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三十年前报社内部一个“地震”式的事件，这是一次被某些人称为“政变”的改革。 究竟是“政变”还是改革？作为当时的亲历者和执行者之一的我，至今保存着那时的相关材料和凭证，其中最为关键最能说明事件真相的，是一份由我执笔写成的大约5000字的《关于政治组改革的报告（讨论稿）》（以下简称“改革报告”），排字打印成文，交报社党组和编委会审议。时任党组书记、总编辑的束纫秋在这份“改革报告”上，用红芯圆珠笔逐条逐句作了批注，从全局、大处到局部、细节，乃至具体条款，老束所言客观，真诚，中肯，既坦露了改革的决心，也考虑了社内平衡，可谓斟字酌句，用心之细，用情之切，足见一个老报人对年轻记者的改革热情予以呵护和鼓励，以及对报纸的高度负责。今天，重睹老束这份珍贵的手迹，字字句句让人动容。其实，报社党组和编委会从来没有将这次改革说成是“政变”，而且绝大多数编委如冯英子、任荣魁、梁维栋等以及不少老报人都支持我们改革。尤其让人欣慰的是，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报社内部改革的细化，一如我们“改革报告”所言，走向我们“超前”的预见和设想。 三十年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次改革全过程，意味深长…… 从“搭信壳”到酝酿改革 我1981年9月考进《新民晚报》，加入报纸复刊的筹备工作。我一进报社就被分配到政治组当记者。当时组里没几个人，除了老同志赵在谟、何公心，就是我和盛李、曹晓波。第二年，来了大学毕业的孙洪康、施捷、瞿鹭、张智颖、林承国，再后来，外调来了蒋丽萍和宋铮，老晚报的俞隋英和顾克也相继归队，从而形成了一支人强马壮的采写队伍。赵在谟任组长，我称他老赵。分管副总编是周珂，对口政治组摄影的是老记者夏永烈。 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复刊。我们全身心地投入采写任务，稿子供头版和第4版（社会新闻）采用。当时，报社大约100来人，我的记者证编号020，这个号码印在复刊一周年发的一只搪瓷杯上（我还保存着这只茶杯）。用老报人的说法，那时的队伍状况叫“爷爷带孙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爷爷们”大可尊敬，他们没有说教，大胆放手，任“后生们”纵横驰骋，发挥你最大的积极性，只要你肯写，会写，写好稿，无论多少，没人压抑你的才能。晚报这个舞台确实是培养名记者、名编辑的最好舞台。我们日夜拼搏，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很快适应报纸的节奏和规律，很快融入这支队伍的氛围。 我们政治组的组长老赵，平时少有笑容，对工作认真负责，而且相当节俭。他带头将来信来稿的信封，用小刀仔仔细细拆开来，翻过来折好，然后用糨糊粘起来，敲只《新民晚报》的橡皮图章，废物利用。我们组内每个人都做过这个看起来很“寒碜”的事情。当时，“搭信壳”唯我们组内独创，其他部门并未跟风，报社领导也未肯定和提倡。当时穷虽穷，但“搭信壳”终究有点小家子气，而且对读者有欠尊重。所以，这个事情后来成为我们政治组的一大“笑话”。当然，老赵的节俭并不错，这也是一种个性的显现。我不知道老赵的这种个性，与后来我们搞改革时，大家觉得老赵难以胜任领导我们改革，所以被排斥在外，是否有关？现在回头看，恐怕不仅仅在于“搭信壳”，主要在于缺乏亲和力，缺乏写作上的才情，至少两者缺其一。这是后话。 报纸复刊两年后，1984年秋，报社内部形势越来越好，版面好看，读者称道，发行量直线上升，《新民晚报》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我们这些年轻记者也经受了锻炼，成了采写的生力军。要说老报人手把手带教我们，我印像最深的是分管副总编周珂。她对记者要求极为严格，每周都来出席我们的业务会，听我们汇报采访线索和选题，然后认真分析，去粗取精，讲解如何构思如何写作成晚报特色的新闻报道。正是这种严格要求，迫使我们天天“沉”下去，跑基层，建关系，搭人脉，寻线索，想选题，脑子里反复寻思怎样与日报竞争，什么是晚报特色。当时，深觉压力之大，这种压力不是苦和累，而是要拿出“好东西”来。我们就是这么百炼千炼地炼出来的。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过了，最时髦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改革开放”。但，具体如何改革，怎么改，都在“摸石子过河”，更多的人是犹豫观望，期盼着有几个样板，好“照葫芦画瓢”。