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真名叫王祖铃,最早以写作知青小说享誉文坛,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生活的路》开知青文学之先河,畅销海内外,曾得到当时文坛泰斗茅盾的鼓励与支持,被称为中国“知青文学第一人”。之后的另一部知青文学《呜咽的澜沧江》,不仅受到海峡两岸老一辈作家胡秋原、萧乾等人的高度评价,还在台湾出版了精装本和研究专集,在加拿大被那里的文学杂志全文刊载。《女巫》出版后,也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到现在已经出了多个版本。自传体长篇小说《挚爱在人间》(华夏出版社出版)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近年,竹林又推出了《今日出门昨夜归》和《灵魂有影子》这两部青春系列小说,前者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竹林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上海市作协专业作家。 虽然荣誉很多,但其实多年来竹林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也很少为了销书而宣传作秀,所以对很多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来说,恐怕这个名字都有点陌生。我们经常会把知识分子分为四种类型,而竹林绝对不是属于社会型的知识分子,她更多是属于阁楼型把自己关起来写作的知识分子。竹林在1980年曾进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现在更名为鲁迅文学院)进修,当时的同班同学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黄埔一期”: 一个宿舍里面有张抗抗,对面就是王安忆、叶文玲等,同学里面现在多是各个省市的作家协会的主席,声名显赫。相比之下的竹林显得默默无闻,甚至据说王府井书店的一位部门经理还直接问竹林新书的出版社领导――这位作家的同学都当了作协主席,她有什么职务?难怪有人说她是上海作家中的隐士。 事实上竹林确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一直都“闹中取静”地在沪郊嘉定生活、写作,将近三十年了,对此,她说,“我知道有人说我是‘隐士’,有人说我‘自甘寂寞’,还有人说我被‘冷藏’了,种种客观原由我不想多说,但就我本人的因素而言,我不善与人交际,只会默默笔耕,‘隐居’实际上也是扬长避短,焉知非福。我始终以为作家不是商品推销员,不是交际演说家,也不是政治家,作家只能也只应靠自己的作品说话。我只凭我自己的良知,努力地写我认为应该和需要写的东西,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也许正是这样一份纯粹的写作态度过滤掉了时代的浮躁,支撑起了她作品的底气。在郊区居住的近三十年,她写出的作品从知青文学到青春文学,从宗教访录到科幻悬疑,写社会有深刻的人性追问,写青春又浑然一派纯净和天真,一个作家有如此广阔的写作领域,这是很少见的,更是很可贵的。也许正是她舍弃了物质都市的声色享乐,才得到了这可贵的心灵之自由与丰盛。而这些同期写就的不同风格的作品,虽然没有哪一本是大风行大热卖的,但本本都不缺与之相通相亲的读者。正所谓时代的大潮只能冲走表面的泡沫,不能冲走坚实的河床,竹林的文字,我以为,可以算后者了。并且,当今社会已经很少有人会说:我写这部小说,我是想要承担一些什么的。大多数人写小说只是为了消遣,为了趣味,甚至为了名利,而竹林说,我写的小说,希望能表现人类的情感,弘扬人类的大爱精神。作为一个已过“不惑”,亦早已“知天命”的作家,竹林当然是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肮脏、有丑陋的,但是她还是坚持这样做,这样写,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而相较于“人间大爱系列”那纯粹的爱,竹林作品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惊心动魄的恨”,并且在《蛇枕头花》、《渔舟唱晚》、《女巫》等作品里,对罪恶的惩罚往往不是依靠政策和法律,而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报应规律。对此,竹林说,文学是人学,写人就要涉及人的感情。人的感情不外乎爱与恨,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简单的对立关系的。“爱人是人的本能;人们追求爱,但又因为有人破坏了爱,毁灭了爱,才使受害者产生了恨。但爱毕竟是人性的主导方面,文学作品应该以弘扬大爱精神作为主旨。至于我的作品中对罪恶的处罚方式,这是服从于生活的真实的。你知道在我们目前的生活中,法制还不健全,到处能碰到权大于法、权控制法的现象,而让一般群众做到完全相信法、依靠法的距离还比较遥远。于是人们就向惩恶扬善的传统观念回归。这既是一种生活的真实和群众的愿望,又是一种无奈。也许还有些宗教情怀。” 