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名篇《胭脂》赏析
《聊斋志异》卷十中的《胭脂》，是情节比较曲折富有戏剧性的一篇，所以被拍成电影。这篇大概是以一个传说的故事为基础写成的小说，作者的本领是怎样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凭着作者丰富的生活经历，细致的观察，深入的体会，驰骋想象，刻画了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使本篇突破了审理案件的记录的局限，成为创作。
小说一开头就抓住矛盾。胭脂是牛医的女儿，却“才姿惠丽”，即才貌双全，秉性善良，品行端正。牛医要把她嫁给士人，士人却看不起牛医的家世，不愿跟她结亲，因此胭脂到了待嫁的年龄还没有定亲，这就是矛盾，以后的故事就从这个矛盾展开。在封建社会里，婚姻要讲究门第，这样写是很真实的。正因为胭脂是牛医的女儿，不是大家闺秀，所以同对门龚姓妻王氏相熟。王氏为人，又轻薄，又会调笑，品行不端，却成为胭脂的闺中谈友。品行端正的胭脂，却同一个品行不端的王氏做谈友，这就伏下矛盾，惹出许多事来。这正切合胭脂是小家女的身份。
小说就在上述两个矛盾里展开了。胭脂在门口看到鄂秀才时，小说写得极为精彩：“见一少年过，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动，秋波萦转之。少年俯其首，趋而去。去既远，女犹凝眺。”这段描写，是从王氏眼中看出。这正写出两个矛盾结合中的胭脂。她是已到了结婚年龄的小家女，迫切想找一个如意郎君，又要嫁给士子，这个矛盾使她看到鄂生就心动了。但她又是闺女，所以“意似动”，微有流露，还要抑止自己。但这种要嫁给士子的迫切心情，看到鄂生时，终于抑止不住，不自觉地从“似动”到明显地流露出来，不是一瞥即把目光收回，是“秋波萦转之”，眼光绕着鄂生转，看得鄂生低着头赶快走过，她还在看，一直到他走远了，她还在注视远望。这里，没有写鄂生的容貌，只用“丰采甚都”一句来概括，显得他在她的眼里，是容光焕发，非常漂亮。不写他的容貌，却写他的服饰“白服裙帽”，这是非常精练的写法，是扣住矛盾的写法。她要嫁个士子而不得，看到他的帽子和衣着，一眼就知道他是秀才，当时秀才的帽子和衣着同一般工商业者是不同的。更突出的是“白”色，说明他身上有服，当时白服，父母丧和妻丧是不同的，她一看他的“白服裙帽”，知道他是给妻子服丧，那更是她所企求的对象。因为当时以她的门第，要嫁给士子，只好去作妾，士人是不愿娶她作正妻的。要作为正妻，除非是续弦，士人或可降格以求，但作为续弦，那个士子的年龄又往往大了。现在眼前出现的秀才，既是给妻子服丧，又是少年，这正是她要找的最好对象，这是不容易找的对象，因此，她就不顾王氏在旁，感情完全流露出来了。换一个大家闺秀，在别人面前，只能是偷偷地看，不敢这样看的；一看他的“白服裙帽”，就会掉头不顾了，这里正写出了苦于找不到对象的小家女的心情。再说小家女，她脑中的礼教束缚比较少，所以敢于把内心感情流露出来。在她旁边的王氏，又是闺中谈友，所以也不用顾忌。这就把一个品行端正的闺女，同一个轻佻浮滑的妇人中的矛盾，在迫切求偶的心情下消释了，她在王氏面前，完全暴露了自己的感情。
小说里写王氏戏弄胭脂时，对胭脂态度的描绘和她的对答，正是恰到好处，再过一步就要损害她的形象。王氏戏弄她说：“以娘子（姑娘）才貌，得配若（此）人，庶可无恨。”写“女晕红上颊，脉脉不作一语。”这里就好在脸红而不发一言，她的心事被点破了，所以脸红；她还是闺女，害羞，所以不发一言。她没有表示
反对，因为王氏是闺中谈友，在王氏面前也不用装假。王氏问：“识得此郎否？”答：“不识。”这个回答，一方面显似她迫切想了解他，一方面又有些害羞，不便多说。王氏的回答里，主要点出三点：一是他有妻服，说明他的妻子死了，适合她想作秀才续弦的要求。二是“故孝廉之子”，说明秀才的父亲是举人，已去世，不会阻碍他们的婚事，这就更加强了她想嫁给他的愿望。三是王氏可以请他托媒人来求婚，按照当时的风俗，只应男方托媒人来求婚，王氏这样说，也正合她的心意。“女无言，王笑而去。”说明她完全相信王氏的话，王氏完全是开玩笑，看到自己的玩笑真的打动了她，所以笑了。她没有注意王氏的笑，没有看到这是王氏戏弄她，说明她已陷入自己主观制造的情网中不能自拔了。为什么一见钟情，这是同上面指出的矛盾分不开的。这又写出了她的性格的另一方面，她是真诚，单纯，缺乏世故，感不到王氏在戏弄她。她的性格的这一方面，在情节的进展中，有了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她误信王氏的话所以“数日无耗”，就废寝忘食，病倒了。当王氏问病时，她只说“但尔日别后，即觉忽忽不快”，光说“尔日”，正说明她的害羞不好直说。王氏再一次戏弄她，提出要他夜里来一聚，“女叹息曰：‘事至是，已不能羞。但渠不嫌寒贱，即遣媒来，疾当愈；若私约，则断断不可！’”在这里，她只说“已不能羞”，还认为这是可羞的事，但已到了不能害羞的地步，这正透露闺女在矛盾中不得已的心情。王氏却说：“病已至此，尚何顾忌！”可以毫无顾忌，这正反映王氏的无耻。她不是这样，还是要求他请媒人来，私约是断断不可，表示了她的品行端正。
