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浅谈《管子》中环境哲学思想
张
军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摘要］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今天的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然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考虑——自然环境。这种片面的认识是不利于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面对今天复杂、多向的环境问题，《管子）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以。道”为核心的有机整体主义自然观和具体的一些自然资源保护措施；包含着经济正义、法律正义等的社会环境思想Ｉ心灵和谐的人文环境思想；自然、社会、人文整体主义的。一体之治”思想等。
［关键词］管子；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ｌ一体之治；环境正义［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８２８１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０８一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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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一门的典籍，纵观全书，整体性思维是其统贯，渗透在其新兴的学科——环境哲学，其把传统哲学中的一国家、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面对今天复杂、多向的些概念、范畴、方法、范式和理论引入了环境领域。环境问题，《管子》应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环境哲学需要一种“深思维”［１］，哲学学科中特有“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的开阔的视域、思考问题的多维方式等，是有助于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提升对“环境”认识的深度和广度的。
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今天，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着我们必须从不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同视角去思维、探索。《管子》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
经，在明鬼神，柢山川，敬宗庙，恭祖旧”（《牧民》）ｏ，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一０８—２６
［作者简介］张军（１９７２一）．男，安徽巢湖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思想文化研究。①本文所引《管子＇内容均来自黎翔凤的《管子校注＞（全三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后不再注明。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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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涵摄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自然知识、道德教化、宗教礼仪、外交、教育、军事、统治策略等诸多知识。全书实际在探寻一种统一、稳定、多样、和谐、正义、自然的社会模式，这是符合我们对“环境”一词的理解的，也是有益于对“环境问题”探寻的。
一、自然环境——有机整体的自然观和保全
主义
在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在如何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上和具体措施方面，曾出现过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前者更多的是在认识论意义和生物学意义上对“自我”的强调，后者则是在本体论和元伦理学的层面上对“自然”的强调。这种“自我”与“自然”的二元的对立是不利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保护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因此我们必须超越这种二元对立，走整合的路线。
１．《管子》的有机整体自然观
有机的整体自然观是贯穿着中华文明几千年长河的一个重要理念，“道”、“天人合一”等均是对这种自目然观的归约与解读。“自我”与“自然”在这里互为主体，和谐发展。
《管子》诸篇中，《水地》视“水”为世界本原，《白心》、《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等提出了“精气”本原，但这些实际上都不是《管子》中真正的本原概念，它们只是一种外延式的解释，真正的本原则是“道”。
《宙合》称“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这里的“道”上贯“无上”、自身“无穷”，下流运于“诸生”之中；《正》里说：“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日道。”世间万物皆来源于“道”，“道”即是万物的本原，独立于万物，又与万物整融在一起；《心术上》称“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里“道”与“万物”是没有整体、部分之分的，物中有道，道融通于物；《内业》说“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日道”；《心术上》称“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兵法》称“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
可见，这里的“道”不是一个超验的绝对静止的本原，而是有着普遍的实在的变化的并具有内在动力、终极目的的有机的“自然”，是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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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序的、充满活力的整体。这是一种自然整体主义的解读，这种观念在《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四篇中得以系统强化：金、木、水、火、土五行配春夏秋冬四季，五行、四时相生循环，阴阳、四时、五行和自然万物是整个框架上的点、线、面；时间上，春夏秋冬四季周而复始，空间上，五行相配五方；万物贯通，展现出一个巨大而密切的有机的宇宙运行图式。《五行》说：“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这是一种整体主义和谐之美，融生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国与国之间。
２．《管子》中自然资源的保全主义
