懈。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敌对势力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重视有备无患，但不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主张“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建设“三线”后方工业基地，正是毛泽东这种战略思想的体现。 1964年5月以后，在美、苏两国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的情况下，经济工作中的备战问题摆到中国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估计出发，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据此，他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搞三线（战略后方）工业基地建设。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与会人员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中央决定对一、二线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到三线）、“分”（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分出部分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的方针。这实际上是国民经济的又一次大调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的决定，各有关部门和地区迅速开展对三线建设的部署和行动。部署从3个方面进行：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把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又分别成立了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由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负责；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由刘谰涛、王林、安志文、宋平负责。 辽宁支援“三线”建设概况 我国东北地区工业比重大，城市人口多、负担重。在国民经济3年困难时期，研究工业战线调整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感到，如果能将东北一些企业调整到内地，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他曾经向毛泽东和中央讲了这个想法，表示中央决定进行“三线”建设，东北局是积极拥护的。 辽宁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点地区，地处沿海沿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比较多，因此支援“三线”建设的任务很重。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在东北局的具体领导和部署下，由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领导负责，并由经委具体负责实施。按照国务院的统一安排和东北局的具体部署，辽宁省从1964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 中共辽宁省委认为，支援“三线”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因此他们首先展开思想政治工作，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工人；先企业内部，后职工家属的形式进行动员，采取自动报名与领导批准相结合的办法。动员后，各地报名踊跃，如旅大市（今大连市）建筑公司自动报名达97.5%，其中态度坚定的占60%左右。对于调走的人，各市各系统都组织了大会欢送，并派负责干部护送。旅大市调走的基建队伍由市委书记、市长欢送上车，工人们十分满意。有的工人说：“解放前我们这些泥瓦匠，装上闷罐车就给拉走了，自己都不知道去向。现在领导这样关怀我们，今后一定要做好工作。”其次，整个搬迁过程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搬迁，一手抓生产。人员、设备调走后，各地各部门及时整顿劳动组织，调整机构，充实设备，做到减人不减产。 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年5月，辽宁地区迁往内地和正在迁往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共26个（均列入国家搬迁计划），调出约5万人左右（基本建设队伍近2万人）。其中，地方的企业项目有21个：（1）沈阳冶炼厂的高纯金属车间与上海901厂金属粉末车间，共200人，迁往四川綦江103厂（电解铜厂），以加速发展三线仪表仪器工业。（2）大连钢厂两座5吨电炉（50人），迁往贵阳钢铁厂，建设一个优质钢厂。为了满足钢铁厂和当地机械厂工业用焦的需要，并增加三线炸药生产需要的甲苯和化工需要的原料，后又从鞍钢迁去一座36孔焦炉和焦化产品回收设备。