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41岁的北京爷们儿廖丹成了名人。 2012年7月16日上午，当他走出法院，等候已久的记者们立刻将他团团围住。与这座城市的繁华无关，廖丹是北京最底层的低保户。他无力负担妻子治疗尿毒症透析的费用，“为了让妻子先不死”，伪造了医院的收费公章，4年间“骗”来了400多次免费透析的机会。这天，他来法院将所欠的17：2万元医药费，全部退还。 在公众的描绘下，这是“凄美的北京爱情故事”，然而廖丹却说不出什么漂亮话，“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呗，你说怎么办?”生活就这样吧，我挺知足 从家到医院，廖丹的摩的要开上近两个小时。30年前，廖丹的家在二环内，然而在北京城的革新中，他家从交道口搬到了五环外的郎辛庄。1997年，廖丹所在的北京内燃机总厂改制，他又下了岗。那一年，通过同学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当年24岁的河北人杜金领。 廖丹面相凶、脾气坏，小区里的孩子看到都要躲着走，但杜金领却觉得，这个北京爷们儿“老实巴交、心眼儿好”。结婚之前，常常是她留在车间加班干活，廖丹就跑去给她做饭。然后她干活，他默默坐在一边等。 对于廖丹来说，这世界哪有什么动人的爱情：“两个人就是搭帮过日子，能过到一块儿就得了。”后来，杜金领掏钱摆了两桌酒，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再后来，他们有了儿子。 廖丹一直觉得自己的媳妇最能干。2003年，杜金领的单位倒闭，她就自己在家做手工艺品卖钱。这样的日子坚持了半年，一个亲戚帮她找了个美容院的工作，每个月600块钱。在这个北京底层家庭，日子虽然简单，却也过得去。 噩梦从2007年开始，杜金领被查出患上尿毒症，每周都要去做两次血液透析，以维持生命。一个月下来，医药费就超过5000元，而一家3口的低保只有1700块钱。更要命的是，杜金领没北京户口，没正式工作，入不了北京医保。开始，家里还能拿出点儿钱，但两万块钱几天就没了。 此后的日子里，廖丹每周骑着电瓶车，把妻子送到医院。电瓶没电了，他只好蹬着回来，杜金领就在后面帮着推。后来他干脆咬牙借钱买了辆旧摩的，送妻子去医院之余还能拉点儿活。 妻子病后，廖丹也患上了糖尿病，脚上的瘀青一直无法恢复。没钱看病，他就求着街坊邻居开药时多开些，分点儿给他。亲戚朋友的钱被他借了个遍，有人最后不得不劝他：“兄弟，以前的钱就别提了，今后别来了，你媳妇这病，没治。” 2007年底，已经负债累累的廖丹发现，自己每次到医院交透析费时，收费室都会在收费单上盖章后，再让他拿到透析科室。那时候，他走投无路，于是在大街上捡了个刻假章的名片。电话那头的人说：“能办!”于是，他豁出去了。 第一次把印有假章的收费单交到透析室的时候，他很害怕，但又觉得“过一天说一天的吧，以后是以后的事”，“要不然早就死了。” 杜金领也曾怀疑过丈夫哪里来的钱，但每次问。廖丹北京爷们儿的犟脾气就会上来：“你管得了吗?什么都别管!” “他这人，说不了3句话，就呛呛起来。”杜金领嘴上抱怨，却又抿着嘴乐了起来。后来，有记者问廖丹为什么这么做，他又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我也不能掐死她，你说怎么办?” 廖丹喜欢跟妻子“瞎逗”。他属猪，她属牛，两人对话总是：“臭猪回来啦?”“怎么样大傻牛，好点儿了吗?”妻子的病不能喝太多水，廖丹逗她：“你要想死，两杯水下去准死。”杜金领懂他，嘴上不说，心里“真真儿”的，跟他逗：“你放心吧，你死了我都死不了，我得咬着牙活着。”但从来满不在乎的廖丹却突然哭了：“这就行了，有你这句话就行了。”“生活就这样吧，我挺知足，挺好。”廖丹说。至少一家子还在一块儿 凭借那枚假公章，廖丹骗了4年，杜金领也多活了4年。2011年9月，医院升级收费系统，廖丹的行为被发现了。5个月后，带着妻子去医院透析的廖丹，终于看到警察冲他走来。 廖丹领着警察回家取证的时候，他们12岁的孩子正在家里写作业。那位老警察知道廖丹的情况后，对他感慨：“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别人诈骗是为骗钱，你诈骗却是为救命。” 廖丹被带走那天，孩子哭了一夜。杜金领问怎么了，孩子什么都不说，只是趴着哭。她一气之下打了他。第二天，孩子才说：“我想我爸了。”在此后的半个月里，孩子每天都会问：“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啊?”杜金领只能说：“我也不知道。”她本以为廖丹是开摩的被抓了，便给法院打电话，问人什么时候放出来。法院的人跟她说：“你知道你透析4年没交费吗?”