其实，从来的“革命”都没有样板，巴黎公社没有样板，十月革命没有样板，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也没有样板，文化背景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国情不同，何来样板？当时我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改革开放大势所趋，这是通往光明和希望的一条必由之路，是历经磨难的中国人强国富民的一条康庄大道。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耳畔听闻着滚滚而来的改革惊雷之声时，我们酝酿起了改革——政治组的改革。 集体智慧的改革报告 我不记得究竟是哪一位起头要“吃这只螃蟹”搞改革的。我只记得，关于改革问题，我和盛李谈得比较相投，至于具体内容，没有，唯有两个字：改革。当我们向组内其他年轻记者坦露这两个字时，意想不到的是，非但无—人反对，且都举双手赞成。编辑组的许鹤鸣和摄影组的夏永烈闻讯后也积极支持参与。 既然改革成了年轻记者的共同心声，那怎么改？改些什么？谁来领头改？千头万绪，靠一己之力是无论如何改不起来的。还有，组长老赵怎么办？同他说改革，他会支持吗？要解决这么多问题，只有靠集体智慧，群策群力。于是，开会，多次开会商量。在哪里开会？最初，改革秘而不宣，像搞地下工作，秘密进行，不可能在报社开会，也没条件上宾馆借会议室，于是便在盛李家和我家开会。我当时家住宜川三村14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好几次一房间人，一开会就是两三小时。我也没有好菜好酒招待，到吃夜饭时买点锅贴垫饥，谁也不计较，大家都没有钱，都很艰苦。 开会商量后，大家觉得，要组长老赵来领导这次改革，不大可能，一致推荐由盛李和我为政治组改革的组织者和执行者。这一条写进了“改革报告”，具体表述为：“……正是抱着这一具体的目标，本组全体年轻记者宋铮、施捷、张智颖、瞿鹭、林承国、孙洪康（暂外借）和夏永烈一致推荐盛李、钱勤发两记者为本组改革的组织者和执行者。盛、钱两位愿在编辑部的领导下，在本组老记者的指导、扶持下，团结带领全组同志在改革的轨道上前进。” 我起草的《关于政治组改革的报告（讨论稿）》，落款日期为“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草稿，十月十四日修改”。大约在这段日子里，组长老赵赴杭州疗养，组长不在，并非群龙无首，实际上盛李和我已经担负起组内的改革大任。也是在这个期间，我们向报社党组、编委会提交了“改革报告”。盛李和我多次被党组书记、总编辑束纫秋叫到办公室沟通，面对面交谈，我们聆听老束的意见，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当时，分管副总编周珂有几次也陪同在旁。 当组长老赵疗养回来，组内已经“风云突变”。他组长的位子没了'成了改革的边缘人。这就是外面所传“政变”的由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其中的过程和细节记不详了。难道我们真有这么大的权力，想叫老赵靠边站就靠边站，想剥夺他组长权力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剥夺了？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一看就晓得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容易，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想夺权就夺权。毕竟我们是在报社党组、编委会领导下的一个部门，上面还有老社长赵超构。于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政治组的改革自始至终是在党组书记、总编辑束纫秋的支持下搞起来的。我保存至今的这份“改革报告”上老束的批注足以说明一切。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报社的支持，没有老束的首肯，我们哪怕有再大的抱负，再勇敢的闯劲，再完美的改革方案，再怎么无私无畏……也只有无可奈何，仰天长叹。 那么，我们要改革些啥呢？大家多次开会，反复讨论，出于公心，以报社利益为重，靠集体智慧，主要有这么几条：一、改个人承包制为集体承包制，其中有承包指标、奖罚制度等；二、提高稿件质量的一些初步设想；三、要求编委会扩大组内权限；四、挖掘潜力，发挥优势，为社会服务；五、对编辑部某些方面的改革提出看法以及我们的某些要求，其中诸如改革稿费制度、建议改“政治组”为“政法部”、建议为记者印发名片等；六、组内分工情况和组织纪律。 