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美国人康仕学是在798，北京著名的艺术区。《世界博览》的摄影师在我们访谈的地点，一家咖啡馆里给他拍照时，他正好站在一副题为“拆那（china）”的大照片前面。 “百年前的侵入战争让中国失去了许多文物，当代中国的‘拆那’现象值得反省，因为一个社会越发达、越文明、越强势，需要破坏的东西越少。”这是他对这一中国著名难题的意见。
“八十年代的中国我接受不了”
认识康仕学是缘于他刚刚在中国出版的一本新书，《赌注中国：谁在做空中国概念股》。在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上，他一页一页翻着自己做的PPT，用中文侃侃而谈。看他的简历，作家、企业顾问、公司管理者、大学教授，这么多的头衔不免让记者有点头晕：他到底是谁？
不过，从他的侃侃而谈与回答与会者的提问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很是了解，尤其是对中国上市企业。在这本书名稍微有点吓人的书里，他关注于考察在美国主要股市——主要是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写这本书他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他曾在美国非盈利经济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任职，还担任过一些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中资公司的投资者关系战略顾问。
他对中国的浓厚兴趣是从小就开始了。五岁时，那个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英文名叫Rob Koepp的小朋友通过父母买回家的鞭炮第一次接触到了汉字。“当时是1971年，中国还处于文革时期，中美还没有建交，但两国之间已经有了简单的贸易，比如说鞭炮、鞋子等小商品的交易。”康仕学说。鞭炮上的那些曲曲拐拐像图画一般的汉字吸引了他，虽说不懂，但感觉汉字真是非常有趣。
康仕学的大学读的是加州私立波莫纳学院，专业是“亚洲文化”，选这个专业是因为对亚洲的好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亚洲对于普通西方人来说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中国结束十年文革没有几年，刚刚试探着踏出开放的步子，日本虽然已经崛起但对西方人来说还很陌生。他在大学里选择了亚洲历史、亚洲思想史、中国当代文学等课程，正式开始了对中国的了解。
大学期间他已经来过中国做短期的留学。一次是到台湾，台湾的中文老师帮他取了中文名字，“康仕学”， 名是学而优则仕的意思，而“康”字，一是因为“康”的发音与他的英文名Koepp相似，二是因为“康”是他喜欢的字，健康。
另外一次来中国的短期留学是1988年在南京大学，但是对中国兴趣极其浓厚的他却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我接受不了”，原因在于他觉得当时的中国“自由度不够”。“当时如果我和中国人交朋友，是会被校方派人观察的，如果同学想到我的宿舍坐坐，得要登记。如果我骑着自行车后面带着一个中国人，警察会管，会叫中国人下车。”康仕学说。另外一方面的不方便是在购物。“当时中国人用人民币，但外国人得用外汇券，我们买东西只能到特定的商店去。如果我想吃碗面，得到‘黑市’用外汇券换人民币，才能去普通餐厅。”
康仕学是当时被“限制”的外国人之一，据记者查阅到的一份数据，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外国人在北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40里圈”内。“40里圈”就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方圆40华里的范围，其他地方，外国人不得进入。中国各大城市，莫不如此。1988年的中国或许要开放了一些，但在康仕学眼里，仍然是“完全没有自由”的。而80年代的中国人，留给康仕学的印象是羞涩的，与他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大多会不好意思地跟他说，“中国很落后”，意思就是“你们外国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状况不那么好的一面，你们要多包涵”。
尽管早就想来中国发展，但这样的隔阂阻拦了他迁居来中国的打算，三四个月的短期留学结束后，他就回到了美国。
“2002年中国有了转折点”
大学毕业之时，康仕学申请到了由IBM创始人托马斯·沃特森家族创立的奖学金。他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书法在历史上的发展》，从高中时代起对书法感兴趣的他去了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国调查这些国家是怎么保留中国书法的。课题研究结束后，他选择到剑桥大桥读MBA，之后去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做研究员，在这期间写下了他的第一本书《创意集群》，这本书将美国的硅谷与剑桥作了对比，谈两个国家各自的文化、金融和企业状况与创业革命的影响。这本书为康仕学带来了在南加州大学授课的机会。
