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诗歌的悲愤情怀
摘要：对于李白而言，从他早期的《大鹏赋》就可以看出其志向之远大，但是李白又不屑于走平常士子的路，再加上权贵的阻拦，奸臣的诽谤，所以就其一生而言李白是可悲的，那么从李白的角度来谈，所谓悲愤当是情有可原的；另一方面，从李白所处的的年代来看，也是一个可悲的年代。可悲的年代加上可悲的人生，沉于诗歌就有了所谓的悲愤情怀。 关键词：李白诗歌；悲愤情怀
李白的诗歌，所谓豪放者，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但是并不能就此断定李白的诗歌是充满乐观情绪，带有少年解放精神的。赵谦先生曾对李白近千首编年和非编年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统计，认为李白近千首诗歌中悲怆诗有474首，豪放诗57首，也就是说，就李白诗歌的整体情况来看，“抒写失意、苦闷、怅惘、 激愤、 悲怆是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1] 为什么大部分人眼中的“诗仙”，却是以这些不如意作为其诗歌的主要内容呢？按道理说所谓仙人，当是可以拂袖飘风，不在乎世俗的，只是李白终究不是仙人，当然，就李白自身来看，他是豪放的，是大气的，但是现实的黑暗与不得意又无法使李白真正摆脱内心的悲愤。所谓文如其人，诗由心生，情随境迁，又如何使李白不以其不如意作为其诗歌的主要内容。换句话说，其实李白诗歌的悲愤情怀是源自其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一种悲剧性的冲突，一种不能实现其理想的悲哀与激愤，一种对黑暗现实的悲哀与激愤。那么要了解李白在诗歌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悲愤情怀，就必须要了解李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冲突的具体内容。
一、李白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之所以说李白诗歌中有许多的悲愤，我以为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李白自身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某些严重的冲突，为什么要说是严重的，一者若是一般的冲突，是不可能有所谓的悲愤的，也就不会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的感慨，二者从李白的具体遭遇来看，也确实是严重的。那么什么叫悲愤呢？我以为悲愤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悲，二是愤。所谓悲者必然有可悲之事，那么什么样的事才是可悲的呢？怀才不遇应该是可悲的。至于愤者，因馋渐疏应该是值得愤的。而这两者，李白都占了，也就是说要了解李白诗歌中的悲愤就必须对这二者进行深入的分析。
1、李白的理想
从文学的成就来看，李白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坛上一颗永不坠落的璀璨巨星，其文学地位，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今，都是不可动摇的。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久合，可谓力敌造化欤！”[2]又有当时人李阳冰云：“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打杨、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3]可见李白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是文坛上的，李白有诗才，可是李白的理想不在于此，我以为古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朱雪里. 论李白诗歌的悲剧意识[J].淮北师院学报 2001，（5）
[2]金涛声 朱文彩.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金涛声 朱文彩.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的文人大多是如此，著书立作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李白对于那些只会读书的腐儒是相当歧视的，甚至有过一篇《嘲鲁儒》的诗题，对于李白而言，将才学用于吟诗作对，即使再好，也不能满足其心中的愿望，在《侠客行》中，就有过这般的感叹：“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需要了解的是，《太玄经》是杨雄的代表作，杨雄何许人也，常与司马相如合称杨马，在中国文坛上，也当是一枝奇葩，但是很明显，李白在这里有嘲笑他的意思，这就更加证明了太白的志向不仅仅在于著书立作。那么李白的志向到底是什么呢？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是这样描述自己志向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志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游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总结起来，太白志向可以用四个字加以概括，即功成身退，那么在李白的眼中，什么样才可算作功成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段描述中李白提到的两个人，一个是陶朱，一个是留侯，陶朱即范蠡，世称陶公，又以陶朱相称，留侯即张良，辅佐刘邦一统天下后被封为留侯。我们发现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我以为就是李白所谓的功成，也就是说要做到像张良，范蠡那样辅佐一王成就大业才算功成，这种功垂千秋是因为有功于社稷，所以古人常言：“大丈夫，当为国抛头颅、洒热血。”其实对于一个饱读诗书的人而言，能够将自己的才学用到实处才算是值得高兴的。李白也不例外，在李白看来，文章只是晋谒的一种手段，绝非一生的追求。从某一方面来讲李白的理想应当是无可厚非的，一者这是人之常情，二者李白确实是有才华的，这一点可以从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得知，据李阳冰记载，李白是“问以国政，潜草诏告，人无
（[1]知者。”又有魏灏的《李翰林集序》记载：“令制《出师诏》，不草而就。”等等，
也就是说李白的才华是公认的。那么才华横溢的李白却不能实现他的理想，我以为的确是一件可悲的事，而李白之所会有悲愤之情，这只是原因之一，如果再加上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似乎所谓的悲愤情怀，就更有存在的必然性。换句话说，李白的悲愤是因为他的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冲突而产生的。前面谈了许多他的理想，接下来应该是要讲讲这个冲突的具体内容。 2、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在谈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我以为有必要具体的了解一下李白生活的时代背景。具《李白年谱》记载，李白出生于公元701年，即武则天当政的晚期，大家都知道，接下来唐朝将经历一次中国封建时代前所未有的盛况，即开元盛世，也是封建王朝的鼎盛。史料记载，当时长安街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所谓物极必反，有盛必有衰。这样的盛世到了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开始走下坡路。其实如果严格按照历史，唐朝由盛到衰的标识应该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但是历史上也常把开元盛世的起始时间定为公元713年—741年，我以为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年代的更换，二是盛世的衰败。也就是说自天宝纪年开始，就无所谓开元盛世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李白，李白生于公元701年[2]，于公元724年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先后游历了成都，重庆以及长江沿岸等地，又在洛阳、长安、太原等地留下足迹。