三十年后的今天，再来重新阅读、认真分析这份“改革报告”，尽管觉得识浅，没多大震撼力，但，立志改革的决心可鉴，超前的意识可贵，对报纸的忠诚可感。要不，怎会在报社内部引起‘地震”？怎会令总编辑老束在百忙之中对我们的“改革报告”逐条逐句地批注？ 老束的批注成为史料 有人评价老束行事风格：正派、老法、自律、宽容、谨慎、保守……比如，下班后，走廊里没啥人了，他将电灯一只只关脱；比如，有次午间，他串门到一个办公室，看到有人打麻将，他忙说，对不起，我啥也没看到，这种幽默成为晚报的趣谈；再比如，纪念复刊一周年，大家以为要用点钞票热闹—下，他不允许大搞，还是低调为好，发只搪瓷茶杯意思意思留个纪念；还有，他为记者能帮则帮。我结婚生了女儿，没房租房，他苦于报社没有房子，便写了纸条，请我爱人单位的领导、他的老朋友丁景唐社长帮忙解决。后来我为报社“联建公助造房”有功，老束召开党组会，言而有信，奖励我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那时，我不知怎么感谢老束，不懂上门送礼，其实老束他们这辈老晚报人不兴这一套，真要上门送礼，恐怕要被他们赶出来，还会轻看依。所以，我_直以为。唯有好好工作，做一个好记者，才是对老束的最好报答。前两年，老束90高龄仙逝，在送别大厅，我泪流满面……现在，面对老束批注的这份“改革报告”，使我仿佛又回到三十年前，在老束办公室里聆听他教诲。从老束的批注里，我分明看到老束的多重性格。他的正直。他的低调，他的谨慎，他的全局观，他对年轻记者的爱护，他对新生事物的满腔热情。他，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保守的人。 好吧，我们来看看老束的批注—— “改革报告”中写道：“政治组改革的宗旨是，从全报社的利益出发，按照十六字办报方针，调动一切积极性，为版面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稿件，加强我们报纸在同行中的竞争力量，使我们的报纸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老柬在一旁批注：“好的。” 当“改革报告”中出现年轻记者与老记者的提法时，老束批注：“区分青、老，提法想法上不宜于团结。” 有关奖罚制度，老束批注很细：“奖应该，但数字要研究，主要是要有经济来源，也要考虑和全社的必要平衡；完全平均也不对，不考虑现实也不行。拉开奖金比重，有一个过程。” 在“要求编委会扩大组内权限”一栏里，我们写道：“对于人员调进调出，须征求组内意见，本组有要否的决定权……以后，逐渐扩大到在编委会领导下组内有组阁权。”老束批注：“口气可以缓和些。” 有关“外出采访权”，我们这样写道：“为扩大报道面，组内有权派记者去外省市采访，同时对于外省市及本市单位邀请本组记者去外地参加会议及其他有益活动，均由组内根据实际情况自定。”老束批注：“什么范围？经费何来？无用社级批准？如果这样，报社领导就无从负责了。” 在有关“休假制度”方面，老束批注：“记者为报社不仅只有交稿任务，还有完成必要的宣传的政治任务。如果组内有力量对应负的宣传任务保证完成，而稿件又能保质保量按计划完成，这种休假制可以试行，也是领导要想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凡属承包奖励也可照发。” 有关改革通讯员和作者的稿费制度，我们要求提高一倍。老束批注：“已考虑。” 我们希望“报纸发行到165万份，每个职工向上浮动工资一级”。老束批注：“如何奖法，可寻求道路。” 至于“改政治组为政法教卫部”和“建议编辑部在10天内将全组记者的名片印发（每人200张）”，老束分别批注：“已考虑”和“可即办”。 关于记者配备采访设备，诸如照相机、微型收录机以及每人家里装一门电话，老束批注：“要求配备采访设备的想法，领导是应予考虑并创造条件。” 在“工作纪律”一款里，共有8条，老束用红笔划了一条直杠，批注：“也是好的。” 三十年了，读着老束这一字一句的批注，可见老束对我们的改革何等重视，花费了多少精力！而今，老束不在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份珍贵的改革的史料。 有关改革的另外几份凭证 当时，我们政治组的改革不但得到党组书记、总编辑老束的支持，还得到报社编委会不少老报人的支持，以及社会上的支持。说这个话，是因为我还保存着我们搞改革期间的一些凭证。亮出这些原始凭证，既觉得有趣有味，又折射出那个年代的生活状态，以及我们年轻幼稚的“无私无畏”。 