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农是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的重要领导者，在血雨腥风的国内革命战争中，他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出生入死，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与钱壮飞、胡底两人一起，被誉为情报战线的“龙潭三杰”。
1937年8月，李克农带着几位助手匆匆离开上海，搭乘快车来到南京。奉党中央之命，李克农出任陆军第18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在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代表秦邦宪和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17路军驻沪军需主任”。当时，淞沪战场正处于胶着状态，日军战机频繁空袭南京。
李克农平时很少穿军装，许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这天上午，李克农和叶剑英、肖作云三人应作战部之邀，乘汽车去城西五台山上参观高射炮阵地。
归途中，李克农发现路边一个戴草帽的矮个老汉有意无意地扔下一个纸团，又盯住他看了一阵才慢慢离开。凭着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李克农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于是，他悄悄捡起小纸团，摊开一看，是两行铅笔字：“日本特务要刺杀白总长，务请转告他，切切不可大意。”
李克农很惊讶：这位神秘的老汉是什么人？他为何向我传递情报？莫非他认识我？
回到住处，李克农苦苦思索，并和几位同志商量了此事。最后，大家认为：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此事不便通过官方渠道告诫白崇禧。李克农想到一个人――在白崇禧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
谢和赓的父亲与白崇禧是多年至交，曾同在北伐东路军共事。谢和赓的妻子和白崇禧家沾亲。有这样的家世背景，谢和赓一向受白崇禧的信任。
谢和赓大学毕业后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潜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经党组织批准，他进入桂系军中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
白崇禧十分信任谢和赓，每次参加高层的作战会议总是把他带在身边。不久，谢和赓与李克农派来的联络员接上了头，他立即向白崇禧报警。
白崇禧听后很感动，他深知自己之前的反共行为，没想到中共方面却出于抗战大局而向他发出善意的警告，同时也为共产党人的大义胸怀和磊落行为所折服。随后，白崇禧加强了警卫力量，不定期地更换住所，这让日本间谍无法掌握他的行踪，迟迟不能下手。
白崇禧在南京有两处住所：一处在逸仙桥附近的雍园9号，另一处在清凉山1号，都是花园洋楼。白崇禧在两地的居住毫无规律可循。他还谢绝了宪兵司令谷正伦要为他加派宪兵保护他的“好心”，因为他已从谢和赓口中得知，谷正伦与南造云子为首的日军间谍组织有“暧昧”的关系。
一个晚上，夜色浓重，下着小雨，清凉古寺的山门已关，寺内灯火还亮着。广州路方向的路灯不知为何都熄灭了。夜色中，七八个人分两路潜往清凉山别墅，试图翻院墙进入，不料惊动了护院的狼狗，犬吠不止。接着，这些不速之客就扑向别墅，结果遇到卫兵的顽强抵抗，双方皆有伤亡。
这些偷袭者正是日军的间谍。他们发现别墅内有卫兵，不敢恋战，在卫戍司令部巡逻部队赶到之前迅速逃离。
其实，在袭击事件发生的当晚，白崇禧的确曾驱车去清凉山别墅，但他对几名卫兵作了交代后即悄悄从后门离开了。在两车卫兵的护卫下，白崇禧秘密前往升州路上的净觉寺。次日，当他得知日本间谍果然动手刺杀他的消息后，不禁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当然，他也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刻提醒他的李克农等共产党人。
那个给李克农送情报的老汉究竟是谁？后来，李克农派人查清了老汉的身份。
原来，老汉叫覃瑞义，早年曾参加过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广西右江红八军起义，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流落上海。他时常混迹茶楼、酒馆，所以消息十分灵通。他从为日本间谍效劳的城西青帮大头子缪凤池口中得知：日本间谍要对白崇禧下毒手。他深感此事重大，可自己又无法与白氏取得联系，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李克农等共产党人值得信任，于是便乔装打扮传递了情报。
1937年11月的一个晚上，安徽芜湖江面上一艘满载军火的1 500吨级货船突然发生大爆炸。由于事发突然，船员及押运的官兵们来不及逃生，死伤惨重。爆炸的货船也被烧毁而沉入江底。