李白为什么要远游，朱雪里在《论李白诗歌的悲剧意识》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金涛声 朱文彩.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说：“要把辅佐君王、济世安邦，然后功成身退这一美好愿望变成现实，李白必须选择合适的进身方式并付诸行动。他没有选择当时大多数士人走的科举之路。这有两点原因：其一，李白‘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其二，李白讳莫如深的身世恐怕难以通过唐代的科举考试严格的审查。因此，李白选择了通过游历博取声望，引起君王重视从而以布衣立登宰辅的进身方式。”[1] 可以看出，李白的游历只是其选择的进身方式。其实李白是做到了的，据李阳冰的记载，李白入京时玄宗“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2]但是李白入京的时间不对。对于李白入京的时间，似乎是不用考证的，因为李白有一篇名为《南陵留别儿童入京》的诗篇，学者一致认为这是李白入京时所作，其中有句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以为基本上可以确定李白是在作这首诗的同一年入的京，那么这首诗具体作于那一年呢？据安琪的《李白年谱》记载，《南陵留别儿童入京》当作于公元742年，即天宝元年，也就是说李白是在天宝元年入的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开元盛世也是止于公元742年，换句话说，李白入京的时侯，唐朝已经失去开元盛世的光辉，玄宗也少了开元盛世时的雄心。自天宝开始，奸臣日益当道，玄宗日益昏庸，这就是李白入京时的现实背景。另外贺知章也在这一时段忧愤而死，对于李白而言，贺知章的逝世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李白还为此作了《月下独酌》一组诗以抒发内心的孤寂，对于这一点，葛景春在《李白诗选》里注曰：“时李白屡遭朝中宵小排挤和迫害，好友贺知章已被迫去朝，李白感到十分寂寞，只好借酒浇愁。《月下独酌》这组诗就是在李白精神苦闷思想寂寞的状况下所作。”[3]这就是李白所承受的社会现实，虽然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玄宗的赏识，却终因谗见疏而被迫离朝，我以为这是李白悲愤情怀产生的根源所在。当然对于李白而言，这并不能击退他的报国之心，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李白就开始为国担忧，而留下了《古朗月行》、《远别离》等名篇，其中，对于《古朗月行》，陈沆云：“忧禄山将叛时做。月后象，日君象，禄山之祸兆于女宠，故言蟾蜍蚀日月，以喻宫闱之蛊惑。”又有萧士赟言：“此诗借月以引兴，日君象，月臣象盖为安禄山之叛逃于贵妃而作也。”[4]只是朝中宵小看不见李白的一片忠心，所以对于李白而言，眼见国家有难却无能为力，当是一件可悲的事，而对于那些朝中逆臣，自然是愤懑的。后来安史之乱如李白预见的那样爆发了，李白报国无门，只能随了永王李麟，可是李白想不到的是，却因此卷入了宗室争斗的漩涡中。
可以说，李白的两次参政均以失败告终，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李白自己，乃是现实的黑暗造成的，所以面对黑暗的现实，李白不得不在其诗歌中渗入一些悲愤的情怀。具体来讲，李白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悲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李白诗歌中悲愤情怀的主要表现方面
关于李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前面已经讨论了许多，通过讨论，我们似乎可以认定在李白的心中确实是存在一股子怨气的。林继忠先生在《李白诗歌的悲剧精神》中谈到：“历来论者多注重李白诗的飞扬奔放，豪迈乐观，少有人揭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朱雪里. 论李白诗歌的悲剧意识[J].淮北师院学报 2001，（5）
[2]金涛声 朱文彩.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葛景春.李白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葛景春.李白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其英雄品格中深刻的悲剧性格，崇高感中强烈的悲剧感。事实上，李白诗整体地
[1]深蕴着悲剧精神。”关于李白诗歌中的悲剧性，林继忠先生继续论述道：“李
白对性命之体验有其独特性。毕其一生，总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中，也就是总在自我实现与社会选择的冲突中体味生命出处之二元。而歌德恰恰认为：‘悲剧的关键在于有冲突而得不到解决。’李白诗之所以有悲剧感，关键也就在于‘出’与‘处’的冲突得不到解决；就在于‘不屈己，不干人’的处世原则与委屈求伸的实践的冲突得不到解决。”那么对李白诗歌中所体现的悲愤情怀进行具体分析，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对个人的遭遇感到悲愤
前面已经对李白的个人遭遇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述，我以为诗由心生，李白悲剧性的人生经历，对于李白而言，我以为是有失公允的，当然我们不可以归咎于天地，子曰：“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李白也并非一个怨天尤人的人，所以林庚先生说：“李白给他的诗歌带来了一种英雄气概。因此，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
[2]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但是面对不公正的人生遭遇，又岂能不
发泄心中的悲愤，所以在李白的474首悲怆诗中就有一部分是表现其对个人不公正遭遇的愤懑之情。这些诗歌主要有《将进酒》、《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况之秦》、《独漉篇》、《月下独酌》、《夜泊牛犊怀古》等上百篇。我以为这些诗歌是都产生于李白入京之后，如果以时间顺序来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入京之后到永王兵败，二是永王兵败之后，就诗歌内容而言，这二者虽然都是对个人的遭遇感到悲愤，但是具体来讲，还是有差别的。
（1）入京之后到永王兵败
当然李白早期自恃才华，也晋谒了不少诸侯，同时也吃了许多闭门羹，按道理来说，在晋谒的这段时间里，李白当是也有对个人遭遇感到悲愤的心情，但是我以为这个时候的李白还没有完全的陷入绝望，虽然也有像《碧荷生幽泉》这样感慨美人迟暮的哀怨诗歌，但还不不能足以激起他的悲愤情怀。然而入京之后，情况就有了不同。首先李白是以供奉翰林的身份被召入京的。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供奉翰林作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韦执宜在《翰林院故事》中介绍说：“翰林院者，在银台门内„„盖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学士院者，开元二十六年之所置，在翰林院之南，别户东向„„在旧翰林中，但假其名，而无所职。”[3]在这一段话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而无所职”四字。前面已经说过了李白的理想在于功成身退，若以空职，自然是不能满足李白的，又经历了一两年的宫廷生活后，李白已经看清了时局，看清了奸臣当道的事实，看清了玄宗已不再是励精图治的一代明君，特别是在公元743年后，贺知章被迫去朝，又忧愤而终，其中种种都让李白对自己的遭遇感到莫大的悲愤，于是便有了《月下独酌》这组诗，后来李白又因馋见疏而被赐金放还，就更加加深了李白的悲愤之情，于是便有了《将进酒》、《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况之秦》等名篇。
关于《将进酒》，我以为不仅在风格上，主题上甚至是内容上都刻有李白独特的烙印。元代杨载认为这是所谓的“兵家之阵”，即古代军事家布置的兵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林继忠.李白诗歌的悲剧精神[J].文学遗产.1994,(4)