先来看看我们那时的奖金分配—— 第一张单子是“十月份超产奖”，看笔迹是编务宋铮所列，这里写的“十月份”估计是1984年的10月份，“总金额279元”，11人平均“每人25元，留成4元”。这279元是报社发给组里的，因为是超产奖，所以就平均分配了。单子上有11人签名，其中，蒋丽萍也来了，赵在谟和夏永烈分别由他们女儿领取并签名。 第二张单子是1985年1月份的奖金，报社发给260元，以全组月发174篇报道计，每篇奖金一元五角。按劳分配，发表多少拿多少。我这个月发了34篇，拿51元，是全组最高的；盛李发了30篇，拿45元，位居第二；最低的只有发了5篇，拿7元。 第三张单子是1985年2月份的奖金，报社也是发给260元……还有3月份和4月份的奖金单子，组内均为按劳分配。我想，这个分配方案肯定是大家讨论决定的，现在来看，好像有失公正。因为，稿子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的是头条，有的是“报屁股”，价值不一样，怎可一概以篇而论？估计，当时可能为计算方便而定，要不真算起来确实也过于复杂。 这就是当时报社发放奖金的现状，月平均每人大约20元。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晚报的发行量到184万份，奖金大约翻了100倍200倍，甚至300倍还多，成为全国纸质媒体中收入最高的一家。回忆那时的辉煌，让人热血沸腾。 话归正传。当时，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搞过一些活动。我还保存着这样3张单子。其一，是杨浦区科学技术协会统计的“新民晚报政法组、杨浦区科协联合举办活动费用支付情况”——“和平饭店招待会337.60元；国际饭店厂长信息交流会469.35元；气压热水瓶601.10元；电热瓶（杯）31只，217元；保温杯55只，166.65元，以及会议请柬两次18元、两条香烟18.40元等，共计1968.10元。”电热杯和保温杯均作为礼品赠发给与会者，香烟则会议招待用。现在看来有点惊讶，电热杯和保温杯哪能介便宜？一只也就几块洋钿。 当时，我们搞活动需要经费，哪里来？报社没有先例支出这样的开销。于是，我们向社会求助，共计拉来赞助2800元，基本上都是我去“化缘”来的，第二张单子上记录存案的赞助单位有“五四农场场部、佳丽皮鞋厂、金鹿无线电厂、天山绣品厂”等9家单位，最高赞助500元，最少200元。这些钱并非现金交到我手里，而是全部进杨浦区科协账里，所以最后由他们做账。当孙洪康来任部主任时，我将结余的265.60元全部移交给了孙洪康。我还留存着他当时写的收条（第三张单子）：“今收到政法部1985年集体基金贰佰陆拾伍元陆角整。拟作本部特困补助基金。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收条上有他的签名。 还有两张是会议出席者签名单子，一张是“1984年11月8日杨浦区通讯员会议”，签到的有区公安、区法院、区工商、二军大、区卫生防疫，以及各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的会议代表共计25人，杨浦区区长钱铮和区府办主任刘珏也在签名单上；还有一张签名单是“1984年11月17日下午国际饭店国际厅信息交流会”，出席者基本上是赞助我们的企业厂长，以及杨浦区科协两位主任，另有特邀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光明日报两人，共35人，加上我们报社9人，计44人（备晚餐4桌，花费469.35元）。 还有一张单子足以佐证报社老报人对我们改革的支持。1984年10月26日下午5时，和平饭店南楼东厅，席设3桌，我们请报社一些老报人座谈，出席的有编委冯英子、张林岚、任荣魁、周珂、沈毓刚，他们5人后来都任晚报的副总编，还有老报人陈亮、吴崇文、俞隋英、何公心、朱家生，以及兄弟组室的张攻非、苏应奎、李新、姜丕基、许鹤鸣、周异安等同仁，共计29人，当夜消费337.60元。我记得菜肴相当丰富美味，还含酒水，平均100元多点一桌，这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和平饭店啊，现在吃一顿这样的饭，后面加一个“0”也是远远不够了。 这就是晚报政治组三十年前被称为“政变”的一次改革。后来，一些媒体要来采访，都被我们一一谢拒。本是报社内部新闻，不必张扬了。今天，写下此文，主要是对老束的怀念。新民晚报的老一辈报人，如赵超构、束纫秋、冯英子、沈毓刚、陈亮、梁维栋等，他们都不在了，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作者为原《新民晚报》资深记者，现退休）
