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大历史学家
1、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公元前422年）
入选理由：一，左丘明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奠基人、先秦史官文化时代第一位有名可考的史学家、相传他所著《左传》与早前的《尚书》相比，应是中国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堪称中国史学形成的标志；二，《左传》与五经中的《春秋》有明显的互文性联系，其记人叙事不但更清晰完整，而且史料更丰富，范围远超出一国一地，对社会重大发展变革更加敏锐，典籍专家孔颖达特别指出“传实经虚”以示区别；三，《左传》具有很高史学文学价值，尤擅战争描写，许多场面已成为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和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人物性格鲜明，夹叙夹议手法简洁，述评公允，对人事的预言精准。《左传》一书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后世史学至深且远，梁启超评价它是“商周以来史界的革命”，并非过誉。
2、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年）
入选理由：一，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西汉史传文学泰斗，他的史学地位在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世界上也堪称一流大师；二，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的《史记》对汉族与周边多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一视同仁，首开记录社会经济的范例，不但有耿直犯颜的公义勇气、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拨乱反正的调查研究，而且，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叙事的整体构思、对史实因果关系的精辟分析、层次分明而五种类型相融的体例编制所具的原创性，都堪称千古典范；三，《史记》既是“史家之绝唱，又是无韵之离骚”，表现出发愤著书的顽强毅力，其人物之鲜明丰满、叙事之简洁老练、语言之丰富多彩都代表了中国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
3、班固（32～92年）
入选理由：一，班固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学家、中国断代史学第一人，传世名著《汉书》作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经班氏家族门生四人之手历数十年呕心沥血而成；二，班固治史意在追述西汉帝业，“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体例仿效《史记》而有所增删，内容因事命篇，述及五朝70余年大事，开创了以群雄夺权为始，以篡权贼臣被诛告终的断代记述新格局；三，班固叙事规模宏大，内容广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外征战与国际关系、物质生产与文化交流，以五行灾变说来取代司马迁的兴衰规律论，观念有蜕化而体例有改进，对后世官方正统史学影响深远。
4、陈寿（233～297年）
入选理由：一，陈寿是西晋时代最重要的史学家，也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其史学名著《三国志》属首次撰述的当代史书；二，陈寿以天下大事分合有律的史学理念整体观照纷争战乱，魏、蜀、吴三书贯通编撰，既相对独立、各有君臣朝纲，又相互勾连、浑然一体，宏伟地展现了从群雄割据到三足鼎立再到西晋统一的全过程，开创了以帝王年号划分史界的先例；三，陈寿治史，首先确保史料的原真性，同时又带入忌讳与美饰笔法，详略主次褒贬取舍合度，力避“讳败夸胜”，编撰特点在于突出英雄的谋略作用，文臣优先于武将，其优美文笔和精彩纷呈的战争权谋描写，直接影响了经典小说《三国演义》。
5、范晔（398～445年）
入选理由：一，范晔是南朝首屈一指的史学家、纪传史学的代表作家、种类繁多的东汉史之集大成者和佼佼者；二，他“详观古今著述”，自成一格，“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纪传体例虽非他独创，但因他而成熟完备，列传叙事，以类相从，所述广泛涉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许多民族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文化；三，他的《后汉书》力图“正一代得失”，其主观史学特点鲜明，猛烈抨击外戚后妃干政、军阀权贵暴乱的现实，多有真知灼见，作者自称其文采杰思为“天下之奇作”，但叙事过于简略，引起许多史家为其作注，今本《后汉书》即加入了司马彪《续汉书》志30卷为补注。
6、刘知几（661～721年）