杜金领终于明白，丈夫为了给她看病刻了假章，涉嫌诈骗。 廖丹被抓的那段时间里，杜金领每周自己坐上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医院透析。直到一次她犯了病，邻居不停地给法院打电话，廖丹才被取保候审。 在看守所的15天，廖丹有时候也会和狱友聊上几旬，但提到“家里”“孩子”，他就默默地躲到墙角。对于这个表面上“吊儿郎当”的北京男人来说，“孩子”是最能触动他神经的字眼。他听着杜金领提起孩子哭的那晚，默默抹着眼泪。廖丹背着妻子跟记者说：“我也是怕进去，主要是担心孩子。别人的孩子有人管，我的没人管。” 2012年7月12日，廖丹的案件在东城区法院开庭。开庭之前，法院要求廖丹退还17.2万元的“赃款”。他托朋友找了个律师咨询，开庭前一天，律师问他，“你的钱凑得怎么样了?”他说他没凑着。对方说：“那明天开庭我就不去了。” 廖丹只好自己去。去之前，他又问律师，自己这一去是不是还能回来?回答是：“看你造化。”他掂量，开完庭，自己没准就被送到哪个劳改农场干活了。于是，临走前，他把兜里仅剩的150块钱，留了100块给杜金领。 有人问他：“你觉得值吗?” “值不值得，还是犯法了，这我承认。但至少一家子现在还在一块儿。”廖丹说。 然而，廖丹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人生轨迹，会在不经意问改变。开庭那天，法院外宣处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问他：“你愿意接受采访吗?”从那时开始，找他的记者没断过。 于是更多的人知道了廖丹的故事。一位素不相识的政协委员，专门通过媒体给他送了17.2万元钱让他“退赃”；两家慈善机构向他提出承担杜金领今后透析的医疗款；他的照片被挂到了微博的广告栏——人们为他发起了总额50万元的捐款。他的故事被称作“最美的北京爱情故事”。 7月13日是个周五，本是杜金领去医院做透析的时间，但记者不断从全国各地赶来，找上门的记者干脆跟着去了医院。那天，杜金领累得浑身酸疼，晚上回到家，又一拨记者来聊到11点。廖丹的嗓子有些说哑了。可周六一早，记者们又来了。廖丹从没想过拒绝，谁打来电话，他都说，“欢迎你们来。”他觉得这是唯一能报答人家的方法。 有记者让他对妻子说些“甜言蜜语”，但这个北京爷们儿不知该如何开口，“过日子，就这点儿事，咬着牙也得过。”(摘自《南湖晚报》)
一夜之间，41岁的北京爷们儿廖丹成了名人。 2012年7月16日上午，当他走出法院，等候已久的记者们立刻将他团团围住。与这座城市的繁华无关，廖丹是北京最底层的低保户。他无力负担妻子治疗尿毒症透析的费用，“为了让妻子先不死”，伪造了医院的收费公章，4年间“骗”来了400多次免费透析的机会。这天，他来法院将所欠的17：2万元医药费，全部退还。 在公众的描绘下，这是“凄美的北京爱情故事”，然而廖丹却说不出什么漂亮话，“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呗，你说怎么办?”生活就这样吧，我挺知足 从家到医院，廖丹的摩的要开上近两个小时。30年前，廖丹的家在二环内，然而在北京城的革新中，他家从交道口搬到了五环外的郎辛庄。1997年，廖丹所在的北京内燃机总厂改制，他又下了岗。那一年，通过同学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当年24岁的河北人杜金领。 廖丹面相凶、脾气坏，小区里的孩子看到都要躲着走，但杜金领却觉得，这个北京爷们儿“老实巴交、心眼儿好”。结婚之前，常常是她留在车间加班干活，廖丹就跑去给她做饭。然后她干活，他默默坐在一边等。 对于廖丹来说，这世界哪有什么动人的爱情：“两个人就是搭帮过日子，能过到一块儿就得了。”后来，杜金领掏钱摆了两桌酒，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再后来，他们有了儿子。 廖丹一直觉得自己的媳妇最能干。2003年，杜金领的单位倒闭，她就自己在家做手工艺品卖钱。这样的日子坚持了半年，一个亲戚帮她找了个美容院的工作，每个月600块钱。在这个北京底层家庭，日子虽然简单，却也过得去。 噩梦从2007年开始，杜金领被查出患上尿毒症，每周都要去做两次血液透析，以维持生命。一个月下来，医药费就超过5000元，而一家3口的低保只有1700块钱。更要命的是，杜金领没北京户口，没正式工作，入不了北京医保。开始，家里还能拿出点儿钱，但两万块钱几天就没了。 此后的日子里，廖丹每周骑着电瓶车，把妻子送到医院。电瓶没电了，他只好蹬着回来，杜金领就在后面帮着推。后来他干脆咬牙借钱买了辆旧摩的，送妻子去医院之余还能拉点儿活。 妻子病后，廖丹也患上了糖尿病，脚上的瘀青一直无法恢复。没钱看病，他就求着街坊邻居开药时多开些，分点儿给他。