情节转到王氏的姘夫宿介。宿介同鄂生同是秀才，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格。鄂生年轻，看到旧邻妇王氏同一个少女出来，连忙低头快走避开，他是避王氏，不敢看少女，才低头的。宿介在王氏未嫁时就同她私通，嫁后“辄寻旧好”，是个品行有亏的秀才。他听了王氏“述女言为笑”，因假装无心，“问女家闺闼甚悉”，这里写得非常简练，有的话都省略了。省略的话就是王氏知道宿介问话的用意，为了讨好宿介，故意把女家的门户和女住的房间都告诉他了。这从后来情节的发展中可以看出来，在宿介失落绣鞋后，把一切经过都告诉王氏后，王氏毫无妒意，还让他“遍烛门外”去找绣鞋，这就说明王氏把女家闺闼都告诉宿介的罪恶用意。在这里不仅写得非常简练，把这些用意都省略了，还具有刻画性格的一条美学原则：“恶隐而美显”（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1册，第35页）。写人物性格，把不可告人的用意隐藏起来，尽量显示自己的好心。王氏正是这样，她当面说的，全是替胭脂打算的一片好心，就是“病已至此，尚何顾忌”的话，也是装出替胭脂打算的好心说的，这就是“美显”；可以在背着胭脂时，就在宿介面前“述女言为笑”，当宿介不怀好意地打听女家闺闼时，她又全都告诉他，这就是“恶隐”。这里显出作者刻画王氏性格的深刻处。 情节发展到宿介和胭脂的冲突，两人的性格鲜明地表现出来。宿介的流氓行为，从跳墙、冒充鄂生、欺骗胭脂开门到拥抱、“捉足解绣履”一系列行动中表现出来，但他跟浪氓还有些不同，在她跌倒在地上，说要叫喊时，他怕假迹败露，不敢用强，这使他跟毛大分别开来。胭脂在这次冲突中，先是要他快请媒人来，拒绝相见；他苦求一握纤腕为信，正像她说的“已不能羞”，硬撑着起来开门。当他要向她用强时，她说：“何来恶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温驯，知妾病由，当相怜惜，何遂狂暴如此！”这不是说她已发觉来者不是鄂生而坚决拒绝，是她为了保持她的品行端庄而拒绝非礼；不是识破来者的冒充，而是认为来者不是她想象中的鄂生。这样，她认为当前的鄂生是个狂暴的恶少，而她想象中的鄂
生是温驯怜惜她的，她为他而病的鄂生变成狂暴的恶少，这是她的理想的破灭。所以当宿介脱去她的绣鞋时，她叫他回来，对他说：“君如负心，但有一死！”可见她还认为宿介真是鄂生，要他请媒人来娶她。一个想象中温驯怜恤她的鄂生变成了强暴的恶少，这是理想的破灭，那该和他决绝才是，可是“亵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不得不嫁给他，所以“君如负心，但有一死！”这又写出胭脂心理的复杂性。胭脂虽然是小家女，她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比较轻一点，但她既生在封建社会里，不能不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所以亵物已入君手，就不能不嫁给他了。可他已变成强暴的恶少，这是可悲的。这段描写的，正符合美学上一和多的对立统一。胭脂是个品行端正的少女，但她又“不忍过拒”起来替宿介开门，当宿介对她用强时，她没有叫喊，怕他“品行亏损”，被脱去绣鞋后，还说“身已许君，复何吝惜”，但又说“何来恶少”，这说明她的思想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又同她的品行端正结合着，但又靠她的品行端正拒绝了宿介的非礼。这正是作品刻画人物性格的深刻处。
情节又有了发展，从王氏与宿介私通，引出毛大来。毛大“尝挑王氏不得”，那末在王氏眼中，宿介还是情人，毛大全是无赖了。毛大想去捉奸，因此要胁王氏，那全是无赖的想法。他拾得绣鞋，跳墙入女家，夺取女父的刀来杀女父，那就成了杀人犯。他把绣鞋掉在墙下，不论有意或无意，总之是嫁祸于人。在这个飞来横祸中，又显出胭脂和鄂生的性格来。胭脂想象中的鄂生，本来是温驯怜恤人的，她第一次把宿介当作鄂生，一变而为狂暴的恶少，那末在这次灾祸中，狂暴的恶少自然可以变成杀人贼了，所以她是深信鄂生杀了她的父亲。她对鄂生，由爱恋到失望，由失望到仇恨，所以在公堂上一看到他就咒骂。这也说明她单纯，不了解人，缺乏人情世故。鄂生“为人谨讷，年十九岁，见客羞涩如童子。被执，骇绝。上堂不知置词，惟有战栗。”这同他看见王氏与一少女出，就低着头急急走过一样。虽冤气填胸，却说不出话来。