[2]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金涛声 朱文彩.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所谓往来驰骋，忽东忽西，忽进忽退。安琪评价说：“《将进酒》一诗中，忽悲忽乐，悲中有乐，乐中有悲。”但是就像前面林庚先生说的：“李白给他的诗歌带来了一种英雄气概。因此，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所以在《将进酒》中，我以为当是将悲愤寄托于豪放，将失意寄托于旷达，换句话说，即所谓的苦中作乐。
《将进酒》约作于公元753年，是李白离开长安后作的，另外我们知道李白在离开长安时，曾做过《行路难》三首，其中第二首就多悲愤之词，“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我以为就道尽了李白的悲愤，当然这里我们不对此多加讨论，我之所以拿出来，是想说明并不真的是“天子知其不可留，故赐金放还”。从这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就可以看出李白当初的无奈。好了，我们继续讨论《将进酒》。关于《将进酒，》林继忠先生说：“《将进酒》似乎有两个主题：一是‘高堂明镜悲白发’所勾出的‘人生如梦’的传统主题，一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泻下的一股乐观而愤怒的情绪。当后者一旦与“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宣言叠合起来形成不可遏止的力量时，它便扫却了前者带来的云翳，凸现抒情主人公豪放的形象。”又说：“如果说‘一醉累月轻王侯’是‘太白醉酒’的灵魂，那末‘天生我才必有用’则是‘李白式夸张’的能源。”这里用了“李白式的夸张”，我以为李白式的夸张源于李白高度的自信，但是李白的遭遇却不能缓解其内心的愤怒。所以在《将进酒》中，李白所表现的是“一股乐观而愤怒的情绪”。只是我以为，就诗歌的前半部分而言，确实有李白自信式的狂放，不过在诗歌的后半部分，李白也表现出了这样的悲愤：“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高步瀛在《 唐宋诗举要》卷一中言：“ ( 李白) 沉痛语以骏快出之，自是太白本色。”也就是读李白诗歌当是在骏快中感受其中的沉痛。所以蔡振雄在《李白之悲的再审视》一文中强调：“豪放达观在某些特殊环境中可能出现， 如走访名山、 大川或与友人相会等，写欢乐 、表豪迈 ，是暂时的，是佯装的，实际还是掩盖不了内心的痛苦，《襄阳歌》、《将进酒》、《梁园吟》等，就是这样的诗歌。”。《唐诗解》卷上：
当然《将进酒》只是李白这类诗歌中的一角。另外像《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况之秦》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有诗曰：“折膈翻飞随转蓬，闻弦虚坠下霜空。”葛景春在《李诗选注》中注到：“此以伤雁喻自己被迫还山的心灵创
[1]伤。”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悲叹的李白，至于愤，在这首诗中我以为
是通过“屈平憔悴滞江鲁，亭伯流离放辽海”表现出来的。屈平，亭伯都是古代的能人，李白在此其实有自比的意思。能人流离放远，人们读来自有愤慨之情。总结起来，在这一阶段对个人遭遇的悲愤，其主要内容大概就是在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对朝廷不识人才的做法感到悲愤。当然李白在这一阶段的悲愤也不仅仅只限于个人，还有对贺知章等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悲愤。
（2）永王兵败后
永王兵败后，李白悲愤诗中的主题就有了一些变化。我以为这是因为此时的李白，认为自己承受了太多的无辜，所以没有闲暇再顾及其他的事情。这个时期包含悲愤情怀的诗歌主要有《独漉篇》、《南奔抒怀》以及《上崔相百忧章》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葛景春.李白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对于这一段历史我在前面已经做了一些论述，这里要分析的主要是诗歌中所存在的一些悲愤情怀。我们先看《独漉篇》，《独漉篇》源自乐府旧题。晋古辞曰：“独漉独漉，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葛景春在《李白诗选》中注解到：“太白此诗实拟此而作。”[1]又有萧士赟曰：“《独漉篇》即《拂舞歌》，五风之中之《独禄篇》也。特太白集中禄字作漉字，其间命题造辞，亦模仿规拟。但古辞言为父报仇，太白言为国雪耻耳。”于二者言语中，都有说太白诗拟此而作，大概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只是其中李白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是值得探讨的，萧士赟说是为国雪耻，我以为不然。我们先来看看诗歌的前四句：“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度。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途。”我以为这四句诗的诗眼在于一个“失”字。魏灏在《李翰林集序》中记载道：“解携明年，四海大盗，宗室有潭者，白陷焉。”那么李白诗中的“失归途”应该就是说的这件事。只是李白为什么会“失归途”呢？客观方面的原因前面已经做了交代，这里主要是站在诗歌的角度予以分析。诗中李白说是因为“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也就是说，李白之所以迷失了道路，并不是自己的原因，而是世事太过于混乱，以致于看不清现实。这样写说明在李白看来，永王的事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就算有错，也当是无心之失。但是事实是，李白因永王事而险遭杀害，所以李白此时的冤屈我以为是可悲的，起码站在李白的角度，蒙受的是不白之冤。对于蒙受不白之冤的李白除了对自己的遭遇感到可悲之外，自然也有愤慨不平的心情，只是有时候在面对强大的封建统治者的时，有些感情是不易于直接表现出来的，所以葛景春说：“此诗寄兴遥深，扑朔
迷离，盖李白有难言之隐，故以恍惚之言出之。”[1]
综上所述，李白诗歌中的悲愤之情当是源于他对自己不公平遭遇的感慨，当然这只是其悲愤情怀的一个方面。另外对于昏暗的现实，人民生活的艰苦，李白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悲愤之情。
2、对昏暗现实的悲愤之情
天宝之后，社会已不再像开元年间那般稳定，社会的状况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一个是弄臣专权，一个是奸臣当道。对于太白而言，弄臣的当权自然是一件可悲可愤的事，首先李白是以爱国诗人的形象出现的，在他的诗篇中，无时无刻不在表现着对国家的担忧，其次太白的赐金放还也与那些奸臣贼子有莫大关系，只是玄宗已不问朝政，奸相李林甫一再专权，不取士，不荐才。社会其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李白在抱怨自己的遭遇时，就穿插了对昏暗现实的不满，只是我以为在这些诗歌中，对昏暗现实的不满之情还是居于次要地位的。也就是说不足以作为典型拿来分析。另外，我以为在李白474首悲怆诗中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主体表现的是对昏暗现实的不满，如《古风·大车扬飞尘》、《古风·燕昭延郭隗》、《古风·蟾蜍薄太清》以及《梁甫吟》等。
为什么说这些诗歌表现的是对昏暗现实的不满呢？先看《古风·大车扬飞尘》，《古风·大车扬飞尘》中描述的是宦官的嚣张气焰和斗鸡小儿的飞扬跋扈。宦官与斗鸡小儿其实都是宫中的弄臣，也就是说，像他们这般的小人本不应该会有如此的嚣张气焰。但是事实是“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不得不说，这个社会已经不成为社会，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葛景春.李白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别是与李白当时的境况做一个对比，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贤人在野，小人在朝，这当然是可悲的。那么面对此般的黑白颠倒，作为一个爱国诗人，试问又如何不会有悲愤之情呢？葛景春注曰：“此诗为讥讽和抨击朝中宦官的嚣张气焰和斗鸡小儿飞扬跋扈的作风而作。”[1]后来李白离朝之后，又有《古风·燕昭延郭隗》、《古风·蟾蜍薄太清》以及《梁甫吟》等表达自己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其中如《古风·蟾蜍薄太清》、《远别离》、《梁甫吟》等是喻朝政为权奸所蒙蔽而国事日非。对于李白而言，奸臣的当道而国力的日衰，是一件相当愤懑的事，所以他说：“金魄遂沦没„„大明夷朝晖”（《蟾蜍薄太清》），其中夷指的是有所损伤，也就是说，太阳的朝晖将有所损伤。这其中无不显示出李白对现实的担忧，但是无可奈何的他只能发发牢骚，而对其表示出极大的悲愤之情，所以李白说：“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梁甫吟》）又说：“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阊阖指的是通往天庭的门，很明显这里说的是通往朝廷的路，而阍者自然指的就是朝中当权的大臣。以额扣关表现出了诗人的真诚与无奈。后面又说“杞国无事忧天倾”，只是当时的朝廷真的就无事了吗？非也，李白的这句自侃其实是饱含无奈与悲愤的。所谓报国无门的感慨在李白这里是最能体现的。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李白在这里所谴责的是看守宫门的阍者，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所谓黑暗大概也就是如此了。