入选理由：一，刘知几是中国史学走向自觉时代的伟大史学家、唐朝史学泰斗，他打破了学术界独尊皇家正史的局面，私撰《史通》代表了盛世史学的最高成就；二，作为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巨著的《史通》，系统而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千年史学的成果，突出了纪传体史学的正统主流地位，其学术范围“上穷王道，下谈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指斥史界弊端，以为鉴戒，为史书规范化和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他最重要的史学思想是“实录直书”与“激扬名教”的对立统一，既注重史料考据核查，又强调公义之名、教理之善，并把义理置于真相之前，他对中国史学方法论和史官制度的成熟具有指导意义，并发展出史学评论分支学科。
7、杜佑（735～812年）
入选理由：一，杜佑是中晚唐时期最重要的史学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奠基人、社会风俗史的开创者，他的代表作《通典》建立了认识社会结构的新体系和历史编纂的新系列；二，他治史的超前性在于率先从政体入手“探讨礼法刑政”，从过去对个人作为的描述兴趣转移到追寻社会制度变革的因果关系，他著名的“理道”说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论发展为对历史兴衰规律的“政理”掌握，堪称史学创举；三，他以社会进化观反对是古非今论，力主“随时立制、既弊而变”，启发了经世致用史学思想萌芽，他重视以家庭为细胞的经济基础与礼仪伦常关系的考察，开创了社会风俗史研究的新范畴，预示了史学发展的新趋势。
8、司马光（1019～1086年）
入选理由：一，司马光是西汉以后千年一现的史学大师、不但代表了宋朝史学的最高成就，而且把中国编年体通史发展到巅峰状态；二，他的不朽巨著《资治通鉴》 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多人协力的集体智慧，皇帝御赐书名并提供思想指导，其书规模宏伟、结构严整、秩序井然，纵览1362年史实，范围也超越了治乱兴衰，开创了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思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通鉴学派；三，它首次将“国家兴衰” 与“生民休戚”并列的先进史学观意义重大，对历次农民起义给与了更多关注与反省，其感慨论评虽为权谋之术，体现了正统保守观念，以资当朝借鉴，但其民本之思、法制之识、和平之意、用贤之策，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朝政及史家。
9、章学诚（1738～1801年）
入选理由：一，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后一位大师、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清王朝盛极而衰时代史学界的领头羊；二，他博闻强记、著作等身，30年心血写成“性命之文”《文史通义》,以臻不朽，立意纠正“世俗风尚”之偏颇，校勘文史诸论之讹误，主张文与史互通互义，复兴先秦跨学科融汇的优良传统，并脚踏实地建立起庞大的学术体系；三，他以主客观辩证统一的理念发展了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的精神，充分发挥史学叙事论理、经世致用的功能，认为六经诸子皆为史，可通用通变，他在修正整理旧史、考证史书体裁演变源流、建立方志学理论体系、强化学术基本功训练方面的贡献均直接影响到近代和现代史学。梁启超评价道：“章实斋为清代第一史学大师，方志尤所专精提倡，故其作品宜为斯界最精之模范。”
10、梁启超（1873～1929年）
入选理由：一，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之交杰出的学术大师和史学家、史学革命的发动机、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奠基人；二，他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在哲学、文学、艺术、教育、比较文化等学科多有建树，是引进宣传西方文化及史学并用以改造国学的旗手，新世纪之初接连发表重要史论《中国史叙论》（1901）《新史学》（1902），终结了近代旧史学，拉开了现代新史学的序幕；三，他清算了两千年中国官方史学的弊端，批判“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倡导以进化论为指导的人民史观，他把史学革命推广到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领域，其史学救国论震惊朝野，深刻地影响了五四运动，平心而论，他对史学的破坏性贡献要大于建设性。
注：亦有人认为，中国十大历史学家应分别为西汉司马迁（首创纪传体通史，中国历史学之父）、东汉班固（完善纪传体并由通史转为断代史）、唐代刘知几（史评体第一人）、杜佑（首创典志体）、北宋司马光（将编年体通史推向极致）、南宋袁枢（首创纪事本末体）、宋末元初马端临（典志体集大成者）、明末清初黄宗羲（首创学案体）、清代钱大昕（考据史学代表人物）、章学诚（史评体集大成者，中国方志学之圣）十人。参见裴汝诚等著：《十大