这几年,竹林陆续出版了《今夜出门昨夜归》、《灵魂有影子》等几本可以称作青春文学的作品,对此很多评论都说她“知青文学作家跨界写青春文学”,对于这个说法竹林是很不赞同的,她说,她在1978年就出版了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还是儿童文学呢。其实她在上世纪七十、八十、九十年代都分别出版过“儿童文学”和“青春文学”的长篇小说,和她那些“知青文学”“女性文学”的作品是同期诞生的。“对我来说,就是一段时间写写这个,一段时间写写那个,不存在什么跨界、转型之说。”的确,在竹林的写作意识里是没有什么类型、模式之分的,“评论者将我的作品划入哪个类型我都无所谓”。思想的自由决定了她作品的无拘无束,在《今夜出门昨夜归》、《灵魂有影子》的写作中,她甚至把科学和文学相结合,写出了“最科幻的文学、最文学的科幻”。要知道,科幻小说作为一个科普知识和文学审美相结合的产物,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如果积累不够的话,要想不犯科学的硬伤同时又和自己的文艺创作风格默契结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此,竹林兴致勃勃地说,“我没有受过完整的科学方面的训练,我中学毕业以后就下乡去了,后来也没有上过大学,我所谓的积累都是自己看一些这方面的书,比如美国的科普作家萨根的《宇宙》,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家霍金先生的《时间简史》,还有《黑洞》等等,当然这些书现在说出来一串一串的,其实我都是看不大懂的。另外我还看了一些台湾、韩国、日本他们给中小学生看的介绍前沿科技的科普读物,把这些书结合起来一起看。还有霍金到浙江大学演讲的时候,我也跑去听了,我非常敬佩霍金这样的大科学家。这可以算是一种积累吧。”竹林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对于写作,她不功利,不拘泥,也不故作高深,她只是自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和思考展示出来,至于收获的是阳光还是风雨,却又并不在乎了。诚如她写给自己的一段话: “回首自己定格成竹林名字下的这些作品时,我的心里是迷茫的:不知是我选择了竹林这个艺术符号,还是竹林这个艺术符号选择了我。不过,能在旷野的贫瘠中生长的竹子,无疑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它既能挺拔地傲立,又能柔韧地弯曲,尤其是还能在最艰难困苦、濒临绝境时开花结果。我十分崇敬这种根植于贫瘠中的植物。我愿意永远默默地耕耘,永不艳羡灿烂的花期。” 记者:听说你最初住到嘉定的时候,条件很不好,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社长韦君宜还为此特地去看你? 竹林: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我当时在上海没有地方住了,当时嘉定二中的校长非常支持我,他给我找了一个住的地方,卧室就是书房,用布帘隔开。而当时的韦社长对我的创作非常关注,她到上海来以后,就想来看我,她不知道我在哪里,最后通过一些朋友找到了我。我当时非常惊讶地看到,她居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找到了我所在的嘉定县二中的校长,对他深深鞠了一躬,她说感谢你们支持了一个青年作者,我代表文艺界感谢你。 记者:“客观的原因”是不是《生活的路》造成的?虽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我国第一部真实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的文学作品,但据说当时的出版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最终还是由茅盾先生批准才能出版;你虽然因为这本书一夜成名,但也因为这本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你到郊区去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委屈? 竹林:也没什么委屈的。其实当时我在文学讲习所,单位给了我一段时间的创作假,我就到郊区去创作了,我觉得当时虽然是比较艰苦一些,但是我有一个地方写作、生活,我觉得挺好的。
记者:《生活的路》成名之后你就去了嘉定县定居,现在是嘉定区了,在那里将近三十年的生活,对你之后的写作有一种怎样的影响? 竹林:真的很有影响。我原来第一部小说写的是知青文学,是以我六年插队生活的经验和感悟写的。到了嘉定以后,正好又是处在农村的边缘,又有机会深入到农村中去,我就更加关注农村题材了。我觉得我们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农村问题非常重要,农村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就会兴旺,反之就会走向反面。所以虽然我是在城市出生在城市长大的,我也非常喜欢城市,也非常喜欢时尚,但我也非常关注农村,关注农民的命运,因为这是跟我们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的。本身的关注,加上我长期居住在农村得到的经历和经验,我就开始沉在农村,写了很多和农村相关的小说,比如《呜咽的澜沧江》,比如《女巫》。 