3、对人民生活的悲愤之情
人说李白是仙人，又有人批评李白的诗歌十有八九言妇人与酒，其实客观上来讲，李白对于人民生活的疾苦也是相当关切的，在李白的诗歌中有一类是近杜诗，即近杜甫的诗，如《丁都护歌》，虽然李白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作不如杜甫多，此诗写纤夫之苦，却是很突出的篇章。全诗层层深入，处处以形象画面代替叙写。篇首“云阳”二字预作伏笔，结尾以“磐石芒砀”点明劳役性质，把诗情推向极致，有点睛的奇效。通篇无刻琢痕迹，由于所取形象集中典型，写来自觉“落笔沉痛，含意深远”，实为“李诗之近杜者”（《唐宋诗醇》）。 其实李白表现人民生活疾苦的诗也是不少的。这里就对其做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
我以为李白对于下层百姓的关注是从安史之乱爆发前后开始的，这个原因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李白在这个时候才有时间关注下层百姓，以前的李白一直忙于自己的前程，以致于一腔傲气，少了对百姓的关心，但是也并不是说这个时候的李白就完全无视百姓的存在，譬如他的《白头吟》也可以算作一首关心百姓的诗，当然这个时候的李白对社会还缺少一个深刻的认识，所以对于百姓的疾苦没有一个较为透彻的认识。二是朝廷日益昏暗，统治者穷兵黩武，百姓徭役日益沉重。三是安禄山趁机用武扰乱边疆，百姓生活苦不聊生。眼前种种，确实是血与泪的事实。在李白的诗歌中除了上述的《丁都户歌》外，写百姓生活的其实还有许多诗歌，当然不能说写的是百姓生活就能表现对百姓生活的同情，以及能够表现出一种悲愤之情。悲愤之情的产生是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李白关于自己人生的悲愤，是因为自己遭遇与理想的冲突，那么要说李白对百姓生活也感到悲愤，我以为有两种解释，一是李白认为百姓生活不是他理想中的那般，也就是说，“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是他要达到的目标，因为统治者的昏庸，才有了如今的悲痛，这是其一；其二是李白站在百姓角度而言的，如果要写出第三者的悲愤，就必须站在第
三者的角度来思考，所谓感同身受，我以为也只有真正感同身受的作品才能完全的表现百姓的悲愤。换句话说，李白在表现百姓生活的悲愤之情的时候插入了自己的情感，不免就夹杂了对现实的批判，表现了自己的失意惆怅。这类诗歌主要有《北风行》与《丁都户歌》等。
《丁都户歌》前面已经做了介绍，对于《北风行》，其内容大概描述的是一个征妇人在大雪纷飞的时候，守候自己丈夫的归来。但是丈夫能回来吗？当然是不能的，所以说“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文金鞞钗。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此时的悲是多于愤的，只是究其根源，征夫之战乃是源于战争，战争因何而起呢？据葛景春在《李白诗选》里介绍说是安禄山所为，又有统治者的穷兵黩武。作为弱势群体的普通百姓大概只有悲叹几声，愤骂几句，“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单看其中这个“恨难裁”我想就最能表现这位征妇人的悲愤情感了。黄河捧土用的是朱浮的典，《后汉书。朱浮传》：“此犹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是说黄河边孟津渡口不可塞，那么，“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滔滔黄河当更不可塞。这里却说即使黄河捧土可塞，思妇之恨也难裁，这就极其鲜明地反衬出思妇愁恨的深广和她悲愤得不能自已的强烈感情。 总结起来太白诗歌中关于悲愤情怀的作品还是要占主要的，因为李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李白的悲愤源自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又因为现实与李白的设想相差的太远，于是又多了许多悲愤之情，如对黑暗现实的悲愤，对人民生活的悲愤，当然李白的自信教会了李白要以豁达面对悲痛，所以李白的诗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其英雄。我们说李白是诗仙，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人看出了李白心中的苦闷与悲愤，这个人就是杜甫，杜甫在《不见》中有云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如果我们在李白对于酒的态度上留上一个心眼的话，我们会发现，李白入京前后喝酒的目的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在入京前，关于醉酒的诗歌，具有代表性的有《襄阳歌》与《南陵别儿童入京》，关于《襄阳歌》这首诗，一方面让我们从李白的醉酒，从李白飞扬的神采和无拘无束的风度中，领受到一种精神舒展与解放的乐趣；另一方面，它通过围绕李白所展开的那种活跃的生活场面，能启发人想象生活还可能以另一种带喜剧的色彩出现，从而能加深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全篇语言奔放，充分表现出富有个性的诗风。但是入京，李白就将酒变作了消愁的工具，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尼采说过：“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郑泽红在《浅论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葛景春.李白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白诗歌的悲剧意识》中说到：“李白的醉酒，是在出与处的苦闷中‘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李白诗歌的魅力正是出于这种状态之中 。”[1]（《文学教育》2006年第11期）。所以这时候的李白更多的是一种痛苦，是心中压抑的悲愤得不到宣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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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泽红.浅论李白诗歌的悲剧意识[J].文学教育.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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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白诗歌的悲愤情怀
摘要：对于李白而言，从他早期的《大鹏赋》就可以看出其志向之远大，但是李白又不屑于走平常士子的路，再加上权贵的阻拦，奸臣的诽谤，所以就其一生而言李白是可悲的，那么从李白的角度来谈，所谓悲愤当是情有可原的；另一方面，从李白所处的的年代来看，也是一个可悲的年代。可悲的年代加上可悲的人生，沉于诗歌就有了所谓的悲愤情怀。 关键词：李白诗歌；悲愤情怀