这是三十年前报社内部一个“地震”式的事件，这是一次被某些人称为“政变”的改革。 究竟是“政变”还是改革？作为当时的亲历者和执行者之一的我，至今保存着那时的相关材料和凭证，其中最为关键最能说明事件真相的，是一份由我执笔写成的大约5000字的《关于政治组改革的报告（讨论稿）》（以下简称“改革报告”），排字打印成文，交报社党组和编委会审议。时任党组书记、总编辑的束纫秋在这份“改革报告”上，用红芯圆珠笔逐条逐句作了批注，从全局、大处到局部、细节，乃至具体条款，老束所言客观，真诚，中肯，既坦露了改革的决心，也考虑了社内平衡，可谓斟字酌句，用心之细，用情之切，足见一个老报人对年轻记者的改革热情予以呵护和鼓励，以及对报纸的高度负责。今天，重睹老束这份珍贵的手迹，字字句句让人动容。其实，报社党组和编委会从来没有将这次改革说成是“政变”，而且绝大多数编委如冯英子、任荣魁、梁维栋等以及不少老报人都支持我们改革。尤其让人欣慰的是，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报社内部改革的细化，一如我们“改革报告”所言，走向我们“超前”的预见和设想。 三十年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次改革全过程，意味深长…… 从“搭信壳”到酝酿改革 我1981年9月考进《新民晚报》，加入报纸复刊的筹备工作。我一进报社就被分配到政治组当记者。当时组里没几个人，除了老同志赵在谟、何公心，就是我和盛李、曹晓波。第二年，来了大学毕业的孙洪康、施捷、瞿鹭、张智颖、林承国，再后来，外调来了蒋丽萍和宋铮，老晚报的俞隋英和顾克也相继归队，从而形成了一支人强马壮的采写队伍。赵在谟任组长，我称他老赵。分管副总编是周珂，对口政治组摄影的是老记者夏永烈。 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复刊。我们全身心地投入采写任务，稿子供头版和第4版（社会新闻）采用。当时，报社大约100来人，我的记者证编号020，这个号码印在复刊一周年发的一只搪瓷杯上（我还保存着这只茶杯）。用老报人的说法，那时的队伍状况叫“爷爷带孙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爷爷们”大可尊敬，他们没有说教，大胆放手，任“后生们”纵横驰骋，发挥你最大的积极性，只要你肯写，会写，写好稿，无论多少，没人压抑你的才能。晚报这个舞台确实是培养名记者、名编辑的最好舞台。我们日夜拼搏，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很快适应报纸的节奏和规律，很快融入这支队伍的氛围。 我们政治组的组长老赵，平时少有笑容，对工作认真负责，而且相当节俭。他带头将来信来稿的信封，用小刀仔仔细细拆开来，翻过来折好，然后用糨糊粘起来，敲只《新民晚报》的橡皮图章，废物利用。我们组内每个人都做过这个看起来很“寒碜”的事情。当时，“搭信壳”唯我们组内独创，其他部门并未跟风，报社领导也未肯定和提倡。当时穷虽穷，但“搭信壳”终究有点小家子气，而且对读者有欠尊重。所以，这个事情后来成为我们政治组的一大“笑话”。当然，老赵的节俭并不错，这也是一种个性的显现。我不知道老赵的这种个性，与后来我们搞改革时，大家觉得老赵难以胜任领导我们改革，所以被排斥在外，是否有关？现在回头看，恐怕不仅仅在于“搭信壳”，主要在于缺乏亲和力，缺乏写作上的才情，至少两者缺其一。这是后话。 报纸复刊两年后，1984年秋，报社内部形势越来越好，版面好看，读者称道，发行量直线上升，《新民晚报》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我们这些年轻记者也经受了锻炼，成了采写的生力军。要说老报人手把手带教我们，我印像最深的是分管副总编周珂。她对记者要求极为严格，每周都来出席我们的业务会，听我们汇报采访线索和选题，然后认真分析，去粗取精，讲解如何构思如何写作成晚报特色的新闻报道。正是这种严格要求，迫使我们天天“沉”下去，跑基层，建关系，搭人脉，寻线索，想选题，脑子里反复寻思怎样与日报竞争，什么是晚报特色。当时，深觉压力之大，这种压力不是苦和累，而是要拿出“好东西”来。我们就是这么百炼千炼地炼出来的。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过了，最时髦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改革开放”。但，具体如何改革，怎么改，都在“摸石子过河”，更多的人是犹豫观望，期盼着有几个样板，好“照葫芦画瓢”。