一时间，从芜湖到南京，流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特别是港口城市芜湖，百姓们纷纷扶老携幼，欲逃往皖南山区。
军警在全城戒严，当局张贴了告示，说军火轮爆炸案初步判断乃因船员大意，点火取暖引致大爆炸，并称国军精锐已从四方调集南京，城防固若金汤，上海前线日寇已成强弩之末，胜利指日可待。但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可看出，战火正日益逼近南京。
爆炸案发生后的当务之急是打击猖狂活动的日本间谍和汉奸，保障人民安全。可是国民党军政当局消极应对，芜湖城防司令部只抓了几个趁乱抢劫的流氓，不经审判就把他们押到江边，扣上“通敌破坏国家抗战”的罪名，公开处决。这显然无法平息民众对爆炸案的恐慌和怀疑。
李克农从南京报纸上读到芜湖江面军火轮爆炸的报道后，心情沉重。
他是安徽巢县人，曾长期住在芜湖。他很早就关注对日情报工作。据他所知，芜湖是长江间谍网中的一个大据点。
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日本间谍还与芜湖的几家天主教堂的一些意大利、法国籍神父狼狈为奸，让他们为自己收集中国情报，领取犒赏。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李克农曾从上海去武汉处理一些秘密要务。
他最先发现汉口滨江路日清贸易公司的日本商人、职员及侨民亲属竟一个不剩地全部紧急撤离，桌上的饭菜居然还是热的。而且，码头上几艘日本商船，包括满载日本驻汉口海军陆战队几百官兵的炮舰登陆舰，均升火起锚。
显然，日本方面已得到中国最高当局有关封锁江阴要塞江面的绝密情报，抢先一步搭船舰东撤，令我方作战计划落空。
震惊之余，李克农立即循踪东下，水陆兼程。途经芜湖码头，他发现住在芜湖的日商及日侨百余人均秩序井然地排队登船，日本海军舰艇担任警戒，码头上一些当地人竟点头哈腰地向交战敌国军民致意。从中可知，日本军方在长江中下游早已有组织严密的谍报网。
想到这些，李克农忧心忡忡、夜不成眠，他立即写出有关建议材料派人送给当局军事情报部门。材料上，他列举了江城芜湖的敌我态势，要求当局在芜湖、当涂两城实行宵禁，封锁交通，加强卫戍力量，将玩忽职守的军政官员撤职查办，并立即投入军力，设立江防巡查大队，盘查江上过往船只，严厉打击日本间谍、汉奸的破坏活动。
可惜的是，李克农的建议大多未被国民党当局采纳。许多官员不是全心全意投入抗战，而是收拾金银细软准备开溜，最终导致芜湖失守，日寇在芜湖屠杀军民好几千人，并从南面包围南京……
1937年12月，李克农指示电台向延安中共中央发送了一份电报，报告了战局动态。在做好了善后安排后，他便与叶剑英等几位同志撤离了。
他们一同搭乘办事处的两辆旧汽车出城西行，告别了战云弥漫的南京，结束了几个月惊心动魄的谍战工作。
克农是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的重要领导者，在血雨腥风的国内革命战争中，他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出生入死，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与钱壮飞、胡底两人一起，被誉为情报战线的“龙潭三杰”。
1937年8月，李克农带着几位助手匆匆离开上海，搭乘快车来到南京。奉党中央之命，李克农出任陆军第18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在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代表秦邦宪和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17路军驻沪军需主任”。当时，淞沪战场正处于胶着状态，日军战机频繁空袭南京。
李克农平时很少穿军装，许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这天上午，李克农和叶剑英、肖作云三人应作战部之邀，乘汽车去城西五台山上参观高射炮阵地。
归途中，李克农发现路边一个戴草帽的矮个老汉有意无意地扔下一个纸团，又盯住他看了一阵才慢慢离开。凭着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李克农知道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于是，他悄悄捡起小纸团，摊开一看，是两行铅笔字：“日本特务要刺杀白总长，务请转告他，切切不可大意。”
李克农很惊讶：这位神秘的老汉是什么人？他为何向我传递情报？莫非他认识我？
回到住处，李克农苦苦思索，并和几位同志商量了此事。最后，大家认为：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此事不便通过官方渠道告诫白崇禧。李克农想到一个人――在白崇禧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
谢和赓的父亲与白崇禧是多年至交，曾同在北伐东路军共事。谢和赓的妻子和白崇禧家沾亲。有这样的家世背景，谢和赓一向受白崇禧的信任。
谢和赓大学毕业后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潜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经党组织批准，他进入桂系军中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