康仕学一直在等待来到中国的时机，“2002年我开始研究中国高新区的时候，觉得中国终于有了转折点，这时的中国，开始有了大的变化。”他说。2002年，还在美国智库工作的他被调往世界银行做项目，负责给中国科技部做高新区提供咨询意见，从那个时候，他开始了与中国的密切往来。
当时，康仕学考察过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长江高新区与西安的高新区。中国的高新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林立的中关村，成了中国高新区的一张名片。在90年代中后期，美国兴起第一批互联网公司，而中国也在2000年迎来了第一波互联网热潮——当年诞生的149家公司中就有50家在做互联网。“‘中国硅谷’诞生在中关村”，这是当年媒体对中关村的评价。
但是，当问到他考察过的几个高新区，特别是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时，康仕学“哈哈”一笑对记者说，“差别很大，和硅谷是两码事”。谈及原因，他认为，主要是两个国家的技术体制不一样，造成的结果也不一样，“在美国，政府对硅谷完全放手，没有做任何引导，民间企业的领导人可以完全决定自己的企业如何发展。”他说。
“‘中国不高兴’的口号太空虚”
尽管如此，但康仕学还是觉得到中国的时机成熟了，“2002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有国际大都市的样子了。”他说。2006年，他是中信集团在美国的一家下属公司的总经理，公司的创始人希望他能帮助公司在中国发展，于是他来到了中国。
“我不愿意像很多‘傻老外’一样站在外面谈论中国，说中国是这个是那个。我要观察中国，就得住到中国来。”他说。2006年，他就有想法要写《赌注中国》这本书，但他没有动笔，“当时已经有几家出版社跟我谈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我担心那个时候还不够了解中国。很多外国人都在写中国，但大多缺乏内容，我想写一本真正了解中国的书。” 他说的那些“缺乏内容”的书，是指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了世界》、英国研究院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等等。康仕学称这些是“幻想型”的著作，他在他的一篇《西方“没头脑”与中国“不高兴”》的博文里抨击了这样书籍，“2002年章家敦将其书再版之后称中国政府已经“过时”，书中稀奇古怪的理论被现实赏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然而多年之后，该书在西方仍有市场，可见有多少西方人还一直沉浸在对中国的幻想概念当中。《当中国统治世界》这本书中还是不断出现 “中国威胁论”滥调重弹的老套路，认为未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会超过美国。雅克最大的错误在于，书的内容甚至连这一结论都没能予以支持。”
他也批评中国作者写的“幻想型”的书籍，比如说他几次跟记者提到的《中国不高兴》。“中国有很多知名的专家很有知识我承认，但他们写的东西很空虚，他们说‘中国不高兴’，他们批评美国不好的现象，但要问中国怎么发展，他们一点都说出来。我不喜欢左派提出的一些刺激人的但是很空虚的口号。
在康仕学看来，这样类型的书都不够了解中国。他认为，中国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因为旧时的中国一直被神秘感所笼罩，但因为现在的中国作为崛起中的现代经济超级大国，所以真正认识中国就变得更加重要了。而他找到的观察视角就是自己熟悉的领域，中国上市公司。“上市让中国企业暴露于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美国金融体系的纪律和严酷规则之下，这些公司的上市和审计方法上的弱点逐渐暴露。这就提供世界看待中国的新方法与中国看待世界的新方式。”他说。
“我没有干涉中国内政”
现在的康仕学还在一些西方在华公司做顾问，“帮助西方客户理解中国”，但已是“自由之身”，不隶属于任何企业。闲暇时除了写作，还喜欢练瑜伽或做一些户外运动。
逛798艺术区找新作品是他的一个大爱好，看见某一特别的雕塑他会拍照发微博，并发出诸如“艺术生于自由死于约束”的感叹。从这里他也找能到中西交汇的影子，“我觉得这是北京最有意义的地方，有一种难得的融合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氛围。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找它在世界上的位置，这不但是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艺术挑战，几千年来中国有很丰富的美术表达方式，当代的中国人还在发掘一种独特中式方法来表达中国人的创意能力。”
他与中国新婚妻子的房子就租在798艺术区，在中国7年，他没买房，当记者用“中国丈母娘会很不高兴”的话来“吓”他时，他说他妻子的父母都是很开通的人。“我觉得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太大，而且房子的产权是70年，我不希望买一个最终不是属于我的东西。”他说。
