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记者◎吴琪
艰辛创刊的《收获》
1957年，章靳以拉着好友巴金一起创办《收获》杂志，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让文学界激动不已。当时的编辑彭新琪记得，“章开会的时候讲，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们，《收获》与哪些名作家在通信，联系稿子的事情，也提倡发掘新人，希望作品先在刊物发表，听读者意见，然后反馈给作者，改了之后再出书，达到读者和作者的双重收获”。
除去主编章靳以和巴金，还有编辑部主任、理论、诗歌等共6个编辑，章靳以赞成“人少好办事，没有人事关系，也没有严密分工”，都带一点事务性的工作，把这个当作自己家里的事情，非常融洽，像一个和睦的家庭。编辑部方式一通到底，一个碰头会大家什么都知道了，要发或者要退的稿子，需要两个以上编辑同意。
很快作家们以能在《收获》上发表自己刊物为荣，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本专门发表长中篇文学作品的大型刊物。
当时《收获》强调作家有自己的风格，编辑不要轻易修改，有意见写信给作家，让作家自己改。而且考虑到作家往往清贫，稿子刚刚上版，就开出稿费了，所以往往刊物出来之前，作家就已经拿到稿费了。
可是好景不长，《收获》办到第二期就开始反右派，这场灾难使《收获》大伤元气，有些作品拿到后编辑觉得烫手，因为政治原因或者新样式，不敢发。迫于形势，第二期又写了一个《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表明态度，拥护党的领导，不是自由化。当时迫于形势，每期要发表哪个作家作品，都得写信到当地党委征求意见，因为一个进步作家很有可能第二天就被看成反动作家了。于是真正的自由做不到，往往不是按照文学性来看作品，而是按照政治性来看作品。
章靳以解放后一直要求入党，他说:“参加革命就像游泳一样，不能用理论指导游泳，一定要亲自去参与。”这很能代表他的思想，当时文学界也认为，进步的就是好的，进步作家就是好作家。而巴金从一开始就主动不依赖于某个单位，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革命性没有章那么强。但是传媒是个非常敏感的地方，要表态，这种压力当时追求入党的章靳以比巴金大得多。那个时候任何人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收获》平时操作起来清样一式两份，一份让作者自己保存，方便以后出书，刊物出来后原稿寄回给作者，让他们自己保存。有一期编辑部已经给郭沫若寄了《蔡文姬》的清样，他办公室的人打来电话，提到郭说要改动稿子，这期不能发。于是编辑部又撤下稿子，换成老舍的《全家福》。彭新琪提到，“那时真是如履薄冰，但是大家内部非常团结。当时大家想得不深，想着那些非右派的作家总会有好的作品。”
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巴金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早年追求的“人的独立思考”。在最初的“灌迷汤”似的茫然、振奋、痛苦交织的无所适从之后，逐渐清醒过来的巴金开始过情感上的爆发。研究者周立民指出，性情温和的巴金并不是一个老好人，他遇到冷静思考后的局势，在需要表态时绝不含糊。
萧乾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里提到让他终生难忘的事情是，1957年萧乾已经被《人民日报》头版点名，往日朋友多是远远避开。7月的一天，他被迫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会议，“谁知还没跨进大厅，巴金老远就跑过来了。他坚持要同我坐在一起……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小声对我说:'你不要这么地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
在一连串痛苦的思索之后，1962年5月，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巴金在会上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在当时严密的政治控制下，巴金直言不讳的发言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让人惊诧。
巴金当众说，“我觉得作为作家，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一直把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仍然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我常常责备自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我又会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并不太少……”“我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自己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记忆力也逐渐衰退，我不能不着急。我想好好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多写作品。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家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他们有一个时期非常轻视文学作品的作用，公开说'托尔斯泰没有用’；另一个时期又把文学作品抬得很高，要作家对读者们的一切行为负责，好像一本小说会使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这是不公平的。”