史学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古代十大历史学家
1、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公元前422年）
入选理由：一，左丘明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学奠基人、先秦史官文化时代第一位有名可考的史学家、相传他所著《左传》与早前的《尚书》相比，应是中国第一部完备的编年史、堪称中国史学形成的标志；二，《左传》与五经中的《春秋》有明显的互文性联系，其记人叙事不但更清晰完整，而且史料更丰富，范围远超出一国一地，对社会重大发展变革更加敏锐，典籍专家孔颖达特别指出“传实经虚”以示区别；三，《左传》具有很高史学文学价值，尤擅战争描写，许多场面已成为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和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人物性格鲜明，夹叙夹议手法简洁，述评公允，对人事的预言精准。《左传》一书在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后世史学至深且远，梁启超评价它是“商周以来史界的革命”，并非过誉。
2、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年）
入选理由：一，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西汉史传文学泰斗，他的史学地位在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世界上也堪称一流大师；二，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的《史记》对汉族与周边多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一视同仁，首开记录社会经济的范例，不但有耿直犯颜的公义勇气、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拨乱反正的调查研究，而且，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叙事的整体构思、对史实因果关系的精辟分析、层次分明而五种类型相融的体例编制所具的原创性，都堪称千古典范；三，《史记》既是“史家之绝唱，又是无韵之离骚”，表现出发愤著书的顽强毅力，其人物之鲜明丰满、叙事之简洁老练、语言之丰富多彩都代表了中国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
3、班固（32～92年）
入选理由：一，班固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学家、中国断代史学第一人，传世名著《汉书》作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史经班氏家族门生四人之手历数十年呕心沥血而成；二，班固治史意在追述西汉帝业，“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体例仿效《史记》而有所增删，内容因事命篇，述及五朝70余年大事，开创了以群雄夺权为始，以篡权贼臣被诛告终的断代记述新格局；三，班固叙事规模宏大，内容广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内外征战与国际关系、物质生产与文化交流，以五行灾变说来取代司马迁的兴衰规律论，观念有蜕化而体例有改进，对后世官方正统史学影响深远。
4、陈寿（233～297年）
入选理由：一，陈寿是西晋时代最重要的史学家，也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其史学名著《三国志》属首次撰述的当代史书；二，陈寿以天下大事分合有律的史学理念整体观照纷争战乱，魏、蜀、吴三书贯通编撰，既相对独立、各有君臣朝纲，又相互勾连、浑然一体，宏伟地展现了从群雄割据到三足鼎立再到西晋统一的全过程，开创了以帝王年号划分史界的先例；三，陈寿治史，首先确保史料的原真性，同时又带入忌讳与美饰笔法，详略主次褒贬取舍合度，力避“讳败夸胜”，编撰特点在于突出英雄的谋略作用，文臣优先于武将，其优美文笔和精彩纷呈的战争权谋描写，直接影响了经典小说《三国演义》。
5、范晔（398～445年）
入选理由：一，范晔是南朝首屈一指的史学家、纪传史学的代表作家、种类繁多的东汉史之集大成者和佼佼者；二，他“详观古今著述”，自成一格，“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纪传体例虽非他独创，但因他而成熟完备，列传叙事，以类相从，所述广泛涉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许多民族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文化；三，他的《后汉书》力图“正一代得失”，其主观史学特点鲜明，猛烈抨击外戚后妃干政、军阀权贵暴乱的现实，多有真知灼见，作者自称其文采杰思为“天下之奇作”，但叙事过于简略，引起许多史家为其作注，今本《后汉书》即加入了司马彪《续汉书》志30卷为补注。
6、刘知几（661～721年）
