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虽是我学生，但我与他的结识还有一个缘分。2005年3月，吉林大学文学院张福贵教授请我与陈晓明教授去参加那里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之后，自然有能够想象的一个节目，即和文学院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座谈。我记得那天的主题是“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却令我为难。尽管我博士阶段念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这一话题应该尚能对付，但又非常清楚五四在大陆学界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况且我近年来对人们仍然固守1980年代生产出来的这个“五四观”相当不满。觉得照着统一口径背书，实在没意思，如果说出我的真实想法，那就为难了主办方。好在晓明兄口才一流，我乐意作壁上观，只串演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也不知胡乱说了一通什么。
教授分别讲完，该轮到研究生提问题。这时，从会议室拥挤的人群中站起一个白皮肤、高个头的年轻人，他自报家门叫黄平，接着问了我几个文学史研究方面的问题。在吉大这种国内一流大学，能够向老师提出涵义新锐、观念超前问题的学生，应该不在少数。不过，那天黄平却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一是他口齿清晰、表达能力极好；二是提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很自觉，不像有的学生经常头重脚轻，问题似乎很大，但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却不甚明了。凭着在大学任教二十多年的经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个可造之材。回人民大学后，黄平陆续给我发来几篇文章，我也与他在网上有所讨论。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写信希望黄平报考我的博士生，他欣然同意。这是我们师生缘的开始。
从2005年开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给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开了一门名曰“重返80年代文学”的讨论课。最初只是火力试探，讨论题目经常变换，目的是实验出一个适应我们大家、同时又能对1980年代文学存在的文学史研究问题，合适的研究角度和方法。黄平这一届，可以说是我在人民大学带博士生的“黄金一代”（自然，前后届也有一些出色的学生）。他们清一色是80后的男生，黄平之外，还有杨庆祥、白亮，他们几人，现在已在国内当代文学研究圈子中小有名气。容我打住，在讨论课上，黄平果然没让我失望，有一段时间，他和杨庆祥两人一唱一和，竟然积聚了不少人气，使课堂讨论的质量和水平大为提升。从他们对问题精彩的辨析、推理中，我也受到启发，对我选定下一学期要讨论的问题，起到了进一步丰富和扩充的作用。
黄平为讨论课连续撰写《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以〈今天〉杂志为中心》《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调整及影响》《“人”与“鬼”的纠葛——〈废都〉与八十年代“人的文学”》等文章，都在师兄弟和旁听我们课的硕士生中间获得普遍好评。在讲授过程中，黄平雄辩滔滔，且配以声情并茂，结果差点令我这个师傅黯然失色，因为女同学中会不时发出欣赏的尖叫，情如今天的粉丝。他这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重新理解新时期文学发生、80年代“新人”问题、《废都》与社会转型等一些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在我看来，黄平的后一篇文章，实际打破了自《废都》1990年代遭受文学知识分子批判、否定之后所形成的文学史的困境。他激活了由于激烈批判而被无端遗弃的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以后的“重评《废都》”如果接着他的思路做下去，也未必没有收获。作为80后的博士生，黄平事实上为当年围剿《废都》这部小说和贾平凹本人的批评家们，提供了如何重审自己在文学转型期的历史状态、知识结构的一个新视角。《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先生有识，他不仅果断发表了这篇文章，还富有远见地授予了该文“2008年度优秀论文奖”。连续的成功，使黄平颇感高兴。黄平人很聪明，领悟问题快，加上能言善辩，有自足的问题意识，他的发展前景，远甚于我的当年。尤其是博士毕业的2009年，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陈子善、罗岗、倪文尖等教授慷慨接收这个刚刚踏上学术道路的年轻人，为他提供了极好的发展空间与学术平台，黄平的幸运，有赖于这么多帮助他的学届前辈。不过，他在我面前一直表现得非常低调，时刻保持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革命本色。这当然能够理解。在我年轻时候，不也曾有因暂时成功而得意忘形的情形？人毕竟有年轻的时候嘛。但据从他师兄弟处传来的小道消息，黄平为人之热情、助人之诚恳，在同学中早已久享盛名。我还听到，在上海朋友中，有如果你再介绍学生来，就介绍像黄平这样的“好学生”的说法。这是我在看到学生逐渐取得学术的成绩时，最感快乐的地方。
