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卷第4期2015年8月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anggang Polyteechnic
VOL.17.No.4Aug.2015
苏轼词风研究综述
关 茂
（西藏大学 文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者们对苏轼词风的探讨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豪放一枝独秀的时期主要是建国后三十年，到了八九十年代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苏词风格是多样化的；二十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把苏词风格探讨的重点转向了其成因上。其中，自八九十年代开始，苏词清旷是大多数人论及的一个话题。
关键词：苏轼词风研究；豪放说；婉约说；旷达说；多样说；词风成因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47（2015）04-0009-04DOI:10.3969/j.issn.1672-1047.2015.04.03
关于主体词风的研究，一直都是各个时期苏词研究者们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核心问题。之前已有研究者从苏轼整体研究现状的角度去撰文梳理，可关于苏词风格的研究综述从未有人整理。鉴于此，本文试以时间为经线，以各阶段苏词风格研究的成果为纬线，为苏词的研究爱好者编织一个清晰的脉络。
一、建国后30年：豪放说一枝独秀
从明代开始，研究者们习惯性地将两宋词坛的创作分为豪放、婉约两个流派或两种风格，建国初的学者们继承这一传统，用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来论词的风格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共识。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政治的原因，突出豪放词而贬低婉约词是词风研究评价的主流，苏轼的主导词风是豪放几乎是所有人的一致观点。研究者们主要分以下两个方面论述苏词的“豪放”：第一，在北宋词的风格流派研究中论述苏词豪放的。如唐圭璋认为柳、苏被分为婉约、豪放两个流派是颇有道理的，陈志宪云：“词中豪放一派，是经过苏轼的开辟才有的。”［1］胡云翼先生高度评价了苏词的豪放风格，认为苏轼给当时的词坛注入了新血液。除此之外还
有朱德全、钱仲联、朱德才以及周振甫等人都论述了苏词的豪放［2］。第二，在具体作品的思想内容与风格特征分析中认为苏词是豪放的。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是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的豪放词。詹安泰对这首词的解释是：“怆怀国事，憎恨坏人，不能不向往过去的‘风流人物’和英雄业绩；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不能不依恋江山，宽解自己。这样的思想感情是有它的一致性，又有它的毛锻面的，融合一起抒发出来，就使全词充满豪迈而又沉郁的气氛。我们读了，能体会到作者的豪情激荡和他的不平之气。”［3］除此之外，夏承焘、怀霜称“《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范仲淹《渔家傲》之后，宋词发展史上豪放词派中一首很值得重视的作品”［4］。
总之，建国后三十年，由于社会审美趣味和文艺观念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苏词 “豪放”几乎是无人会质疑的事实。但是站在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探讨明显存在着研究思路单一、认识浅显、结论简单的缺陷。
二、20世纪80年代：豪放说深入发展，多样说开始涌现
苏词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
收稿日期：2015-07-11
作者简介：关 茂，男，山西朔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研究。
·9·
第 4 期苏轼词风研究综述第 17 卷
展开，苏词风格的探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拓展和加强。豪放说由于受建国后三十年的影响还保持了相当大的惯性，许多研究者认为苏词的主导风格是“豪放”，但是却不再就豪放论豪放，他们从外延、内涵上赋予了“豪放”更多更细的意义。同时，“豪放”唯我独尊的垄断局面被多样化的说法所取代。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研究者们在探讨苏轼词风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其词风与其人的关系。
（一）“豪放”说
