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水浒传》的忠义观
摘要:《水浒传》诞生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深刻的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歌颂了反抗压迫、反抗不平的英雄人物，全书都蕴含着浓郁的历史悲剧色彩。这部小说宣扬的最闪光的思想是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中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本文将对全书代表人物在整体性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核心人物宋江的思想，从而由整体到部分的展现全书的忠义观。
关键词:《水浒传》 忠义思想 核心人物宋江
引言:
《水浒传》传世至今，人们对其所宣扬的思想可谓是众说纷纭，一为忠义说；二为诲盗说；三为投降主义说„„。而在诸多的认识中，占主流的是“忠义说”。我们知道，在《水浒传》中，作者塑造了108位梁山好汉，他们受恩必报，有仇必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扶困救危，使性逞气，好勇斗强，追求类似手足兄弟之间的平等和公正，体现了一种大无畏的“侠义”精神。而这种“侠义”精神通过不同人物的塑造，又分别体现出不同的层次和境界。笔者将在本文中对全书代表人物及核心人物宋江的忠义之事和忠义理念做出阐述和分析，揭示其对我们的启示。
正文：
一、忠义之事与忠义之理念
（一）兄弟情深恩怨分明
在《水浒传》中有一位最具传奇色彩和魅力的人物，其侠义精神大有惊天地、泣鬼神之势，他就是武松。武松来自市民社会，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城市低层市民圈子里，但是城市平民家庭环境赋予了武松超越平常人、甚至众多英雄的长处，那就是对亲情的关爱和呵护，彰显出其人性忠义的本质。
武松在柴进家中，心中思念的是哥哥，因为寻求武大，才偶然打死一只猛虎，之后成了天下闻名的英雄、阳谷县的都头。当武松在街上遇见人见人欺、“三寸丁谷树皮”的哥哥，转身便拜，绝无“一阔脸就变”的恶习；潘金莲几次引诱武松
不成，不是因为手段不够高明，而是武松对哥哥爱得太真太切；最后，武松甘冒判刑斩首的风险，剐了潘金莲、斗杀西门庆，完全出于手足情深、血脉相连之情。武松胸中所荡漾的人间至爱、温暖的骨肉之情，使这位冷面杀手的形象高大了许多，使广大市民阶层有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武松的另一性格特点是“有恩必报，有仇必复”。其兄长抚育之恩要报，县太爷的提拔之恩要报，施恩庇护之恩要报，凡是恩加于己者，一律不忘，甚至不分好坏，上当受骗；潘金莲、西门庆害兄之仇必复，张都监、蒋门神谋害之仇必复，凡是仇人，一个不漏，斩尽杀绝，以至“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无辜者也成了刀下之鬼。
武松的“侠义”精神是以市民社会的道德伦理观为支撑的。虽然他也有行动过头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刀锋所向，并无大错，都是为了明确的恩仇目的，他的忠和义带有更多的亲情性、友谊性、报恩性、正义性。武松身上散发着强烈的市民阶级的气息，表现了市民阶层的愿望和追求，是市民阶层的理想英雄。
（二）扶困救危伸张正义
武松是一位正义的复仇之神，但他的“恩、仇”总是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同样，梁山泊大多数好汉都是因自身利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而步入江湖路的。但是，有一个人，也只有这一个人是因为助人为乐、仗义救人而被逼入江湖的好汉，他就是鲁智深。鲁智深官居提辖，戎御边关，地位特殊，以他的能力和地位，本可以过着富足无忧的生活，但他善良、伟大的心灵，刚正不阿的个性却为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鲁智深与金氏父女本来毫不相关，甚至还嫌金翠莲哭得烦人，但一听说遭人欺负，便立即施以援助，不仅送了十五两银子，还三拳打死镇关西，因此而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地位，以及所有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全部丢弃干净，赤条条一人走入凶险的荆棘之路。至此，我们不妨试问一下，在此情况下，我们又会如何？实事求是的来说，救人于危急之中，并非每个人都是出自高尚的动机，有的是“施小惠而获大利”，或“放长线钓大鱼”，如梁中书不顾众怒，破格提拔身为囚犯的扬志，目的是让他去办别人办不到的事；有的甚至是纯粹为了表现一下个人的英雄气概，如石秀救扬雄。而鲁智深救人的动机绝对高尚，毫无污染，他的心就像九寨沟的水一样，晶莹剔透，一眼就可以望到底。
此外，鲁智深救人的态度是坚决的、倾心尽力的，即所谓的“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鲁智深身原本是有身份的体面军官，有着火急火燎的急性子，可是为了让金氏父女有逃走的时间，他居然耐住性子，守在小店里，不让店小二去
报信；为救刘太公的女儿，他可以拿自己的性命与桃花山几千人马抗衡；为救林冲，他从东京跟踪而来，大闹了野猪林不说，还一路护送林冲到达沧州地界，才放心而去。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鲁智深不仅救“急”，而且救“彻”，这是“施小惠而获大利”者所不屑的，也是逞一时英雄气概者所不为的，只有诚心实意助人者，才会有这份体贴、耐心和温情。
当鲁智深一路“大踏步”得走来，成全的是别人，牺牲的是自己，从“人上人”变成“人下人”，跌入了社会最低层。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他从无怨言，从不后悔，没有一丝一毫个人恩仇的影子，实可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鲁智深的义是大义，是崇高的义，是发自人性深处，未被尘世玷污的纯粹的义，其行为可真正配得上“替天行道”四个字。
（三）杀人越货江湖义气
《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中并非每个人都是伸张正义、除暴安良的好汉，这里还聚集着许多恶霸、强盗、杀人越货者。如揭阳镇的穆弘、穆春弟兄，凭借家族财大气粗的势力，血腥、残酷地统治着揭阳镇。其兄弟一声令下，店铺关门歇业，偌大的市镇居然无人敢吭一声；私设公堂于都头家中，吊打薛永；又驱使家丁，追杀宋江，为所欲为，官匪一家，与孟州快活林的蒋门神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如浔阳江的张横、张顺弟兄，先做“本分”的事，那便是在扬子江畔僻静处渡客，到了江中心，操起板刀敲诈勒索乘客，由于敛财不够快，于是张横干脆就在江上杀人越货，张顺则到江州城外做起渔霸。
在梁山的这一伙人中，还有做人肉包子的张青、孙二娘，他们“经营业务”的范围绝对不属于英雄事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群十足的恶人为什么又能与宋江、武松、鲁智深等正义人士和平共处，称兄道弟呢？说到底，就是江湖帮派原则和江湖义气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江湖帮派原则可以简单地概述为几句话，即：只要是入了这个圈子的人，不管是好汉还是混蛋，统统是好汉，只要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不管是好汉还是混蛋，统统是混蛋。江湖帮派原则本质上来讲就是利益原则，凡是圈子里的人和事一概保护，圈子外的人和事一概排斥；判断问题的标准不是以社会公正为前提，而是以圈子利益为准绳。江湖帮派的形成和维持靠的是江湖义气，圈子里的人大家皆以兄弟相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人有难众人帮。
在一百零八位好汉大聚义时，书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八方共域，异性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
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怨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①”中国社会特别讲究人际关系，“义气”原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相互间的压力，有时还可抗拒外来势力的欺辱。但是，“义气”毕竟是以特殊集团利益为前提的，并非是真正的社会公正原则，它与社会进步与文明有着一种离心作用，而且人类越发展，其离心的力量和速度就越加剧。
（四）替天行道扶国安民
当英雄们聚集到梁山泊形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当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与黑暗腐败的官府去对抗的时候，那一个个英雄具体的“义”字，都被改造、包容成社会正义，这使英雄们变成了春秋大义的承载者、实现者和开拓者。
这时，他们的“义”升华为执行“替天行道”的政治路线，体现为“损有余而补不足”，体现为保国靖边、扶国安民，体现为通过对贪官集团的打击而力求改变“大贤在下，不肖处上”的畸形局面，体现为实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清明、政通人和的政治理想。这是水浒“义”字的最高层面。这个层面，是在前面众多个体“侠义”层面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又对前面众多个体“侠义”具有指导和优化的作用。没有这个层面，《水浒传》的思想性和认识价值就不会有这么大。“义”字在梁山事业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一座引领英雄们的的精神灯塔，主要表现在它可以团结人、凝聚人、指引人。