也因为他在贾平凹研究中出手不俗，经过我们反复商量，最后确定“贾平凹小说论”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选题。我记得批评家雷达先生说过，贾平凹是一个写得好、但不好谈的作家，此言甚是。等到黄平非常辛苦地读完贾平凹的全部小说，也几乎阅读完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文章后，我们突然意识到，在文学史研究的各个部门中，看似最容易的“作家作品研究”，却实际是最难的。因为做文学史研究，可以顺手找一些问题搪塞；或对作品各个部分望文生义，做尽量多的想象的发挥，反正即使与作品不符，作家也没有办法。而所谓“作家作品研究”，首先就得知人论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得扣住作家创作时的时代背景，不能忽视他的作品与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纠结、关联和复杂的联系。一部真正有见解有冲击力的以“作家论”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实际上不仅可以大大推动已陷停滞的作家研究，也有能力质疑已有的文学史结论，最终促使作家与研究者展开对话。
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纯粹的小说创作，而所谓的小说，所记录的大都是作者那个年代的历史故事。为避免将所研究的问题泛化，经讨论后，决定把讨论贾平凹小说创作与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确定为研究的基本思路。在论文框架和各章节的具体论述中，黄平下了很大的功夫，从贾平凹的处女作写起，直到新世纪以来的最新作品，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见解。他的文章，在叙述风格上，秉承了他文气沛然、一气呵成的写作特点。他对贾平凹小说创作丰富性的把握，也能做到细致周全，持论公平，并秉持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难能可贵的批评性的状态。更值得一提的是，黄平在论文中充分发挥了他所擅长的“细读”，以作品带问题，往往从一个对话、一个细节入手，讨论其特殊的历史隐喻；而且他以一种“症候式批评”的眼光发现，历史在某种时候，又经常是以一种文学化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我想，对本书的长短，读者自会明辨，无须我再啰唆。
2010年岁末于澳门大学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黄平虽是我学生，但我与他的结识还有一个缘分。2005年3月，吉林大学文学院张福贵教授请我与陈晓明教授去参加那里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之后，自然有能够想象的一个节目，即和文学院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座谈。我记得那天的主题是“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却令我为难。尽管我博士阶段念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这一话题应该尚能对付，但又非常清楚五四在大陆学界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况且我近年来对人们仍然固守1980年代生产出来的这个“五四观”相当不满。觉得照着统一口径背书，实在没意思，如果说出我的真实想法，那就为难了主办方。好在晓明兄口才一流，我乐意作壁上观，只串演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也不知胡乱说了一通什么。
教授分别讲完，该轮到研究生提问题。这时，从会议室拥挤的人群中站起一个白皮肤、高个头的年轻人，他自报家门叫黄平，接着问了我几个文学史研究方面的问题。在吉大这种国内一流大学，能够向老师提出涵义新锐、观念超前问题的学生，应该不在少数。不过，那天黄平却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一是他口齿清晰、表达能力极好；二是提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很自觉，不像有的学生经常头重脚轻，问题似乎很大，但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却不甚明了。凭着在大学任教二十多年的经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个可造之材。回人民大学后，黄平陆续给我发来几篇文章，我也与他在网上有所讨论。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写信希望黄平报考我的博士生，他欣然同意。这是我们师生缘的开始。