入选理由：一，刘知几是中国史学走向自觉时代的伟大史学家、唐朝史学泰斗，他打破了学术界独尊皇家正史的局面，私撰《史通》代表了盛世史学的最高成就；二，作为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巨著的《史通》，系统而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千年史学的成果，突出了纪传体史学的正统主流地位，其学术范围“上穷王道，下谈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指斥史界弊端，以为鉴戒，为史书规范化和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他最重要的史学思想是“实录直书”与“激扬名教”的对立统一，既注重史料考据核查，又强调公义之名、教理之善，并把义理置于真相之前，他对中国史学方法论和史官制度的成熟具有指导意义，并发展出史学评论分支学科。
7、杜佑（735～812年）
入选理由：一，杜佑是中晚唐时期最重要的史学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奠基人、社会风俗史的开创者，他的代表作《通典》建立了认识社会结构的新体系和历史编纂的新系列；二，他治史的超前性在于率先从政体入手“探讨礼法刑政”，从过去对个人作为的描述兴趣转移到追寻社会制度变革的因果关系，他著名的“理道”说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论发展为对历史兴衰规律的“政理”掌握，堪称史学创举；三，他以社会进化观反对是古非今论，力主“随时立制、既弊而变”，启发了经世致用史学思想萌芽，他重视以家庭为细胞的经济基础与礼仪伦常关系的考察，开创了社会风俗史研究的新范畴，预示了史学发展的新趋势。
8、司马光（1019～1086年）
入选理由：一，司马光是西汉以后千年一现的史学大师、不但代表了宋朝史学的最高成就，而且把中国编年体通史发展到巅峰状态；二，他的不朽巨著《资治通鉴》 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多人协力的集体智慧，皇帝御赐书名并提供思想指导，其书规模宏伟、结构严整、秩序井然，纵览1362年史实，范围也超越了治乱兴衰，开创了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思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通鉴学派；三，它首次将“国家兴衰” 与“生民休戚”并列的先进史学观意义重大，对历次农民起义给与了更多关注与反省，其感慨论评虽为权谋之术，体现了正统保守观念，以资当朝借鉴，但其民本之思、法制之识、和平之意、用贤之策，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朝政及史家。
9、章学诚（1738～1801年）
入选理由：一，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后一位大师、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清王朝盛极而衰时代史学界的领头羊；二，他博闻强记、著作等身，30年心血写成“性命之文”《文史通义》,以臻不朽，立意纠正“世俗风尚”之偏颇，校勘文史诸论之讹误，主张文与史互通互义，复兴先秦跨学科融汇的优良传统，并脚踏实地建立起庞大的学术体系；三，他以主客观辩证统一的理念发展了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的精神，充分发挥史学叙事论理、经世致用的功能，认为六经诸子皆为史，可通用通变，他在修正整理旧史、考证史书体裁演变源流、建立方志学理论体系、强化学术基本功训练方面的贡献均直接影响到近代和现代史学。梁启超评价道：“章实斋为清代第一史学大师，方志尤所专精提倡，故其作品宜为斯界最精之模范。”
10、梁启超（1873～1929年）
入选理由：一，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之交杰出的学术大师和史学家、史学革命的发动机、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奠基人；二，他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在哲学、文学、艺术、教育、比较文化等学科多有建树，是引进宣传西方文化及史学并用以改造国学的旗手，新世纪之初接连发表重要史论《中国史叙论》（1901）《新史学》（1902），终结了近代旧史学，拉开了现代新史学的序幕；三，他清算了两千年中国官方史学的弊端，批判“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倡导以进化论为指导的人民史观，他把史学革命推广到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领域，其史学救国论震惊朝野，深刻地影响了五四运动，平心而论，他对史学的破坏性贡献要大于建设性。
注：亦有人认为，中国十大历史学家应分别为西汉司马迁（首创纪传体通史，中国历史学之父）、东汉班固（完善纪传体并由通史转为断代史）、唐代刘知几（史评体第一人）、杜佑（首创典志体）、北宋司马光（将编年体通史推向极致）、南宋袁枢（首创纪事本末体）、宋末元初马端临（典志体集大成者）、明末清初黄宗羲（首创学案体）、清代钱大昕（考据史学代表人物）、章学诚（史评体集大成者，中国方志学之圣）十人。参见裴汝诚等著：《十大
史学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