李白的诗歌，所谓豪放者，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但是并不能就此断定李白的诗歌是充满乐观情绪，带有少年解放精神的。赵谦先生曾对李白近千首编年和非编年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统计，认为李白近千首诗歌中悲怆诗有474首，豪放诗57首，也就是说，就李白诗歌的整体情况来看，“抒写失意、苦闷、怅惘、 激愤、 悲怆是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1] 为什么大部分人眼中的“诗仙”，却是以这些不如意作为其诗歌的主要内容呢？按道理说所谓仙人，当是可以拂袖飘风，不在乎世俗的，只是李白终究不是仙人，当然，就李白自身来看，他是豪放的，是大气的，但是现实的黑暗与不得意又无法使李白真正摆脱内心的悲愤。所谓文如其人，诗由心生，情随境迁，又如何使李白不以其不如意作为其诗歌的主要内容。换句话说，其实李白诗歌的悲愤情怀是源自其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一种悲剧性的冲突，一种不能实现其理想的悲哀与激愤，一种对黑暗现实的悲哀与激愤。那么要了解李白在诗歌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悲愤情怀，就必须要了解李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冲突的具体内容。
一、李白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之所以说李白诗歌中有许多的悲愤，我以为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李白自身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某些严重的冲突，为什么要说是严重的，一者若是一般的冲突，是不可能有所谓的悲愤的，也就不会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的感慨，二者从李白的具体遭遇来看，也确实是严重的。那么什么叫悲愤呢？我以为悲愤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悲，二是愤。所谓悲者必然有可悲之事，那么什么样的事才是可悲的呢？怀才不遇应该是可悲的。至于愤者，因馋渐疏应该是值得愤的。而这两者，李白都占了，也就是说要了解李白诗歌中的悲愤就必须对这二者进行深入的分析。
1、李白的理想
从文学的成就来看，李白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坛上一颗永不坠落的璀璨巨星，其文学地位，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今，都是不可动摇的。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久合，可谓力敌造化欤！”[2]又有当时人李阳冰云：“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打杨、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3]可见李白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是文坛上的，李白有诗才，可是李白的理想不在于此，我以为古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朱雪里. 论李白诗歌的悲剧意识[J].淮北师院学报 2001，（5）
[2]金涛声 朱文彩.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金涛声 朱文彩.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的文人大多是如此，著书立作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李白对于那些只会读书的腐儒是相当歧视的，甚至有过一篇《嘲鲁儒》的诗题，对于李白而言，将才学用于吟诗作对，即使再好，也不能满足其心中的愿望，在《侠客行》中，就有过这般的感叹：“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需要了解的是，《太玄经》是杨雄的代表作，杨雄何许人也，常与司马相如合称杨马，在中国文坛上，也当是一枝奇葩，但是很明显，李白在这里有嘲笑他的意思，这就更加证明了太白的志向不仅仅在于著书立作。那么李白的志向到底是什么呢？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是这样描述自己志向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志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游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总结起来，太白志向可以用四个字加以概括，即功成身退，那么在李白的眼中，什么样才可算作功成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段描述中李白提到的两个人，一个是陶朱，一个是留侯，陶朱即范蠡，世称陶公，又以陶朱相称，留侯即张良，辅佐刘邦一统天下后被封为留侯。我们发现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我以为就是李白所谓的功成，也就是说要做到像张良，范蠡那样辅佐一王成就大业才算功成，这种功垂千秋是因为有功于社稷，所以古人常言：“大丈夫，当为国抛头颅、洒热血。”其实对于一个饱读诗书的人而言，能够将自己的才学用到实处才算是值得高兴的。李白也不例外，在李白看来，文章只是晋谒的一种手段，绝非一生的追求。从某一方面来讲李白的理想应当是无可厚非的，一者这是人之常情，二者李白确实是有才华的，这一点可以从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得知，据李阳冰记载，李白是“问以国政，潜草诏告，人无
（[1]知者。”又有魏灏的《李翰林集序》记载：“令制《出师诏》，不草而就。”等等，
也就是说李白的才华是公认的。那么才华横溢的李白却不能实现他的理想，我以为的确是一件可悲的事，而李白之所会有悲愤之情，这只是原因之一，如果再加上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似乎所谓的悲愤情怀，就更有存在的必然性。换句话说，李白的悲愤是因为他的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冲突而产生的。前面谈了许多他的理想，接下来应该是要讲讲这个冲突的具体内容。 2、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在谈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时，我以为有必要具体的了解一下李白生活的时代背景。具《李白年谱》记载，李白出生于公元701年，即武则天当政的晚期，大家都知道，接下来唐朝将经历一次中国封建时代前所未有的盛况，即开元盛世，也是封建王朝的鼎盛。史料记载，当时长安街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所谓物极必反，有盛必有衰。这样的盛世到了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开始走下坡路。其实如果严格按照历史，唐朝由盛到衰的标识应该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但是历史上也常把开元盛世的起始时间定为公元713年—741年，我以为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年代的更换，二是盛世的衰败。也就是说自天宝纪年开始，就无所谓开元盛世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李白，李白生于公元701年[2]，于公元724年开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先后游历了成都，重庆以及长江沿岸等地，又在洛阳、长安、太原等地留下足迹。李白为什么要远游，朱雪里在《论李白诗歌的悲剧意识》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金涛声 朱文彩.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说：“要把辅佐君王、济世安邦，然后功成身退这一美好愿望变成现实，李白必须选择合适的进身方式并付诸行动。他没有选择当时大多数士人走的科举之路。这有两点原因：其一，李白‘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其二，李白讳莫如深的身世恐怕难以通过唐代的科举考试严格的审查。因此，李白选择了通过游历博取声望，引起君王重视从而以布衣立登宰辅的进身方式。”[1] 可以看出，李白的游历只是其选择的进身方式。其实李白是做到了的，据李阳冰的记载，李白入京时玄宗“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2]但是李白入京的时间不对。