白崇禧十分信任谢和赓，每次参加高层的作战会议总是把他带在身边。不久，谢和赓与李克农派来的联络员接上了头，他立即向白崇禧报警。
白崇禧听后很感动，他深知自己之前的反共行为，没想到中共方面却出于抗战大局而向他发出善意的警告，同时也为共产党人的大义胸怀和磊落行为所折服。随后，白崇禧加强了警卫力量，不定期地更换住所，这让日本间谍无法掌握他的行踪，迟迟不能下手。
白崇禧在南京有两处住所：一处在逸仙桥附近的雍园9号，另一处在清凉山1号，都是花园洋楼。白崇禧在两地的居住毫无规律可循。他还谢绝了宪兵司令谷正伦要为他加派宪兵保护他的“好心”，因为他已从谢和赓口中得知，谷正伦与南造云子为首的日军间谍组织有“暧昧”的关系。
一个晚上，夜色浓重，下着小雨，清凉古寺的山门已关，寺内灯火还亮着。广州路方向的路灯不知为何都熄灭了。夜色中，七八个人分两路潜往清凉山别墅，试图翻院墙进入，不料惊动了护院的狼狗，犬吠不止。接着，这些不速之客就扑向别墅，结果遇到卫兵的顽强抵抗，双方皆有伤亡。
这些偷袭者正是日军的间谍。他们发现别墅内有卫兵，不敢恋战，在卫戍司令部巡逻部队赶到之前迅速逃离。
其实，在袭击事件发生的当晚，白崇禧的确曾驱车去清凉山别墅，但他对几名卫兵作了交代后即悄悄从后门离开了。在两车卫兵的护卫下，白崇禧秘密前往升州路上的净觉寺。次日，当他得知日本间谍果然动手刺杀他的消息后，不禁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当然，他也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刻提醒他的李克农等共产党人。
那个给李克农送情报的老汉究竟是谁？后来，李克农派人查清了老汉的身份。
原来，老汉叫覃瑞义，早年曾参加过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广西右江红八军起义，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流落上海。他时常混迹茶楼、酒馆，所以消息十分灵通。他从为日本间谍效劳的城西青帮大头子缪凤池口中得知：日本间谍要对白崇禧下毒手。他深感此事重大，可自己又无法与白氏取得联系，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李克农等共产党人值得信任，于是便乔装打扮传递了情报。
1937年11月的一个晚上，安徽芜湖江面上一艘满载军火的1 500吨级货船突然发生大爆炸。由于事发突然，船员及押运的官兵们来不及逃生，死伤惨重。爆炸的货船也被烧毁而沉入江底。
一时间，从芜湖到南京，流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特别是港口城市芜湖，百姓们纷纷扶老携幼，欲逃往皖南山区。
军警在全城戒严，当局张贴了告示，说军火轮爆炸案初步判断乃因船员大意，点火取暖引致大爆炸，并称国军精锐已从四方调集南京，城防固若金汤，上海前线日寇已成强弩之末，胜利指日可待。但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可看出，战火正日益逼近南京。
爆炸案发生后的当务之急是打击猖狂活动的日本间谍和汉奸，保障人民安全。可是国民党军政当局消极应对，芜湖城防司令部只抓了几个趁乱抢劫的流氓，不经审判就把他们押到江边，扣上“通敌破坏国家抗战”的罪名，公开处决。这显然无法平息民众对爆炸案的恐慌和怀疑。
李克农从南京报纸上读到芜湖江面军火轮爆炸的报道后，心情沉重。
他是安徽巢县人，曾长期住在芜湖。他很早就关注对日情报工作。据他所知，芜湖是长江间谍网中的一个大据点。
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日本间谍还与芜湖的几家天主教堂的一些意大利、法国籍神父狼狈为奸，让他们为自己收集中国情报，领取犒赏。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李克农曾从上海去武汉处理一些秘密要务。
他最先发现汉口滨江路日清贸易公司的日本商人、职员及侨民亲属竟一个不剩地全部紧急撤离，桌上的饭菜居然还是热的。而且，码头上几艘日本商船，包括满载日本驻汉口海军陆战队几百官兵的炮舰登陆舰，均升火起锚。
显然，日本方面已得到中国最高当局有关封锁江阴要塞江面的绝密情报，抢先一步搭船舰东撤，令我方作战计划落空。
震惊之余，李克农立即循踪东下，水陆兼程。途经芜湖码头，他发现住在芜湖的日商及日侨百余人均秩序井然地排队登船，日本海军舰艇担任警戒，码头上一些当地人竟点头哈腰地向交战敌国军民致意。从中可知，日本军方在长江中下游早已有组织严密的谍报网。
想到这些，李克农忧心忡忡、夜不成眠，他立即写出有关建议材料派人送给当局军事情报部门。材料上，他列举了江城芜湖的敌我态势，要求当局在芜湖、当涂两城实行宵禁，封锁交通，加强卫戍力量，将玩忽职守的军政官员撤职查办，并立即投入军力，设立江防巡查大队，盘查江上过往船只，严厉打击日本间谍、汉奸的破坏活动。
可惜的是，李克农的建议大多未被国民党当局采纳。许多官员不是全心全意投入抗战，而是收拾金银细软准备开溜，最终导致芜湖失守，日寇在芜湖屠杀军民好几千人，并从南面包围南京……
1937年12月，李克农指示电台向延安中共中央发送了一份电报，报告了战局动态。在做好了善后安排后，他便与叶剑英等几位同志撤离了。
他们一同搭乘办事处的两辆旧汽车出城西行，告别了战云弥漫的南京，结束了几个月惊心动魄的谍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