宋江、晁盖、柴进、卢俊义等梁山英雄们，为人仗义，扶危济困，得到广大人民的好评和拥戴，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形象，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受人助，感人恩，见人义仗，赞人伟岸，这是人间通则。在最讲义气的江湖，这种号召力就具有加倍的效果。这也是宋江能在众多武艺高强、桀骜不驯的梁山好汉中成为统帅和精神领袖的原因。
“义”不仅在那些被逼上梁山的社会底层人物身上得以体现，就是在招降纳叛的过程中，也是这样。一个个舍命也不肯投降的朝廷命官，也是因为看到宋江的忠义才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比如呼延灼就对宋江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正是这样的义气，使得众头领死心踏地跟着宋江干，“水里水里去，浪里浪里去”。征辽归来，却受朝廷压制，不准英雄随便进出京城，众将皆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但他们还是全部听从了宋江的指挥，这就说明，“义”字使他们化为一体，不可分割，谁也分化不了他们。 ① 施耐庵《水浒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第三部 第5页 出自七十一回《及时雨论功让马青眼虎奉命筑亭》
“义”在梁山事业中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统一了英雄们的思想，纯化了英雄们的道德，感化了英雄们的情感，升华了英雄们的境界。有这个“义”字在，英雄个体就有了指路的明灯，就有了精神的富有感和依托感。“义”字树立了梁山队伍外部的形象，对同情起义、支持起义的人们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不断壮大起义队伍，形成反抗黑暗邪恶势力的统一战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核心人物宋江的忠义思想特征
《水浒传》是一部杰出的古典小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曾说：“《水浒传》这部著作是伟大的，并且满含着全人类的意义，尽管它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
②纪。”《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传奇，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非凡超常的英雄形象。金圣叹曾说“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在一百零八人中，宋江是核心的人物，也是最具争议的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的首领，他亲手创建、发展了起义队伍，并在铲除社会恶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壮大；说他特殊，是因为他虽然投身于起义队伍，但始终不忘对朝廷、帝王的耿耿忠心，终因奸臣所害，魂聚蓼儿洼。
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对宋江持强烈的贬斥态度，给宋江“定考下下”。然而宋江也确有惊人之处，众英雄听命于其麾下为其效死力，他带领梁山英雄两赢童贯、三败高球，把梁山事业建设得蒸蒸日上。
读《水浒传》， 我们知道每位梁山英雄都有一个绰号，像智多星吴用、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独宋江有四个绰号：黑宋江、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黑宋江”因他长得面黑，身体较矮。“孝义黑三郎”是就家庭伦理观而言的，《水浒传》第十八回宋江出场时，文本称赞他“于家大孝”；“及时雨”是从人际交往的角度对待朋友的态度而言的，宋江仗义疏财，济人危困，“呼保义”，则是从宋江对待国家的态度、对待朝廷的态度、对待皇帝的态度而言的。他忠君报国，是忠义的楷模，叱咤风云的英雄。这三个绰号分别从家庭伦理、人际交往、社会道德的角度概括了宋江的性格，宋江所表现出的德行道义，正是我们所褒扬的忠义美德，大体分析可以得出宋江的忠义思想具有以下特征。
（一）宋江在人际交往中是忠义的化身。
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核心人物，就是忠义的化身，我们将从他上梁山前、上梁山后、受招安后三个阶段讨论其性格发展。上梁山之前，宋江是“义”字当②袁沛霈.《中国文学史》，341页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义”在梁山事业中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统一了英雄们的思想，纯化了英雄们的道德，感化了英雄们的情感，升华了英雄们的境界。有这个“义”字在，英雄个体就有了指路的明灯，就有了精神的富有感和依托感。“义”字树立了梁山队伍外部的形象，对同情起义、支持起义的人们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不断壮大起义队伍，形成反抗黑暗邪恶势力的统一战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核心人物宋江的忠义思想特征
《水浒传》是一部杰出的古典小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曾说：“《水浒传》这部著作是伟大的，并且满含着全人类的意义，尽管它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
②纪。”《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传奇，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非凡超常的英雄形象。金圣叹曾说“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在一百零八人中，宋江是核心的人物，也是最具争议的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的首领，他亲手创建、发展了起义队伍，并在铲除社会恶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壮大；说他特殊，是因为他虽然投身于起义队伍，但始终不忘对朝廷、帝王的耿耿忠心，终因奸臣所害，魂聚蓼儿洼。
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对宋江持强烈的贬斥态度，给宋江“定考下下”。然而宋江也确有惊人之处，众英雄听命于其麾下为其效死力，他带领梁山英雄两赢童贯、三败高球，把梁山事业建设得蒸蒸日上。
读《水浒传》， 我们知道每位梁山英雄都有一个绰号，像智多星吴用、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独宋江有四个绰号：黑宋江、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黑宋江”因他长得面黑，身体较矮。“孝义黑三郎”是就家庭伦理观而言的，《水浒传》第十八回宋江出场时，文本称赞他“于家大孝”；“及时雨”是从人际交往的角度对待朋友的态度而言的，宋江仗义疏财，济人危困，“呼保义”，则是从宋江对待国家的态度、对待朝廷的态度、对待皇帝的态度而言的。他忠君报国，是忠义的楷模，叱咤风云的英雄。这三个绰号分别从家庭伦理、人际交往、社会道德的角度概括了宋江的性格，宋江所表现出的德行道义，正是我们所褒扬的忠义美德，大体分析可以得出宋江的忠义思想具有以下特征。
（一）宋江在人际交往中是忠义的化身。
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核心人物，就是忠义的化身，我们将从他上梁山前、上梁山后、受招安后三个阶段讨论其性格发展。上梁山之前，宋江是“义”字当②袁沛霈.《中国文学史》，341页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头的英雄。《水浒传》第十八回他明知晁盖截取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但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冒险私放晁盖。作为官吏，法在他观念里边是根深蒂固的，但当法跟义发生了矛盾以后，他为了救自己的朋友、兄弟，宋江知法犯法铤而走险，而置国家的法度于不顾，置个人性命安危于不顾，此时义压倒了法。
上梁山之后，宋江凭借个人卓越的组织与军事才能，以其忠义双全的人格魅力成为梁山的领袖。他关怀兄弟，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对江湖的好汉有巨大的号召力。《水浒传》一共写了三次聚义，第一次是第十五回描写为了窃取生辰纲晁家庄聚义。第二次聚义就是三十四回描写清风寨聚义，宋江把花荣和秦明给动员上了梁山，这是第二次聚义。第三次就是四十回，白龙庙小聚义，他就把十几个好汉都鼓动上了梁山，包括张顺、张横、李俊、李立，还有就是戴宗和李逵，都是梁山重要的首领。
在《水浒传》中有几次比较大的战役，大多数都是他为了救自己的兄弟而打的仗。这一阶段宋江的忠君意识表现得也非常强烈。他把梁山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说：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是《水浒传》的第一大关键，读者不可草草看过。宋江极力宣扬“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了不少战役如三打祝家庄、夜攻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击地方恶势力与朝廷奸党，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军事谋略和外交策略。这个阶段是宋江性格转变的关键时期，梁山事业的辉煌使得朝廷恐慌，这也正是宋江接受招安、得到朝廷认可的资本，在“全忠仗义”、“替天行道”双重旗子招引之下，义逐渐向忠倾斜。