对于李白入京的时间，似乎是不用考证的，因为李白有一篇名为《南陵留别儿童入京》的诗篇，学者一致认为这是李白入京时所作，其中有句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以为基本上可以确定李白是在作这首诗的同一年入的京，那么这首诗具体作于那一年呢？据安琪的《李白年谱》记载，《南陵留别儿童入京》当作于公元742年，即天宝元年，也就是说李白是在天宝元年入的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开元盛世也是止于公元742年，换句话说，李白入京的时侯，唐朝已经失去开元盛世的光辉，玄宗也少了开元盛世时的雄心。自天宝开始，奸臣日益当道，玄宗日益昏庸，这就是李白入京时的现实背景。另外贺知章也在这一时段忧愤而死，对于李白而言，贺知章的逝世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李白还为此作了《月下独酌》一组诗以抒发内心的孤寂，对于这一点，葛景春在《李白诗选》里注曰：“时李白屡遭朝中宵小排挤和迫害，好友贺知章已被迫去朝，李白感到十分寂寞，只好借酒浇愁。《月下独酌》这组诗就是在李白精神苦闷思想寂寞的状况下所作。”[3]这就是李白所承受的社会现实，虽然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玄宗的赏识，却终因谗见疏而被迫离朝，我以为这是李白悲愤情怀产生的根源所在。当然对于李白而言，这并不能击退他的报国之心，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李白就开始为国担忧，而留下了《古朗月行》、《远别离》等名篇，其中，对于《古朗月行》，陈沆云：“忧禄山将叛时做。月后象，日君象，禄山之祸兆于女宠，故言蟾蜍蚀日月，以喻宫闱之蛊惑。”又有萧士赟言：“此诗借月以引兴，日君象，月臣象盖为安禄山之叛逃于贵妃而作也。”[4]只是朝中宵小看不见李白的一片忠心，所以对于李白而言，眼见国家有难却无能为力，当是一件可悲的事，而对于那些朝中逆臣，自然是愤懑的。后来安史之乱如李白预见的那样爆发了，李白报国无门，只能随了永王李麟，可是李白想不到的是，却因此卷入了宗室争斗的漩涡中。
可以说，李白的两次参政均以失败告终，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李白自己，乃是现实的黑暗造成的，所以面对黑暗的现实，李白不得不在其诗歌中渗入一些悲愤的情怀。具体来讲，李白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悲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李白诗歌中悲愤情怀的主要表现方面
关于李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前面已经讨论了许多，通过讨论，我们似乎可以认定在李白的心中确实是存在一股子怨气的。林继忠先生在《李白诗歌的悲剧精神》中谈到：“历来论者多注重李白诗的飞扬奔放，豪迈乐观，少有人揭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朱雪里. 论李白诗歌的悲剧意识[J].淮北师院学报 2001，（5）
[2]金涛声 朱文彩.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葛景春.李白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葛景春.李白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其英雄品格中深刻的悲剧性格，崇高感中强烈的悲剧感。事实上，李白诗整体地
[1]深蕴着悲剧精神。”关于李白诗歌中的悲剧性，林继忠先生继续论述道：“李
白对性命之体验有其独特性。毕其一生，总是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中，也就是总在自我实现与社会选择的冲突中体味生命出处之二元。而歌德恰恰认为：‘悲剧的关键在于有冲突而得不到解决。’李白诗之所以有悲剧感，关键也就在于‘出’与‘处’的冲突得不到解决；就在于‘不屈己，不干人’的处世原则与委屈求伸的实践的冲突得不到解决。”那么对李白诗歌中所体现的悲愤情怀进行具体分析，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对个人的遭遇感到悲愤
前面已经对李白的个人遭遇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述，我以为诗由心生，李白悲剧性的人生经历，对于李白而言，我以为是有失公允的，当然我们不可以归咎于天地，子曰：“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李白也并非一个怨天尤人的人，所以林庚先生说：“李白给他的诗歌带来了一种英雄气概。因此，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
[2]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但是面对不公正的人生遭遇，又岂能不
发泄心中的悲愤，所以在李白的474首悲怆诗中就有一部分是表现其对个人不公正遭遇的愤懑之情。这些诗歌主要有《将进酒》、《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况之秦》、《独漉篇》、《月下独酌》、《夜泊牛犊怀古》等上百篇。我以为这些诗歌是都产生于李白入京之后，如果以时间顺序来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入京之后到永王兵败，二是永王兵败之后，就诗歌内容而言，这二者虽然都是对个人的遭遇感到悲愤，但是具体来讲，还是有差别的。
（1）入京之后到永王兵败
当然李白早期自恃才华，也晋谒了不少诸侯，同时也吃了许多闭门羹，按道理来说，在晋谒的这段时间里，李白当是也有对个人遭遇感到悲愤的心情，但是我以为这个时候的李白还没有完全的陷入绝望，虽然也有像《碧荷生幽泉》这样感慨美人迟暮的哀怨诗歌，但还不不能足以激起他的悲愤情怀。然而入京之后，情况就有了不同。首先李白是以供奉翰林的身份被召入京的。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供奉翰林作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韦执宜在《翰林院故事》中介绍说：“翰林院者，在银台门内„„盖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学士院者，开元二十六年之所置，在翰林院之南，别户东向„„在旧翰林中，但假其名，而无所职。”[3]在这一段话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而无所职”四字。前面已经说过了李白的理想在于功成身退，若以空职，自然是不能满足李白的，又经历了一两年的宫廷生活后，李白已经看清了时局，看清了奸臣当道的事实，看清了玄宗已不再是励精图治的一代明君，特别是在公元743年后，贺知章被迫去朝，又忧愤而终，其中种种都让李白对自己的遭遇感到莫大的悲愤，于是便有了《月下独酌》这组诗，后来李白又因馋见疏而被赐金放还，就更加加深了李白的悲愤之情，于是便有了《将进酒》、《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况之秦》等名篇。
关于《将进酒》，我以为不仅在风格上，主题上甚至是内容上都刻有李白独特的烙印。元代杨载认为这是所谓的“兵家之阵”，即古代军事家布置的兵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林继忠.李白诗歌的悲剧精神[J].文学遗产.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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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涛声 朱文彩.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所谓往来驰骋，忽东忽西，忽进忽退。安琪评价说：“《将进酒》一诗中，忽悲忽乐，悲中有乐，乐中有悲。”但是就像前面林庚先生说的：“李白给他的诗歌带来了一种英雄气概。因此，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所以在《将进酒》中，我以为当是将悲愤寄托于豪放，将失意寄托于旷达，换句话说，即所谓的苦中作乐。