记者:说到《呜咽的澜沧江》,我们常见的知青小说大体表达两种感情,一种是青春无悔,一种是不堪回首,你的知青小说是哪一类的呢? 竹林:作为一个作家,我对知青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渐深入的。如果说当时我写《生活的路》只是想到要为知青们讲一些真话,让社会了解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苦闷的话,那么,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则已是反映这一代人对那段生活的思考及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追寻了。作为文学创作,同一个历史事件和生活,随着时代的前进,作家总可以站在新的高度,对它进行哲学的解析和认知,赋予它新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为此,我正在写第三部和当年知青命运有密切关联的长篇小说,想反映从知青过来的这一代人中的一些思想者对人生终极目标和整个地球村的大爱精神的探寻。它的视野将更为广阔。 记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偏居生活,会不会使你对当下文坛的走向、流行小说的趋向等有跟不上变化的困扰? 竹林:现今不少作家纷纷学习模仿西方的某些另类的艺术手法,以此为时髦;不少评论者也一致拍掌叫好。但如果热衷于去描写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或展览一些鸡毛蒜皮,而没有作者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我就不知道它们在热闹红火过后还会有多少社会和艺术价值。我从不反对和否定别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写作。但是,我以为,我们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它有点类似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盛行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迅猛发展的时代,因此我们同样需要“批判现实主义”的那种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关注和判析,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无可回避的责任。
竹林,真名叫王祖铃,最早以写作知青小说享誉文坛,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生活的路》开知青文学之先河,畅销海内外,曾得到当时文坛泰斗茅盾的鼓励与支持,被称为中国“知青文学第一人”。之后的另一部知青文学《呜咽的澜沧江》,不仅受到海峡两岸老一辈作家胡秋原、萧乾等人的高度评价,还在台湾出版了精装本和研究专集,在加拿大被那里的文学杂志全文刊载。《女巫》出版后,也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到现在已经出了多个版本。自传体长篇小说《挚爱在人间》(华夏出版社出版)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近年,竹林又推出了《今日出门昨夜归》和《灵魂有影子》这两部青春系列小说,前者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竹林现为国家一级作家,上海市作协专业作家。 虽然荣誉很多,但其实多年来竹林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也很少为了销书而宣传作秀,所以对很多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来说,恐怕这个名字都有点陌生。我们经常会把知识分子分为四种类型,而竹林绝对不是属于社会型的知识分子,她更多是属于阁楼型把自己关起来写作的知识分子。竹林在1980年曾进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现在更名为鲁迅文学院)进修,当时的同班同学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黄埔一期”: 一个宿舍里面有张抗抗,对面就是王安忆、叶文玲等,同学里面现在多是各个省市的作家协会的主席,声名显赫。相比之下的竹林显得默默无闻,甚至据说王府井书店的一位部门经理还直接问竹林新书的出版社领导――这位作家的同学都当了作协主席,她有什么职务?难怪有人说她是上海作家中的隐士。 事实上竹林确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一直都“闹中取静”地在沪郊嘉定生活、写作,将近三十年了,对此,她说,“我知道有人说我是‘隐士’,有人说我‘自甘寂寞’,还有人说我被‘冷藏’了,种种客观原由我不想多说,但就我本人的因素而言,我不善与人交际,只会默默笔耕,‘隐居’实际上也是扬长避短,焉知非福。我始终以为作家不是商品推销员,不是交际演说家,也不是政治家,作家只能也只应靠自己的作品说话。