（3）沈阳东北制药六厂的麻醉药品车间和人员（60人），迁往宁夏中卫县，利用一个下马的铁厂作为厂址进行生产。（4）鞍钢第二中板厂全部设备和人员（460人），迁到四川重庆，并入重庆钢铁公司，建成一个生产靶板、不锈钢板、防弹板等钢板的基地。（5）鞍钢第二薄板厂的全部设备与上海矽钢片厂1200毫米热轧板车间和相应辅助设施和人员（共2984人），迁到贵州遵义，建设遵义薄板厂。（6）本溪钢厂的5吨电炉4到5台，3吨半电炉1台，1吨、3吨、5吨汽锤各1台，小型轧机1套和石景山钢铁公司冷轧板车间（共868人），一并迁到青海西宁，并入西宁钢厂，建设成为一个特殊钢厂，生产各种特殊钢材。（7）大连钢厂一、二钢丝车间部分设备，精密合金车间部分设备，与北京钢铁研究院的精密合金研究室的部分设备和人员（共950人），一并迁往陕西，建设成为一个特殊金属制品厂，生产国防尖端和电子遥控设备的关键金属材料。（8）鞍钢钢丝绳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1238人），迁往宁夏石嘴山，建成石嘴山金属制品厂，解决西北地区的缺门产品。（9）抚顺铝厂的矽铁电炉3台，人员500人，迁往甘肃兰州地区的河口，利用河口钢铁厂现有设施建成河口铁合金厂。（10）沈阳苏家屯加工厂的铅材加工车间与上海901厂的钢管、棒车间，上海慎昌钢管厂（共200人），迁到甘肃白银厂（距白银市10公里的山沟里），建成西北铜加工厂，生产三线需要的铜、铅加工材。（11）抚顺铝厂的纯硅车间和人员（80人），迁到贵州都匀，建设成贵州纯硅厂，为机械工业提供纯硅原料。（12）大连起重机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300人），迁往宁夏银川，并入银川机械修配厂。年产减速机1500台至2000台。（13）大连起重运输机厂（350人），迁往陕西宝鸡，并入新秦机器厂，年产铲车90台。该项产品为军工及工矿建设所必需，在三线还是缺门。（14）大连汽轮机厂与上海先锋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的部分设备，以及压缩机研究所（共1050人），一并迁往贵州惠水地区。生产核物理试验设备及中频电机。（15）大连油泵油嘴厂（170台设备，800人），迁往川北。年产油泵油嘴总成各1万缸，三对偶件16万只。（16）沈阳橡胶四厂生产特种橡胶杂品（军工用）的设备和人员（40人），迁往陕西咸阳，并入西北橡胶厂。（17）锦西化工公司机械厂的中压阀门车间与天津化工机械厂生产压缩机配件的设备、北京化工试验厂的高压阀门车间（人员共1129人），一并迁往四川泸州，并入泸州天然气化工厂。（18）抚顺石油二厂的合成润滑油车间（79台设备，100人），迁往四川隆昌。年产14号航空润滑油等特种油料100吨。（19）大连机车车辆厂生产罐车的车间（3000人），迁往青海西宁地区。年产罐车2000辆。（20）沈阳桥梁厂的桥梁车间、山海关桥梁厂的道岔车间（共1000人），一并迁往陕西兴平，利用兴平工程机械厂的原址。年产钢梁1万吨、道岔5000组。（21）沈阳油漆厂、大连油漆厂、天津油漆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350人），迁往甘肃天水，并入天水油漆厂。年产军工用油漆5000吨。此外，还有军工企业项目5个：（1）大连专用设备厂（五二三厂）的炮弹体加工车间，全部迁往湘西，建成中口径炮弹体厂。（2）三七五厂二笨氨车间，迁往泸州二五五厂。（3）七二四厂的一部分，迁往四川，搞大口径炮弹筒的装配。（4）大连造船厂的小型水面舰艇部分，迁往四川奉节。（5）五二三厂（大连专用设备厂）的一部分，迁往甘肃，建设专用设备厂。
迁建企业是一线支援“三线”建设的一种主要形式，辽宁省委及、各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下了很大决心，政治动员工作到位，同时各迁建单位顾全大局，充分体现出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由于在迁建中贯彻了“中心型、专业化”的原则，加上一线与三线的密切配合，老厂贯彻执行“包迁、帮迁、包投产”的精神，所以收到了投资少、建设快、投产快的效果。同时，老厂把先进经验也带了过去。这批迁建企业与辽宁过去建新厂大不相同，走的弯路少，从投产之日起，就达到了较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可以说，辽宁支援三线工作做得好，成绩大。鞍钢第二中板厂是迁入重庆钢铁公司的一个机械化轧钢厂，迁厂时鞍钢不仅为重庆钢铁公司配备了较强的领导班子，选拔了政治条件好、技术等级高（平均3.9级）的技术工人，而且对迁出的67个机组和390多台电机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凡是有缺陷的部分，都进行了修理和更换，清除了所有电机设备的油垢、铁锈，并进行了喷漆、镀锌，检修质量全部达到技术标准。对2200多箱设备、备件的包装，做到了“不坏、不乱、不丢”，没有一件差错；重达7000多吨的设备装运241辆货车，经长途运输到达重钢时，全部完好无损。沈阳汽体压缩机厂迁入重庆华中机械厂的59台设备，检修后基本上达到了原来出厂标准的有3/4，其余设备也都满足了工艺要求。苏家屯有色金属加工厂铅材车间迁往兰州八八四厂前，对搬迁设备进行了大修，并结合进行了技术改造。原来铅板机的传动装置只有25米长，经过改造，加长到45米，满足了生产的需要，而且还随同设备带了足用的备品配件，给迁入厂迅速投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大连机床厂的液压仿型机床车间，由于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配备得好，迁出和迁入地区各项工作配合的好，迁入银川长城机械厂后，出色地完成了生产计划和各项任务，被宁夏回族自治区评为迁建企业的标兵。