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从1913年李叔同创作了这首我国近代最早的三部合唱曲《春游》开始，合唱艺术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跌宕起伏的百年历史。
合唱艺术的魅力何在？中国的合唱艺术又该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走向大众？近日，记者专访了著名指挥家、作曲家、中国合唱协会常务顾问萧白。在他看来，合唱是一个时代和民族的生动体现，“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比它更敏感”。
解放日报见习记者 雷册渊
合作之“合”，和谐之“和”
70年前，15岁的满族小伙萧白加入了学校合唱团，从此走上了音乐道路，并一路成长为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从上海歌剧院退休后，他又回到了“音乐梦想开始的地方”，重新投身合唱艺术。
“今天谈合唱，首先要问合唱是什么？”萧白说。
在他看来，合唱是人类和谐美好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那么多不同的声音有秩序地交融在一起，发出的共振其实是心灵间的交流”。
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合唱具有音色丰富、音域宽广、力度变化大、表现力强等特点。合唱中包含男女高、中、低声部中所有的戏剧、抒情种类；合唱的音域从男低声部的最低音到女高声部的最高音，可达三个半至四个八度；从最弱的ppp到最强的fff，都是合唱所能够胜任的力度变化范围。而且，合唱具有多声部的音乐形态。这种包含主调式、复调式和混合调式等不同类型的立体音乐形态，使合唱成为了声乐艺术中色彩层次最多、变化幅度最大、表现能力最强的高级形式。
“把世界上最棒的歌唱家集合起来，就会组成一个世界上最烂合唱团”，萧白幽默地说。合唱之“合”，是合作之“合”，也是和谐之“和”。合唱对参与者之间的相互配合度和内心默契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没有彼此照应的相互配合和心有灵犀的内在默契，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合唱表演，也就不能有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
从来没有脱离社会和大众
清末民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西方的合唱传入中国。“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1913年，初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李叔同，写下了这首我国近代最早的三部合唱曲《春游》。自那时起直至今日的百余年间，合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跌宕起伏，先后掀起了三次高潮。
与其他艺术形式多繁荣于国泰民安时不同，中国合唱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抗日战争时期。“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由此，全民参与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爆发，《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成了当时流传最广的合唱歌曲。“虽然它只是一首简单的齐唱歌曲，但在当时，形式和技巧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支撑合唱发展的是一种民族主义情感，每个中国人只想喊出这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才是最重要的。”萧白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合唱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当时解放军进城，没有不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等合唱歌曲更是广为流传。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乘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合唱事业迎来第三次发展高潮。“一时间，老、中、青、少，人人都在唱歌。而且都要求唱更高难度的合唱，而非简单的齐唱。”
当时合唱如火如荼到什么程度？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一位老同志找到时任上海合唱协会会长的萧白，希望自己所在的合唱团体也能进入上海合唱协会。萧白得知，要求入会的是复兴公园里的“大家唱”，便问：“合唱协会对指导团体的基本要求是定时、定点、定人。公园'大家唱’的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能做到吗？”老同志一听，当场跟萧白拍了胸脯，说：“能！”后来，这支团队果然做到了这些要求。
这件事对萧白触动很大，也让他真正认识到合唱的意义。在萧白看来，合唱是普及性最强、参与面最广的艺术形式，无论什么时代，合唱从不曾脱离社会、脱离群众。“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比它更敏感。”萧白说。
唱得响、唱得高就是唱得好？
一门艺术要向前发展，必然要遵循“普及”与“提高”相生相伴、互为因果的规律，合唱也不例外。而从普及到提高，艺术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一种民族的呼声，那么《黄河大合唱》就是那个时代的总结。因为后者无论是表达的内容、抒发的情感，还是结构、手段等艺术标准，都已经不再是民众自发自愿形成的了，而是经过严格的引导，发生了质的转变。这就是提高。”萧白说。