我只凭我自己的良知,努力地写我认为应该和需要写的东西,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也许正是这样一份纯粹的写作态度过滤掉了时代的浮躁,支撑起了她作品的底气。在郊区居住的近三十年,她写出的作品从知青文学到青春文学,从宗教访录到科幻悬疑,写社会有深刻的人性追问,写青春又浑然一派纯净和天真,一个作家有如此广阔的写作领域,这是很少见的,更是很可贵的。也许正是她舍弃了物质都市的声色享乐,才得到了这可贵的心灵之自由与丰盛。而这些同期写就的不同风格的作品,虽然没有哪一本是大风行大热卖的,但本本都不缺与之相通相亲的读者。正所谓时代的大潮只能冲走表面的泡沫,不能冲走坚实的河床,竹林的文字,我以为,可以算后者了。并且,当今社会已经很少有人会说:我写这部小说,我是想要承担一些什么的。大多数人写小说只是为了消遣,为了趣味,甚至为了名利,而竹林说,我写的小说,希望能表现人类的情感,弘扬人类的大爱精神。作为一个已过“不惑”,亦早已“知天命”的作家,竹林当然是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肮脏、有丑陋的,但是她还是坚持这样做,这样写,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而相较于“人间大爱系列”那纯粹的爱,竹林作品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惊心动魄的恨”,并且在《蛇枕头花》、《渔舟唱晚》、《女巫》等作品里,对罪恶的惩罚往往不是依靠政策和法律,而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报应规律。对此,竹林说,文学是人学,写人就要涉及人的感情。人的感情不外乎爱与恨,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简单的对立关系的。“爱人是人的本能;人们追求爱,但又因为有人破坏了爱,毁灭了爱,才使受害者产生了恨。但爱毕竟是人性的主导方面,文学作品应该以弘扬大爱精神作为主旨。至于我的作品中对罪恶的处罚方式,这是服从于生活的真实的。你知道在我们目前的生活中,法制还不健全,到处能碰到权大于法、权控制法的现象,而让一般群众做到完全相信法、依靠法的距离还比较遥远。于是人们就向惩恶扬善的传统观念回归。这既是一种生活的真实和群众的愿望,又是一种无奈。也许还有些宗教情怀。” 这几年,竹林陆续出版了《今夜出门昨夜归》、《灵魂有影子》等几本可以称作青春文学的作品,对此很多评论都说她“知青文学作家跨界写青春文学”,对于这个说法竹林是很不赞同的,她说,她在1978年就出版了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还是儿童文学呢。其实她在上世纪七十、八十、九十年代都分别出版过“儿童文学”和“青春文学”的长篇小说,和她那些“知青文学”“女性文学”的作品是同期诞生的。“对我来说,就是一段时间写写这个,一段时间写写那个,不存在什么跨界、转型之说。”的确,在竹林的写作意识里是没有什么类型、模式之分的,“评论者将我的作品划入哪个类型我都无所谓”。思想的自由决定了她作品的无拘无束,在《今夜出门昨夜归》、《灵魂有影子》的写作中,她甚至把科学和文学相结合,写出了“最科幻的文学、最文学的科幻”。要知道,科幻小说作为一个科普知识和文学审美相结合的产物,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如果积累不够的话,要想不犯科学的硬伤同时又和自己的文艺创作风格默契结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此,竹林兴致勃勃地说,“我没有受过完整的科学方面的训练,我中学毕业以后就下乡去了,后来也没有上过大学,我所谓的积累都是自己看一些这方面的书,比如美国的科普作家萨根的《宇宙》,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家霍金先生的《时间简史》,还有《黑洞》等等,当然这些书现在说出来一串一串的,其实我都是看不大懂的。另外我还看了一些台湾、韩国、日本他们给中小学生看的介绍前沿科技的科普读物,把这些书结合起来一起看。还有霍金到浙江大学演讲的时候,我也跑去听了,我非常敬佩霍金这样的大科学家。这可以算是一种积累吧。”竹林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对于写作,她不功利,不拘泥,也不故作高深,她只是自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和思考展示出来,至于收获的是阳光还是风雨,却又并不在乎了。诚如她写给自己的一段话: “回首自己定格成竹林名字下的这些作品时,我的心里是迷茫的:不知是我选择了竹林这个艺术符号,还是竹林这个艺术符号选择了我。不过,能在旷野的贫瘠中生长的竹子,无疑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它既能挺拔地傲立,又能柔韧地弯曲,尤其是还能在最艰难困苦、濒临绝境时开花结果。我十分崇敬这种根植于贫瘠中的植物。我愿意永远默默地耕耘,永不艳羡灿烂的花期。” 记者:听说你最初住到嘉定的时候,条件很不好,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的社长韦君宜还为此特地去看你? 