在这个时段内，部分研究者从苏轼在词史上所作出的贡献来论述苏词“豪放”。如袁行霈认为苏轼对词体解放的贡献就是创作了豪放词。“苏轼的豪放词的革新意义可以作如下概括：苏轼以前的词大多是向内心的幽微之处搜索，狭深委曲；而苏轼的词是向外部的广阔世界驰骋，恢宏扩大。他的一种超越时空的强烈要求，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笔墨没有一点拘束。于是，词在他的手中得到了解放。”［5］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从“豪放”的内涵和外延上进行了挖掘。如朱德才：“苏轼的豪放词应包括激越雄健、慷慨悲壮和狂放不羁、清旷飘逸两类”［6］，王水照：“‘豪放’乃兼指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形体声律方面的艺术倾向以及放笔快意的创作个性，而苏轼的艺术个性无疑更倾向于豪健的一面。”［7］。除此之外，蒋哲伦认为：“‘豪放’不单指‘大江东去’或‘老夫聊发’一种调子，而是包括了清旷、飘逸、雄健、疏放、简淡、明丽等多种相近的风格”［8］。
（二）多样说
随着研究的深入，单一的“豪放”论已经逐渐不能使大部分人感到满意。其实在此之前已有研究者提到苏轼除了豪放的词作之外，还有婉约词。在这个阶段内，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苏词的风格不是一两种能简单概括得了的，他的风格是随着“所写的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9］。在这些论述中尤为可喜的是杨海明在探讨苏词风格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其词和其人的关系，如“苏轼词的风格就是他的为人的‘风格’。苏轼的为人，有多少种‘风
格’，那么他的词也（接近于）有多少种风格。而在这多种风格中，又都贯注着‘情深’、‘思深’和‘真率’的总特点。”［10］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探讨了苏词的雄浑刚健、豪迈奔放、清新明丽、俊秀雅致、格调平淡、超然绝俗、意趣盎然等风格。
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苏词风格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和之前的就豪放论豪放相比，这个阶段的研究在深度和细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使得结论也比较丰富多彩。种种现象表明，苏词风格的研究正在朝着学术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前进。
三、20世纪90年代：研究视野空前广大，豪放被彻底打破，婉约得到强调
90年代的苏词研究更趋向于全面化、扎实化、深入化和细致化。在这一阶段，苏轼婉约词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同时研究者们在更加努力真实地描述苏词本体特色的基础上，也更加有意识地注意它与当时词坛的关系，与北宋乃至两宋词坛的密切关系。
对苏词风格的探讨虽在80年代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但是一直以来的苏词“豪放”强势状态却被彻底打破了，长期受到冷落的“婉约”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研究者们对苏轼婉约词的研究，除了对其进行一般性地描述外，还对其思想内容进行了探讨，找出了苏轼婉约词对传统词的创新之处。如张富华通过分析苏轼的恋情词、悼亡词、咏史词以及咏物词等几类婉约词，指出苏轼婉约词的创新之处在于：“能在众多词作中展示出高尚的人生哲理与深刻的社会见解，从而唤起读者对人生、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思考，从中获得启迪与激励。”［11］。顾之京指出：“苏轼悼亡词在表达上多层次多方位且曲折细腻，具有特别强烈的感人性。苏轼以怀人的情思来悼亡，与亡妻进行生死感情的交流，敢于如此写，大异于一般的悼亡诗词。苏轼的词中，妻子是知己，而不是附属物和生活配角。”［12］
除此之外，这个时候的许多研究者力图摆脱传
第 4 期苏轼词风研究综述第 17 卷
统研究观念的束缚，以更为广大的视野来考察苏词的风格特征。如李元秀试图把苏词和苏轼本人的文学理论联系起来考察苏词的特征，指出其特点在于“随物赋形，气象峥嵘，自是一家；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13］。也有研究者把苏轼和南宋的一些词人进行对比研究，如张惠民《东坡居士易安居士 审美情趣略相似》将苏轼和李清照进行对比。李康化对长期以来以苏辛同派的认识提出反驳，认为：“二者的审美特征并不相同，东坡的词学风格不是豪放而是清旷，其真正的衣钵继承者乃是以清空为审美基准的姜夔。从苏轼的清旷到姜夔的清空，才是一个就词学审美理想与文人精神建构这一更为内在的维度而言，更为完整地递传嬗变史称。”［14］齐文榜认为苏词豪放旷达兼有是因为释道影响的结果。除此之外，杨清莲认为：“学界过去常见的豪放婉约互相对立因而苏轼与柳永亦成对立之势的看法并不妥当，苏轼的豪放词风的形成和发展，对婉约词的进一步开拓和提高，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柳词。”［15］