其实，从来的“革命”都没有样板，巴黎公社没有样板，十月革命没有样板，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也没有样板，文化背景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国情不同，何来样板？当时我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改革开放大势所趋，这是通往光明和希望的一条必由之路，是历经磨难的中国人强国富民的一条康庄大道。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耳畔听闻着滚滚而来的改革惊雷之声时，我们酝酿起了改革——政治组的改革。 集体智慧的改革报告 我不记得究竟是哪一位起头要“吃这只螃蟹”搞改革的。我只记得，关于改革问题，我和盛李谈得比较相投，至于具体内容，没有，唯有两个字：改革。当我们向组内其他年轻记者坦露这两个字时，意想不到的是，非但无—人反对，且都举双手赞成。编辑组的许鹤鸣和摄影组的夏永烈闻讯后也积极支持参与。 既然改革成了年轻记者的共同心声，那怎么改？改些什么？谁来领头改？千头万绪，靠一己之力是无论如何改不起来的。还有，组长老赵怎么办？同他说改革，他会支持吗？要解决这么多问题，只有靠集体智慧，群策群力。于是，开会，多次开会商量。在哪里开会？最初，改革秘而不宣，像搞地下工作，秘密进行，不可能在报社开会，也没条件上宾馆借会议室，于是便在盛李家和我家开会。我当时家住宜川三村14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好几次一房间人，一开会就是两三小时。我也没有好菜好酒招待，到吃夜饭时买点锅贴垫饥，谁也不计较，大家都没有钱，都很艰苦。 开会商量后，大家觉得，要组长老赵来领导这次改革，不大可能，一致推荐由盛李和我为政治组改革的组织者和执行者。这一条写进了“改革报告”，具体表述为：“……正是抱着这一具体的目标，本组全体年轻记者宋铮、施捷、张智颖、瞿鹭、林承国、孙洪康（暂外借）和夏永烈一致推荐盛李、钱勤发两记者为本组改革的组织者和执行者。盛、钱两位愿在编辑部的领导下，在本组老记者的指导、扶持下，团结带领全组同志在改革的轨道上前进。” 我起草的《关于政治组改革的报告（讨论稿）》，落款日期为“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草稿，十月十四日修改”。大约在这段日子里，组长老赵赴杭州疗养，组长不在，并非群龙无首，实际上盛李和我已经担负起组内的改革大任。也是在这个期间，我们向报社党组、编委会提交了“改革报告”。盛李和我多次被党组书记、总编辑束纫秋叫到办公室沟通，面对面交谈，我们聆听老束的意见，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当时，分管副总编周珂有几次也陪同在旁。 当组长老赵疗养回来，组内已经“风云突变”。他组长的位子没了'成了改革的边缘人。这就是外面所传“政变”的由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其中的过程和细节记不详了。难道我们真有这么大的权力，想叫老赵靠边站就靠边站，想剥夺他组长权力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剥夺了？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一看就晓得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容易，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想夺权就夺权。毕竟我们是在报社党组、编委会领导下的一个部门，上面还有老社长赵超构。于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政治组的改革自始至终是在党组书记、总编辑束纫秋的支持下搞起来的。我保存至今的这份“改革报告”上老束的批注足以说明一切。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报社的支持，没有老束的首肯，我们哪怕有再大的抱负，再勇敢的闯劲，再完美的改革方案，再怎么无私无畏……也只有无可奈何，仰天长叹。 那么，我们要改革些啥呢？大家多次开会，反复讨论，出于公心，以报社利益为重，靠集体智慧，主要有这么几条：一、改个人承包制为集体承包制，其中有承包指标、奖罚制度等；二、提高稿件质量的一些初步设想；三、要求编委会扩大组内权限；四、挖掘潜力，发挥优势，为社会服务；五、对编辑部某些方面的改革提出看法以及我们的某些要求，其中诸如改革稿费制度、建议改“政治组”为“政法部”、建议为记者印发名片等；六、组内分工情况和组织纪律。 