亲戚朋友的钱被他借了个遍，有人最后不得不劝他：“兄弟，以前的钱就别提了，今后别来了，你媳妇这病，没治。” 2007年底，已经负债累累的廖丹发现，自己每次到医院交透析费时，收费室都会在收费单上盖章后，再让他拿到透析科室。那时候，他走投无路，于是在大街上捡了个刻假章的名片。电话那头的人说：“能办!”于是，他豁出去了。 第一次把印有假章的收费单交到透析室的时候，他很害怕，但又觉得“过一天说一天的吧，以后是以后的事”，“要不然早就死了。” 杜金领也曾怀疑过丈夫哪里来的钱，但每次问。廖丹北京爷们儿的犟脾气就会上来：“你管得了吗?什么都别管!” “他这人，说不了3句话，就呛呛起来。”杜金领嘴上抱怨，却又抿着嘴乐了起来。后来，有记者问廖丹为什么这么做，他又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我也不能掐死她，你说怎么办?” 廖丹喜欢跟妻子“瞎逗”。他属猪，她属牛，两人对话总是：“臭猪回来啦?”“怎么样大傻牛，好点儿了吗?”妻子的病不能喝太多水，廖丹逗她：“你要想死，两杯水下去准死。”杜金领懂他，嘴上不说，心里“真真儿”的，跟他逗：“你放心吧，你死了我都死不了，我得咬着牙活着。”但从来满不在乎的廖丹却突然哭了：“这就行了，有你这句话就行了。”“生活就这样吧，我挺知足，挺好。”廖丹说。至少一家子还在一块儿 凭借那枚假公章，廖丹骗了4年，杜金领也多活了4年。2011年9月，医院升级收费系统，廖丹的行为被发现了。5个月后，带着妻子去医院透析的廖丹，终于看到警察冲他走来。 廖丹领着警察回家取证的时候，他们12岁的孩子正在家里写作业。那位老警察知道廖丹的情况后，对他感慨：“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别人诈骗是为骗钱，你诈骗却是为救命。” 廖丹被带走那天，孩子哭了一夜。杜金领问怎么了，孩子什么都不说，只是趴着哭。她一气之下打了他。第二天，孩子才说：“我想我爸了。”在此后的半个月里，孩子每天都会问：“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啊?”杜金领只能说：“我也不知道。”她本以为廖丹是开摩的被抓了，便给法院打电话，问人什么时候放出来。法院的人跟她说：“你知道你透析4年没交费吗?”杜金领终于明白，丈夫为了给她看病刻了假章，涉嫌诈骗。 廖丹被抓的那段时间里，杜金领每周自己坐上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医院透析。直到一次她犯了病，邻居不停地给法院打电话，廖丹才被取保候审。 在看守所的15天，廖丹有时候也会和狱友聊上几旬，但提到“家里”“孩子”，他就默默地躲到墙角。对于这个表面上“吊儿郎当”的北京男人来说，“孩子”是最能触动他神经的字眼。他听着杜金领提起孩子哭的那晚，默默抹着眼泪。廖丹背着妻子跟记者说：“我也是怕进去，主要是担心孩子。别人的孩子有人管，我的没人管。” 2012年7月12日，廖丹的案件在东城区法院开庭。开庭之前，法院要求廖丹退还17.2万元的“赃款”。他托朋友找了个律师咨询，开庭前一天，律师问他，“你的钱凑得怎么样了?”他说他没凑着。对方说：“那明天开庭我就不去了。” 廖丹只好自己去。去之前，他又问律师，自己这一去是不是还能回来?回答是：“看你造化。”他掂量，开完庭，自己没准就被送到哪个劳改农场干活了。于是，临走前，他把兜里仅剩的150块钱，留了100块给杜金领。 有人问他：“你觉得值吗?” “值不值得，还是犯法了，这我承认。但至少一家子现在还在一块儿。”廖丹说。 然而，廖丹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人生轨迹，会在不经意问改变。开庭那天，法院外宣处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问他：“你愿意接受采访吗?”从那时开始，找他的记者没断过。 于是更多的人知道了廖丹的故事。一位素不相识的政协委员，专门通过媒体给他送了17.2万元钱让他“退赃”；两家慈善机构向他提出承担杜金领今后透析的医疗款；他的照片被挂到了微博的广告栏——人们为他发起了总额50万元的捐款。他的故事被称作“最美的北京爱情故事”。 7月13日是个周五，本是杜金领去医院做透析的时间，但记者不断从全国各地赶来，找上门的记者干脆跟着去了医院。那天，杜金领累得浑身酸疼，晚上回到家，又一拨记者来聊到11点。廖丹的嗓子有些说哑了。可周六一早，记者们又来了。廖丹从没想过拒绝，谁打来电话，他都说，“欢迎你们来。”他觉得这是唯一能报答人家的方法。 有记者让他对妻子说些“甜言蜜语”，但这个北京爷们儿不知该如何开口，“过日子，就这点儿事，咬着牙也得过。”(摘自《南湖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