总之，在这个十年里，以往单纯探讨苏词风格的文章逐渐减少了，研究者们把苏词风格的研究放在词史的演进过程中来考察，从文化、苏轼本人的理论及对比中对其风格作出定位，而且研究的理论化水平提高了，学术性增强了。众多背景资料的收集整理也为其准确定位作出了一定贡献。
四、本世纪初至今：苏词风格成因探讨 21世纪到现在的苏词研究无论是背景资料的收集还是理论研究，文章数量都相当可观。苏词风格的探讨虽未达成一致共识，但一些研究者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他们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探讨苏词风格的成因上，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
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们总结出来的苏词风格的形成因素主要有佛道、个人性情、经历、地域文化、社会环境、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人生观以及前辈文人的影响等。如，吴德岗认为：“苏词风格是作者对不同的江浙与齐鲁地域文化进行整合的结
果，色彩艳丽的杭州造就了苏轼烛影摇红的风格，豪爽率真的密州却使苏轼词风刚劲雄伟。”［16］段永强认为：“苏词清远超旷的词风是当时社会佛禅的盛行、自身对佛禅典籍的涉猎、自身的人生经历等影响的结果”［17］，俞水生认为：“苏轼词风的形成既有时代特征和词人的个性以及这种个性与当时社会矛盾冲突的主客观因素，也在于它顺应了词的自身演变的需要。”［18］路占武认为：“坎坷的政治生涯、复杂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生活经历正是造成苏词风格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19］周力雁把苏轼的词风划分为三类：豪放、旷达和婉约，并且认为：“人生经历、佛道因素、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个人性情是造成苏词风格多样性的主要原因。”［20］其《论柳永词对苏轼词的影响》认为苏轼的豪放词风表现出对柳永词的学习与借鉴。吴箫剑认为：“人生经历是苏词风格形成的直接原因。”［21］
五、80年代至今：“旷达”被大部分人提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者们开始了一个苏词风格多样化的探讨过程，在众多的风格中，旷达可以说是每个研究者必提的风格之一，有的研究者甚至把苏词的主导词风确立为“超旷”。如严迪昌认为：“东坡词并非豪放而是清旷”［22］，陈华昌认为“旷达作为主要情调渗透进豪放词和婉约词，形成既豪放又旷达，既婉约又旷达的风格色彩”［23］，这其实已经把苏词的基本风格确定为旷达了。韩楚森云：“稼轩之豪放，在于描写物象的雄伟，更在表现思想内涵的豪放，即使表现旷达或悲慨风格的词中也透露着豪气，物象之雄与心志之状和谐统一；而苏轼词的豪放，主要表现在物象的雄壮，物象之雄与心志之旷和谐统一。”［24］杨海明认为苏轼推出了“豪放”与“旷放”的新词风。齐文榜认为“乌台诗案”后苏词的风格是“旷达飘逸”，崔海正把本世纪研究者们争论的苏词风格归纳为“豪放说、豪放兼及其他风格说、超旷说、清雄说、精警说、雅词说、自成一家说、风格多样不定说”
［25］
八种，周晓音把苏词的风格概括为“清丽、浓
艳、清淡、韶秀、缠绵、风趣、超旷、豪放”［2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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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种。赵俊成云：“确切地说，苏轼的风格主要是‘放’，是‘旷达’，而非‘豪’，”［27］田猛更是认为苏词风格是旷达并非豪放。
综上所述，从建国后到现在，苏轼词风的探讨是一个由单一到全面、由表面到内部、由零散到系统的逐步深化、细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的方法多样了、学术性增强了。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研究者们不再仅仅就他的风格作探讨，而是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其成因上，这为之后的学习者、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方便。当然，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一些不足，如大量的重复研究。我们应该加强苏词研究的现代意识，努力寻找苏词与当今社会实际的契合点，把苏格和其词格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社会。
院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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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赵俊成.此“豪放”非彼“豪放”［J］.文史知识,1997（7）.