接受招安后，宋江改“替天行道”的大旗为“顺天护国”，成为朝廷的忠臣，他平辽、平田虎、平王庆、征方腊，脚踏实地地实践“一心报答赵官家”的愿望和理想。征方腊是《水浒传》写得最惨烈的一次战争，征剿结束时，一百零八位英雄，死的死，亡的亡，伤的伤，残的残，出家的出家，所剩无几，而宋江对待俘虏的方腊将领更是残暴不堪，或推出斩首，或挖心取肝，此时，他完全变成荼毒生灵、助纣为虐的刽子手。甚至宋江被御赐药酒害死，弥留之际毒死李逵，充当朝廷鹰犬。宋江临死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就这样云消雾散了。
宋江的悲剧不但是宋江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梁山众英雄的悲剧，梁山事业始于“义”， 而终于“忠”。可以说“义”使众英雄走到一起，除暴安良，行侠仗③③施耐庵《水浒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第三部 第314页 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义，建设了梁山事业的辉煌，而“忠”则如同一条铰链把梁山众英雄一个个送上了断头台。
（二）宋江是“忠义”思想扭曲的矛盾体。
笔者认为，宋江是《水浒传》所塑造的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一方面是忠君报国、行侠仗义的英雄，是伦理道德的楷模，另一方面他也是助纣为虐，充当屠杀梁山英雄的刽子手，他是“忠义”思想扭曲的矛盾体。评价宋江这一形象，应注意他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这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的形成，对他的思想性格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宋江出身寒微，只是运城县衙的小押司，身处其中，他深谙官场的腐败黑暗。正因是下层小吏，他对百姓的疾苦有深刻体验，他仗义疏财、富有正义感，私放晁盖即本于兄弟之情，更是对晁盖的义举的赞赏与钦佩。他脚踩两只船，在江湖与朝廷之间摇摆不定，江湖侠士劫富济贫，铲奸扶弱的义行，让他赞赏不已；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的成就心使他留恋于官场。官小位卑，无人赏识，难以施展才华，又让他彷徨困惑。
其次，宋江是刀笔纯熟、精通权谋的小吏，他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善弄权术。第三十四回他用离间计逼迫秦明上梁山。为了拉拢秦明入伙，不惜牺牲他人生命，这是一种权术。在一定程度上说，权谋是像宋江这样的出身寒微的下层官吏赖以生存的手段。
同时，宋江曾说自幼攻读经史，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忠恕、信义、孝悌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忠”与“义”是我国古代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精神的约束力。“忠”是指臣子对君王绝对的遵从、恭敬和臣服，游国恩先生认为“义”是“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一种没有任何政治原则的私人之间的情谊”。笔者认为指的是一种对等关系，朋友、兄弟或同志之间以诚信，友谊为本的救助关系。
在《水浒传》全书中，忠义并举，在第五十五回中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但“义”往往被置于“忠孝”之下，梁山的“忠义堂”是忠在义之上，在“义”与“孝”发生冲突时，是重“孝”而轻“义”，大闹清风寨后宋江的表现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作品中“忠”字虽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尽贪官”的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但更多是维护统治者的绝对利益。在“为国效力，为君尽忠”的道德中，“义”开始倾斜、贬值，被扼杀戕害，宋江终于成为屠杀梁山英雄的刽子手。 ④施耐庵 《水浒传》，21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0年４月
④
（三）忠与功利的相互撞击、相互渗透。
在《水浒传》一书中，忠，主要体现为君国观较浓重的君国至上、法度至上的意识。小说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决定生死荣辱、进退浮沉的人生路口上，宋江的君国观念、法度观念并不是不可能动摇的。
首先，对宋江而言，生存的欲望，动摇着内心里忠的信念。“放晁”之后，宋江因“杀惜”而被发配江州，途中，晁盖曾把他恭请到梁山诚意劝他入伙。而宋江却断然拒绝上山“落草”，决绝地说：“虽死不做不忠不孝之人。”不久，宋江就在浔阳江边改变了原来的念头：当时，他被穆弘兄弟赶得走投无路，面对一派大江、满目芦苇，不由得仰天叹道：“早知如此的苦，悔莫先知，只在梁山泊也罢。谁想直断送在这里，丧了残生！”可见，“虽死不做„„”的话，不过是宋江拒绝“落草”为“寇”的遁辞而已，其中，虽也包含着某种主观的真诚，“忠”，不就打折扣了吗？足以当作“忠之烈”的力证。浔阳江边的叹息悔恨，不是已经告诉人们，一旦“死”的威胁实实在在地降临下来，宋江的选择就会出于策略的需要，半真半假，宋江的哲学显然是这样的：在落草与发配之间，他宁肯选择发配，因为，发配过后，毕竟还大有振翮高飞、建功立业始受到重用了；而在落草与死亡之间，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落草，因为落草之后，毕竟还可以留得青山在，待机而起，重新寻找回归朝廷、官爵升迁之路，尽管这将是迂回而艰险的。总之，对宋江来说，生的欲望远比忠的信念更加凿实、的机会，受招安后，还增添了对朝廷感恩戴德的情绪。“心愿平虏，保民安国”，这是他祈望招安时所写的《满江红》词中的句子。
其次对功名的渴望，激扬着他尽忠报国的热情执着而强烈。宋江“心愿平虏，保民安国”的抒怀，并不是虚挂羊头，这从他在征辽前朝见天子时所奏称的和整个征辽期间所表露出来的君国观念和民族气节中，可以得到证实。他的那些“尽忠报国，死而后已”的话，虽有浮华夸饰成分，但确也洋溢着尽忠报国的热情。
从一般意义上说，把宋江笼统地视为尽忠报国的志士仁人，也并不荒谬。然而，如果仅仅注意到宋江形象中尽忠报国的热情，就无异于取消了宋江形象的独特个性。这里只想着重的提一点，即：宋江的尽忠报国之志，总是与追名逐利之欲紧紧地扭结在一起，而且毫不隐讳，毫不掩饰。正是强烈的功名欲望，把宋江形象与传统的忠义之烈形象区别了下来，也使他与林冲、鲁智深武松等梁山好汉之间，拉开了距离，请看以下的描述：得知朝廷派人招安消息，宋江大喜：“我们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磨难，今日方成正果！””一事，并没有激发起鲁智深们的兴趣，他们把“朝廷”看得很透，“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即使跟着宋江归顺了朝廷，也不曾指望从朝廷那里捞好处。宋江崇尚功
利的急切心情，在他的心目中，“顺天”、“护国”与“功成名遂”都是他的终极目标，它们互为条件，展现出宋江在人性中的忠义是一个矛盾体。
（四）义与功利的相互依存、相互消损。
宋江的重义，不是以“舍生取义”为主要特征的，他的义除了乐善好施之外，主要是善于招览人才，爱惜人才，使之尽其才，毫无疑问这是宋江作为领袖人物的最大特长。他的仗义疏财，扶困济危，以及由此引出的“呼保义”、“及时雨的美称，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本质上来说，宋江的重义，不仅是利他的，也是利已的。宋江对江湖好汉和小生产者们所做的那些好事，为自己获得了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社会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江湖好汉们之所以异乎寻常地拥戴宋江，主要不是（或不仅是）因为他们自己从宋江那里得到了什么恩惠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早已受到宋江重义声名的感召，早已被“呼保义”、“及时雨”的传奇佳话所吸引、所折服了如“杀惜”后，唐牛儿为他解围，代他受苦：“题反诗”后，李逵拼死相救，晁盖等舍命运劫法场；甚至那些平生从未受过宋江恩惠的人们，如清风山的燕顺，揭阳岭的李俊、李立、二童、二穆，浔阳江的张横、张顺等，也都死命向前救援。为什么？。就因为宋江早已名声在外已然成了“义”的象征。在这一类情节中，宋江性格中的“义”与“利”，显然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
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成为宋江性格的核心，他身上具备了儒家高度评价的“忠、孝、信、义”的美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忠”和“义”。宋江的“义”是尽人皆知的，且具有很强的感召力。“一丈青”本不愿与王英结配，但感于“宋江义气深重”而“推却不得”；彭玘投降宋江时说：“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想果然如此义气。倘蒙存留微命，当以捐躯保奏”；宋江给李逵喝了毒酒，而李逵却折服于宋江的义气，垂泪道：“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宋江死后，吴用、花荣闻讯在宋江墓前双双自缢身亡，也是因为“念宋公明恩义难舍，交情难报。”