中国合唱发展的三次高潮将合唱推向了大众，但是，普及之后应该怎样提高，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困扰着合唱的问题。
2002年，萧白第一次带领队伍出国参加合唱比赛，这次比赛带给他的震撼令他终生难忘。
当时萧白带领的深圳音乐家协会合唱团远赴意大利，参加国际合唱比赛。正式比赛前的自由训练时间，萧白就把大家“撒出去”，看看别的队伍是怎么排练的。“没想到，回来时每个人都懵了——其他35支队伍的演唱方法没有一个跟我们一样。”这次比赛，萧白带领的团队获得了闭幕演出的机会，还捧回了比赛金奖、最佳表演奖、杰出指挥奖三项大奖。但赛后座谈会，萧白看到了评分表：中国的合唱团在艺术表现力上拿到了高分，基础分却得了低分，在音准、节奏、声部统一上与国际水平相距甚远。
“我们刚开始搞合唱时，唱的都是革命年代的歌曲，硝烟滚滚、战歌嘹亮，这在艺术方向上与国际很不一样，我们要气氛、要力度，谁唱得响、谁唱得高就是好的。殊不知，欧洲合唱艺术已经发展了1700多年，有一套正统的美学标准。孩子们从小就参加唱诗班，在演唱时习惯相互倾听，耳濡目染，他们感受到的就是“塔顶般拢起的声音”，对和谐的、有声部的、有层次的合唱音乐尤为敏感。而我们在这些方面是远远不够的。”萧白说。
今天的合唱艺术必须要走向世界。回国之后，萧白与相关专家一起，按照“准确、统一、平衡、协和”的国际标准，重新制定了一系列国内合唱比赛的规则。从歌咏到合唱，再到国际标准的合唱，中国的合唱艺术的发展路径渐渐清晰起来。
探索应当广泛、多元
中国合唱发展到现在，最紧要的就是从“量”到“质”的转变。而这条路，走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在萧白看来，首要的是国人对合唱的认识：“合唱是什么？曾经有一个解释：'合唱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工具。’这话对不对？对，但又不对。它说的不是合唱，而是合唱的社会功能。音乐的社会功能是可变的。大敌当前，合唱当然应该团结人民打击敌人； 可今天不是了，国富民强、社会和谐，人们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和对艺术享受的追求，合唱应该回归它的艺术本质。”
“合唱不应只被当成一种活动，它是一门艺术。不是说要搞个什么活动了、表演了，就拉一帮人去搞个合唱节目。现在一些人依然固守着这种'合唱工具论’，极大贬低了合唱的艺术价值。”萧白进一步解释说，在当今社会中，人们的艺术追求是广泛的、多元的，从作品到形式、从“量”到“质”，我们对合唱艺术的探索也应当是广泛的、多元的。
前不久，因为《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春节自救指南》等原创“神曲”爆红的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登门拜访了萧白。面对这群探索合唱新路的80后、90后，萧白鼓励道：“对于你们的探索，我支持。艺术从来不是单一的，合唱需要更多多元化的声音和新鲜的血液。”
“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从1913年李叔同创作了这首我国近代最早的三部合唱曲《春游》开始，合唱艺术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跌宕起伏的百年历史。
合唱艺术的魅力何在？中国的合唱艺术又该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走向大众？近日，记者专访了著名指挥家、作曲家、中国合唱协会常务顾问萧白。在他看来，合唱是一个时代和民族的生动体现，“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比它更敏感”。
解放日报见习记者 雷册渊
合作之“合”，和谐之“和”
70年前，15岁的满族小伙萧白加入了学校合唱团，从此走上了音乐道路，并一路成长为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从上海歌剧院退休后，他又回到了“音乐梦想开始的地方”，重新投身合唱艺术。
“今天谈合唱，首先要问合唱是什么？”萧白说。
在他看来，合唱是人类和谐美好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那么多不同的声音有秩序地交融在一起，发出的共振其实是心灵间的交流”。
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合唱具有音色丰富、音域宽广、力度变化大、表现力强等特点。合唱中包含男女高、中、低声部中所有的戏剧、抒情种类；合唱的音域从男低声部的最低音到女高声部的最高音，可达三个半至四个八度；从最弱的ppp到最强的fff，都是合唱所能够胜任的力度变化范围。而且，合唱具有多声部的音乐形态。这种包含主调式、复调式和混合调式等不同类型的立体音乐形态，使合唱成为了声乐艺术中色彩层次最多、变化幅度最大、表现能力最强的高级形式。
“把世界上最棒的歌唱家集合起来，就会组成一个世界上最烂合唱团”，萧白幽默地说。合唱之“合”，是合作之“合”，也是和谐之“和”。合唱对参与者之间的相互配合度和内心默契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没有彼此照应的相互配合和心有灵犀的内在默契，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合唱表演，也就不能有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
从来没有脱离社会和大众
清末民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兴起，西方的合唱传入中国。“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1913年，初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李叔同，写下了这首我国近代最早的三部合唱曲《春游》。自那时起直至今日的百余年间，合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跌宕起伏，先后掀起了三次高潮。