康仕学是个喜欢表达对中国意见的老外，在与他的交谈中，能随时听到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他评薄熙来案，“薄熙来被抓之后，西方媒体多关注薄瓜瓜与谷开来的生活方式，我们看到高干腐败都会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他评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爆粗口，“希望象省长和其类似思维方式的所谓‘爱国主义者’记住：不管废掉多少笔墨口水批判美国或臭骂思想不同的中国人，国内真实的社会问题还存在。”对于中国的教育体制，他表示痛心，“我旁听了一些清华北大的课，有人进进出出，有人玩手机但都没人管。”
他甚至还跟记者评论司马南、孔庆东等人，“司马南自诩爱国，可是他把太太孩子放在美国，这种爱国主义者很虚伪。孔庆东也很可怕，他是中国最优秀大学教师的教师，却骂香港人是是狗，在美国，这种人根本进不了大学做教授。”当他说到这些知名人士时，很是激愤。
康仕学曾给身边朋友们留下太关注中国的负面的印象，记者也笑谈“一个老外万里迢迢来这里‘干涉中国内政’”，他认真地说，“我不认为评论事实等于‘干涉’，中国的媒体也在全天关注其它国家的社会问题，普通的中国也在微博上评论国内外问题，我认为这些都很正常。”
他感叹地说，相比80年代，现在的中国真是自由太多了。现在的中国百姓在他看来，也开放并且自信很多，“我今天上午打出租车，司机自己提到薄熙来的案子，还谈到中国体制问题，我们聊得很高兴。这不是第一次碰到，平时坐着、街上碰到人或是朋友聚会，大家都聊得很开放。”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
最近，康仕学在思考一个新问题，也是他打算写作的一本新书，“中国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走出去”。他说，“中国要走出去很困难，但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很多有魅力的东西，外国人很感兴趣，我觉得应该从传统文化里找机会。”他从禅宗里找到中美两国的节拍，“类似禅宗的开放性思维方式，这不但是带来一种异国文化的交流桥梁，它能作为真实文化融合的催化剂。”他觉得中国的古老文明或许可以解决美国的难题，因为他认为他的大学校友哈里·金曼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的古老知知识，运用到了美国民权运动中。
”
从传统文化挖掘中国“走出去”的线索，这是他今后的一项主要工作。
采访美国人康仕学是在798，北京著名的艺术区。《世界博览》的摄影师在我们访谈的地点，一家咖啡馆里给他拍照时，他正好站在一副题为“拆那（china）”的大照片前面。 “百年前的侵入战争让中国失去了许多文物，当代中国的‘拆那’现象值得反省，因为一个社会越发达、越文明、越强势，需要破坏的东西越少。”这是他对这一中国著名难题的意见。
“八十年代的中国我接受不了”
认识康仕学是缘于他刚刚在中国出版的一本新书，《赌注中国：谁在做空中国概念股》。在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上，他一页一页翻着自己做的PPT，用中文侃侃而谈。看他的简历，作家、企业顾问、公司管理者、大学教授，这么多的头衔不免让记者有点头晕：他到底是谁？
不过，从他的侃侃而谈与回答与会者的提问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很是了解，尤其是对中国上市企业。在这本书名稍微有点吓人的书里，他关注于考察在美国主要股市——主要是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写这本书他是有发言权的，因为他曾在美国非盈利经济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任职，还担任过一些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中资公司的投资者关系战略顾问。
他对中国的浓厚兴趣是从小就开始了。五岁时，那个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英文名叫Rob Koepp的小朋友通过父母买回家的鞭炮第一次接触到了汉字。“当时是1971年，中国还处于文革时期，中美还没有建交，但两国之间已经有了简单的贸易，比如说鞭炮、鞋子等小商品的交易。”康仕学说。鞭炮上的那些曲曲拐拐像图画一般的汉字吸引了他，虽说不懂，但感觉汉字真是非常有趣。
康仕学的大学读的是加州私立波莫纳学院，专业是“亚洲文化”，选这个专业是因为对亚洲的好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亚洲对于普通西方人来说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中国结束十年文革没有几年，刚刚试探着踏出开放的步子，日本虽然已经崛起但对西方人来说还很陌生。他在大学里选择了亚洲历史、亚洲思想史、中国当代文学等课程，正式开始了对中国的了解。