宋江不仅“义薄云天”，同时又有很强的传统“忠君”观念。他忠于天子，忠于朝廷，有雄心壮志，他的雄心就是为朝廷尽忠，加官进爵。他自始至终都没有造反的想法，在他看来造反是大逆不道，是“灭九族的勾当”。晁盖等人犯下了惊天大案——劫取生辰纲，宋江出于“义”私放了晁盖，事后，从内心又觉得对朝廷不忠，“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当“忠”与“义”发生冲突时，宋江为何会舍身取“义”呢？这需要从宋江忠义思想的本身来分析。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学儒，长而通史”，深
受儒家传统道义思想的影响；在郓城做押司期间，又了解百姓的疾苦，洞悉社会的黑暗，痛恨贪官污吏的横行，一心报国忠君而不得，恰逢这生辰纲原本就是梁中书搜刮百姓的不义之财，“劫富济贫”本是江湖道义；从社会层面来讲，贪官污吏横行，百姓民不聊生，铲除社会疾瘤，还百姓以清白，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道义，也是市民阶层的愿望和追求。“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的人生信条始终贯穿着宋江的一生，宋江的“忠”也并未因此而改变。
宋江对帝王的“忠”始终是根深蒂固的。在杀了阎婆惜，发配江州的途中，他多次拒绝晁盖的邀请，不肯入伙，宁愿去江州入狱，也不肯落草为寇。在宋江的心中“官”与“寇”的界限一直划得清清楚楚，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走向朝廷对立面的。他上梁山，不是“被迫”，而是出于“无奈”。他总是以受奸臣排挤的忠良自居，并一再强调“宋江等本无异心”，“权借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并时时告诫兄弟们“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真可谓身在水泊，心在朝廷。
宋江一心谋求招安，是否只顾自己的“忠”而不顾兄弟的“义”呢？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传承儒家传统思想的宋江，其最大的愿望就是为自己和众位兄弟寻求一个报效国家、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出路。在他看来，只有接受官府的招安，才是寻求“忠”与“义”统一的最佳途径，既效忠了天子，“尽忠竭力报国”，又可以使兄弟们“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受到招安后，他率众兄弟征辽、平方腊，为了效忠天子，冲锋陷阵，尽心竭力，即使是他的“忠”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同，也仍不改初衷，直到喝下毒酒，生命垂危，还不忘表白自己的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从宋江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施耐庵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深沉思考。在封建社会里，黑暗的现实有失天道，“忠”和“义”难以两全，甚至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造成宋江悲剧性结局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水浒传》中上述个体和群体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们表现出来的“义”有多种多样，但他们体现出来的“忠”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梁山好汉对宋江的“忠”，另一方面体现在宋江等人对朝廷、对皇帝的“忠”。他们的整体忠义观是“忠”在先，“义”在后，“忠”是凌驾于“义”之上的。
三、全书给人的启示
（一）大气候上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
小说《水浒传》讲述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结局以失败告终，在今天
来看，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宋江作为起义的领导者，对于起义的最终失败可谓难辞其咎。
那么宋江为什么要出卖“革命”呢？从出身上讲，宋江属于地主阶级，他的所作所为本质上是忠于自己所属阶级的。而参加起义的广大成员则属于农民阶级。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他根本就不可能与梁山上的广大群众一条心。他所想的是怎样才能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答案只有一个——接受朝廷“招安”。
这个集体中有一部分人“身在梁山、心向朝廷”，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再穿官衣、再吃皇粮，然而正是有这一大帮支持者的积极“拥护”，宋江的“归顺”计划才有可能成功。“招安”之时，投降派欢呼雀跃，好像在外流浪多年的游子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梁山起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及对自身出路的绝望，众好汉聚义梁山。然而他们的“革命目的”并不明确。他们的起义宗旨也只不过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等最初级的反抗思想。由于农民阶级小生产者的意识和自身文化水平的低下，使得他们不能够形成一种“合力”。他们既不知道“跟谁走”，也不知道“怎样走”，这就使得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地主阶级能够“趁虚而入”，占据起义军的领导地位，并将他们一步步地带向了“招安”的不归路。
梁山起义的失败，正是以上各种主客观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的。其中，起义领导者的投降主义思想是导致起义失败的主要因素。而起义阵营内部成员中大量拥护“招安”者的存在，以及广大成员的盲从及从众心理，使得“招安”从“理想”最终变成现实，从而造成了起义的彻底失败和他们个人命运的悲剧。
（二）哲学意义。
当宋江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作家在人性问题上，已经开始进行一番哲学的思考。这种思考，对他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方法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汉朝开始，哲学家们就已经触及为众兄弟带来好处。所谓“成人不自在，混”，韩愈的“性三品”，张载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朱熹的“天命之性”（天理）与“气质之性”（人欲）等等。然而，上述论断，除了唯心主义这个根本缺陷外，还存在以下偏见：（一）往往把“人欲”和“恶”混为一谈，相提并论；（二）特别强调修身养性的作用，力主“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以达“极好至善”之境。这些学说，长期以来一直在文人学士中间广为流传。朱熹说：“人
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他的这一见解，系统地融化到性倍增。可以说，宋明以来“千部一腔、千他对“四书”所作的注释当中，从而权威人一面”的作品之所以绵延不绝，与这种理论的传播影响是有直接关系的。
施耐庵的宋江形象则不同，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摆脱了权威性理论的束缚，把“天命之性”（天理）与“气质之性”（人欲）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宋江形象的出现，还标志着古代小生动摇。宋江形象的出现，还对传统的不美，恶则无一不恶”的审美习惯正在发说家的审美心理发生了变化，“美则无一“点睛”或“稳定静观”的评点方法提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认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宋江性格中所包含的一切方面、一切现象之间，也都存在着互为条件、互为因果、即“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就是宋江形象给予人们的启示。
⑥⑤
结束语：
当耳边回荡起“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豪迈歌声，小说《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个个铁骨铮铮、义薄云天的豪迈义气，让我们敬仰不已，在道德范畴上是一座璀璨的灯塔。我们说宋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是由他自身浓郁的“忠义”思想造成的，而浓郁的忠义思想不仅成就了梁山好汉的辉煌，也扼杀了宋江和梁山众英雄的生命，同时也葬送了梁山的事业，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因义而举，因忠而灭，今天早已“是非成败转头空”了。
参考文献 ⑤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153页， 人民出版社 ,1983.
⑥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229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6
【1】施耐庵.《水浒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4
【2】袁沛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1983.
【4】陈先达.