与其他艺术形式多繁荣于国泰民安时不同，中国合唱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抗日战争时期。“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由此，全民参与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爆发，《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成了当时流传最广的合唱歌曲。“虽然它只是一首简单的齐唱歌曲，但在当时，形式和技巧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支撑合唱发展的是一种民族主义情感，每个中国人只想喊出这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才是最重要的。”萧白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合唱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当时解放军进城，没有不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等合唱歌曲更是广为流传。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乘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合唱事业迎来第三次发展高潮。“一时间，老、中、青、少，人人都在唱歌。而且都要求唱更高难度的合唱，而非简单的齐唱。”
当时合唱如火如荼到什么程度？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一位老同志找到时任上海合唱协会会长的萧白，希望自己所在的合唱团体也能进入上海合唱协会。萧白得知，要求入会的是复兴公园里的“大家唱”，便问：“合唱协会对指导团体的基本要求是定时、定点、定人。公园'大家唱’的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能做到吗？”老同志一听，当场跟萧白拍了胸脯，说：“能！”后来，这支团队果然做到了这些要求。
这件事对萧白触动很大，也让他真正认识到合唱的意义。在萧白看来，合唱是普及性最强、参与面最广的艺术形式，无论什么时代，合唱从不曾脱离社会、脱离群众。“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比它更敏感。”萧白说。
唱得响、唱得高就是唱得好？
一门艺术要向前发展，必然要遵循“普及”与“提高”相生相伴、互为因果的规律，合唱也不例外。而从普及到提高，艺术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一种民族的呼声，那么《黄河大合唱》就是那个时代的总结。因为后者无论是表达的内容、抒发的情感，还是结构、手段等艺术标准，都已经不再是民众自发自愿形成的了，而是经过严格的引导，发生了质的转变。这就是提高。”萧白说。
中国合唱发展的三次高潮将合唱推向了大众，但是，普及之后应该怎样提高，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困扰着合唱的问题。
2002年，萧白第一次带领队伍出国参加合唱比赛，这次比赛带给他的震撼令他终生难忘。
当时萧白带领的深圳音乐家协会合唱团远赴意大利，参加国际合唱比赛。正式比赛前的自由训练时间，萧白就把大家“撒出去”，看看别的队伍是怎么排练的。“没想到，回来时每个人都懵了——其他35支队伍的演唱方法没有一个跟我们一样。”这次比赛，萧白带领的团队获得了闭幕演出的机会，还捧回了比赛金奖、最佳表演奖、杰出指挥奖三项大奖。但赛后座谈会，萧白看到了评分表：中国的合唱团在艺术表现力上拿到了高分，基础分却得了低分，在音准、节奏、声部统一上与国际水平相距甚远。
“我们刚开始搞合唱时，唱的都是革命年代的歌曲，硝烟滚滚、战歌嘹亮，这在艺术方向上与国际很不一样，我们要气氛、要力度，谁唱得响、谁唱得高就是好的。殊不知，欧洲合唱艺术已经发展了1700多年，有一套正统的美学标准。孩子们从小就参加唱诗班，在演唱时习惯相互倾听，耳濡目染，他们感受到的就是“塔顶般拢起的声音”，对和谐的、有声部的、有层次的合唱音乐尤为敏感。而我们在这些方面是远远不够的。”萧白说。
今天的合唱艺术必须要走向世界。回国之后，萧白与相关专家一起，按照“准确、统一、平衡、协和”的国际标准，重新制定了一系列国内合唱比赛的规则。从歌咏到合唱，再到国际标准的合唱，中国的合唱艺术的发展路径渐渐清晰起来。
探索应当广泛、多元
中国合唱发展到现在，最紧要的就是从“量”到“质”的转变。而这条路，走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在萧白看来，首要的是国人对合唱的认识：“合唱是什么？曾经有一个解释：'合唱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工具。’这话对不对？对，但又不对。它说的不是合唱，而是合唱的社会功能。音乐的社会功能是可变的。大敌当前，合唱当然应该团结人民打击敌人； 可今天不是了，国富民强、社会和谐，人们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和对艺术享受的追求，合唱应该回归它的艺术本质。”
“合唱不应只被当成一种活动，它是一门艺术。不是说要搞个什么活动了、表演了，就拉一帮人去搞个合唱节目。现在一些人依然固守着这种'合唱工具论’，极大贬低了合唱的艺术价值。”萧白进一步解释说，在当今社会中，人们的艺术追求是广泛的、多元的，从作品到形式、从“量”到“质”，我们对合唱艺术的探索也应当是广泛的、多元的。
前不久，因为《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春节自救指南》等原创“神曲”爆红的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登门拜访了萧白。面对这群探索合唱新路的80后、90后，萧白鼓励道：“对于你们的探索，我支持。艺术从来不是单一的，合唱需要更多多元化的声音和新鲜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