“保存”（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和“保全”（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在汉语中通常都被译为“保护”。但是，在环境哲学中却代表了截然不同的环保理念。前者主张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对原始森林和荒野进行开发，保持原样，顺应自然，对自然无所事事，接受自然过程的全部结果；后者主张可以根据大多数人的利益，对自然进行有计划的开发和合理的利用，对荒野和天然资源进行科学的管理，既要在自然面前有所作为。很明显，“保全主义”和“保存主义”之争实质仍属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范围。《管子》在把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前提下，在具体措施上采取了类似保全主义的思路，为人类建造一个可持续繁荣的家园。
其一，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改善。管仲时的齐国僻处东海一隅，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自然地理环境是相对恶劣的，其对自然环境的治理主要表现在对水患的治理上。《度地》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关于水利科学的著作”［２］。全篇比较科学地阐述了水的特性，高度重视水害，主张兴修水利，“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还在具体的组织管理和工程技术方面进行了探讨，如设置水官、组织施工队伍、选择兴修水利的施工季节、如何修建堤坝、修建水库蓄水以及堤防的日常养护和管理等；《立政》、《五辅》也有类似论述。
其二，精耕细作、恢复地力。在《管子》的那个时代，农业是国民经济之本，农业的精耕细作与对自然环境属性的认识、农耕技术的改进息息相关。《五辅》就提出“下度之地宜”；《地员》则专门论述土壤分类，探讨了地宜的问题：依据水位的深浅、颗粒的粗细，把“九州之土”分为１８类９０种，并对所宜种植的物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强调了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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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土地的生产潜力同时要避免过度开发，防止资源的毁灭性破坏；《八观》、《小匡》则探讨了各种精耕细作技术。
其三，“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地数》论述了如何认识包括矿产资源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的分布，并采取相应的适度合理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政策，“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人，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
其四，“以时禁发”的生态资源保护。《管子》认为，丰富的生态资源是百姓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要合理开发利用。《小匡》在管理人员的设置上，提出“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国准》对历史上君主的生态问题失误提出了批评，以强调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立政》、《幼官》、《五行》、《七臣七主》都提出了“以时禁发”。
二、社会环境——经济法制之正义
人类社会是人们在特定的基础上相互交往、共同活动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有机系统。在这个有机系统中，涵盖了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道德伦理、教育、军事等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各自运转、相互影响，共同造就了大的人类社会环境并依据它们的运行是否正义而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正义性。这里将主要探讨社会环境中作用最为显著的经济和法律两个层面。
１．《管子》的经济环境思想
《牧民》开首之语，也就是全书的第一句话，“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这里首先确认了经济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只有经济的发展，民众生活的充裕，才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道德伦理修养，实现社会和谐。
《管子》中关于经济环境的探讨甚多，主要集中在《轻重》、《经言》诸篇以及《八观》、《治国》、《侈靡》等各篇之中。近代梁启超先生对《管子》的经济观有独到概括：“管子之理财，其所注全力以经营者。不在国家财政也，而在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发达，斯国家财政随之。管子之所务在于是，故有以桑弘羊、孔仅、刘晏比管子者，非知管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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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Ｌ３１梁先生区分了经济与理财根本差异，所谓理财主要是为国家特别是为君主创造财富，重视君主的利益而非全体国民的利益；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范围内各部门各地区经济的总和，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协调比例发展，国家的强大与国民的富裕，经济利益的和谐分配，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诸问题。
其一，各产业部门的比例协调适度发展。首先表现在对农业、手工业的重视即“重本”思想。《揆度》说：“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耕、织直接关系着最基本的生活必需；《乘马》提出“地者，政之本也”；政府要设“大司田”之职，下属“虞师”（主管林业）、“司空”（主管水利）、“司田”（主管农业）、“乡师”（主管劝农）、“工师”（主管手工业）等属官；《地员》专ｆ－１论述了农业生产的土壤科学；《五行》、《四时》阐述了对农时的认识；《度地》则详尽论述了水利修建。其次，手工业方面，专门设“工师”以主管，重视涉及国际民生的手工业。反对奇巧奢侈之手工业。《七臣七主》说：“夫男不田，女不缁，工技力于无用，丽欲土地之毛，仓库满实，不可得也。”第三，《管子》极其重视商业，深谙商品贸易运行机制。《小匡》说：“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堙而不税”，减少关税，鼓励商业流
通。