.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6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浅谈《水浒传》的忠义观
摘要:《水浒传》诞生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深刻的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歌颂了反抗压迫、反抗不平的英雄人物，全书都蕴含着浓郁的历史悲剧色彩。这部小说宣扬的最闪光的思想是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中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本文将对全书代表人物在整体性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核心人物宋江的思想，从而由整体到部分的展现全书的忠义观。
关键词:《水浒传》 忠义思想 核心人物宋江
引言:
《水浒传》传世至今，人们对其所宣扬的思想可谓是众说纷纭，一为忠义说；二为诲盗说；三为投降主义说„„。而在诸多的认识中，占主流的是“忠义说”。我们知道，在《水浒传》中，作者塑造了108位梁山好汉，他们受恩必报，有仇必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扶困救危，使性逞气，好勇斗强，追求类似手足兄弟之间的平等和公正，体现了一种大无畏的“侠义”精神。而这种“侠义”精神通过不同人物的塑造，又分别体现出不同的层次和境界。笔者将在本文中对全书代表人物及核心人物宋江的忠义之事和忠义理念做出阐述和分析，揭示其对我们的启示。
正文：
一、忠义之事与忠义之理念
（一）兄弟情深恩怨分明
在《水浒传》中有一位最具传奇色彩和魅力的人物，其侠义精神大有惊天地、泣鬼神之势，他就是武松。武松来自市民社会，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城市低层市民圈子里，但是城市平民家庭环境赋予了武松超越平常人、甚至众多英雄的长处，那就是对亲情的关爱和呵护，彰显出其人性忠义的本质。
武松在柴进家中，心中思念的是哥哥，因为寻求武大，才偶然打死一只猛虎，之后成了天下闻名的英雄、阳谷县的都头。当武松在街上遇见人见人欺、“三寸丁谷树皮”的哥哥，转身便拜，绝无“一阔脸就变”的恶习；潘金莲几次引诱武松
不成，不是因为手段不够高明，而是武松对哥哥爱得太真太切；最后，武松甘冒判刑斩首的风险，剐了潘金莲、斗杀西门庆，完全出于手足情深、血脉相连之情。武松胸中所荡漾的人间至爱、温暖的骨肉之情，使这位冷面杀手的形象高大了许多，使广大市民阶层有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
武松的另一性格特点是“有恩必报，有仇必复”。其兄长抚育之恩要报，县太爷的提拔之恩要报，施恩庇护之恩要报，凡是恩加于己者，一律不忘，甚至不分好坏，上当受骗；潘金莲、西门庆害兄之仇必复，张都监、蒋门神谋害之仇必复，凡是仇人，一个不漏，斩尽杀绝，以至“城门失火，殃及鱼池”，无辜者也成了刀下之鬼。
武松的“侠义”精神是以市民社会的道德伦理观为支撑的。虽然他也有行动过头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刀锋所向，并无大错，都是为了明确的恩仇目的，他的忠和义带有更多的亲情性、友谊性、报恩性、正义性。武松身上散发着强烈的市民阶级的气息，表现了市民阶层的愿望和追求，是市民阶层的理想英雄。
（二）扶困救危伸张正义
武松是一位正义的复仇之神，但他的“恩、仇”总是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同样，梁山泊大多数好汉都是因自身利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而步入江湖路的。但是，有一个人，也只有这一个人是因为助人为乐、仗义救人而被逼入江湖的好汉，他就是鲁智深。鲁智深官居提辖，戎御边关，地位特殊，以他的能力和地位，本可以过着富足无忧的生活，但他善良、伟大的心灵，刚正不阿的个性却为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鲁智深与金氏父女本来毫不相关，甚至还嫌金翠莲哭得烦人，但一听说遭人欺负，便立即施以援助，不仅送了十五两银子，还三拳打死镇关西，因此而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地位，以及所有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全部丢弃干净，赤条条一人走入凶险的荆棘之路。至此，我们不妨试问一下，在此情况下，我们又会如何？实事求是的来说，救人于危急之中，并非每个人都是出自高尚的动机，有的是“施小惠而获大利”，或“放长线钓大鱼”，如梁中书不顾众怒，破格提拔身为囚犯的扬志，目的是让他去办别人办不到的事；有的甚至是纯粹为了表现一下个人的英雄气概，如石秀救扬雄。而鲁智深救人的动机绝对高尚，毫无污染，他的心就像九寨沟的水一样，晶莹剔透，一眼就可以望到底。
此外，鲁智深救人的态度是坚决的、倾心尽力的，即所谓的“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鲁智深身原本是有身份的体面军官，有着火急火燎的急性子，可是为了让金氏父女有逃走的时间，他居然耐住性子，守在小店里，不让店小二去
报信；为救刘太公的女儿，他可以拿自己的性命与桃花山几千人马抗衡；为救林冲，他从东京跟踪而来，大闹了野猪林不说，还一路护送林冲到达沧州地界，才放心而去。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鲁智深不仅救“急”，而且救“彻”，这是“施小惠而获大利”者所不屑的，也是逞一时英雄气概者所不为的，只有诚心实意助人者，才会有这份体贴、耐心和温情。
当鲁智深一路“大踏步”得走来，成全的是别人，牺牲的是自己，从“人上人”变成“人下人”，跌入了社会最低层。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他从无怨言，从不后悔，没有一丝一毫个人恩仇的影子，实可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鲁智深的义是大义，是崇高的义，是发自人性深处，未被尘世玷污的纯粹的义，其行为可真正配得上“替天行道”四个字。
（三）杀人越货江湖义气
《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中并非每个人都是伸张正义、除暴安良的好汉，这里还聚集着许多恶霸、强盗、杀人越货者。如揭阳镇的穆弘、穆春弟兄，凭借家族财大气粗的势力，血腥、残酷地统治着揭阳镇。其兄弟一声令下，店铺关门歇业，偌大的市镇居然无人敢吭一声；私设公堂于都头家中，吊打薛永；又驱使家丁，追杀宋江，为所欲为，官匪一家，与孟州快活林的蒋门神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如浔阳江的张横、张顺弟兄，先做“本分”的事，那便是在扬子江畔僻静处渡客，到了江中心，操起板刀敲诈勒索乘客，由于敛财不够快，于是张横干脆就在江上杀人越货，张顺则到江州城外做起渔霸。
在梁山的这一伙人中，还有做人肉包子的张青、孙二娘，他们“经营业务”的范围绝对不属于英雄事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群十足的恶人为什么又能与宋江、武松、鲁智深等正义人士和平共处，称兄道弟呢？说到底，就是江湖帮派原则和江湖义气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江湖帮派原则可以简单地概述为几句话，即：只要是入了这个圈子的人，不管是好汉还是混蛋，统统是好汉，只要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不管是好汉还是混蛋，统统是混蛋。江湖帮派原则本质上来讲就是利益原则，凡是圈子里的人和事一概保护，圈子外的人和事一概排斥；判断问题的标准不是以社会公正为前提，而是以圈子利益为准绳。江湖帮派的形成和维持靠的是江湖义气，圈子里的人大家皆以兄弟相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人有难众人帮。
在一百零八位好汉大聚义时，书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八方共域，异性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
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怨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①”中国社会特别讲究人际关系，“义气”原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相互间的压力，有时还可抗拒外来势力的欺辱。但是，“义气”毕竟是以特殊集团利益为前提的，并非是真正的社会公正原则，它与社会进步与文明有着一种离心作用，而且人类越发展，其离心的力量和速度就越加剧。
（四）替天行道扶国安民
当英雄们聚集到梁山泊形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当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与黑暗腐败的官府去对抗的时候，那一个个英雄具体的“义”字，都被改造、包容成社会正义，这使英雄们变成了春秋大义的承载者、实现者和开拓者。
这时，他们的“义”升华为执行“替天行道”的政治路线，体现为“损有余而补不足”，体现为保国靖边、扶国安民，体现为通过对贪官集团的打击而力求改变“大贤在下，不肖处上”的畸形局面，体现为实现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清明、政通人和的政治理想。这是水浒“义”字的最高层面。这个层面，是在前面众多个体“侠义”层面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又对前面众多个体“侠义”具有指导和优化的作用。没有这个层面，《水浒传》的思想性和认识价值就不会有这么大。“义”字在梁山事业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一座引领英雄们的的精神灯塔，主要表现在它可以团结人、凝聚人、指引人。