［责任编辑：郭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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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anggang Polyteec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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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词风研究综述
关 茂
（西藏大学 文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者们对苏轼词风的探讨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豪放一枝独秀的时期主要是建国后三十年，到了八九十年代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苏词风格是多样化的；二十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把苏词风格探讨的重点转向了其成因上。其中，自八九十年代开始，苏词清旷是大多数人论及的一个话题。
关键词：苏轼词风研究；豪放说；婉约说；旷达说；多样说；词风成因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47（2015）04-0009-04DOI:10.3969/j.issn.1672-1047.2015.04.03
关于主体词风的研究，一直都是各个时期苏词研究者们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核心问题。之前已有研究者从苏轼整体研究现状的角度去撰文梳理，可关于苏词风格的研究综述从未有人整理。鉴于此，本文试以时间为经线，以各阶段苏词风格研究的成果为纬线，为苏词的研究爱好者编织一个清晰的脉络。
一、建国后30年：豪放说一枝独秀
从明代开始，研究者们习惯性地将两宋词坛的创作分为豪放、婉约两个流派或两种风格，建国初的学者们继承这一传统，用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来论词的风格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共识。在这个时期内，由于政治的原因，突出豪放词而贬低婉约词是词风研究评价的主流，苏轼的主导词风是豪放几乎是所有人的一致观点。研究者们主要分以下两个方面论述苏词的“豪放”：第一，在北宋词的风格流派研究中论述苏词豪放的。如唐圭璋认为柳、苏被分为婉约、豪放两个流派是颇有道理的，陈志宪云：“词中豪放一派，是经过苏轼的开辟才有的。”［1］胡云翼先生高度评价了苏词的豪放风格，认为苏轼给当时的词坛注入了新血液。除此之外还
有朱德全、钱仲联、朱德才以及周振甫等人都论述了苏词的豪放［2］。第二，在具体作品的思想内容与风格特征分析中认为苏词是豪放的。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是研究者们普遍认为的豪放词。詹安泰对这首词的解释是：“怆怀国事，憎恨坏人，不能不向往过去的‘风流人物’和英雄业绩；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不能不依恋江山，宽解自己。这样的思想感情是有它的一致性，又有它的毛锻面的，融合一起抒发出来，就使全词充满豪迈而又沉郁的气氛。我们读了，能体会到作者的豪情激荡和他的不平之气。”［3］除此之外，夏承焘、怀霜称“《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范仲淹《渔家傲》之后，宋词发展史上豪放词派中一首很值得重视的作品”［4］。
总之，建国后三十年，由于社会审美趣味和文艺观念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苏词 “豪放”几乎是无人会质疑的事实。但是站在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探讨明显存在着研究思路单一、认识浅显、结论简单的缺陷。
二、20世纪80年代：豪放说深入发展，多样说开始涌现
苏词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一个全方位的
收稿日期：2015-07-11
作者简介：关 茂，男，山西朔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研究。
·9·
第 4 期苏轼词风研究综述第 17 卷
展开，苏词风格的探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拓展和加强。豪放说由于受建国后三十年的影响还保持了相当大的惯性，许多研究者认为苏词的主导风格是“豪放”，但是却不再就豪放论豪放，他们从外延、内涵上赋予了“豪放”更多更细的意义。同时，“豪放”唯我独尊的垄断局面被多样化的说法所取代。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研究者们在探讨苏轼词风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其词风与其人的关系。