从2005年开始，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给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开了一门名曰“重返80年代文学”的讨论课。最初只是火力试探，讨论题目经常变换，目的是实验出一个适应我们大家、同时又能对1980年代文学存在的文学史研究问题，合适的研究角度和方法。黄平这一届，可以说是我在人民大学带博士生的“黄金一代”（自然，前后届也有一些出色的学生）。他们清一色是80后的男生，黄平之外，还有杨庆祥、白亮，他们几人，现在已在国内当代文学研究圈子中小有名气。容我打住，在讨论课上，黄平果然没让我失望，有一段时间，他和杨庆祥两人一唱一和，竟然积聚了不少人气，使课堂讨论的质量和水平大为提升。从他们对问题精彩的辨析、推理中，我也受到启发，对我选定下一学期要讨论的问题，起到了进一步丰富和扩充的作用。
黄平为讨论课连续撰写《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以〈今天〉杂志为中心》《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调整及影响》《“人”与“鬼”的纠葛——〈废都〉与八十年代“人的文学”》等文章，都在师兄弟和旁听我们课的硕士生中间获得普遍好评。在讲授过程中，黄平雄辩滔滔，且配以声情并茂，结果差点令我这个师傅黯然失色，因为女同学中会不时发出欣赏的尖叫，情如今天的粉丝。他这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重新理解新时期文学发生、80年代“新人”问题、《废都》与社会转型等一些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在我看来，黄平的后一篇文章，实际打破了自《废都》1990年代遭受文学知识分子批判、否定之后所形成的文学史的困境。他激活了由于激烈批判而被无端遗弃的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以后的“重评《废都》”如果接着他的思路做下去，也未必没有收获。作为80后的博士生，黄平事实上为当年围剿《废都》这部小说和贾平凹本人的批评家们，提供了如何重审自己在文学转型期的历史状态、知识结构的一个新视角。《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先生有识，他不仅果断发表了这篇文章，还富有远见地授予了该文“2008年度优秀论文奖”。连续的成功，使黄平颇感高兴。黄平人很聪明，领悟问题快，加上能言善辩，有自足的问题意识，他的发展前景，远甚于我的当年。尤其是博士毕业的2009年，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陈子善、罗岗、倪文尖等教授慷慨接收这个刚刚踏上学术道路的年轻人，为他提供了极好的发展空间与学术平台，黄平的幸运，有赖于这么多帮助他的学届前辈。不过，他在我面前一直表现得非常低调，时刻保持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革命本色。这当然能够理解。在我年轻时候，不也曾有因暂时成功而得意忘形的情形？人毕竟有年轻的时候嘛。但据从他师兄弟处传来的小道消息，黄平为人之热情、助人之诚恳，在同学中早已久享盛名。我还听到，在上海朋友中，有如果你再介绍学生来，就介绍像黄平这样的“好学生”的说法。这是我在看到学生逐渐取得学术的成绩时，最感快乐的地方。
也因为他在贾平凹研究中出手不俗，经过我们反复商量，最后确定“贾平凹小说论”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选题。我记得批评家雷达先生说过，贾平凹是一个写得好、但不好谈的作家，此言甚是。等到黄平非常辛苦地读完贾平凹的全部小说，也几乎阅读完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文章后，我们突然意识到，在文学史研究的各个部门中，看似最容易的“作家作品研究”，却实际是最难的。因为做文学史研究，可以顺手找一些问题搪塞；或对作品各个部分望文生义，做尽量多的想象的发挥，反正即使与作品不符，作家也没有办法。而所谓“作家作品研究”，首先就得知人论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得扣住作家创作时的时代背景，不能忽视他的作品与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纠结、关联和复杂的联系。一部真正有见解有冲击力的以“作家论”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实际上不仅可以大大推动已陷停滞的作家研究，也有能力质疑已有的文学史结论，最终促使作家与研究者展开对话。
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纯粹的小说创作，而所谓的小说，所记录的大都是作者那个年代的历史故事。为避免将所研究的问题泛化，经讨论后，决定把讨论贾平凹小说创作与历史语境的互动关系，确定为研究的基本思路。在论文框架和各章节的具体论述中，黄平下了很大的功夫，从贾平凹的处女作写起，直到新世纪以来的最新作品，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见解。他的文章，在叙述风格上，秉承了他文气沛然、一气呵成的写作特点。他对贾平凹小说创作丰富性的把握，也能做到细致周全，持论公平，并秉持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难能可贵的批评性的状态。更值得一提的是，黄平在论文中充分发挥了他所擅长的“细读”，以作品带问题，往往从一个对话、一个细节入手，讨论其特殊的历史隐喻；而且他以一种“症候式批评”的眼光发现，历史在某种时候，又经常是以一种文学化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我想，对本书的长短，读者自会明辨，无须我再啰唆。
2010年岁末于澳门大学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