接着写审案，从审案中写出两个官员，再刻画胭脂鄂生几个人的性格。 写知府吴南岱，一看鄂生那样老实拘谨，连话都不会讲，就疑心他不会杀人，暗地派人去私下探问，知道他的冤枉。又审问胭脂，“遇鄂生时，别有人否？”女说：“无之。”官叱问：“何以有邻妇？”女说：“虽有王氏，与彼实无关涉。”官又怒问：“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说不忍累他人。从这些话里，更显出胭脂的单纯无知，厚道，替王氏掩饰。王氏却说：“淫婢自思男子”，“自引奸夫入院”。说明她不仅轻佻浮滑，还把一切推在胭脂身上，给自己解脱。写知府，为了要辨明鄂生的冤枉，肯私下派人探问，肯用心找出胭脂话中的破绽，寻根究底，引出王氏来。从王氏口中探出漏洞，找出宿介来，说明他能了解鄂生，同情他，作细致的探索，是一位审案的能员。但他鄙薄宿介的无行，说：“宿妓者心无良士！”“逾墙者无所不至！”就陷入主观武断了。宿介与王氏私通，但王氏还不是妓女，逾墙是无行，但无行不一定杀人。知府带了憎恶的感情来审案，就把宿介这一案判错了。
情节进一步发展，小说里说宿介是山东的名士，提学使施闰章（号愚山）应当听到过他的名字，他写一纸呈状去诉冤。像知府认为鄂生是冤枉的那样，提学使也认为宿介是冤枉的，因此请示山东地方长官抚台臬台，移案再审。从绣鞋掉落的地方牵连到王氏，从王氏口中牵连到毛大，但毛大是否杀人没有旁证，这就无法定案。施闰章不同于其他官员的地方，就是不专靠严刑来逼供，虽知府在审
宿介时也是靠严刑逼供的。因此，他除了审出毛大外，再审出某甲某乙来。于是利用当时人对神道的迷信，杀人者的心虚，把他们赶进暗室，袒背面壁，用烟煤水洗手，骗说神道将在杀人者背上写字。这就使毛大自己显露他的杀人者的心虚。施闰章的审案，不仅细心，还能利用犯人的心理来进行审察，不专靠刑讯，这就比知府高明了。最后，他赞美胭脂的品行端正，同情她对鄂生的多情，他并不以胭脂出身微贱而轻之，要县官替她和鄂生作媒，这也是难得的。
在案情的揭露中，胭脂和鄂生的感情也有了变化。胭脂想象中温驯怜惜人的鄂生，一变而为狂暴恶少，再变而为杀人凶犯，经过平反冤案，温驯怜惜人的鄂生又从理想中回到现实中来，因此“堂下相遇，靦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词。”鄂生原来看见她同王氏一起出来，就低头急走避开的，即原来鄙薄王氏也影响到对她的看法的，这时也改变看法，“感其眷恋之情，爱慕殊切。”但又受礼教思想的影响，“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为千人所窥指。”从鄂生的拘谨看，他具有这种思想，完全是真实的。这也说明施闰章那样开通的难得。
这篇作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叙述故事情节，二是审案，三是判词，四是结论和附录。因此，很可能写成审案记录，把第一部分写成案情。这篇却能把审案记录写成小说，就在于把案情写成故事情节，通过故事情节写出人物性格来。光是第一部分这样，第二部分写成审案也不成为完整的小说。作者的本领，通过审案使人物性格更丰富，并且有了变化和发展。这样第二部分的审案就和第一部分的故事情节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结合起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了。审案的曲折也构也了情节的曲折。
从情节看，先是胭脂对鄂生的倾慕，引出王氏媒合的戏言，到胭脂的卧病；再是王氏向宿介述女言为笑，引起宿介跳墙调女，到脱取绣鞋；三是绣鞋落入毛大手中，到毛大跳墙杀女父，女见绣鞋误认鄂生杀父。故事情节到此为止，以下转入审案。在审案中，情节又有发展。四是鄂生上堂战栗不能言，女见鄂生辄咒骂到鄂生论死；五是知府认鄂生不会杀人，从胭脂口中问出王氏，从王氏口中问出宿介，到宿介论死；六是提学使认为宿介不会杀人，从王氏口中问出毛大等人，利用他们对神道的迷信来破案。这样看来，审案部分不光把案情审清而已，在审案中人物性格更丰富了，情节更有了发展。从人物性格看，在审案中，鄂生的战栗和说不出话，更显出鄂生的老实。胭脂见鄂生就骂，显示她对鄂生态度的改变，她始终替王氏掩护，不肯供出她来，认为她跟案情无关，这些都说明她的单纯和无知。知府的审案，由细致到武断，也显示知府性格的复杂性。宿介从论死到开释，又是对宿介的情节的发展。提学使审案中问出毛大以外的某甲某乙，利用神道迷信来破案，这又是情节的发展。这样，审案部分不光把案情审清楚，也使情节有了发展，人物性格得到丰富，构成小说整体的一部分了。它的成功，主要是结合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来写的。