宋江、晁盖、柴进、卢俊义等梁山英雄们，为人仗义，扶危济困，得到广大人民的好评和拥戴，由此获得了良好的形象，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受人助，感人恩，见人义仗，赞人伟岸，这是人间通则。在最讲义气的江湖，这种号召力就具有加倍的效果。这也是宋江能在众多武艺高强、桀骜不驯的梁山好汉中成为统帅和精神领袖的原因。
“义”不仅在那些被逼上梁山的社会底层人物身上得以体现，就是在招降纳叛的过程中，也是这样。一个个舍命也不肯投降的朝廷命官，也是因为看到宋江的忠义才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比如呼延灼就对宋江说：“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正是这样的义气，使得众头领死心踏地跟着宋江干，“水里水里去，浪里浪里去”。征辽归来，却受朝廷压制，不准英雄随便进出京城，众将皆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但他们还是全部听从了宋江的指挥，这就说明，“义”字使他们化为一体，不可分割，谁也分化不了他们。 ① 施耐庵《水浒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第三部 第5页 出自七十一回《及时雨论功让马青眼虎奉命筑亭》
“义”在梁山事业中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统一了英雄们的思想，纯化了英雄们的道德，感化了英雄们的情感，升华了英雄们的境界。有这个“义”字在，英雄个体就有了指路的明灯，就有了精神的富有感和依托感。“义”字树立了梁山队伍外部的形象，对同情起义、支持起义的人们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不断壮大起义队伍，形成反抗黑暗邪恶势力的统一战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核心人物宋江的忠义思想特征
《水浒传》是一部杰出的古典小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曾说：“《水浒传》这部著作是伟大的，并且满含着全人类的意义，尽管它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
②纪。”《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传奇，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非凡超常的英雄形象。金圣叹曾说“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在一百零八人中，宋江是核心的人物，也是最具争议的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的首领，他亲手创建、发展了起义队伍，并在铲除社会恶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壮大；说他特殊，是因为他虽然投身于起义队伍，但始终不忘对朝廷、帝王的耿耿忠心，终因奸臣所害，魂聚蓼儿洼。
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对宋江持强烈的贬斥态度，给宋江“定考下下”。然而宋江也确有惊人之处，众英雄听命于其麾下为其效死力，他带领梁山英雄两赢童贯、三败高球，把梁山事业建设得蒸蒸日上。
读《水浒传》， 我们知道每位梁山英雄都有一个绰号，像智多星吴用、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独宋江有四个绰号：黑宋江、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黑宋江”因他长得面黑，身体较矮。“孝义黑三郎”是就家庭伦理观而言的，《水浒传》第十八回宋江出场时，文本称赞他“于家大孝”；“及时雨”是从人际交往的角度对待朋友的态度而言的，宋江仗义疏财，济人危困，“呼保义”，则是从宋江对待国家的态度、对待朝廷的态度、对待皇帝的态度而言的。他忠君报国，是忠义的楷模，叱咤风云的英雄。这三个绰号分别从家庭伦理、人际交往、社会道德的角度概括了宋江的性格，宋江所表现出的德行道义，正是我们所褒扬的忠义美德，大体分析可以得出宋江的忠义思想具有以下特征。
（一）宋江在人际交往中是忠义的化身。
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核心人物，就是忠义的化身，我们将从他上梁山前、上梁山后、受招安后三个阶段讨论其性格发展。上梁山之前，宋江是“义”字当②袁沛霈.《中国文学史》，341页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义”在梁山事业中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统一了英雄们的思想，纯化了英雄们的道德，感化了英雄们的情感，升华了英雄们的境界。有这个“义”字在，英雄个体就有了指路的明灯，就有了精神的富有感和依托感。“义”字树立了梁山队伍外部的形象，对同情起义、支持起义的人们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对不断壮大起义队伍，形成反抗黑暗邪恶势力的统一战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核心人物宋江的忠义思想特征
《水浒传》是一部杰出的古典小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曾说：“《水浒传》这部著作是伟大的，并且满含着全人类的意义，尽管它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
②纪。”《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传奇，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非凡超常的英雄形象。金圣叹曾说“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在一百零八人中，宋江是核心的人物，也是最具争议的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的首领，他亲手创建、发展了起义队伍，并在铲除社会恶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壮大；说他特殊，是因为他虽然投身于起义队伍，但始终不忘对朝廷、帝王的耿耿忠心，终因奸臣所害，魂聚蓼儿洼。
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对宋江持强烈的贬斥态度，给宋江“定考下下”。然而宋江也确有惊人之处，众英雄听命于其麾下为其效死力，他带领梁山英雄两赢童贯、三败高球，把梁山事业建设得蒸蒸日上。
读《水浒传》， 我们知道每位梁山英雄都有一个绰号，像智多星吴用、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独宋江有四个绰号：黑宋江、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黑宋江”因他长得面黑，身体较矮。“孝义黑三郎”是就家庭伦理观而言的，《水浒传》第十八回宋江出场时，文本称赞他“于家大孝”；“及时雨”是从人际交往的角度对待朋友的态度而言的，宋江仗义疏财，济人危困，“呼保义”，则是从宋江对待国家的态度、对待朝廷的态度、对待皇帝的态度而言的。他忠君报国，是忠义的楷模，叱咤风云的英雄。这三个绰号分别从家庭伦理、人际交往、社会道德的角度概括了宋江的性格，宋江所表现出的德行道义，正是我们所褒扬的忠义美德，大体分析可以得出宋江的忠义思想具有以下特征。
（一）宋江在人际交往中是忠义的化身。
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核心人物，就是忠义的化身，我们将从他上梁山前、上梁山后、受招安后三个阶段讨论其性格发展。上梁山之前，宋江是“义”字当②袁沛霈.《中国文学史》，341页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头的英雄。《水浒传》第十八回他明知晁盖截取生辰纲，犯了弥天大罪，但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冒险私放晁盖。作为官吏，法在他观念里边是根深蒂固的，但当法跟义发生了矛盾以后，他为了救自己的朋友、兄弟，宋江知法犯法铤而走险，而置国家的法度于不顾，置个人性命安危于不顾，此时义压倒了法。
上梁山之后，宋江凭借个人卓越的组织与军事才能，以其忠义双全的人格魅力成为梁山的领袖。他关怀兄弟，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对江湖的好汉有巨大的号召力。《水浒传》一共写了三次聚义，第一次是第十五回描写为了窃取生辰纲晁家庄聚义。第二次聚义就是三十四回描写清风寨聚义，宋江把花荣和秦明给动员上了梁山，这是第二次聚义。第三次就是四十回，白龙庙小聚义，他就把十几个好汉都鼓动上了梁山，包括张顺、张横、李俊、李立，还有就是戴宗和李逵，都是梁山重要的首领。
在《水浒传》中有几次比较大的战役，大多数都是他为了救自己的兄弟而打的仗。这一阶段宋江的忠君意识表现得也非常强烈。他把梁山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李贽《忠义水浒传序》说：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是《水浒传》的第一大关键，读者不可草草看过。宋江极力宣扬“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了不少战役如三打祝家庄、夜攻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击地方恶势力与朝廷奸党，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军事谋略和外交策略。这个阶段是宋江性格转变的关键时期，梁山事业的辉煌使得朝廷恐慌，这也正是宋江接受招安、得到朝廷认可的资本，在“全忠仗义”、“替天行道”双重旗子招引之下，义逐渐向忠倾斜。