（一）“豪放”说
在这个时段内，部分研究者从苏轼在词史上所作出的贡献来论述苏词“豪放”。如袁行霈认为苏轼对词体解放的贡献就是创作了豪放词。“苏轼的豪放词的革新意义可以作如下概括：苏轼以前的词大多是向内心的幽微之处搜索，狭深委曲；而苏轼的词是向外部的广阔世界驰骋，恢宏扩大。他的一种超越时空的强烈要求，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笔墨没有一点拘束。于是，词在他的手中得到了解放。”［5］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从“豪放”的内涵和外延上进行了挖掘。如朱德才：“苏轼的豪放词应包括激越雄健、慷慨悲壮和狂放不羁、清旷飘逸两类”［6］，王水照：“‘豪放’乃兼指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形体声律方面的艺术倾向以及放笔快意的创作个性，而苏轼的艺术个性无疑更倾向于豪健的一面。”［7］。除此之外，蒋哲伦认为：“‘豪放’不单指‘大江东去’或‘老夫聊发’一种调子，而是包括了清旷、飘逸、雄健、疏放、简淡、明丽等多种相近的风格”［8］。
（二）多样说
随着研究的深入，单一的“豪放”论已经逐渐不能使大部分人感到满意。其实在此之前已有研究者提到苏轼除了豪放的词作之外，还有婉约词。在这个阶段内，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苏词的风格不是一两种能简单概括得了的，他的风格是随着“所写的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9］。在这些论述中尤为可喜的是杨海明在探讨苏词风格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其词和其人的关系，如“苏轼词的风格就是他的为人的‘风格’。苏轼的为人，有多少种‘风
格’，那么他的词也（接近于）有多少种风格。而在这多种风格中，又都贯注着‘情深’、‘思深’和‘真率’的总特点。”［10］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探讨了苏词的雄浑刚健、豪迈奔放、清新明丽、俊秀雅致、格调平淡、超然绝俗、意趣盎然等风格。
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苏词风格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和之前的就豪放论豪放相比，这个阶段的研究在深度和细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使得结论也比较丰富多彩。种种现象表明，苏词风格的研究正在朝着学术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前进。
三、20世纪90年代：研究视野空前广大，豪放被彻底打破，婉约得到强调
90年代的苏词研究更趋向于全面化、扎实化、深入化和细致化。在这一阶段，苏轼婉约词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同时研究者们在更加努力真实地描述苏词本体特色的基础上，也更加有意识地注意它与当时词坛的关系，与北宋乃至两宋词坛的密切关系。
对苏词风格的探讨虽在80年代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但是一直以来的苏词“豪放”强势状态却被彻底打破了，长期受到冷落的“婉约”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研究者们对苏轼婉约词的研究，除了对其进行一般性地描述外，还对其思想内容进行了探讨，找出了苏轼婉约词对传统词的创新之处。如张富华通过分析苏轼的恋情词、悼亡词、咏史词以及咏物词等几类婉约词，指出苏轼婉约词的创新之处在于：“能在众多词作中展示出高尚的人生哲理与深刻的社会见解，从而唤起读者对人生、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思考，从中获得启迪与激励。”［11］。顾之京指出：“苏轼悼亡词在表达上多层次多方位且曲折细腻，具有特别强烈的感人性。苏轼以怀人的情思来悼亡，与亡妻进行生死感情的交流，敢于如此写，大异于一般的悼亡诗词。苏轼的词中，妻子是知己，而不是附属物和生活配角。”［12］
除此之外，这个时候的许多研究者力图摆脱传
第 4 期苏轼词风研究综述第 17 卷
统研究观念的束缚，以更为广大的视野来考察苏词的风格特征。如李元秀试图把苏词和苏轼本人的文学理论联系起来考察苏词的特征，指出其特点在于“随物赋形，气象峥嵘，自是一家；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13］。也有研究者把苏轼和南宋的一些词人进行对比研究，如张惠民《东坡居士易安居士 审美情趣略相似》将苏轼和李清照进行对比。李康化对长期以来以苏辛同派的认识提出反驳，认为：“二者的审美特征并不相同，东坡的词学风格不是豪放而是清旷，其真正的衣钵继承者乃是以清空为审美基准的姜夔。从苏轼的清旷到姜夔的清空，才是一个就词学审美理想与文人精神建构这一更为内在的维度而言，更为完整地递传嬗变史称。”［14］齐文榜认为苏词豪放旷达兼有是因为释道影响的结果。除此之外，杨清莲认为：“学界过去常见的豪放婉约互相对立因而苏轼与柳永亦成对立之势的看法并不妥当，苏轼的豪放词风的形成和发展，对婉约词的进一步开拓和提高，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柳词。”［15］