三十年后的今天，再来重新阅读、认真分析这份“改革报告”，尽管觉得识浅，没多大震撼力，但，立志改革的决心可鉴，超前的意识可贵，对报纸的忠诚可感。要不，怎会在报社内部引起‘地震”？怎会令总编辑老束在百忙之中对我们的“改革报告”逐条逐句地批注？ 老束的批注成为史料 有人评价老束行事风格：正派、老法、自律、宽容、谨慎、保守……比如，下班后，走廊里没啥人了，他将电灯一只只关脱；比如，有次午间，他串门到一个办公室，看到有人打麻将，他忙说，对不起，我啥也没看到，这种幽默成为晚报的趣谈；再比如，纪念复刊一周年，大家以为要用点钞票热闹—下，他不允许大搞，还是低调为好，发只搪瓷茶杯意思意思留个纪念；还有，他为记者能帮则帮。我结婚生了女儿，没房租房，他苦于报社没有房子，便写了纸条，请我爱人单位的领导、他的老朋友丁景唐社长帮忙解决。后来我为报社“联建公助造房”有功，老束召开党组会，言而有信，奖励我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那时，我不知怎么感谢老束，不懂上门送礼，其实老束他们这辈老晚报人不兴这一套，真要上门送礼，恐怕要被他们赶出来，还会轻看依。所以，我_直以为。唯有好好工作，做一个好记者，才是对老束的最好报答。前两年，老束90高龄仙逝，在送别大厅，我泪流满面……现在，面对老束批注的这份“改革报告”，使我仿佛又回到三十年前，在老束办公室里聆听他教诲。从老束的批注里，我分明看到老束的多重性格。他的正直。他的低调，他的谨慎，他的全局观，他对年轻记者的爱护，他对新生事物的满腔热情。他，并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保守的人。 好吧，我们来看看老束的批注—— “改革报告”中写道：“政治组改革的宗旨是，从全报社的利益出发，按照十六字办报方针，调动一切积极性，为版面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稿件，加强我们报纸在同行中的竞争力量，使我们的报纸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老柬在一旁批注：“好的。” 当“改革报告”中出现年轻记者与老记者的提法时，老束批注：“区分青、老，提法想法上不宜于团结。” 有关奖罚制度，老束批注很细：“奖应该，但数字要研究，主要是要有经济来源，也要考虑和全社的必要平衡；完全平均也不对，不考虑现实也不行。拉开奖金比重，有一个过程。” 在“要求编委会扩大组内权限”一栏里，我们写道：“对于人员调进调出，须征求组内意见，本组有要否的决定权……以后，逐渐扩大到在编委会领导下组内有组阁权。”老束批注：“口气可以缓和些。” 有关“外出采访权”，我们这样写道：“为扩大报道面，组内有权派记者去外省市采访，同时对于外省市及本市单位邀请本组记者去外地参加会议及其他有益活动，均由组内根据实际情况自定。”老束批注：“什么范围？经费何来？无用社级批准？如果这样，报社领导就无从负责了。” 在有关“休假制度”方面，老束批注：“记者为报社不仅只有交稿任务，还有完成必要的宣传的政治任务。如果组内有力量对应负的宣传任务保证完成，而稿件又能保质保量按计划完成，这种休假制可以试行，也是领导要想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凡属承包奖励也可照发。” 有关改革通讯员和作者的稿费制度，我们要求提高一倍。老束批注：“已考虑。” 我们希望“报纸发行到165万份，每个职工向上浮动工资一级”。老束批注：“如何奖法，可寻求道路。” 至于“改政治组为政法教卫部”和“建议编辑部在10天内将全组记者的名片印发（每人200张）”，老束分别批注：“已考虑”和“可即办”。 关于记者配备采访设备，诸如照相机、微型收录机以及每人家里装一门电话，老束批注：“要求配备采访设备的想法，领导是应予考虑并创造条件。” 在“工作纪律”一款里，共有8条，老束用红笔划了一条直杠，批注：“也是好的。” 三十年了，读着老束这一字一句的批注，可见老束对我们的改革何等重视，花费了多少精力！而今，老束不在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份珍贵的改革的史料。 有关改革的另外几份凭证 当时，我们政治组的改革不但得到党组书记、总编辑老束的支持，还得到报社编委会不少老报人的支持，以及社会上的支持。说这个话，是因为我还保存着我们搞改革期间的一些凭证。亮出这些原始凭证，既觉得有趣有味，又折射出那个年代的生活状态，以及我们年轻幼稚的“无私无畏”。 先来看看我们那时的奖金分配—— 第一张单子是“十月份超产奖”，看笔迹是编务宋铮所列，这里写的“十月份”估计是1984年的10月份，“总金额279元”，11人平均“每人25元，留成4元”。