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祝贺《红旗》口述历史即将发布，感谢贾可、帮宁，你们辛苦了。这本书主要回忆历史，当前社会下，对过去的事情该不该提，怎么提？尤其对红旗来说，是不是成功？都有不同意见。
刚才听张超和帮宁朗诵《我��的红旗 我们的梦》，对我是非常大的鼓舞，它完全肯定了红旗过去的辉煌。现在按照习总书记不忘初心的倡议，应该把历史好好重提，并发扬光大。我想来想去，感觉回忆红旗是值得庆贺的。
今天现场来了很多一汽的老同志，他们都亲身经历了红旗试制过程。我是汽车工业的一位老兵，有幸参加过红旗试制，也深有体会。在红旗试制过程中，我有以下几个感想。
第一，群众运动与科学实践要很好地结合，缺一不可。讲群众运动，就是要发动群众。如何发动群众？应该有各种形式，但都要付之实践。通过发动群众可以鼓舞士气，明确方向，这非常重要。不但过去需要，现在也需要。
试制红旗是58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发动群众，要求一个月出红旗试制车，在饶斌、郭力、孟少农同志的运筹帷幄下，红旗确实一个月就出来了，现在想起来，那辆车应该说只是献礼车，只能走几步的车。
后来，经过正规汽车开发程序，大概用了一年时间，才敢把红旗送到北京献礼。这是科学实践的成果，为什么？做第一辆红旗时，我在发动机车间，也就是现在的发动机分厂。发动机做出来后，抱缸、拉缸、活塞环断裂、整机振动、机油泵打不上油，尤其是液压挺杆“啪啪啪”乱响，满身都是问题。
其他部分也类似，比如传动系统、底盘、车身等都存在缺陷。怎么办？组织突击队。全厂组织上百个质量突击队，一个一个问题解决落实，用的是科学精神，否则能用的红旗就造不出来。全厂突击队经过八九个月，甚至一年时间，才能初步把红旗送到北京展示。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坐红旗时，是在突击队成果之上，又进一步做了不少提高质量的工作，这是艰苦的过程。
第二，要掌握核心技术，必须知难而进。当时难度确实很大，解放牌刚投产两年，第二年就要生产红旗，我们还没站稳脚根，不够熟悉，怎么做红旗？何况解放跟红旗在结构和技术上差距太大，无论是V型8缸发动机、液压变速箱、豪华舒适的内饰、流线型的车身，红旗轿车都用上了，必须采用新结构、新工艺，并破解核心技术，才能成功。
拿发动机来看，红旗4000多转相当于解放牌的一倍，功率180多马力，又是一倍。V8发动机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有，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也还没有。用加工解放牌直列6缸发动机的技术怎么能成呢！但是当时只有这个条件。
从人力资源看，我从学校毕业10年，30岁左右，参加液压挺杆突击队，带着一批刚从大学毕业四五年的二十四五岁的一帮人突击。从经验和知识水平看，差距太大，难度也太大。可我们通过试制，解决了很多技术问题，掌握了核心技术。我带的这个突击队，以及全厂其他突击队应该说都过关了。靠的就是知难而进的精神。
第三，要有好的组织形式。我们的组织形式是“三结合”。所谓“三结合”，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结合在一起，现在的说法是团队精神。当时我们靠这种精神，大家互相协作，做到上下结合，左右结合。
以上下结合为例，一帮老同志如郭力、孟少农等，他们在上面为我们开路，下面同志就非常有信心。他们充分信任技术干部，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甚至到什么程度？当时我是发动机分厂的一个小科长，跟厂长的距离有三层，第一层是总厂，第二层是分厂，第三层是分厂里的科长。总厂一方面交给我任务，另一方面相信我们突击队的技术方案，同时调动全厂资源来支援每个突击队，我深受感动。
还有我们突击队，也是上下结合。我是突击队队长，我这个突击队的队员，不仅是发动机车间的几个工人和工艺员，而是全厂各重点部门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任务是试制红旗发动机，比如在产品设计方面，厂里派产品设计处的同志参加，有问题后他们回去想办法解决。在工艺方面，则要铸造、锻造、热处理等全厂七八个实验室以及后方制造工具的部门配合，他们都一起承担这项工作。
那时候我提的要求，可以通过突击队，任意找各单位帮忙，对我们叫做“开绿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却有这么大的权力，这就是领导的充分信任。尽管当时产品设计跟工艺制造有些隔阂，但当这些人都纳入到突击队里，隔阂自然就打通了。冷加工和热加工之间也有隔阂，这些隔阂同样在参加突击队的这些人中解决了。这些突击队员回去后，把突击队意见跟单位领导汇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效率很高。
当然，各工种之间的配合，也是通过突击队作为一个平台来解决。我真是感觉到，虽然我是液压挺杆突击队队长，实际上我不是主要人物，而是全厂的力量。其他如车身、底盘等各突击队，我估计都是这样。这是非常可贵的“三结合”。“三结合”怎么来的？从群众运动中来，是饶斌同志总结出来的。
第四，逆向开发与正向开发两者不可偏废，它们是当前最时髦的名词。现在都提倡正向开发，这完全正确。可当时我们根本不懂这个词，什么叫正向，什么叫逆向，根本不懂。反正就摆一个样车，开始照猫画虎，照着样件干。后来有了简单的图纸，其中的精度标准和材料也大多是解放牌的，在干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干不下去了，就去攻关。这就叫逆向开发吧！