大学期间他已经来过中国做短期的留学。一次是到台湾，台湾的中文老师帮他取了中文名字，“康仕学”， 名是学而优则仕的意思，而“康”字，一是因为“康”的发音与他的英文名Koepp相似，二是因为“康”是他喜欢的字，健康。
另外一次来中国的短期留学是1988年在南京大学，但是对中国兴趣极其浓厚的他却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我接受不了”，原因在于他觉得当时的中国“自由度不够”。“当时如果我和中国人交朋友，是会被校方派人观察的，如果同学想到我的宿舍坐坐，得要登记。如果我骑着自行车后面带着一个中国人，警察会管，会叫中国人下车。”康仕学说。另外一方面的不方便是在购物。“当时中国人用人民币，但外国人得用外汇券，我们买东西只能到特定的商店去。如果我想吃碗面，得到‘黑市’用外汇券换人民币，才能去普通餐厅。”
康仕学是当时被“限制”的外国人之一，据记者查阅到的一份数据，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外国人在北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40里圈”内。“40里圈”就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方圆40华里的范围，其他地方，外国人不得进入。中国各大城市，莫不如此。1988年的中国或许要开放了一些，但在康仕学眼里，仍然是“完全没有自由”的。而80年代的中国人，留给康仕学的印象是羞涩的，与他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大多会不好意思地跟他说，“中国很落后”，意思就是“你们外国人看到了中国经济状况不那么好的一面，你们要多包涵”。
尽管早就想来中国发展，但这样的隔阂阻拦了他迁居来中国的打算，三四个月的短期留学结束后，他就回到了美国。
“2002年中国有了转折点”
大学毕业之时，康仕学申请到了由IBM创始人托马斯·沃特森家族创立的奖学金。他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书法在历史上的发展》，从高中时代起对书法感兴趣的他去了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国调查这些国家是怎么保留中国书法的。课题研究结束后，他选择到剑桥大桥读MBA，之后去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做研究员，在这期间写下了他的第一本书《创意集群》，这本书将美国的硅谷与剑桥作了对比，谈两个国家各自的文化、金融和企业状况与创业革命的影响。这本书为康仕学带来了在南加州大学授课的机会。
康仕学一直在等待来到中国的时机，“2002年我开始研究中国高新区的时候，觉得中国终于有了转折点，这时的中国，开始有了大的变化。”他说。2002年，还在美国智库工作的他被调往世界银行做项目，负责给中国科技部做高新区提供咨询意见，从那个时候，他开始了与中国的密切往来。
当时，康仕学考察过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长江高新区与西安的高新区。中国的高新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林立的中关村，成了中国高新区的一张名片。在90年代中后期，美国兴起第一批互联网公司，而中国也在2000年迎来了第一波互联网热潮——当年诞生的149家公司中就有50家在做互联网。“‘中国硅谷’诞生在中关村”，这是当年媒体对中关村的评价。
但是，当问到他考察过的几个高新区，特别是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时，康仕学“哈哈”一笑对记者说，“差别很大，和硅谷是两码事”。谈及原因，他认为，主要是两个国家的技术体制不一样，造成的结果也不一样，“在美国，政府对硅谷完全放手，没有做任何引导，民间企业的领导人可以完全决定自己的企业如何发展。”他说。
“‘中国不高兴’的口号太空虚”
尽管如此，但康仕学还是觉得到中国的时机成熟了，“2002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有国际大都市的样子了。”他说。2006年，他是中信集团在美国的一家下属公司的总经理，公司的创始人希望他能帮助公司在中国发展，于是他来到了中国。
“我不愿意像很多‘傻老外’一样站在外面谈论中国，说中国是这个是那个。我要观察中国，就得住到中国来。”他说。2006年，他就有想法要写《赌注中国》这本书，但他没有动笔，“当时已经有几家出版社跟我谈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我担心那个时候还不够了解中国。很多外国人都在写中国，但大多缺乏内容，我想写一本真正了解中国的书。” 他说的那些“缺乏内容”的书，是指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的《1421：中国发现了世界》、英国研究院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等等。康仕学称这些是“幻想型”的著作，他在他的一篇《西方“没头脑”与中国“不高兴”》的博文里抨击了这样书籍，“2002年章家敦将其书再版之后称中国政府已经“过时”，书中稀奇古怪的理论被现实赏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然而多年之后，该书在西方仍有市场，可见有多少西方人还一直沉浸在对中国的幻想概念当中。《当中国统治世界》这本书中还是不断出现 “中国威胁论”滥调重弹的老套路，认为未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会超过美国。雅克最大的错误在于，书的内容甚至连这一结论都没能予以支持。”