接受招安后，宋江改“替天行道”的大旗为“顺天护国”，成为朝廷的忠臣，他平辽、平田虎、平王庆、征方腊，脚踏实地地实践“一心报答赵官家”的愿望和理想。征方腊是《水浒传》写得最惨烈的一次战争，征剿结束时，一百零八位英雄，死的死，亡的亡，伤的伤，残的残，出家的出家，所剩无几，而宋江对待俘虏的方腊将领更是残暴不堪，或推出斩首，或挖心取肝，此时，他完全变成荼毒生灵、助纣为虐的刽子手。甚至宋江被御赐药酒害死，弥留之际毒死李逵，充当朝廷鹰犬。宋江临死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就这样云消雾散了。
宋江的悲剧不但是宋江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梁山众英雄的悲剧，梁山事业始于“义”， 而终于“忠”。可以说“义”使众英雄走到一起，除暴安良，行侠仗③③施耐庵《水浒传》，河北人民出版社第三部 第314页 第一百二十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义，建设了梁山事业的辉煌，而“忠”则如同一条铰链把梁山众英雄一个个送上了断头台。
（二）宋江是“忠义”思想扭曲的矛盾体。
笔者认为，宋江是《水浒传》所塑造的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一方面是忠君报国、行侠仗义的英雄，是伦理道德的楷模，另一方面他也是助纣为虐，充当屠杀梁山英雄的刽子手，他是“忠义”思想扭曲的矛盾体。评价宋江这一形象，应注意他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这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的形成，对他的思想性格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宋江出身寒微，只是运城县衙的小押司，身处其中，他深谙官场的腐败黑暗。正因是下层小吏，他对百姓的疾苦有深刻体验，他仗义疏财、富有正义感，私放晁盖即本于兄弟之情，更是对晁盖的义举的赞赏与钦佩。他脚踩两只船，在江湖与朝廷之间摇摆不定，江湖侠士劫富济贫，铲奸扶弱的义行，让他赞赏不已；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的成就心使他留恋于官场。官小位卑，无人赏识，难以施展才华，又让他彷徨困惑。
其次，宋江是刀笔纯熟、精通权谋的小吏，他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善弄权术。第三十四回他用离间计逼迫秦明上梁山。为了拉拢秦明入伙，不惜牺牲他人生命，这是一种权术。在一定程度上说，权谋是像宋江这样的出身寒微的下层官吏赖以生存的手段。
同时，宋江曾说自幼攻读经史，他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忠恕、信义、孝悌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忠”与“义”是我国古代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精神的约束力。“忠”是指臣子对君王绝对的遵从、恭敬和臣服，游国恩先生认为“义”是“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帮助的关系”、“一种没有任何政治原则的私人之间的情谊”。笔者认为指的是一种对等关系，朋友、兄弟或同志之间以诚信，友谊为本的救助关系。
在《水浒传》全书中，忠义并举，在第五十五回中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但“义”往往被置于“忠孝”之下，梁山的“忠义堂”是忠在义之上，在“义”与“孝”发生冲突时，是重“孝”而轻“义”，大闹清风寨后宋江的表现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作品中“忠”字虽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尽贪官”的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但更多是维护统治者的绝对利益。在“为国效力，为君尽忠”的道德中，“义”开始倾斜、贬值，被扼杀戕害，宋江终于成为屠杀梁山英雄的刽子手。 ④施耐庵 《水浒传》，21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0年４月
④
（三）忠与功利的相互撞击、相互渗透。
在《水浒传》一书中，忠，主要体现为君国观较浓重的君国至上、法度至上的意识。小说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决定生死荣辱、进退浮沉的人生路口上，宋江的君国观念、法度观念并不是不可能动摇的。
首先，对宋江而言，生存的欲望，动摇着内心里忠的信念。“放晁”之后，宋江因“杀惜”而被发配江州，途中，晁盖曾把他恭请到梁山诚意劝他入伙。而宋江却断然拒绝上山“落草”，决绝地说：“虽死不做不忠不孝之人。”不久，宋江就在浔阳江边改变了原来的念头：当时，他被穆弘兄弟赶得走投无路，面对一派大江、满目芦苇，不由得仰天叹道：“早知如此的苦，悔莫先知，只在梁山泊也罢。谁想直断送在这里，丧了残生！”可见，“虽死不做„„”的话，不过是宋江拒绝“落草”为“寇”的遁辞而已，其中，虽也包含着某种主观的真诚，“忠”，不就打折扣了吗？足以当作“忠之烈”的力证。浔阳江边的叹息悔恨，不是已经告诉人们，一旦“死”的威胁实实在在地降临下来，宋江的选择就会出于策略的需要，半真半假，宋江的哲学显然是这样的：在落草与发配之间，他宁肯选择发配，因为，发配过后，毕竟还大有振翮高飞、建功立业始受到重用了；而在落草与死亡之间，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落草，因为落草之后，毕竟还可以留得青山在，待机而起，重新寻找回归朝廷、官爵升迁之路，尽管这将是迂回而艰险的。总之，对宋江来说，生的欲望远比忠的信念更加凿实、的机会，受招安后，还增添了对朝廷感恩戴德的情绪。“心愿平虏，保民安国”，这是他祈望招安时所写的《满江红》词中的句子。
其次对功名的渴望，激扬着他尽忠报国的热情执着而强烈。宋江“心愿平虏，保民安国”的抒怀，并不是虚挂羊头，这从他在征辽前朝见天子时所奏称的和整个征辽期间所表露出来的君国观念和民族气节中，可以得到证实。他的那些“尽忠报国，死而后已”的话，虽有浮华夸饰成分，但确也洋溢着尽忠报国的热情。
从一般意义上说，把宋江笼统地视为尽忠报国的志士仁人，也并不荒谬。然而，如果仅仅注意到宋江形象中尽忠报国的热情，就无异于取消了宋江形象的独特个性。这里只想着重的提一点，即：宋江的尽忠报国之志，总是与追名逐利之欲紧紧地扭结在一起，而且毫不隐讳，毫不掩饰。正是强烈的功名欲望，把宋江形象与传统的忠义之烈形象区别了下来，也使他与林冲、鲁智深武松等梁山好汉之间，拉开了距离，请看以下的描述：得知朝廷派人招安消息，宋江大喜：“我们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磨难，今日方成正果！””一事，并没有激发起鲁智深们的兴趣，他们把“朝廷”看得很透，“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即使跟着宋江归顺了朝廷，也不曾指望从朝廷那里捞好处。宋江崇尚功
利的急切心情，在他的心目中，“顺天”、“护国”与“功成名遂”都是他的终极目标，它们互为条件，展现出宋江在人性中的忠义是一个矛盾体。
（四）义与功利的相互依存、相互消损。
宋江的重义，不是以“舍生取义”为主要特征的，他的义除了乐善好施之外，主要是善于招览人才，爱惜人才，使之尽其才，毫无疑问这是宋江作为领袖人物的最大特长。他的仗义疏财，扶困济危，以及由此引出的“呼保义”、“及时雨的美称，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本质上来说，宋江的重义，不仅是利他的，也是利已的。宋江对江湖好汉和小生产者们所做的那些好事，为自己获得了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社会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江湖好汉们之所以异乎寻常地拥戴宋江，主要不是（或不仅是）因为他们自己从宋江那里得到了什么恩惠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早已受到宋江重义声名的感召，早已被“呼保义”、“及时雨”的传奇佳话所吸引、所折服了如“杀惜”后，唐牛儿为他解围，代他受苦：“题反诗”后，李逵拼死相救，晁盖等舍命运劫法场；甚至那些平生从未受过宋江恩惠的人们，如清风山的燕顺，揭阳岭的李俊、李立、二童、二穆，浔阳江的张横、张顺等，也都死命向前救援。为什么？。就因为宋江早已名声在外已然成了“义”的象征。在这一类情节中，宋江性格中的“义”与“利”，显然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
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成为宋江性格的核心，他身上具备了儒家高度评价的“忠、孝、信、义”的美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忠”和“义”。宋江的“义”是尽人皆知的，且具有很强的感召力。“一丈青”本不愿与王英结配，但感于“宋江义气深重”而“推却不得”；彭玘投降宋江时说：“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想果然如此义气。倘蒙存留微命，当以捐躯保奏”；宋江给李逵喝了毒酒，而李逵却折服于宋江的义气，垂泪道：“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的一个小鬼”；宋江死后，吴用、花荣闻讯在宋江墓前双双自缢身亡，也是因为“念宋公明恩义难舍，交情难报。”
宋江不仅“义薄云天”，同时又有很强的传统“忠君”观念。他忠于天子，忠于朝廷，有雄心壮志，他的雄心就是为朝廷尽忠，加官进爵。他自始至终都没有造反的想法，在他看来造反是大逆不道，是“灭九族的勾当”。晁盖等人犯下了惊天大案——劫取生辰纲，宋江出于“义”私放了晁盖，事后，从内心又觉得对朝廷不忠，“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当“忠”与“义”发生冲突时，宋江为何会舍身取“义”呢？这需要从宋江忠义思想的本身来分析。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学儒，长而通史”，深