在《红旗》口述历史里，第二篇文章是我写的，就是描述在逆向开发中遇到的问题，怎么破解核心技术。在普通汽车上的配气机构中有个零件叫挺杆，挺杆的一端必须有间隙，就会产生“嗒嗒嗒”的敲击声，十分烦人。而豪华轿车是不允许的，必须搞液压挺杆来解决，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突击队。
我们开始照件做出来后，拿到车上试，不到五六分钟就都磨损了。怎么解决？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当时液压挺杆和凸轮轴的材料都是钢的，为什么用钢？因为解放牌用的是钢，就照搬解放牌材料来做红旗，结果根本不行，磨损和敲击严重。其他加工精度等问题也是如此，逼得我们用最笨、最原始的方法解决了当代数控机床可以控制到万分之一毫米精度的问题。
我们突破了好几个冷加工、热加工的核心关键问题，最后才制造出合格的液压挺杆。它匹配在180匹马力，后来做到200匹马力，甚至300匹马力的机型上，一直到现在都没发生过问题。那时候苏联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专家带走了我们的全部技术资料。
所以，我认为逆向开发不可偏废，尤其是在最初阶段都要走这条路，都是从逆向入手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想想，当前有的正向开发的东西不一定适合市场需要，也可能卖不出去。
第五，最重要的是必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他们的激情，让每个人充分发挥作用。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论知识水平不够高，经验不够多。所谓“老工人”，也不过二三十岁，或者二十五六岁，但已经被叫做老工人了。可是大家不辞劳苦，不讲待遇，不讲地位，不讲物质享受，不讲虚荣。吃的是高粱米，穿的裤子上都有补丁。
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大家还在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突击质量问题。为什么？就是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光，为国家做贡献，让毛主席能坐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我们十分尊重和爱戴领袖。这也是当时一汽――汽车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但现在一提一汽，士气不振，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叹。但愿你们蓄势待发，再现辉煌。
首先祝贺《红旗》口述历史即将发布，感谢贾可、帮宁，你们辛苦了。这本书主要回忆历史，当前社会下，对过去的事情该不该提，怎么提？尤其对红旗来说，是不是成功？都有不同意见。
刚才听张超和帮宁朗诵《我��的红旗 我们的梦》，对我是非常大的鼓舞，它完全肯定了红旗过去的辉煌。现在按照习总书记不忘初心的倡议，应该把历史好好重提，并发扬光大。我想来想去，感觉回忆红旗是值得庆贺的。
今天现场来了很多一汽的老同志，他们都亲身经历了红旗试制过程。我是汽车工业的一位老兵，有幸参加过红旗试制，也深有体会。在红旗试制过程中，我有以下几个感想。
第一，群众运动与科学实践要很好地结合，缺一不可。讲群众运动，就是要发动群众。如何发动群众？应该有各种形式，但都要付之实践。通过发动群众可以鼓舞士气，明确方向，这非常重要。不但过去需要，现在也需要。
试制红旗是58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发动群众，要求一个月出红旗试制车，在饶斌、郭力、孟少农同志的运筹帷幄下，红旗确实一个月就出来了，现在想起来，那辆车应该说只是献礼车，只能走几步的车。
后来，经过正规汽车开发程序，大概用了一年时间，才敢把红旗送到北京献礼。这是科学实践的成果，为什么？做第一辆红旗时，我在发动机车间，也就是现在的发动机分厂。发动机做出来后，抱缸、拉缸、活塞环断裂、整机振动、机油泵打不上油，尤其是液压挺杆“啪啪啪”乱响，满身都是问题。
其他部分也类似，比如传动系统、底盘、车身等都存在缺陷。怎么办？组织突击队。全厂组织上百个质量突击队，一个一个问题解决落实，用的是科学精神，否则能用的红旗就造不出来。全厂突击队经过八九个月，甚至一年时间，才能初步把红旗送到北京展示。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坐红旗时，是在突击队成果之上，又进一步做了不少提高质量的工作，这是艰苦的过程。
第二，要掌握核心技术，必须知难而进。当时难度确实很大，解放牌刚投产两年，第二年就要生产红旗，我们还没站稳脚根，不够熟悉，怎么做红旗？何况解放跟红旗在结构和技术上差距太大，无论是V型8缸发动机、液压变速箱、豪华舒适的内饰、流线型的车身，红旗轿车都用上了，必须采用新结构、新工艺，并破解核心技术，才能成功。
拿发动机来看，红旗4000多转相当于解放牌的一倍，功率180多马力，又是一倍。V8发动机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有，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也还没有。用加工解放牌直列6缸发动机的技术怎么能成呢！但是当时只有这个条件。
从人力资源看，我从学校毕业10年，30岁左右，参加液压挺杆突击队，带着一批刚从大学毕业四五年的二十四五岁的一帮人突击。从经验和知识水平看，差距太大，难度也太大。可我们通过试制，解决了很多技术问题，掌握了核心技术。我带的这个突击队，以及全厂其他突击队应该说都过关了。靠的就是知难而进的精神。