不光审案部分这样，就是判词，也不是游离于情节和人物性格之外的。 这篇的主角胭脂，她最后的归结怎样，在判词里写了：“仰彼邑令，作尔冰人”，要县官做媒。判词里对宿介称：“姑降青衣，开其自新之路”，指出把他的秀才降级，这也是上文没有的。再像毛大的结局，也在判词里指明。这些是判词同情节有关。判词不光是审案的判决词，主要是写了三个人：一是宿介，施闰章是替宿介洗雪的；二是毛大，是主犯；三是胭脂，是主角。对这三个人的判词，是具有对三个人的评价作用，这些评价是跟情节和人物性格结合的，对于了解人
物是有帮助的。
判词评宿介，认为他像战国时人盆成括那样，小有才而未闻大道，会招杀身之祸。小有才指他是山东名士，小有才名，但不知谨守礼法，所以陷入刑法。写他冒充鄂生这段情节，作“而释么凤于罗中，尚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于袜底，宁非无赖之尤！”放开胭脂，还有一点文人的样子；脱去绣鞋，真是无赖之至。从两方面来评论。“彼逾墙钻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桃，诚难消其冤气。”指出他作为秀才的行止有亏，但代人受罪，也可以同情，还是从两方面说。写毛大，“越壁入人家，止期张有冠而李借；夺兵遗绣履，遂教鱼脱网而鸿离。”指出毛大跳墙入女家，只想冒充人家；结果夺刀杀人，自己逃脱而嫁祸于人。所以指斥为“风流道乃生此恶魔，温柔乡何有此鬼蜮哉！”最重要的是写胭脂，“以月殿之仙人，自应有郎似玉；原霓裳之旧队，何愁贮屋无金？”对她才貌的赞美，认为是应找到一位美貌郎君的。说她“怨摽梅而思吉士，遂离倩女之魂”，对她到了待嫁之年想念鄂生，弄到神魂颠倒，还是表示同情。“为因一线缠萦，致使群魔交至”，她想鄂生是一线缠绕，引起宿介和毛大的缠扰，是群魔，显然罪恶在群魔一边。“莲钩摘去，难保一瓣之香；铁限敲来，几破连城之玉。”宿介脱去她的绣鞋，落到毛大手里，再难保存一瓣香了。她却因此遭刑，几乎丧命，成为玉碎。还是对群魔的斥责，对胭脂的同情。“葳蕤自守，幸白璧之无瑕；缧绁苦争，喜锦衾之可覆。”赞美她在宿介的狂暴中，能保持白璧无瑕；在公堂上骂鄂生的争责中，可以用一床锦被来遮盖的。这里还是赞美她的保全贞洁，想帮助她解决同鄂生间的误会。“嘉其入门之拒，犹洁白之情人；遂其掷果之心，亦风流之雅事。”再一次对她赞美，对她的爱慕鄂生表示同情。作者把这篇判词附在后面，也表明作者对三人的态度。看了这篇作品，再看判词，好比读了作品，再读作者对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对了解作品和作者对作品中人物的看法是有帮助的。 最后再说一点“异史氏曰”和附录。“异史氏曰”本是作者对作品要说的话，但有关对作品要说的话，已见于判词，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说，“甚哉，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即从审案的角度来说，那就同作品的关系不大了。但他指出“纵能知李代为冤，谁复思桃僵亦屈？”这里也说明故事情节的复杂和曲折。又说：“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在用心苦里，就同审察情节的曲折与观察人物性格的深入细致结合了。
在附录里又讲了一个施闰章的故事，故事讲有一个名士入场考试，题目是《宝藏兴焉》。这个题目见于《中庸》，原文是：“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讲山里有宝藏。这个名士记错了，把“今夫山”记成“今夫水”写成水里有宝藏了。本来，光看题目《宝藏兴焉》，说山里有宝藏可以，说水里有宝藏也未始不可。只是当时的考试，一定要照出处讲，出处讲山，就不能讲水。这个名士写毕，才想起自己记错了，于是认为自己一定落选了，就在考卷后面写了一首词，大意说，宝藏在山里，误认作水边，好比把海里的水晶宫、珊瑚树都搬到山上，把珠子结到树颠，好比船夫跌死在山崖中了。施闰章看了考卷和这首词，也和了一首，说他题目的出处虽记错了，文章却写得好，怎肯让他落选。这是打破常规的做法，是很突出的。作者附记这个故事，正要说明施闰章的爱惜人才，敢于打破常规，成为士子的护法。他替宿介洗雪冤狱，也有爱惜他是山东名士的意思。他对胭脂的态度，更充满了对才貌双全、又有品德的少女的爱护心情，他要县令作媒，更是打破常规的做法。这个故事是用来进一步刻画施闰章的人物性格，所以把它附在篇后。