头上的各种官衔使他忙于应付无休止的事务性工作，条条框框的创作限制让这个写作者严重“失语”。同样被打倒的知识分子邵燕祥仍记得当时对巴金发言的感叹:“对于巴金的直言不讳，大家还是有些吃惊的，首先我们就感到了他作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在政治运动后期，巴金开始严肃地反思。邵燕祥一直保存着巴金在上世纪30年代未完成的《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也清晰地记得巴金翻译的缅怀俄国农民起义领袖《斯捷潘·拉辛的悬崖》的歌词，“他终身都在为国家为民族寻找出路”。早年追求的理想和品质，在60年代巴金又一点点地拣了回来。他后来对身边的彭新琪说：“我小的时候很倔强，很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后来丧失了，直到老年又开始倔强了。”
章洁思记得，“文革”中，巴金抄但丁的《神曲》。“那时候他还没有平反，我在复旦读大学，因为是黑帮子弟，日子很不好过。眼看着四处焚书、知识被践踏，我在他面前发牢骚，'读书没用，真是没意思’，他很认真地说，'书不可以不读，不能说读书没用啊’。我发现，虽然当时境遇非常差，但是他的心中有一片自己的天地，看得很远，非常宽厚。当年他还没有平反，就自己在家里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那时候没人敢出书，但是他很自然地坚持翻译。这些伟人的思想也是他的寄托，所以晚年他写《随想录》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吃惊。”
晚年的巴金，仍然生活在政治斗争的噩梦中。研究者陈思和原以为所谓噩梦只是老人的一种文学修辞手法，但是后来才从巴金家人那里得知，老人真的时常噩梦缠身。“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漫画家、美术史家黄苗子向记者回忆起最初看到《随想录》的感受。《随想录》最初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时，编辑潘际垌经常拿到稿子后，激动地给好友黄苗子看。“那时候基本上是'伤痕文学’，大家回忆在半步桥、在秦城监狱里受难的遭遇，突然之间看到巴老这种正气凛然，掏心底说的话，和我们想说又没有说出来的话一样，我们是边看边流泪。”巴金敢于说话，“但不是凭感觉说话，而是冷静地经过思索和实践后说出来的话，所以非常有分量”。
研究者陈思和提醒记者，不应该简单地把《随想录》里边的“我”等同于巴金本人。虽然在表达上巴金以“我”为主，讲了自己在五六十年代的事情，从文字上看确实是巴金本人的故事。但是他很强调通过自我反省达到社会反思的目的，“我”在这里有个修辞作用，即是说自己，又不止于自己。陈思和以两个理由证明自己对《随想录》的理解，一方面，巴金写《家》的时候，最初是在上海一家小报连载的，“为了适合上海市民的阅读欲望，用的是反思自己家庭的故事，从效果和阅读面上反响很好。但《家》里头的高太爷与巴金的祖父又是很不一样的，巴金晚年提到，其实祖父是相当慈爱善良的”。另一件事情是，沈从文去世时，新华社的报道相当简单，沈也没有任何头衔，巴金对此事不满，在《怀念从文》这篇文章里，他以责怪写此稿的新华社记者郭林春为开头。其实巴金和老记者郭林春有交往，他心里头并非真正责怪郭，而是不满于当时大环境对沈从文的冷漠，以“我”的责怪来表达。
晚年的巴金更加以托尔斯泰为自己的榜样，毕生追求一个讲真话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08年04月22日 12:43:22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博客
“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的启发。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记者◎吴琪
艰辛创刊的《收获》
1957年，章靳以拉着好友巴金一起创办《收获》杂志，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让文学界激动不已。当时的编辑彭新琪记得，“章开会的时候讲，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们，《收获》与哪些名作家在通信，联系稿子的事情，也提倡发掘新人，希望作品先在刊物发表，听读者意见，然后反馈给作者，改了之后再出书，达到读者和作者的双重收获”。
除去主编章靳以和巴金，还有编辑部主任、理论、诗歌等共6个编辑，章靳以赞成“人少好办事，没有人事关系，也没有严密分工”，都带一点事务性的工作，把这个当作自己家里的事情，非常融洽，像一个和睦的家庭。编辑部方式一通到底，一个碰头会大家什么都知道了，要发或者要退的稿子，需要两个以上编辑同意。
很快作家们以能在《收获》上发表自己刊物为荣，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本专门发表长中篇文学作品的大型刊物。
当时《收获》强调作家有自己的风格，编辑不要轻易修改，有意见写信给作家，让作家自己改。而且考虑到作家往往清贫，稿子刚刚上版，就开出稿费了，所以往往刊物出来之前，作家就已经拿到稿费了。
可是好景不长，《收获》办到第二期就开始反右派，这场灾难使《收获》大伤元气，有些作品拿到后编辑觉得烫手，因为政治原因或者新样式，不敢发。迫于形势，第二期又写了一个《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表明态度，拥护党的领导，不是自由化。当时迫于形势，每期要发表哪个作家作品，都得写信到当地党委征求意见，因为一个进步作家很有可能第二天就被看成反动作家了。于是真正的自由做不到，往往不是按照文学性来看作品，而是按照政治性来看作品。
章靳以解放后一直要求入党，他说:“参加革命就像游泳一样，不能用理论指导游泳，一定要亲自去参与。”这很能代表他的思想，当时文学界也认为，进步的就是好的，进步作家就是好作家。而巴金从一开始就主动不依赖于某个单位，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革命性没有章那么强。但是传媒是个非常敏感的地方，要表态，这种压力当时追求入党的章靳以比巴金大得多。那个时候任何人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收获》平时操作起来清样一式两份，一份让作者自己保存，方便以后出书，刊物出来后原稿寄回给作者，让他们自己保存。有一期编辑部已经给郭沫若寄了《蔡文姬》的清样，他办公室的人打来电话，提到郭说要改动稿子，这期不能发。于是编辑部又撤下稿子，换成老舍的《全家福》。彭新琪提到，“那时真是如履薄冰，但是大家内部非常团结。当时大家想得不深，想着那些非右派的作家总会有好的作品。”
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巴金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早年追求的“人的独立思考”。在最初的“灌迷汤”似的茫然、振奋、痛苦交织的无所适从之后，逐渐清醒过来的巴金开始过情感上的爆发。研究者周立民指出，性情温和的巴金并不是一个老好人，他遇到冷静思考后的局势，在需要表态时绝不含糊。