第三，要有好的组织形式。我们的组织形式是“三结合”。所谓“三结合”，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结合在一起，现在的说法是团队精神。当时我们靠这种精神，大家互相协作，做到上下结合，左右结合。
以上下结合为例，一帮老同志如郭力、孟少农等，他们在上面为我们开路，下面同志就非常有信心。他们充分信任技术干部，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甚至到什么程度？当时我是发动机分厂的一个小科长，跟厂长的距离有三层，第一层是总厂，第二层是分厂，第三层是分厂里的科长。总厂一方面交给我任务，另一方面相信我们突击队的技术方案，同时调动全厂资源来支援每个突击队，我深受感动。
还有我们突击队，也是上下结合。我是突击队队长，我这个突击队的队员，不仅是发动机车间的几个工人和工艺员，而是全厂各重点部门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任务是试制红旗发动机，比如在产品设计方面，厂里派产品设计处的同志参加，有问题后他们回去想办法解决。在工艺方面，则要铸造、锻造、热处理等全厂七八个实验室以及后方制造工具的部门配合，他们都一起承担这项工作。
那时候我提的要求，可以通过突击队，任意找各单位帮忙，对我们叫做“开绿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科长，却有这么大的权力，这就是领导的充分信任。尽管当时产品设计跟工艺制造有些隔阂，但当这些人都纳入到突击队里，隔阂自然就打通了。冷加工和热加工之间也有隔阂，这些隔阂同样在参加突击队的这些人中解决了。这些突击队员回去后，把突击队意见跟单位领导汇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效率很高。
当然，各工种之间的配合，也是通过突击队作为一个平台来解决。我真是感觉到，虽然我是液压挺杆突击队队长，实际上我不是主要人物，而是全厂的力量。其他如车身、底盘等各突击队，我估计都是这样。这是非常可贵的“三结合”。“三结合”怎么来的？从群众运动中来，是饶斌同志总结出来的。
第四，逆向开发与正向开发两者不可偏废，它们是当前最时髦的名词。现在都提倡正向开发，这完全正确。可当时我们根本不懂这个词，什么叫正向，什么叫逆向，根本不懂。反正就摆一个样车，开始照猫画虎，照着样件干。后来有了简单的图纸，其中的精度标准和材料也大多是解放牌的，在干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干不下去了，就去攻关。这就叫逆向开发吧！
在《红旗》口述历史里，第二篇文章是我写的，就是描述在逆向开发中遇到的问题，怎么破解核心技术。在普通汽车上的配气机构中有个零件叫挺杆，挺杆的一端必须有间隙，就会产生“嗒嗒嗒”的敲击声，十分烦人。而豪华轿车是不允许的，必须搞液压挺杆来解决，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突击队。
我们开始照件做出来后，拿到车上试，不到五六分钟就都磨损了。怎么解决？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当时液压挺杆和凸轮轴的材料都是钢的，为什么用钢？因为解放牌用的是钢，就照搬解放牌材料来做红旗，结果根本不行，磨损和敲击严重。其他加工精度等问题也是如此，逼得我们用最笨、最原始的方法解决了当代数控机床可以控制到万分之一毫米精度的问题。
我们突破了好几个冷加工、热加工的核心关键问题，最后才制造出合格的液压挺杆。它匹配在180匹马力，后来做到200匹马力，甚至300匹马力的机型上，一直到现在都没发生过问题。那时候苏联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专家带走了我们的全部技术资料。
所以，我认为逆向开发不可偏废，尤其是在最初阶段都要走这条路，都是从逆向入手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想想，当前有的正向开发的东西不一定适合市场需要，也可能卖不出去。
第五，最重要的是必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他们的激情，让每个人充分发挥作用。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论知识水平不够高，经验不够多。所谓“老工人”，也不过二三十岁，或者二十五六岁，但已经被叫做老工人了。可是大家不辞劳苦，不讲待遇，不讲地位，不讲物质享受，不讲虚荣。吃的是高粱米，穿的裤子上都有补丁。
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大家还在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突击质量问题。为什么？就是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光，为国家做贡献，让毛主席能坐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我们十分尊重和爱戴领袖。这也是当时一汽――汽车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但现在一提一汽，士气不振，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叹。但愿你们蓄势待发，再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