他也批评中国作者写的“幻想型”的书籍，比如说他几次跟记者提到的《中国不高兴》。“中国有很多知名的专家很有知识我承认，但他们写的东西很空虚，他们说‘中国不高兴’，他们批评美国不好的现象，但要问中国怎么发展，他们一点都说出来。我不喜欢左派提出的一些刺激人的但是很空虚的口号。
在康仕学看来，这样类型的书都不够了解中国。他认为，中国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因为旧时的中国一直被神秘感所笼罩，但因为现在的中国作为崛起中的现代经济超级大国，所以真正认识中国就变得更加重要了。而他找到的观察视角就是自己熟悉的领域，中国上市公司。“上市让中国企业暴露于当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美国金融体系的纪律和严酷规则之下，这些公司的上市和审计方法上的弱点逐渐暴露。这就提供世界看待中国的新方法与中国看待世界的新方式。”他说。
“我没有干涉中国内政”
现在的康仕学还在一些西方在华公司做顾问，“帮助西方客户理解中国”，但已是“自由之身”，不隶属于任何企业。闲暇时除了写作，还喜欢练瑜伽或做一些户外运动。
逛798艺术区找新作品是他的一个大爱好，看见某一特别的雕塑他会拍照发微博，并发出诸如“艺术生于自由死于约束”的感叹。从这里他也找能到中西交汇的影子，“我觉得这是北京最有意义的地方，有一种难得的融合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氛围。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寻找它在世界上的位置，这不但是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艺术挑战，几千年来中国有很丰富的美术表达方式，当代的中国人还在发掘一种独特中式方法来表达中国人的创意能力。”
他与中国新婚妻子的房子就租在798艺术区，在中国7年，他没买房，当记者用“中国丈母娘会很不高兴”的话来“吓”他时，他说他妻子的父母都是很开通的人。“我觉得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太大，而且房子的产权是70年，我不希望买一个最终不是属于我的东西。”他说。
康仕学是个喜欢表达对中国意见的老外，在与他的交谈中，能随时听到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他评薄熙来案，“薄熙来被抓之后，西方媒体多关注薄瓜瓜与谷开来的生活方式，我们看到高干腐败都会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他评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爆粗口，“希望象省长和其类似思维方式的所谓‘爱国主义者’记住：不管废掉多少笔墨口水批判美国或臭骂思想不同的中国人，国内真实的社会问题还存在。”对于中国的教育体制，他表示痛心，“我旁听了一些清华北大的课，有人进进出出，有人玩手机但都没人管。”
他甚至还跟记者评论司马南、孔庆东等人，“司马南自诩爱国，可是他把太太孩子放在美国，这种爱国主义者很虚伪。孔庆东也很可怕，他是中国最优秀大学教师的教师，却骂香港人是是狗，在美国，这种人根本进不了大学做教授。”当他说到这些知名人士时，很是激愤。
康仕学曾给身边朋友们留下太关注中国的负面的印象，记者也笑谈“一个老外万里迢迢来这里‘干涉中国内政’”，他认真地说，“我不认为评论事实等于‘干涉’，中国的媒体也在全天关注其它国家的社会问题，普通的中国也在微博上评论国内外问题，我认为这些都很正常。”
他感叹地说，相比80年代，现在的中国真是自由太多了。现在的中国百姓在他看来，也开放并且自信很多，“我今天上午打出租车，司机自己提到薄熙来的案子，还谈到中国体制问题，我们聊得很高兴。这不是第一次碰到，平时坐着、街上碰到人或是朋友聚会，大家都聊得很开放。”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生的好奇心”。
最近，康仕学在思考一个新问题，也是他打算写作的一本新书，“中国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走出去”。他说，“中国要走出去很困难，但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很多有魅力的东西，外国人很感兴趣，我觉得应该从传统文化里找机会。”他从禅宗里找到中美两国的节拍，“类似禅宗的开放性思维方式，这不但是带来一种异国文化的交流桥梁，它能作为真实文化融合的催化剂。”他觉得中国的古老文明或许可以解决美国的难题，因为他认为他的大学校友哈里·金曼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的古老知知识，运用到了美国民权运动中。
”
从传统文化挖掘中国“走出去”的线索，这是他今后的一项主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