《将进酒》约作于公元753年，是李白离开长安后作的，另外我们知道李白在离开长安时，曾做过《行路难》三首，其中第二首就多悲愤之词，“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我以为就道尽了李白的悲愤，当然这里我们不对此多加讨论，我之所以拿出来，是想说明并不真的是“天子知其不可留，故赐金放还”。从这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就可以看出李白当初的无奈。好了，我们继续讨论《将进酒》。关于《将进酒，》林继忠先生说：“《将进酒》似乎有两个主题：一是‘高堂明镜悲白发’所勾出的‘人生如梦’的传统主题，一是‘黄河之水天上来’泻下的一股乐观而愤怒的情绪。当后者一旦与“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宣言叠合起来形成不可遏止的力量时，它便扫却了前者带来的云翳，凸现抒情主人公豪放的形象。”又说：“如果说‘一醉累月轻王侯’是‘太白醉酒’的灵魂，那末‘天生我才必有用’则是‘李白式夸张’的能源。”这里用了“李白式的夸张”，我以为李白式的夸张源于李白高度的自信，但是李白的遭遇却不能缓解其内心的愤怒。所以在《将进酒》中，李白所表现的是“一股乐观而愤怒的情绪”。只是我以为，就诗歌的前半部分而言，确实有李白自信式的狂放，不过在诗歌的后半部分，李白也表现出了这样的悲愤：“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高步瀛在《 唐宋诗举要》卷一中言：“ ( 李白) 沉痛语以骏快出之，自是太白本色。”也就是读李白诗歌当是在骏快中感受其中的沉痛。所以蔡振雄在《李白之悲的再审视》一文中强调：“豪放达观在某些特殊环境中可能出现， 如走访名山、 大川或与友人相会等，写欢乐 、表豪迈 ，是暂时的，是佯装的，实际还是掩盖不了内心的痛苦，《襄阳歌》、《将进酒》、《梁园吟》等，就是这样的诗歌。”。《唐诗解》卷上：
当然《将进酒》只是李白这类诗歌中的一角。另外像《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况之秦》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有诗曰：“折膈翻飞随转蓬，闻弦虚坠下霜空。”葛景春在《李诗选注》中注到：“此以伤雁喻自己被迫还山的心灵创
[1]伤。”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悲叹的李白，至于愤，在这首诗中我以为
是通过“屈平憔悴滞江鲁，亭伯流离放辽海”表现出来的。屈平，亭伯都是古代的能人，李白在此其实有自比的意思。能人流离放远，人们读来自有愤慨之情。总结起来，在这一阶段对个人遭遇的悲愤，其主要内容大概就是在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对朝廷不识人才的做法感到悲愤。当然李白在这一阶段的悲愤也不仅仅只限于个人，还有对贺知章等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悲愤。
（2）永王兵败后
永王兵败后，李白悲愤诗中的主题就有了一些变化。我以为这是因为此时的李白，认为自己承受了太多的无辜，所以没有闲暇再顾及其他的事情。这个时期包含悲愤情怀的诗歌主要有《独漉篇》、《南奔抒怀》以及《上崔相百忧章》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葛景春.李白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对于这一段历史我在前面已经做了一些论述，这里要分析的主要是诗歌中所存在的一些悲愤情怀。我们先看《独漉篇》，《独漉篇》源自乐府旧题。晋古辞曰：“独漉独漉，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葛景春在《李白诗选》中注解到：“太白此诗实拟此而作。”[1]又有萧士赟曰：“《独漉篇》即《拂舞歌》，五风之中之《独禄篇》也。特太白集中禄字作漉字，其间命题造辞，亦模仿规拟。但古辞言为父报仇，太白言为国雪耻耳。”于二者言语中，都有说太白诗拟此而作，大概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只是其中李白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是值得探讨的，萧士赟说是为国雪耻，我以为不然。我们先来看看诗歌的前四句：“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度。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途。”我以为这四句诗的诗眼在于一个“失”字。魏灏在《李翰林集序》中记载道：“解携明年，四海大盗，宗室有潭者，白陷焉。”那么李白诗中的“失归途”应该就是说的这件事。只是李白为什么会“失归途”呢？客观方面的原因前面已经做了交代，这里主要是站在诗歌的角度予以分析。诗中李白说是因为“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也就是说，李白之所以迷失了道路，并不是自己的原因，而是世事太过于混乱，以致于看不清现实。这样写说明在李白看来，永王的事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就算有错，也当是无心之失。但是事实是，李白因永王事而险遭杀害，所以李白此时的冤屈我以为是可悲的，起码站在李白的角度，蒙受的是不白之冤。对于蒙受不白之冤的李白除了对自己的遭遇感到可悲之外，自然也有愤慨不平的心情，只是有时候在面对强大的封建统治者的时，有些感情是不易于直接表现出来的，所以葛景春说：“此诗寄兴遥深，扑朔
迷离，盖李白有难言之隐，故以恍惚之言出之。”[1]
综上所述，李白诗歌中的悲愤之情当是源于他对自己不公平遭遇的感慨，当然这只是其悲愤情怀的一个方面。另外对于昏暗的现实，人民生活的艰苦，李白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悲愤之情。
2、对昏暗现实的悲愤之情
天宝之后，社会已不再像开元年间那般稳定，社会的状况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一个是弄臣专权，一个是奸臣当道。对于太白而言，弄臣的当权自然是一件可悲可愤的事，首先李白是以爱国诗人的形象出现的，在他的诗篇中，无时无刻不在表现着对国家的担忧，其次太白的赐金放还也与那些奸臣贼子有莫大关系，只是玄宗已不问朝政，奸相李林甫一再专权，不取士，不荐才。社会其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李白在抱怨自己的遭遇时，就穿插了对昏暗现实的不满，只是我以为在这些诗歌中，对昏暗现实的不满之情还是居于次要地位的。也就是说不足以作为典型拿来分析。另外，我以为在李白474首悲怆诗中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主体表现的是对昏暗现实的不满，如《古风·大车扬飞尘》、《古风·燕昭延郭隗》、《古风·蟾蜍薄太清》以及《梁甫吟》等。
为什么说这些诗歌表现的是对昏暗现实的不满呢？先看《古风·大车扬飞尘》，《古风·大车扬飞尘》中描述的是宦官的嚣张气焰和斗鸡小儿的飞扬跋扈。宦官与斗鸡小儿其实都是宫中的弄臣，也就是说，像他们这般的小人本不应该会有如此的嚣张气焰。但是事实是“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不得不说，这个社会已经不成为社会，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葛景春.李白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别是与李白当时的境况做一个对比，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贤人在野，小人在朝，这当然是可悲的。那么面对此般的黑白颠倒，作为一个爱国诗人，试问又如何不会有悲愤之情呢？葛景春注曰：“此诗为讥讽和抨击朝中宦官的嚣张气焰和斗鸡小儿飞扬跋扈的作风而作。”[1]后来李白离朝之后，又有《古风·燕昭延郭隗》、《古风·蟾蜍薄太清》以及《梁甫吟》等表达自己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其中如《古风·蟾蜍薄太清》、《远别离》、《梁甫吟》等是喻朝政为权奸所蒙蔽而国事日非。对于李白而言，奸臣的当道而国力的日衰，是一件相当愤懑的事，所以他说：“金魄遂沦没„„大明夷朝晖”（《蟾蜍薄太清》），其中夷指的是有所损伤，也就是说，太阳的朝晖将有所损伤。这其中无不显示出李白对现实的担忧，但是无可奈何的他只能发发牢骚，而对其表示出极大的悲愤之情，所以李白说：“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梁甫吟》）又说：“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阊阖指的是通往天庭的门，很明显这里说的是通往朝廷的路，而阍者自然指的就是朝中当权的大臣。以额扣关表现出了诗人的真诚与无奈。后面又说“杞国无事忧天倾”，只是当时的朝廷真的就无事了吗？非也，李白的这句自侃其实是饱含无奈与悲愤的。所谓报国无门的感慨在李白这里是最能体现的。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李白在这里所谴责的是看守宫门的阍者，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所谓黑暗大概也就是如此了。