《小匡》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可见《管子》对农、工、商都予以了足够的重视。协调发展，某一方面的不合理，都不利于整体经济安全。例如《地数》记载：“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五谷兴丰，巨钱丽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这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提出不能发展农业过快，很有见地。如何协调三者关系？《管子》分别强调了政府的正确引导与控制、“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货币的调节，其思路不亚于今日之经济调控。
其二，经济利益分配的“正义”。经济利益的分配包括国与民之间、民与民之间的分配。在我国先秦诸子中，商鞅、韩非是强调富国的，孔、墨更
多强调富民，《管子》则是富国富民论的代表。至于富国、富民，谁为手段，谁为目的，常有争议，在《管子》中则超越了二者之争，国由民组成，二者是部分与整体之关系。《君臣上》：“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矣。”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管子》书中没有专门篇章加以讨论，但从不少章节中关于赋税的讨论和轻重的调控，如赋税征收遵循“相地而衰征”原则等，认识到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付出的劳动与获得的收益的不平等的，商人付出少的劳动却得到万利的回报，而农民虽劳作终日，到头来还是食不果腹，过度的贫富悬殊，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强大，所谓“轻重”，实谓调节。
２．《管子》的法制环境思想
历史上不乏学者将《管子》列为法家著述，可见《管子》对“法”之重视。《管子》中关于“法”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七法》、《任法》、《君臣》、《法法》、｛：明法》、《心术上》等诸篇，对“法”的概念、特征、目的和作用，法与经济，法与国家，法与百姓，法与无为，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均有所涉及。
近代西方法学可以分为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两大派别，争论的焦点在于法律是否与正义、道德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是“实然”（实证法学）还是“应然”（自然法学），其一个强调理念（价值），另一个强调实证（规则）。就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之争有无协调可能，中国古代有无这种自然法与实证法之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郑永流认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礼法、德刑孰轻孰重之争，与西方关于自然法与实证或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论辩，在思维方式上，无甚大的抵牾。不同的只是没有明确划出应然和实然两个世界，并使之对立，相反，却过于求同求和。，，［４］《管子》书中就具有这种自然法与实证法相结合，道法合流、德法并重，求同求合的思想。
《管子》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整体宇宙自然观，这是考虑其它问题的思维起点，法制观念也不例外。《心上术》在论述“道”的属性时就说：“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修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认为法律是不得不用于治理一切事物的东西，故事事都要用法来督察，而法来自对得失的权衡，公正的权衡则应该合乎“道”。《法法》也说：“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法必信密，此正名之经也。”不但强调了法根源于道，而且十分重视法律制度的规范性、权威性和严肃性。《法禁》说：“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重令》中的一段更是明确：“凡君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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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日：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故日：令重而下恐。”其含涉了“法”必依，“法”必严，“法”不可议等诸方面。
《管子》中法制环境理念方面，除德法并重尤其强调了“行度必明”的明法思想：“如天地之无私”的执法公正性、“一度量”之量法统一性、“号令顺民心”的民本性、“法制有常”的恒常性等。总之，《管子》已建立了一整套法理理论，立足于自然法原理，强调实在法的执行性，交错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生活诸领域，体现法之公正、统一性，以维护、实现社会之秩序、正义。
三、人文环境思想——和合偕习
“人文”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周易・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蚍５］“天文”指的是自然，“人文”指社会制度、文化教育等。宋程颐对其释作：“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ＣＯｌ这里已直接把“人文”等同于道德伦理。张岂之先生在《中华人文精神》里指出“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被人们赞颂的人文精神实质上是道德的人文精神。”［７］本文也依其观点，主要局限“人文”环境于道德伦理层面，强调突出人内部的心性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以美德伦理为追求目标的“自我”实现的关怀；一个就是对“人”的价值予以肯定的“人本”取向，也就是对“人”的重视。
１．《管子》中人的内在心性修养
《管子》对人的内在品质的培养是非常重视的，《牧民》把道德伦理的“四维”放在了除“国颂”（属于总论性质）以外的第一位置，位于“四顺”、“士经”、“六经五法”之前。“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渭四维？一日礼，二日义，三日廉，四日耻。礼不腧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跆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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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在“国颂”一节更是提到“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细析《管子》中关于道德伦理的论述，涉及德、仁、义、礼、信、恭逊敬爱、勤俭节约、尊师重教、自责节制、九惠之教等诸多方面，道德伦理的强调本身也就是人的内在心性修养的实现，同时也与外在诸多环境因素相关联的。
其一，君主示范。《牧民》强调“上服度则六亲固”；《君臣上》说：“人有常礼……义礼成形于上，而善下通于民”；《君臣下》说：“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其二，官员基本品质要求。《立政》指出“一日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君之所审者三：一日德不当其位……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其二，通过制定礼仪规矩，使道德修养融于Ｅｌ常行为中。这主要体现在《弟子职》中。其四，采用日常教化的手段，使之深入人心，成为习俗。《权修》说“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其五，从小处做起，做到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其六，设置与其适应的环境氛围。《小匡》在提到士农工商分居时，特别强调了外部环境会对人的内在品质产生影响。