这279元是报社发给组里的，因为是超产奖，所以就平均分配了。单子上有11人签名，其中，蒋丽萍也来了，赵在谟和夏永烈分别由他们女儿领取并签名。 第二张单子是1985年1月份的奖金，报社发给260元，以全组月发174篇报道计，每篇奖金一元五角。按劳分配，发表多少拿多少。我这个月发了34篇，拿51元，是全组最高的；盛李发了30篇，拿45元，位居第二；最低的只有发了5篇，拿7元。 第三张单子是1985年2月份的奖金，报社也是发给260元……还有3月份和4月份的奖金单子，组内均为按劳分配。我想，这个分配方案肯定是大家讨论决定的，现在来看，好像有失公正。因为，稿子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的是头条，有的是“报屁股”，价值不一样，怎可一概以篇而论？估计，当时可能为计算方便而定，要不真算起来确实也过于复杂。 这就是当时报社发放奖金的现状，月平均每人大约20元。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晚报的发行量到184万份，奖金大约翻了100倍200倍，甚至300倍还多，成为全国纸质媒体中收入最高的一家。回忆那时的辉煌，让人热血沸腾。 话归正传。当时，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搞过一些活动。我还保存着这样3张单子。其一，是杨浦区科学技术协会统计的“新民晚报政法组、杨浦区科协联合举办活动费用支付情况”——“和平饭店招待会337.60元；国际饭店厂长信息交流会469.35元；气压热水瓶601.10元；电热瓶（杯）31只，217元；保温杯55只，166.65元，以及会议请柬两次18元、两条香烟18.40元等，共计1968.10元。”电热杯和保温杯均作为礼品赠发给与会者，香烟则会议招待用。现在看来有点惊讶，电热杯和保温杯哪能介便宜？一只也就几块洋钿。 当时，我们搞活动需要经费，哪里来？报社没有先例支出这样的开销。于是，我们向社会求助，共计拉来赞助2800元，基本上都是我去“化缘”来的，第二张单子上记录存案的赞助单位有“五四农场场部、佳丽皮鞋厂、金鹿无线电厂、天山绣品厂”等9家单位，最高赞助500元，最少200元。这些钱并非现金交到我手里，而是全部进杨浦区科协账里，所以最后由他们做账。当孙洪康来任部主任时，我将结余的265.60元全部移交给了孙洪康。我还留存着他当时写的收条（第三张单子）：“今收到政法部1985年集体基金贰佰陆拾伍元陆角整。拟作本部特困补助基金。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收条上有他的签名。 还有两张是会议出席者签名单子，一张是“1984年11月8日杨浦区通讯员会议”，签到的有区公安、区法院、区工商、二军大、区卫生防疫，以及各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的会议代表共计25人，杨浦区区长钱铮和区府办主任刘珏也在签名单上；还有一张签名单是“1984年11月17日下午国际饭店国际厅信息交流会”，出席者基本上是赞助我们的企业厂长，以及杨浦区科协两位主任，另有特邀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光明日报两人，共35人，加上我们报社9人，计44人（备晚餐4桌，花费469.35元）。 还有一张单子足以佐证报社老报人对我们改革的支持。1984年10月26日下午5时，和平饭店南楼东厅，席设3桌，我们请报社一些老报人座谈，出席的有编委冯英子、张林岚、任荣魁、周珂、沈毓刚，他们5人后来都任晚报的副总编，还有老报人陈亮、吴崇文、俞隋英、何公心、朱家生，以及兄弟组室的张攻非、苏应奎、李新、姜丕基、许鹤鸣、周异安等同仁，共计29人，当夜消费337.60元。我记得菜肴相当丰富美味，还含酒水，平均100元多点一桌，这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和平饭店啊，现在吃一顿这样的饭，后面加一个“0”也是远远不够了。 这就是晚报政治组三十年前被称为“政变”的一次改革。后来，一些媒体要来采访，都被我们一一谢拒。本是报社内部新闻，不必张扬了。今天，写下此文，主要是对老束的怀念。新民晚报的老一辈报人，如赵超构、束纫秋、冯英子、沈毓刚、陈亮、梁维栋等，他们都不在了，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作者为原《新民晚报》资深记者，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