3、对人民生活的悲愤之情
人说李白是仙人，又有人批评李白的诗歌十有八九言妇人与酒，其实客观上来讲，李白对于人民生活的疾苦也是相当关切的，在李白的诗歌中有一类是近杜诗，即近杜甫的诗，如《丁都护歌》，虽然李白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作不如杜甫多，此诗写纤夫之苦，却是很突出的篇章。全诗层层深入，处处以形象画面代替叙写。篇首“云阳”二字预作伏笔，结尾以“磐石芒砀”点明劳役性质，把诗情推向极致，有点睛的奇效。通篇无刻琢痕迹，由于所取形象集中典型，写来自觉“落笔沉痛，含意深远”，实为“李诗之近杜者”（《唐宋诗醇》）。 其实李白表现人民生活疾苦的诗也是不少的。这里就对其做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
我以为李白对于下层百姓的关注是从安史之乱爆发前后开始的，这个原因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李白在这个时候才有时间关注下层百姓，以前的李白一直忙于自己的前程，以致于一腔傲气，少了对百姓的关心，但是也并不是说这个时候的李白就完全无视百姓的存在，譬如他的《白头吟》也可以算作一首关心百姓的诗，当然这个时候的李白对社会还缺少一个深刻的认识，所以对于百姓的疾苦没有一个较为透彻的认识。二是朝廷日益昏暗，统治者穷兵黩武，百姓徭役日益沉重。三是安禄山趁机用武扰乱边疆，百姓生活苦不聊生。眼前种种，确实是血与泪的事实。在李白的诗歌中除了上述的《丁都户歌》外，写百姓生活的其实还有许多诗歌，当然不能说写的是百姓生活就能表现对百姓生活的同情，以及能够表现出一种悲愤之情。悲愤之情的产生是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李白关于自己人生的悲愤，是因为自己遭遇与理想的冲突，那么要说李白对百姓生活也感到悲愤，我以为有两种解释，一是李白认为百姓生活不是他理想中的那般，也就是说，“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是他要达到的目标，因为统治者的昏庸，才有了如今的悲痛，这是其一；其二是李白站在百姓角度而言的，如果要写出第三者的悲愤，就必须站在第
三者的角度来思考，所谓感同身受，我以为也只有真正感同身受的作品才能完全的表现百姓的悲愤。换句话说，李白在表现百姓生活的悲愤之情的时候插入了自己的情感，不免就夹杂了对现实的批判，表现了自己的失意惆怅。这类诗歌主要有《北风行》与《丁都户歌》等。
《丁都户歌》前面已经做了介绍，对于《北风行》，其内容大概描述的是一个征妇人在大雪纷飞的时候，守候自己丈夫的归来。但是丈夫能回来吗？当然是不能的，所以说“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文金鞞钗。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此时的悲是多于愤的，只是究其根源，征夫之战乃是源于战争，战争因何而起呢？据葛景春在《李白诗选》里介绍说是安禄山所为，又有统治者的穷兵黩武。作为弱势群体的普通百姓大概只有悲叹几声，愤骂几句，“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单看其中这个“恨难裁”我想就最能表现这位征妇人的悲愤情感了。黄河捧土用的是朱浮的典，《后汉书。朱浮传》：“此犹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是说黄河边孟津渡口不可塞，那么，“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滔滔黄河当更不可塞。这里却说即使黄河捧土可塞，思妇之恨也难裁，这就极其鲜明地反衬出思妇愁恨的深广和她悲愤得不能自已的强烈感情。 总结起来太白诗歌中关于悲愤情怀的作品还是要占主要的，因为李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李白的悲愤源自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又因为现实与李白的设想相差的太远，于是又多了许多悲愤之情，如对黑暗现实的悲愤，对人民生活的悲愤，当然李白的自信教会了李白要以豁达面对悲痛，所以李白的诗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其英雄。我们说李白是诗仙，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人看出了李白心中的苦闷与悲愤，这个人就是杜甫，杜甫在《不见》中有云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如果我们在李白对于酒的态度上留上一个心眼的话，我们会发现，李白入京前后喝酒的目的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在入京前，关于醉酒的诗歌，具有代表性的有《襄阳歌》与《南陵别儿童入京》，关于《襄阳歌》这首诗，一方面让我们从李白的醉酒，从李白飞扬的神采和无拘无束的风度中，领受到一种精神舒展与解放的乐趣；另一方面，它通过围绕李白所展开的那种活跃的生活场面，能启发人想象生活还可能以另一种带喜剧的色彩出现，从而能加深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全篇语言奔放，充分表现出富有个性的诗风。但是入京，李白就将酒变作了消愁的工具，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尼采说过：“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郑泽红在《浅论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葛景春.李白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白诗歌的悲剧意识》中说到：“李白的醉酒，是在出与处的苦闷中‘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李白诗歌的魅力正是出于这种状态之中 。”[1]（《文学教育》2006年第11期）。所以这时候的李白更多的是一种痛苦，是心中压抑的悲愤得不到宣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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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泽红.浅论李白诗歌的悲剧意识[J].文学教育.2006,(11)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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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性尧注.唐诗三百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安琪.李诗咀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
[4] 林庚.唐诗综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 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4
[6] 闻一多. 唐诗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6
[7] 周振甫.诗词例话[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8] 金涛声 朱文彩.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 裴斐 刘善良.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 中国李白研究会.中国李白研究[M].安徽：黄山书社.2007
[11] 葛景春.李白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 李长之.李白传[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
[13] 郑泽红.浅论李白诗歌的悲剧意识[J].文学教育.2006,(11)
[14] 林继忠.李白诗歌的悲剧精神[J].文学遗产.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