２．《管子》中对“人”才的重视
《管子》意识到人才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五辅》：“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日：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上述言论如今已成为警世之言；《小匡》提出了一套由乡长、官长、君主三个层次逐级选拨人才的方法；《小问》认为要想招募人才，必须重视其价值，要比别处给予更多的薪酬待遇，即“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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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道德伦理、“人”才重视，最终都是为了营造一个“和合偕习”的人文环境。“和合偕习”，语出《幼官》、《兵法》。《幼官》：“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能伤也。”《兵法》：“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指的是用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融合众人，通过共同学习而形成和谐群体，从而致和于天下，共同发展。这种思想与《管子》整体的宇宙观是一致的，是其人文环境建设的核心理念。
本文从自然、社会（经济、法制）、人文三个维度论述了《管子》中所蕴涵的环境思想，社会维度除上述经济、法制层面以外还包含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政治方面，在君主的绝对权威前提下，主张“言室满室，言堂满堂”（《牧民》），效法自然，“无为而治”；军事方面，认为“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参患》），强调军事对国家的重要，同时反对穷兵黩武；外交方面，不以武力称霸，存亡继绝，“布德诸侯”，“欲用天下之权”（《霸言》）。
纵览上述各个方面，可以四个字概括：一体之治。治国必须把社会中各个因素调到最佳状态，《管子》中有《七法》，只有整体运行“七法”，整个国家、社会系统才能秩序和谐地运行，否则，任何一方面做不到，都会削弱整体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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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１０５．
（责任编辑：谷玉梅）
浅谈《管子》中环境哲学思想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张军， Zhang Jun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9管子学刊
GUANZI JOURNAL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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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zxk201101002.aspx
管子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浅谈《管子》中环境哲学思想
张
军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摘要］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今天的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然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局限考虑——自然环境。这种片面的认识是不利于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面对今天复杂、多向的环境问题，《管子）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以。道”为核心的有机整体主义自然观和具体的一些自然资源保护措施；包含着经济正义、法律正义等的社会环境思想Ｉ心灵和谐的人文环境思想；自然、社会、人文整体主义的。一体之治”思想等。
［关键词］管子；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ｌ一体之治；环境正义［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８２８１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０８一０５
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ＧｕａｎＺｉ
ＺｈａｎｇＪｕ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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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一门的典籍，纵观全书，整体性思维是其统贯，渗透在其新兴的学科——环境哲学，其把传统哲学中的一国家、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面对今天复杂、多向的些概念、范畴、方法、范式和理论引入了环境领域。环境问题，《管子》应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环境哲学需要一种“深思维”［１］，哲学学科中特有“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的开阔的视域、思考问题的多维方式等，是有助于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提升对“环境”认识的深度和广度的。
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今天，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着我们必须从不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同视角去思维、探索。《管子》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
经，在明鬼神，柢山川，敬宗庙，恭祖旧”（《牧民》）ｏ，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一０８—２６
［作者简介］张军（１９７２一）．男，安徽巢湖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思想文化研究。①本文所引《管子＇内容均来自黎翔凤的《管子校注＞（全三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后不再注明。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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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涵摄了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自然知识、道德教化、宗教礼仪、外交、教育、军事、统治策略等诸多知识。全书实际在探寻一种统一、稳定、多样、和谐、正义、自然的社会模式，这是符合我们对“环境”一词的理解的，也是有益于对“环境问题”探寻的。