萧乾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里提到让他终生难忘的事情是，1957年萧乾已经被《人民日报》头版点名，往日朋友多是远远避开。7月的一天，他被迫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会议，“谁知还没跨进大厅，巴金老远就跑过来了。他坚持要同我坐在一起……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小声对我说:'你不要这么地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
在一连串痛苦的思索之后，1962年5月，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巴金在会上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在当时严密的政治控制下，巴金直言不讳的发言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让人惊诧。
巴金当众说，“我觉得作为作家，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一直把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仍然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我常常责备自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我又会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并不太少……”“我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自己的白头发越来越多，记忆力也逐渐衰退，我不能不着急。我想好好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多写作品。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家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他们有一个时期非常轻视文学作品的作用，公开说'托尔斯泰没有用’；另一个时期又把文学作品抬得很高，要作家对读者们的一切行为负责，好像一本小说会使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这是不公平的。”
头上的各种官衔使他忙于应付无休止的事务性工作，条条框框的创作限制让这个写作者严重“失语”。同样被打倒的知识分子邵燕祥仍记得当时对巴金发言的感叹:“对于巴金的直言不讳，大家还是有些吃惊的，首先我们就感到了他作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在政治运动后期，巴金开始严肃地反思。邵燕祥一直保存着巴金在上世纪30年代未完成的《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也清晰地记得巴金翻译的缅怀俄国农民起义领袖《斯捷潘·拉辛的悬崖》的歌词，“他终身都在为国家为民族寻找出路”。早年追求的理想和品质，在60年代巴金又一点点地拣了回来。他后来对身边的彭新琪说：“我小的时候很倔强，很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后来丧失了，直到老年又开始倔强了。”
章洁思记得，“文革”中，巴金抄但丁的《神曲》。“那时候他还没有平反，我在复旦读大学，因为是黑帮子弟，日子很不好过。眼看着四处焚书、知识被践踏，我在他面前发牢骚，'读书没用，真是没意思’，他很认真地说，'书不可以不读，不能说读书没用啊’。我发现，虽然当时境遇非常差，但是他的心中有一片自己的天地，看得很远，非常宽厚。当年他还没有平反，就自己在家里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那时候没人敢出书，但是他很自然地坚持翻译。这些伟人的思想也是他的寄托，所以晚年他写《随想录》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吃惊。”
晚年的巴金，仍然生活在政治斗争的噩梦中。研究者陈思和原以为所谓噩梦只是老人的一种文学修辞手法，但是后来才从巴金家人那里得知，老人真的时常噩梦缠身。“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漫画家、美术史家黄苗子向记者回忆起最初看到《随想录》的感受。《随想录》最初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时，编辑潘际垌经常拿到稿子后，激动地给好友黄苗子看。“那时候基本上是'伤痕文学’，大家回忆在半步桥、在秦城监狱里受难的遭遇，突然之间看到巴老这种正气凛然，掏心底说的话，和我们想说又没有说出来的话一样，我们是边看边流泪。”巴金敢于说话，“但不是凭感觉说话，而是冷静地经过思索和实践后说出来的话，所以非常有分量”。
研究者陈思和提醒记者，不应该简单地把《随想录》里边的“我”等同于巴金本人。虽然在表达上巴金以“我”为主，讲了自己在五六十年代的事情，从文字上看确实是巴金本人的故事。但是他很强调通过自我反省达到社会反思的目的，“我”在这里有个修辞作用，即是说自己，又不止于自己。陈思和以两个理由证明自己对《随想录》的理解，一方面，巴金写《家》的时候，最初是在上海一家小报连载的，“为了适合上海市民的阅读欲望，用的是反思自己家庭的故事，从效果和阅读面上反响很好。但《家》里头的高太爷与巴金的祖父又是很不一样的，巴金晚年提到，其实祖父是相当慈爱善良的”。另一件事情是，沈从文去世时，新华社的报道相当简单，沈也没有任何头衔，巴金对此事不满，在《怀念从文》这篇文章里，他以责怪写此稿的新华社记者郭林春为开头。其实巴金和老记者郭林春有交往，他心里头并非真正责怪郭，而是不满于当时大环境对沈从文的冷漠，以“我”的责怪来表达。
晚年的巴金更加以托尔斯泰为自己的榜样，毕生追求一个讲真话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2008年04月22日 12:43:22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