《聊斋志异》名篇《胭脂》赏析
《聊斋志异》卷十中的《胭脂》，是情节比较曲折富有戏剧性的一篇，所以被拍成电影。这篇大概是以一个传说的故事为基础写成的小说，作者的本领是怎样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凭着作者丰富的生活经历，细致的观察，深入的体会，驰骋想象，刻画了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使本篇突破了审理案件的记录的局限，成为创作。
小说一开头就抓住矛盾。胭脂是牛医的女儿，却“才姿惠丽”，即才貌双全，秉性善良，品行端正。牛医要把她嫁给士人，士人却看不起牛医的家世，不愿跟她结亲，因此胭脂到了待嫁的年龄还没有定亲，这就是矛盾，以后的故事就从这个矛盾展开。在封建社会里，婚姻要讲究门第，这样写是很真实的。正因为胭脂是牛医的女儿，不是大家闺秀，所以同对门龚姓妻王氏相熟。王氏为人，又轻薄，又会调笑，品行不端，却成为胭脂的闺中谈友。品行端正的胭脂，却同一个品行不端的王氏做谈友，这就伏下矛盾，惹出许多事来。这正切合胭脂是小家女的身份。
小说就在上述两个矛盾里展开了。胭脂在门口看到鄂秀才时，小说写得极为精彩：“见一少年过，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动，秋波萦转之。少年俯其首，趋而去。去既远，女犹凝眺。”这段描写，是从王氏眼中看出。这正写出两个矛盾结合中的胭脂。她是已到了结婚年龄的小家女，迫切想找一个如意郎君，又要嫁给士子，这个矛盾使她看到鄂生就心动了。但她又是闺女，所以“意似动”，微有流露，还要抑止自己。但这种要嫁给士子的迫切心情，看到鄂生时，终于抑止不住，不自觉地从“似动”到明显地流露出来，不是一瞥即把目光收回，是“秋波萦转之”，眼光绕着鄂生转，看得鄂生低着头赶快走过，她还在看，一直到他走远了，她还在注视远望。这里，没有写鄂生的容貌，只用“丰采甚都”一句来概括，显得他在她的眼里，是容光焕发，非常漂亮。不写他的容貌，却写他的服饰“白服裙帽”，这是非常精练的写法，是扣住矛盾的写法。她要嫁个士子而不得，看到他的帽子和衣着，一眼就知道他是秀才，当时秀才的帽子和衣着同一般工商业者是不同的。更突出的是“白”色，说明他身上有服，当时白服，父母丧和妻丧是不同的，她一看他的“白服裙帽”，知道他是给妻子服丧，那更是她所企求的对象。因为当时以她的门第，要嫁给士子，只好去作妾，士人是不愿娶她作正妻的。要作为正妻，除非是续弦，士人或可降格以求，但作为续弦，那个士子的年龄又往往大了。现在眼前出现的秀才，既是给妻子服丧，又是少年，这正是她要找的最好对象，这是不容易找的对象，因此，她就不顾王氏在旁，感情完全流露出来了。换一个大家闺秀，在别人面前，只能是偷偷地看，不敢这样看的；一看他的“白服裙帽”，就会掉头不顾了，这里正写出了苦于找不到对象的小家女的心情。再说小家女，她脑中的礼教束缚比较少，所以敢于把内心感情流露出来。在她旁边的王氏，又是闺中谈友，所以也不用顾忌。这就把一个品行端正的闺女，同一个轻佻浮滑的妇人中的矛盾，在迫切求偶的心情下消释了，她在王氏面前，完全暴露了自己的感情。
小说里写王氏戏弄胭脂时，对胭脂态度的描绘和她的对答，正是恰到好处，再过一步就要损害她的形象。王氏戏弄她说：“以娘子（姑娘）才貌，得配若（此）人，庶可无恨。”写“女晕红上颊，脉脉不作一语。”这里就好在脸红而不发一言，她的心事被点破了，所以脸红；她还是闺女，害羞，所以不发一言。她没有表示
反对，因为王氏是闺中谈友，在王氏面前也不用装假。王氏问：“识得此郎否？”答：“不识。”这个回答，一方面显似她迫切想了解他，一方面又有些害羞，不便多说。王氏的回答里，主要点出三点：一是他有妻服，说明他的妻子死了，适合她想作秀才续弦的要求。二是“故孝廉之子”，说明秀才的父亲是举人，已去世，不会阻碍他们的婚事，这就更加强了她想嫁给他的愿望。三是王氏可以请他托媒人来求婚，按照当时的风俗，只应男方托媒人来求婚，王氏这样说，也正合她的心意。“女无言，王笑而去。”说明她完全相信王氏的话，王氏完全是开玩笑，看到自己的玩笑真的打动了她，所以笑了。她没有注意王氏的笑，没有看到这是王氏戏弄她，说明她已陷入自己主观制造的情网中不能自拔了。为什么一见钟情，这是同上面指出的矛盾分不开的。这又写出了她的性格的另一方面，她是真诚，单纯，缺乏世故，感不到王氏在戏弄她。她的性格的这一方面，在情节的进展中，有了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她误信王氏的话所以“数日无耗”，就废寝忘食，病倒了。当王氏问病时，她只说“但尔日别后，即觉忽忽不快”，光说“尔日”，正说明她的害羞不好直说。王氏再一次戏弄她，提出要他夜里来一聚，“女叹息曰：‘事至是，已不能羞。但渠不嫌寒贱，即遣媒来，疾当愈；若私约，则断断不可！’”在这里，她只说“已不能羞”，还认为这是可羞的事，但已到了不能害羞的地步，这正透露闺女在矛盾中不得已的心情。王氏却说：“病已至此，尚何顾忌！”可以毫无顾忌，这正反映王氏的无耻。她不是这样，还是要求他请媒人来，私约是断断不可，表示了她的品行端正。