一、自然环境——有机整体的自然观和保全
主义
在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在如何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上和具体措施方面，曾出现过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前者更多的是在认识论意义和生物学意义上对“自我”的强调，后者则是在本体论和元伦理学的层面上对“自然”的强调。这种“自我”与“自然”的二元的对立是不利于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保护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因此我们必须超越这种二元对立，走整合的路线。
１．《管子》的有机整体自然观
有机的整体自然观是贯穿着中华文明几千年长河的一个重要理念，“道”、“天人合一”等均是对这种自目然观的归约与解读。“自我”与“自然”在这里互为主体，和谐发展。
《管子》诸篇中，《水地》视“水”为世界本原，《白心》、《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等提出了“精气”本原，但这些实际上都不是《管子》中真正的本原概念，它们只是一种外延式的解释，真正的本原则是“道”。
《宙合》称“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这里的“道”上贯“无上”、自身“无穷”，下流运于“诸生”之中；《正》里说：“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日道。”世间万物皆来源于“道”，“道”即是万物的本原，独立于万物，又与万物整融在一起；《心术上》称“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里“道”与“万物”是没有整体、部分之分的，物中有道，道融通于物；《内业》说“凡道无根无茎，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日道”；《心术上》称“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兵法》称“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
可见，这里的“道”不是一个超验的绝对静止的本原，而是有着普遍的实在的变化的并具有内在动力、终极目的的有机的“自然”，是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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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序的、充满活力的整体。这是一种自然整体主义的解读，这种观念在《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四篇中得以系统强化：金、木、水、火、土五行配春夏秋冬四季，五行、四时相生循环，阴阳、四时、五行和自然万物是整个框架上的点、线、面；时间上，春夏秋冬四季周而复始，空间上，五行相配五方；万物贯通，展现出一个巨大而密切的有机的宇宙运行图式。《五行》说：“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这是一种整体主义和谐之美，融生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国与国之间。
２．《管子》中自然资源的保全主义
“保存”（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和“保全”（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在汉语中通常都被译为“保护”。但是，在环境哲学中却代表了截然不同的环保理念。前者主张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对原始森林和荒野进行开发，保持原样，顺应自然，对自然无所事事，接受自然过程的全部结果；后者主张可以根据大多数人的利益，对自然进行有计划的开发和合理的利用，对荒野和天然资源进行科学的管理，既要在自然面前有所作为。很明显，“保全主义”和“保存主义”之争实质仍属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范围。《管子》在把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前提下，在具体措施上采取了类似保全主义的思路，为人类建造一个可持续繁荣的家园。
其一，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改善。管仲时的齐国僻处东海一隅，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自然地理环境是相对恶劣的，其对自然环境的治理主要表现在对水患的治理上。《度地》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关于水利科学的著作”［２］。全篇比较科学地阐述了水的特性，高度重视水害，主张兴修水利，“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还在具体的组织管理和工程技术方面进行了探讨，如设置水官、组织施工队伍、选择兴修水利的施工季节、如何修建堤坝、修建水库蓄水以及堤防的日常养护和管理等；《立政》、《五辅》也有类似论述。
其二，精耕细作、恢复地力。在《管子》的那个时代，农业是国民经济之本，农业的精耕细作与对自然环境属性的认识、农耕技术的改进息息相关。《五辅》就提出“下度之地宜”；《地员》则专门论述土壤分类，探讨了地宜的问题：依据水位的深浅、颗粒的粗细，把“九州之土”分为１８类９０种，并对所宜种植的物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强调了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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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土地的生产潜力同时要避免过度开发，防止资源的毁灭性破坏；《八观》、《小匡》则探讨了各种精耕细作技术。
其三，“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地数》论述了如何认识包括矿产资源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的分布，并采取相应的适度合理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政策，“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人，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
其四，“以时禁发”的生态资源保护。《管子》认为，丰富的生态资源是百姓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要合理开发利用。《小匡》在管理人员的设置上，提出“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国准》对历史上君主的生态问题失误提出了批评，以强调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立政》、《幼官》、《五行》、《七臣七主》都提出了“以时禁发”。