总之，在这个十年里，以往单纯探讨苏词风格的文章逐渐减少了，研究者们把苏词风格的研究放在词史的演进过程中来考察，从文化、苏轼本人的理论及对比中对其风格作出定位，而且研究的理论化水平提高了，学术性增强了。众多背景资料的收集整理也为其准确定位作出了一定贡献。
四、本世纪初至今：苏词风格成因探讨 21世纪到现在的苏词研究无论是背景资料的收集还是理论研究，文章数量都相当可观。苏词风格的探讨虽未达成一致共识，但一些研究者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他们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探讨苏词风格的成因上，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
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们总结出来的苏词风格的形成因素主要有佛道、个人性情、经历、地域文化、社会环境、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人生观以及前辈文人的影响等。如，吴德岗认为：“苏词风格是作者对不同的江浙与齐鲁地域文化进行整合的结
果，色彩艳丽的杭州造就了苏轼烛影摇红的风格，豪爽率真的密州却使苏轼词风刚劲雄伟。”［16］段永强认为：“苏词清远超旷的词风是当时社会佛禅的盛行、自身对佛禅典籍的涉猎、自身的人生经历等影响的结果”［17］，俞水生认为：“苏轼词风的形成既有时代特征和词人的个性以及这种个性与当时社会矛盾冲突的主客观因素，也在于它顺应了词的自身演变的需要。”［18］路占武认为：“坎坷的政治生涯、复杂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生活经历正是造成苏词风格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19］周力雁把苏轼的词风划分为三类：豪放、旷达和婉约，并且认为：“人生经历、佛道因素、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个人性情是造成苏词风格多样性的主要原因。”［20］其《论柳永词对苏轼词的影响》认为苏轼的豪放词风表现出对柳永词的学习与借鉴。吴箫剑认为：“人生经历是苏词风格形成的直接原因。”［21］
五、80年代至今：“旷达”被大部分人提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者们开始了一个苏词风格多样化的探讨过程，在众多的风格中，旷达可以说是每个研究者必提的风格之一，有的研究者甚至把苏词的主导词风确立为“超旷”。如严迪昌认为：“东坡词并非豪放而是清旷”［22］，陈华昌认为“旷达作为主要情调渗透进豪放词和婉约词，形成既豪放又旷达，既婉约又旷达的风格色彩”［23］，这其实已经把苏词的基本风格确定为旷达了。韩楚森云：“稼轩之豪放，在于描写物象的雄伟，更在表现思想内涵的豪放，即使表现旷达或悲慨风格的词中也透露着豪气，物象之雄与心志之状和谐统一；而苏轼词的豪放，主要表现在物象的雄壮，物象之雄与心志之旷和谐统一。”［24］杨海明认为苏轼推出了“豪放”与“旷放”的新词风。齐文榜认为“乌台诗案”后苏词的风格是“旷达飘逸”，崔海正把本世纪研究者们争论的苏词风格归纳为“豪放说、豪放兼及其他风格说、超旷说、清雄说、精警说、雅词说、自成一家说、风格多样不定说”
［25］
八种，周晓音把苏词的风格概括为“清丽、浓
艳、清淡、韶秀、缠绵、风趣、超旷、豪放”［26］等
第 4 期苏轼词风研究综述第 17 卷
八种。赵俊成云：“确切地说，苏轼的风格主要是‘放’，是‘旷达’，而非‘豪’，”［27］田猛更是认为苏词风格是旷达并非豪放。
综上所述，从建国后到现在，苏轼词风的探讨是一个由单一到全面、由表面到内部、由零散到系统的逐步深化、细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的方法多样了、学术性增强了。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研究者们不再仅仅就他的风格作探讨，而是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其成因上，这为之后的学习者、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方便。当然，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一些不足，如大量的重复研究。我们应该加强苏词研究的现代意识，努力寻找苏词与当今社会实际的契合点，把苏格和其词格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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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