情节转到王氏的姘夫宿介。宿介同鄂生同是秀才，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格。鄂生年轻，看到旧邻妇王氏同一个少女出来，连忙低头快走避开，他是避王氏，不敢看少女，才低头的。宿介在王氏未嫁时就同她私通，嫁后“辄寻旧好”，是个品行有亏的秀才。他听了王氏“述女言为笑”，因假装无心，“问女家闺闼甚悉”，这里写得非常简练，有的话都省略了。省略的话就是王氏知道宿介问话的用意，为了讨好宿介，故意把女家的门户和女住的房间都告诉他了。这从后来情节的发展中可以看出来，在宿介失落绣鞋后，把一切经过都告诉王氏后，王氏毫无妒意，还让他“遍烛门外”去找绣鞋，这就说明王氏把女家闺闼都告诉宿介的罪恶用意。在这里不仅写得非常简练，把这些用意都省略了，还具有刻画性格的一条美学原则：“恶隐而美显”（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第1册，第35页）。写人物性格，把不可告人的用意隐藏起来，尽量显示自己的好心。王氏正是这样，她当面说的，全是替胭脂打算的一片好心，就是“病已至此，尚何顾忌”的话，也是装出替胭脂打算的好心说的，这就是“美显”；可以在背着胭脂时，就在宿介面前“述女言为笑”，当宿介不怀好意地打听女家闺闼时，她又全都告诉他，这就是“恶隐”。这里显出作者刻画王氏性格的深刻处。 情节发展到宿介和胭脂的冲突，两人的性格鲜明地表现出来。宿介的流氓行为，从跳墙、冒充鄂生、欺骗胭脂开门到拥抱、“捉足解绣履”一系列行动中表现出来，但他跟浪氓还有些不同，在她跌倒在地上，说要叫喊时，他怕假迹败露，不敢用强，这使他跟毛大分别开来。胭脂在这次冲突中，先是要他快请媒人来，拒绝相见；他苦求一握纤腕为信，正像她说的“已不能羞”，硬撑着起来开门。当他要向她用强时，她说：“何来恶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温驯，知妾病由，当相怜惜，何遂狂暴如此！”这不是说她已发觉来者不是鄂生而坚决拒绝，是她为了保持她的品行端庄而拒绝非礼；不是识破来者的冒充，而是认为来者不是她想象中的鄂生。这样，她认为当前的鄂生是个狂暴的恶少，而她想象中的鄂
生是温驯怜惜她的，她为他而病的鄂生变成狂暴的恶少，这是她的理想的破灭。所以当宿介脱去她的绣鞋时，她叫他回来，对他说：“君如负心，但有一死！”可见她还认为宿介真是鄂生，要他请媒人来娶她。一个想象中温驯怜恤她的鄂生变成了强暴的恶少，这是理想的破灭，那该和他决绝才是，可是“亵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不得不嫁给他，所以“君如负心，但有一死！”这又写出胭脂心理的复杂性。胭脂虽然是小家女，她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比较轻一点，但她既生在封建社会里，不能不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所以亵物已入君手，就不能不嫁给他了。可他已变成强暴的恶少，这是可悲的。这段描写的，正符合美学上一和多的对立统一。胭脂是个品行端正的少女，但她又“不忍过拒”起来替宿介开门，当宿介对她用强时，她没有叫喊，怕他“品行亏损”，被脱去绣鞋后，还说“身已许君，复何吝惜”，但又说“何来恶少”，这说明她的思想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又同她的品行端正结合着，但又靠她的品行端正拒绝了宿介的非礼。这正是作品刻画人物性格的深刻处。
情节又有了发展，从王氏与宿介私通，引出毛大来。毛大“尝挑王氏不得”，那末在王氏眼中，宿介还是情人，毛大全是无赖了。毛大想去捉奸，因此要胁王氏，那全是无赖的想法。他拾得绣鞋，跳墙入女家，夺取女父的刀来杀女父，那就成了杀人犯。他把绣鞋掉在墙下，不论有意或无意，总之是嫁祸于人。在这个飞来横祸中，又显出胭脂和鄂生的性格来。胭脂想象中的鄂生，本来是温驯怜恤人的，她第一次把宿介当作鄂生，一变而为狂暴的恶少，那末在这次灾祸中，狂暴的恶少自然可以变成杀人贼了，所以她是深信鄂生杀了她的父亲。她对鄂生，由爱恋到失望，由失望到仇恨，所以在公堂上一看到他就咒骂。这也说明她单纯，不了解人，缺乏人情世故。鄂生“为人谨讷，年十九岁，见客羞涩如童子。被执，骇绝。上堂不知置词，惟有战栗。”这同他看见王氏与一少女出，就低着头急急走过一样。虽冤气填胸，却说不出话来。