二、社会环境——经济法制之正义
人类社会是人们在特定的基础上相互交往、共同活动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有机系统。在这个有机系统中，涵盖了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道德伦理、教育、军事等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各自运转、相互影响，共同造就了大的人类社会环境并依据它们的运行是否正义而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正义性。这里将主要探讨社会环境中作用最为显著的经济和法律两个层面。
１．《管子》的经济环境思想
《牧民》开首之语，也就是全书的第一句话，“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这里首先确认了经济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只有经济的发展，民众生活的充裕，才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道德伦理修养，实现社会和谐。
《管子》中关于经济环境的探讨甚多，主要集中在《轻重》、《经言》诸篇以及《八观》、《治国》、《侈靡》等各篇之中。近代梁启超先生对《管子》的经济观有独到概括：“管子之理财，其所注全力以经营者。不在国家财政也，而在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发达，斯国家财政随之。管子之所务在于是，故有以桑弘羊、孔仅、刘晏比管子者，非知管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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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Ｌ３１梁先生区分了经济与理财根本差异，所谓理财主要是为国家特别是为君主创造财富，重视君主的利益而非全体国民的利益；国民经济是指一个国家范围内各部门各地区经济的总和，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协调比例发展，国家的强大与国民的富裕，经济利益的和谐分配，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诸问题。
其一，各产业部门的比例协调适度发展。首先表现在对农业、手工业的重视即“重本”思想。《揆度》说：“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耕、织直接关系着最基本的生活必需；《乘马》提出“地者，政之本也”；政府要设“大司田”之职，下属“虞师”（主管林业）、“司空”（主管水利）、“司田”（主管农业）、“乡师”（主管劝农）、“工师”（主管手工业）等属官；《地员》专ｆ－１论述了农业生产的土壤科学；《五行》、《四时》阐述了对农时的认识；《度地》则详尽论述了水利修建。其次，手工业方面，专门设“工师”以主管，重视涉及国际民生的手工业。反对奇巧奢侈之手工业。《七臣七主》说：“夫男不田，女不缁，工技力于无用，丽欲土地之毛，仓库满实，不可得也。”第三，《管子》极其重视商业，深谙商品贸易运行机制。《小匡》说：“今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堙而不税”，减少关税，鼓励商业流
通。
《小匡》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可见《管子》对农、工、商都予以了足够的重视。协调发展，某一方面的不合理，都不利于整体经济安全。例如《地数》记载：“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五谷兴丰，巨钱丽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这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提出不能发展农业过快，很有见地。如何协调三者关系？《管子》分别强调了政府的正确引导与控制、“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货币的调节，其思路不亚于今日之经济调控。
其二，经济利益分配的“正义”。经济利益的分配包括国与民之间、民与民之间的分配。在我国先秦诸子中，商鞅、韩非是强调富国的，孔、墨更
多强调富民，《管子》则是富国富民论的代表。至于富国、富民，谁为手段，谁为目的，常有争议，在《管子》中则超越了二者之争，国由民组成，二者是部分与整体之关系。《君臣上》：“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矣。”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管子》书中没有专门篇章加以讨论，但从不少章节中关于赋税的讨论和轻重的调控，如赋税征收遵循“相地而衰征”原则等，认识到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付出的劳动与获得的收益的不平等的，商人付出少的劳动却得到万利的回报，而农民虽劳作终日，到头来还是食不果腹，过度的贫富悬殊，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强大，所谓“轻重”，实谓调节。
２．《管子》的法制环境思想
历史上不乏学者将《管子》列为法家著述，可见《管子》对“法”之重视。《管子》中关于“法”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七法》、《任法》、《君臣》、《法法》、｛：明法》、《心术上》等诸篇，对“法”的概念、特征、目的和作用，法与经济，法与国家，法与百姓，法与无为，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均有所涉及。
近代西方法学可以分为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两大派别，争论的焦点在于法律是否与正义、道德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是“实然”（实证法学）还是“应然”（自然法学），其一个强调理念（价值），另一个强调实证（规则）。就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之争有无协调可能，中国古代有无这种自然法与实证法之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郑永流认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礼法、德刑孰轻孰重之争，与西方关于自然法与实证或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论辩，在思维方式上，无甚大的抵牾。不同的只是没有明确划出应然和实然两个世界，并使之对立，相反，却过于求同求和。，，［４］《管子》书中就具有这种自然法与实证法相结合，道法合流、德法并重，求同求合的思想。