竹林: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我当时在上海没有地方住了,当时嘉定二中的校长非常支持我,他给我找了一个住的地方,卧室就是书房,用布帘隔开。而当时的韦社长对我的创作非常关注,她到上海来以后,就想来看我,她不知道我在哪里,最后通过一些朋友找到了我。我当时非常惊讶地看到,她居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找到了我所在的嘉定县二中的校长,对他深深鞠了一躬,她说感谢你们支持了一个青年作者,我代表文艺界感谢你。 记者:“客观的原因”是不是《生活的路》造成的?虽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是我国第一部真实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的文学作品,但据说当时的出版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最终还是由茅盾先生批准才能出版;你虽然因为这本书一夜成名,但也因为这本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你到郊区去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委屈? 竹林:也没什么委屈的。其实当时我在文学讲习所,单位给了我一段时间的创作假,我就到郊区去创作了,我觉得当时虽然是比较艰苦一些,但是我有一个地方写作、生活,我觉得挺好的。
记者:《生活的路》成名之后你就去了嘉定县定居,现在是嘉定区了,在那里将近三十年的生活,对你之后的写作有一种怎样的影响? 竹林:真的很有影响。我原来第一部小说写的是知青文学,是以我六年插队生活的经验和感悟写的。到了嘉定以后,正好又是处在农村的边缘,又有机会深入到农村中去,我就更加关注农村题材了。我觉得我们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农村问题非常重要,农村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国家就会兴旺,反之就会走向反面。所以虽然我是在城市出生在城市长大的,我也非常喜欢城市,也非常喜欢时尚,但我也非常关注农村,关注农民的命运,因为这是跟我们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一起的。本身的关注,加上我长期居住在农村得到的经历和经验,我就开始沉在农村,写了很多和农村相关的小说,比如《呜咽的澜沧江》,比如《女巫》。 记者:说到《呜咽的澜沧江》,我们常见的知青小说大体表达两种感情,一种是青春无悔,一种是不堪回首,你的知青小说是哪一类的呢? 竹林:作为一个作家,我对知青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逐渐深入的。如果说当时我写《生活的路》只是想到要为知青们讲一些真话,让社会了解他们的不幸遭遇和思想苦闷的话,那么,我的第二部知青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则已是反映这一代人对那段生活的思考及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追寻了。作为文学创作,同一个历史事件和生活,随着时代的前进,作家总可以站在新的高度,对它进行哲学的解析和认知,赋予它新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为此,我正在写第三部和当年知青命运有密切关联的长篇小说,想反映从知青过来的这一代人中的一些思想者对人生终极目标和整个地球村的大爱精神的探寻。它的视野将更为广阔。 记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偏居生活,会不会使你对当下文坛的走向、流行小说的趋向等有跟不上变化的困扰? 竹林:现今不少作家纷纷学习模仿西方的某些另类的艺术手法,以此为时髦;不少评论者也一致拍掌叫好。但如果热衷于去描写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或展览一些鸡毛蒜皮,而没有作者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我就不知道它们在热闹红火过后还会有多少社会和艺术价值。我从不反对和否定别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写作。但是,我以为,我们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它有点类似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盛行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迅猛发展的时代,因此我们同样需要“批判现实主义”的那种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关注和判析,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无可回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