接着写审案，从审案中写出两个官员，再刻画胭脂鄂生几个人的性格。 写知府吴南岱，一看鄂生那样老实拘谨，连话都不会讲，就疑心他不会杀人，暗地派人去私下探问，知道他的冤枉。又审问胭脂，“遇鄂生时，别有人否？”女说：“无之。”官叱问：“何以有邻妇？”女说：“虽有王氏，与彼实无关涉。”官又怒问：“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说不忍累他人。从这些话里，更显出胭脂的单纯无知，厚道，替王氏掩饰。王氏却说：“淫婢自思男子”，“自引奸夫入院”。说明她不仅轻佻浮滑，还把一切推在胭脂身上，给自己解脱。写知府，为了要辨明鄂生的冤枉，肯私下派人探问，肯用心找出胭脂话中的破绽，寻根究底，引出王氏来。从王氏口中探出漏洞，找出宿介来，说明他能了解鄂生，同情他，作细致的探索，是一位审案的能员。但他鄙薄宿介的无行，说：“宿妓者心无良士！”“逾墙者无所不至！”就陷入主观武断了。宿介与王氏私通，但王氏还不是妓女，逾墙是无行，但无行不一定杀人。知府带了憎恶的感情来审案，就把宿介这一案判错了。
情节进一步发展，小说里说宿介是山东的名士，提学使施闰章（号愚山）应当听到过他的名字，他写一纸呈状去诉冤。像知府认为鄂生是冤枉的那样，提学使也认为宿介是冤枉的，因此请示山东地方长官抚台臬台，移案再审。从绣鞋掉落的地方牵连到王氏，从王氏口中牵连到毛大，但毛大是否杀人没有旁证，这就无法定案。施闰章不同于其他官员的地方，就是不专靠严刑来逼供，虽知府在审
宿介时也是靠严刑逼供的。因此，他除了审出毛大外，再审出某甲某乙来。于是利用当时人对神道的迷信，杀人者的心虚，把他们赶进暗室，袒背面壁，用烟煤水洗手，骗说神道将在杀人者背上写字。这就使毛大自己显露他的杀人者的心虚。施闰章的审案，不仅细心，还能利用犯人的心理来进行审察，不专靠刑讯，这就比知府高明了。最后，他赞美胭脂的品行端正，同情她对鄂生的多情，他并不以胭脂出身微贱而轻之，要县官替她和鄂生作媒，这也是难得的。
在案情的揭露中，胭脂和鄂生的感情也有了变化。胭脂想象中温驯怜惜人的鄂生，一变而为狂暴恶少，再变而为杀人凶犯，经过平反冤案，温驯怜惜人的鄂生又从理想中回到现实中来，因此“堂下相遇，靦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词。”鄂生原来看见她同王氏一起出来，就低头急走避开的，即原来鄙薄王氏也影响到对她的看法的，这时也改变看法，“感其眷恋之情，爱慕殊切。”但又受礼教思想的影响，“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为千人所窥指。”从鄂生的拘谨看，他具有这种思想，完全是真实的。这也说明施闰章那样开通的难得。
这篇作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叙述故事情节，二是审案，三是判词，四是结论和附录。因此，很可能写成审案记录，把第一部分写成案情。这篇却能把审案记录写成小说，就在于把案情写成故事情节，通过故事情节写出人物性格来。光是第一部分这样，第二部分写成审案也不成为完整的小说。作者的本领，通过审案使人物性格更丰富，并且有了变化和发展。这样第二部分的审案就和第一部分的故事情节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结合起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了。审案的曲折也构也了情节的曲折。
从情节看，先是胭脂对鄂生的倾慕，引出王氏媒合的戏言，到胭脂的卧病；再是王氏向宿介述女言为笑，引起宿介跳墙调女，到脱取绣鞋；三是绣鞋落入毛大手中，到毛大跳墙杀女父，女见绣鞋误认鄂生杀父。故事情节到此为止，以下转入审案。在审案中，情节又有发展。四是鄂生上堂战栗不能言，女见鄂生辄咒骂到鄂生论死；五是知府认鄂生不会杀人，从胭脂口中问出王氏，从王氏口中问出宿介，到宿介论死；六是提学使认为宿介不会杀人，从王氏口中问出毛大等人，利用他们对神道的迷信来破案。这样看来，审案部分不光把案情审清而已，在审案中人物性格更丰富了，情节更有了发展。从人物性格看，在审案中，鄂生的战栗和说不出话，更显出鄂生的老实。胭脂见鄂生就骂，显示她对鄂生态度的改变，她始终替王氏掩护，不肯供出她来，认为她跟案情无关，这些都说明她的单纯和无知。知府的审案，由细致到武断，也显示知府性格的复杂性。宿介从论死到开释，又是对宿介的情节的发展。提学使审案中问出毛大以外的某甲某乙，利用神道迷信来破案，这又是情节的发展。这样，审案部分不光把案情审清楚，也使情节有了发展，人物性格得到丰富，构成小说整体的一部分了。它的成功，主要是结合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来写的。