《管子》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整体宇宙自然观，这是考虑其它问题的思维起点，法制观念也不例外。《心上术》在论述“道”的属性时就说：“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修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认为法律是不得不用于治理一切事物的东西，故事事都要用法来督察，而法来自对得失的权衡，公正的权衡则应该合乎“道”。《法法》也说：“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法必信密，此正名之经也。”不但强调了法根源于道，而且十分重视法律制度的规范性、权威性和严肃性。《法禁》说：“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重令》中的一段更是明确：“凡君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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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日：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故日：令重而下恐。”其含涉了“法”必依，“法”必严，“法”不可议等诸方面。
《管子》中法制环境理念方面，除德法并重尤其强调了“行度必明”的明法思想：“如天地之无私”的执法公正性、“一度量”之量法统一性、“号令顺民心”的民本性、“法制有常”的恒常性等。总之，《管子》已建立了一整套法理理论，立足于自然法原理，强调实在法的执行性，交错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生活诸领域，体现法之公正、统一性，以维护、实现社会之秩序、正义。
三、人文环境思想——和合偕习
“人文”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周易・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蚍５］“天文”指的是自然，“人文”指社会制度、文化教育等。宋程颐对其释作：“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迁改也。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ＣＯｌ这里已直接把“人文”等同于道德伦理。张岂之先生在《中华人文精神》里指出“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被人们赞颂的人文精神实质上是道德的人文精神。”［７］本文也依其观点，主要局限“人文”环境于道德伦理层面，强调突出人内部的心性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以美德伦理为追求目标的“自我”实现的关怀；一个就是对“人”的价值予以肯定的“人本”取向，也就是对“人”的重视。
１．《管子》中人的内在心性修养
《管子》对人的内在品质的培养是非常重视的，《牧民》把道德伦理的“四维”放在了除“国颂”（属于总论性质）以外的第一位置，位于“四顺”、“士经”、“六经五法”之前。“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渭四维？一日礼，二日义，三日廉，四日耻。礼不腧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跆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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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在“国颂”一节更是提到“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细析《管子》中关于道德伦理的论述，涉及德、仁、义、礼、信、恭逊敬爱、勤俭节约、尊师重教、自责节制、九惠之教等诸多方面，道德伦理的强调本身也就是人的内在心性修养的实现，同时也与外在诸多环境因素相关联的。
其一，君主示范。《牧民》强调“上服度则六亲固”；《君臣上》说：“人有常礼……义礼成形于上，而善下通于民”；《君臣下》说：“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其二，官员基本品质要求。《立政》指出“一日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君之所审者三：一日德不当其位……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其二，通过制定礼仪规矩，使道德修养融于Ｅｌ常行为中。这主要体现在《弟子职》中。其四，采用日常教化的手段，使之深入人心，成为习俗。《权修》说“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其五，从小处做起，做到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其六，设置与其适应的环境氛围。《小匡》在提到士农工商分居时，特别强调了外部环境会对人的内在品质产生影响。
２．《管子》中对“人”才的重视
《管子》意识到人才对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五辅》：“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日：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上述言论如今已成为警世之言；《小匡》提出了一套由乡长、官长、君主三个层次逐级选拨人才的方法；《小问》认为要想招募人才，必须重视其价值，要比别处给予更多的薪酬待遇，即“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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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道德伦理、“人”才重视，最终都是为了营造一个“和合偕习”的人文环境。“和合偕习”，语出《幼官》、《兵法》。《幼官》：“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能伤也。”《兵法》：“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指的是用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融合众人，通过共同学习而形成和谐群体，从而致和于天下，共同发展。这种思想与《管子》整体的宇宙观是一致的，是其人文环境建设的核心理念。
本文从自然、社会（经济、法制）、人文三个维度论述了《管子》中所蕴涵的环境思想，社会维度除上述经济、法制层面以外还包含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政治方面，在君主的绝对权威前提下，主张“言室满室，言堂满堂”（《牧民》），效法自然，“无为而治”；军事方面，认为“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参患》），强调军事对国家的重要，同时反对穷兵黩武；外交方面，不以武力称霸，存亡继绝，“布德诸侯”，“欲用天下之权”（《霸言》）。
纵览上述各个方面，可以四个字概括：一体之治。治国必须把社会中各个因素调到最佳状态，《管子》中有《七法》，只有整体运行“七法”，整个国家、社会系统才能秩序和谐地运行，否则，任何一方面做不到，都会削弱整体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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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１０５．
（责任编辑：谷玉梅）
浅谈《管子》中环境哲学思想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张军， Zhang Jun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9管子学刊
GUANZI JOURNAL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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