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比较语言学从前又称比较语法，通过语言亲属关系的比较研究语言的发展规律，拟测它们的共同母语。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在19世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主要是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19世纪之前，这种研究不是没有，但都是孤立的分散的研究，到19世纪才进入系统的研究，并使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广泛收集世界各种语言材料，二是认识到梵语在语言比较中的地位和作用。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初始阶段，丹麦的拉斯克（R·Rask ）、德国的格里姆（J·Grimm ）和葆扑（F·Bopp ）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者。拉斯克在他的《古代北欧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一书中第一个对基本语汇中的词进行系统的比较，找出其中的语音对应规律，由此确定语言的亲缘关系。格里姆在拉斯克一书的启发下，在他的《日耳曼语语法》里确定了希腊语、峨特语和高地德语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即所谓的" 格里姆定律" （Grimm's Law）。格里姆明确指出，语音对应规律是建立印欧语系和其他语系的基础。维尔纳（K·Verner ）后来补充解释清楚了" 格里姆定律" 难以解释的一组例外，世称" 维尔纳定律" ，这就使音变规律的研究日臻完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也就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葆朴的主要著作是《梵语、禅德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比较语法》，旨在把梵语和欧洲、亚洲的几种其他语言相比较，找出它们在形态上的共同来源。远离欧洲的梵语在这些语言中找到了它应有的位置：它既不是拉丁语、希腊语和其
他欧洲语言的母语，也不是由其他语言演变而来，它和其他语言都出于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只不过它比其他语言保存更多的原始形式。
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第二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的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其代表作是《印度日耳曼语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初期的比较语言学者已经认识到历史上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共同原始母语是一种不再存在的的语言，到了中期施莱歇尔则开始具体" 构拟" 这种原始母语的形式，并用星号*来标示构拟的形式。他受到生物学物种分类的启发，为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设计了一种树形谱系图，使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大进展。这一理论的弱点是只考虑语言的分化，而没有考虑语言的统一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后来他的学生施密特（J·Schmidt ）用" 波浪说" 对此作了修正。
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 新语法学派" 时期。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奥斯特霍夫（H·Osthoff ）和布鲁克曼（K·Brugmann ），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形态学研究》上正式宣布：语音演变规律不允许任何例外。前面提到的" 维尔纳定律" 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们在坚持这个原则时，以语言材料为依据，借鉴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强调" 类推" 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这个学派的代表著作有布鲁克曼和德尔布吕克合著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和保罗的《语言史原理》。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为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收集了丰富
的语言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比较，不仅提出了人类语言演变过程的假设，画出了世界语言的谱系，而且还创造出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有关语言起源、语言本质的新理论，为后来结构主义和描写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史比较语言学从前又称比较语法，通过语言亲属关系的比较研究语言的发展规律，拟测它们的共同母语。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在19世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主要是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19世纪之前，这种研究不是没有，但都是孤立的分散的研究，到19世纪才进入系统的研究，并使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广泛收集世界各种语言材料，二是认识到梵语在语言比较中的地位和作用。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初始阶段，丹麦的拉斯克（R·Rask ）、德国的格里姆（J·Grimm ）和葆扑（F·Bopp ）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者。拉斯克在他的《古代北欧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一书中第一个对基本语汇中的词进行系统的比较，找出其中的语音对应规律，由此确定语言的亲缘关系。格里姆在拉斯克一书的启发下，在他的《日耳曼语语法》里确定了希腊语、峨特语和高地德语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即所谓的" 格里姆定律" （Grimm's Law）。格里姆明确指出，语音对应规律是建立印欧语系和其他语系的基础。维尔纳（K·Verner ）后来补充解释清楚了" 格里姆定律" 难以解释的一组例外，世称" 维尔纳定律" ，这就使音变规律的研究日臻完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也就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葆朴的主要著作是《梵语、禅德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比较语法》，旨在把梵语和欧洲、亚洲的几种其他语言相比较，找出它们在形态上的共同来源。远离欧洲的梵语在这些语言中找到了它应有的位置：它既不是拉丁语、希腊语和其
他欧洲语言的母语，也不是由其他语言演变而来，它和其他语言都出于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只不过它比其他语言保存更多的原始形式。
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第二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的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其代表作是《印度日耳曼语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初期的比较语言学者已经认识到历史上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共同原始母语是一种不再存在的的语言，到了中期施莱歇尔则开始具体" 构拟" 这种原始母语的形式，并用星号*来标示构拟的形式。他受到生物学物种分类的启发，为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设计了一种树形谱系图，使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大进展。这一理论的弱点是只考虑语言的分化，而没有考虑语言的统一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后来他的学生施密特（J·Schmidt ）用" 波浪说" 对此作了修正。
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 新语法学派" 时期。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奥斯特霍夫（H·Osthoff ）和布鲁克曼（K·Brugmann ），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形态学研究》上正式宣布：语音演变规律不允许任何例外。前面提到的" 维尔纳定律" 也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们在坚持这个原则时，以语言材料为依据，借鉴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强调" 类推" 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这个学派的代表著作有布鲁克曼和德尔布吕克合著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和保罗的《语言史原理》。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为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收集了丰富
的语言材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和比较，不仅提出了人类语言演变过程的假设，画出了世界语言的谱系，而且还创造出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有关语言起源、语言本质的新理论，为后来结构主义和描写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