不光审案部分这样，就是判词，也不是游离于情节和人物性格之外的。 这篇的主角胭脂，她最后的归结怎样，在判词里写了：“仰彼邑令，作尔冰人”，要县官做媒。判词里对宿介称：“姑降青衣，开其自新之路”，指出把他的秀才降级，这也是上文没有的。再像毛大的结局，也在判词里指明。这些是判词同情节有关。判词不光是审案的判决词，主要是写了三个人：一是宿介，施闰章是替宿介洗雪的；二是毛大，是主犯；三是胭脂，是主角。对这三个人的判词，是具有对三个人的评价作用，这些评价是跟情节和人物性格结合的，对于了解人
物是有帮助的。
判词评宿介，认为他像战国时人盆成括那样，小有才而未闻大道，会招杀身之祸。小有才指他是山东名士，小有才名，但不知谨守礼法，所以陷入刑法。写他冒充鄂生这段情节，作“而释么凤于罗中，尚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于袜底，宁非无赖之尤！”放开胭脂，还有一点文人的样子；脱去绣鞋，真是无赖之至。从两方面来评论。“彼逾墙钻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桃，诚难消其冤气。”指出他作为秀才的行止有亏，但代人受罪，也可以同情，还是从两方面说。写毛大，“越壁入人家，止期张有冠而李借；夺兵遗绣履，遂教鱼脱网而鸿离。”指出毛大跳墙入女家，只想冒充人家；结果夺刀杀人，自己逃脱而嫁祸于人。所以指斥为“风流道乃生此恶魔，温柔乡何有此鬼蜮哉！”最重要的是写胭脂，“以月殿之仙人，自应有郎似玉；原霓裳之旧队，何愁贮屋无金？”对她才貌的赞美，认为是应找到一位美貌郎君的。说她“怨摽梅而思吉士，遂离倩女之魂”，对她到了待嫁之年想念鄂生，弄到神魂颠倒，还是表示同情。“为因一线缠萦，致使群魔交至”，她想鄂生是一线缠绕，引起宿介和毛大的缠扰，是群魔，显然罪恶在群魔一边。“莲钩摘去，难保一瓣之香；铁限敲来，几破连城之玉。”宿介脱去她的绣鞋，落到毛大手里，再难保存一瓣香了。她却因此遭刑，几乎丧命，成为玉碎。还是对群魔的斥责，对胭脂的同情。“葳蕤自守，幸白璧之无瑕；缧绁苦争，喜锦衾之可覆。”赞美她在宿介的狂暴中，能保持白璧无瑕；在公堂上骂鄂生的争责中，可以用一床锦被来遮盖的。这里还是赞美她的保全贞洁，想帮助她解决同鄂生间的误会。“嘉其入门之拒，犹洁白之情人；遂其掷果之心，亦风流之雅事。”再一次对她赞美，对她的爱慕鄂生表示同情。作者把这篇判词附在后面，也表明作者对三人的态度。看了这篇作品，再看判词，好比读了作品，再读作者对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对了解作品和作者对作品中人物的看法是有帮助的。 最后再说一点“异史氏曰”和附录。“异史氏曰”本是作者对作品要说的话，但有关对作品要说的话，已见于判词，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说，“甚哉，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即从审案的角度来说，那就同作品的关系不大了。但他指出“纵能知李代为冤，谁复思桃僵亦屈？”这里也说明故事情节的复杂和曲折。又说：“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在用心苦里，就同审察情节的曲折与观察人物性格的深入细致结合了。
在附录里又讲了一个施闰章的故事，故事讲有一个名士入场考试，题目是《宝藏兴焉》。这个题目见于《中庸》，原文是：“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讲山里有宝藏。这个名士记错了，把“今夫山”记成“今夫水”写成水里有宝藏了。本来，光看题目《宝藏兴焉》，说山里有宝藏可以，说水里有宝藏也未始不可。只是当时的考试，一定要照出处讲，出处讲山，就不能讲水。这个名士写毕，才想起自己记错了，于是认为自己一定落选了，就在考卷后面写了一首词，大意说，宝藏在山里，误认作水边，好比把海里的水晶宫、珊瑚树都搬到山上，把珠子结到树颠，好比船夫跌死在山崖中了。施闰章看了考卷和这首词，也和了一首，说他题目的出处虽记错了，文章却写得好，怎肯让他落选。这是打破常规的做法，是很突出的。作者附记这个故事，正要说明施闰章的爱惜人才，敢于打破常规，成为士子的护法。他替宿介洗雪冤狱，也有爱惜他是山东名士的意思。他对胭脂的态度，更充满了对才貌双全、又有品德的少女的爱护心情，他要县令作媒，更是打破常规的做法。这个故事是用来进一步刻画施闰章的人物性格，所以把它附在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