此外，许多迁出单位还把职工日常生活用具如床、椅、桌、凳，甚至连扩音器都迁了去。 从辽宁搬迁的企业，有的是并入内地企业的，对内地企业起到了充实、提高、补缺的作用；有的是利用内地的下马工程进行安装建设的，节省了大量资金，加快了建设速度；也有的是新建项目。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工程如此浩大的迁建工作，超出人们的预料和想象；而整个迁建过程中也体现出了迁建单位的高效率，以及严密的组织工作和广大干部职工意气风发的良好精神风貌。 1965年9月，中央召开迁建工作会议。会后，为了解迁建工作情况，协调解决搬迁中的问题，东北局派出经委副主任孙洪志以及黑龙江经委主任冯仲斌和辽宁省经委副主任薛泉等组成赴西南、西北三线访问团，到成都、重庆、西安、西宁、兰州、银川等地访问了由东北地区迁往内地的52个单位。对这些单位的职工和家属进行慰问，并听取迁入地区的中央局、省、市委负责人对迁建工作的意见。回到沈阳后，他们向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书记顾卓新作了书面汇报。宋任穷随后将汇报材料呈送给了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谷牧。后来，东北局就东北地区迁建工作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给中央写了报告。 1966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的《关于老基地、老企业支援三线钢铁基地建设的决定》，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还负责承担了包建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水城铁厂任务。从筹建、施工到建成投产，从配备领导班子和技术骨干、提供设备和原材料到承担试验研究工作、提供技术资料和备品备件等，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把它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全面负责，一包到底。 辽宁自己的“小三线”建设 在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同时，东北局还根据中央提出的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的要求，部署在东北地区加强了“小三线”建设，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各自的小后方迁建了一些常规兵器的工厂。 1965年5月，河北、内蒙古和辽宁三省区在天津召开后方基地建设会议。会议具体研究了三省区后方基地的军工建设、军工配套、交通通讯、后方工业建设、粮食生产等问题。1966年9月，东北局在沈阳召开东北地区小三线基本建设和生产试制会议，讨论通过了小三线生产和建设的十条规定。会议指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在小三线建设中，在东北局和三省省委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参加小三线建设职工的积极努力，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同，在基本建设和生产试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初步摸索出一些经验；小三线建设项目，特别是军工，基本上贯彻执行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发挥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整个形势是大好的，各项工作均有很大进步。同时，会议也指出小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度不够快；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不够平衡；有的地方，特别是配套和疏散的工业项目，对“六字方针”和勤俭办企业的方针贯彻执行不够；技术力量不足，企业管理不正常，质量不过关，成本高；组织领导上统一规划、集中领导不够等，并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 由于当时已处于“文革”的非常时期，东北三省关于小三线建设的方针和措施虽然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打上了“左”的烙印，有些是不切合实际的。 “三线”建设虽然从后来看存在不少问题，但在当时对于改变我国内地与沿海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促进西南、西北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辽宁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体现出全国一盘棋思想和大局意识，发挥了老工业基地的优势和作用，输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为西南、西北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