受儒家传统道义思想的影响；在郓城做押司期间，又了解百姓的疾苦，洞悉社会的黑暗，痛恨贪官污吏的横行，一心报国忠君而不得，恰逢这生辰纲原本就是梁中书搜刮百姓的不义之财，“劫富济贫”本是江湖道义；从社会层面来讲，贪官污吏横行，百姓民不聊生，铲除社会疾瘤，还百姓以清白，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道义，也是市民阶层的愿望和追求。“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的人生信条始终贯穿着宋江的一生，宋江的“忠”也并未因此而改变。
宋江对帝王的“忠”始终是根深蒂固的。在杀了阎婆惜，发配江州的途中，他多次拒绝晁盖的邀请，不肯入伙，宁愿去江州入狱，也不肯落草为寇。在宋江的心中“官”与“寇”的界限一直划得清清楚楚，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走向朝廷对立面的。他上梁山，不是“被迫”，而是出于“无奈”。他总是以受奸臣排挤的忠良自居，并一再强调“宋江等本无异心”，“权借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并时时告诫兄弟们“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真可谓身在水泊，心在朝廷。
宋江一心谋求招安，是否只顾自己的“忠”而不顾兄弟的“义”呢？答案是否定的。作为传承儒家传统思想的宋江，其最大的愿望就是为自己和众位兄弟寻求一个报效国家、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出路。在他看来，只有接受官府的招安，才是寻求“忠”与“义”统一的最佳途径，既效忠了天子，“尽忠竭力报国”，又可以使兄弟们“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受到招安后，他率众兄弟征辽、平方腊，为了效忠天子，冲锋陷阵，尽心竭力，即使是他的“忠”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同，也仍不改初衷，直到喝下毒酒，生命垂危，还不忘表白自己的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从宋江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施耐庵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深沉思考。在封建社会里，黑暗的现实有失天道，“忠”和“义”难以两全，甚至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造成宋江悲剧性结局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水浒传》中上述个体和群体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们表现出来的“义”有多种多样，但他们体现出来的“忠”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梁山好汉对宋江的“忠”，另一方面体现在宋江等人对朝廷、对皇帝的“忠”。他们的整体忠义观是“忠”在先，“义”在后，“忠”是凌驾于“义”之上的。
三、全书给人的启示
（一）大气候上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
小说《水浒传》讲述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结局以失败告终，在今天
来看，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宋江作为起义的领导者，对于起义的最终失败可谓难辞其咎。
那么宋江为什么要出卖“革命”呢？从出身上讲，宋江属于地主阶级，他的所作所为本质上是忠于自己所属阶级的。而参加起义的广大成员则属于农民阶级。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他根本就不可能与梁山上的广大群众一条心。他所想的是怎样才能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答案只有一个——接受朝廷“招安”。
这个集体中有一部分人“身在梁山、心向朝廷”，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再穿官衣、再吃皇粮，然而正是有这一大帮支持者的积极“拥护”，宋江的“归顺”计划才有可能成功。“招安”之时，投降派欢呼雀跃，好像在外流浪多年的游子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梁山起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及对自身出路的绝望，众好汉聚义梁山。然而他们的“革命目的”并不明确。他们的起义宗旨也只不过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等最初级的反抗思想。由于农民阶级小生产者的意识和自身文化水平的低下，使得他们不能够形成一种“合力”。他们既不知道“跟谁走”，也不知道“怎样走”，这就使得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地主阶级能够“趁虚而入”，占据起义军的领导地位，并将他们一步步地带向了“招安”的不归路。
梁山起义的失败，正是以上各种主客观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的。其中，起义领导者的投降主义思想是导致起义失败的主要因素。而起义阵营内部成员中大量拥护“招安”者的存在，以及广大成员的盲从及从众心理，使得“招安”从“理想”最终变成现实，从而造成了起义的彻底失败和他们个人命运的悲剧。
（二）哲学意义。
当宋江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作家在人性问题上，已经开始进行一番哲学的思考。这种思考，对他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方法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汉朝开始，哲学家们就已经触及为众兄弟带来好处。所谓“成人不自在，混”，韩愈的“性三品”，张载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朱熹的“天命之性”（天理）与“气质之性”（人欲）等等。然而，上述论断，除了唯心主义这个根本缺陷外，还存在以下偏见：（一）往往把“人欲”和“恶”混为一谈，相提并论；（二）特别强调修身养性的作用，力主“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以达“极好至善”之境。这些学说，长期以来一直在文人学士中间广为流传。朱熹说：“人
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他的这一见解，系统地融化到性倍增。可以说，宋明以来“千部一腔、千他对“四书”所作的注释当中，从而权威人一面”的作品之所以绵延不绝，与这种理论的传播影响是有直接关系的。
施耐庵的宋江形象则不同，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摆脱了权威性理论的束缚，把“天命之性”（天理）与“气质之性”（人欲）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宋江形象的出现，还标志着古代小生动摇。宋江形象的出现，还对传统的不美，恶则无一不恶”的审美习惯正在发说家的审美心理发生了变化，“美则无一“点睛”或“稳定静观”的评点方法提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认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宋江性格中所包含的一切方面、一切现象之间，也都存在着互为条件、互为因果、即“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就是宋江形象给予人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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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当耳边回荡起“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豪迈歌声，小说《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个个铁骨铮铮、义薄云天的豪迈义气，让我们敬仰不已，在道德范畴上是一座璀璨的灯塔。我们说宋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是由他自身浓郁的“忠义”思想造成的，而浓郁的忠义思想不仅成就了梁山好汉的辉煌，也扼杀了宋江和梁山众英雄的生命，同时也葬送了梁山的事业，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因义而举，因忠而灭，今天早已“是非成败转头空”了。
参考文献 ⑤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153页， 人民出版社 ,1983.
⑥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229页.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6
【1】施耐庵.《水浒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4
【2】袁沛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1983.
【4】陈先达.
.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6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