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应恒卓佳谢美婧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07期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10)01-0044-04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学术界更为关注影响安全农产品生产的潜在因素。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采用被认为是解决质量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围绕标准选择的农户生产行为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人为因素。[1]国内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选择行为进行了探讨。农户人口特征，行为能力，涉农企业，商贩，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监管政府以及农民的安全意识和操作规范程度均是农户农产品质量标准选择与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2～4]
国外研究更多关注制度和环境层面上的问题。部分学者注意到质量标准选择行为同交易模式、交易费用之间存在一定关系。Holleran等提出契约安排会影响特定的质量标准体系的采用。Ménard、Valceschini[5]和Raynaud等[6]尝试引入交易费用经济学(TCE)对质量安全标准选择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其中Coronado等[7]的研究是最全面的，他们通过巧妙设计找出了影响质量标准选择行为的诸多交易模式特征变量。尽管我国一些学者也涉及交易和制度方向的研究，如王瑜和应瑞瑶[8]采用博弈论的思想构建了农户质量安全标准选择的委托代理模型，张云华等[2]从风险不确定性角度解释契约协作的必要性，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定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国外研究中可量化的交易模式特征变量的安排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基于此，本文引入国外最新成果，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着手，定性地介绍交易模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选择间的内在逻辑框架、所涉及的分析方法和交易性特征变量。随后对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借鉴进行相关探讨和梳理，为今后进一步定量实证分析打好基础。
一、理论基础
所引入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即交易费用经济学(TCE)，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唯一在实证检验方面成功的领域。交易费用指在买卖双方进行一项交易时所花费的成本，Rindfleisch和Heide在Williamson[9]的研究基础上总结了交易成本的三个来源：对专有资产的保护，对交易环境变化的适应和对绩效的评估。Williamson[10]根据交易成本的大小定义了三种不同的交易模式：市场型交易模式、关系型交易模式和混合型交易模式。当交易发生时，如果对专有资产的保护成本、对环境变化适应的成本和对绩效的评估成本都不存在或者很小时，市场型交易模式将发挥主导作用。当这些成本很高时，经济主体将依靠一些内部的关系组织来进行优化。内部关系组织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在这两种极端的交易模式之间，第三种是混合型交易模式。Williamson认为混合型交易模式的存在比市场型交易模式能更有效地解决资产专用性问题。
二、研究思路和模型
(一)研究思路
交易成本的大小会影响质量安全保障行为的实施，从而衍生出采取不同质量标准的内部激励(Holleran等，1999)，结合Coronado等人[7]的研究思路，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交易模式是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选择①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交易模式自身又会受到农户交易特征、农户与加工商间关系特征、制度环境特征三大方面因素的影响。结合交易费用经济学，具体从资产专用性、行为不确定性、环境不确定性、制度因素、买方的承诺、对关系可持续性的期望和信息的交流程度等多个方面来考量交易模式特征变量。通过以下假说来体现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假说一：当资产专用性程度提高时，较之市场型交易模式，农户更倾向于关系型交易模式。
假说二：当行为不确定性程度提高时，较之市场型交易模式，农户更倾向于关系型交易模式。
假说三：当环境不确定性程度提高时，较之市场型交易模式，农户更倾向于关系型交易模式。
假说四：当制度环境较差时，较之市场型交易模式，农户更倾向于关系型交易模式。
假说五：关系型交易模式比在市场型交易模式中有更高程度的对于关系可持续性的期望。
假说六：关系型交易模式比在市场型交易模式中有更高程度的买方承诺。
假说七：关系型交易模式比在市场型交易模式中有更高程度的信息交流。
假说八：关系型交易模式同专有质量标准的采用间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图1 交易模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选择逻辑框架
Fig.1 Logical framework of contratual arrangement and quality standar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二)研究模型
农户面临两方面选择，依次是交易模式选择和质量标准选择。被解释变量交易模式、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均为离散型数据，采用概率模型(Logit、Probit和Tobit)比较理想(William，1997)。另外考虑到样本偏差性问题的剔除，故采用联立双变量稳健②probit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方程(1)：反映交易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A＝α*arr_cha+β*ins_env+γ*rela_cha+ε1 (1)
其中，因变量A为交易模式选择，即前文提及的两种交易模式：市场型交易模式和关系型交易模式。混合型交易模式在此处不易定义，故不谈。自变量主要引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影响交易费用的几个维度。其中，交易特征变量arr_cha包括资产专用性、行为不确定性、环境不确定性三个变量。关系特征变量rela_cha包括买方的承诺、对关系可持续性的期望和信息的交流程度三个变量，ins_env为制度环境特征变量。具体变量描述见下表1。
方程(2)：反映质量标准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Q=θ*A+ω*farm_cha+ε2
(2)
其中，因变量Q为质量标准类型选择，Coronado等(2008)的研究中主要为公共型和私有型两种选择。自变量中的交易模式变量A即为方程(1)中的因变量。农户人口特征变量farm_cha选取年龄、经历、资产大小、产量和地理位置五个要素来描述，另外价格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里的价格主要指农产品溢价。
三、在我国的应用借鉴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国外理论和实践相对成熟，但具体联系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移植相关概念，将其“本土化”。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相关变量指标进行探讨和梳理。
1.交易模式
我国大多数学者将农产品交易划分为三种并列的模式，即市场交易模式、组织内部交易模式和企业内部交易模式，[11，8]这一点同国外的情况大体一致。我国的组织内部交易模式和企业内部交易模式即为国外文献中提及的关系型交易模式。组织内部交易模式是指农产品的供求双方在实施买卖行为之前已经结成了某种联盟或者协作关系。在组织内部交易模式下，买卖双方的义务和权利都已确定下来，包括对对方的监督、管理和特殊要求，以及事先确定的收购价格等。企业内部交易模式比组织内部交易模式更向前走了一步，指企业为了获得所需的产品，自己建立农场或者直属的生产基地。[11]
2.质量标准
所借鉴国外文献将质量标准划分为公共型和专有型两种，这样的划分跟我国的现实情况间存在较大差别。
按照认证所依据标准的性质，将我国农产品标准认证划分为强制性认证和自愿性认证。强制性认证主要是一些涉及人身安全或公共安全的产品，由国家统一发布认证标志，未取得合格证书不得销售、进口和适用；而自愿性认证主要是由政府推荐的，认证机构自行制定的标准，未取得认证仍可销售、进口和适用。[12]由于沿用标准体系不一样，不能轻易将我国的自愿性认证、强制性认证同国外的公共型标准、专有型标准间画上等号。
我国按照农药、化肥等有害物质残留多少习惯性地将安全农产品划分为三个层次：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三者的关系是，农产品生产需要由普通农产品发展到无公害农产品，再发展至绿色农产品或有机农产品，绿色农产品跨接在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之间，无公害农产品是绿色农产品发展的初级阶段，有机农产品是质量更高的绿色农产品。国外文献中只讨论了采纳或不采纳专有质量标准或公共质量标准，但却忽略了不同的专有质量标准涉及的费用成本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将所有的专有质量标准一视同仁。对应到我国国情，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也需要做分开讨论。
(二)相关主体发生改变
外国文献(Coronado等，2008)中所涉及的农户种植面积一般在几公顷，较之我国来说，规模较大，因而有条件独立开展标准化种植运作，同下游包装、加工商进行谈判时，也具备一定实力。我国的特点是小农经营，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人均耕地仅1.43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农户土地少，规模小，无法做到标准化生产。与之适应的我国的农业产业化一般组织形式表现为，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农业合作经营组织，广泛开展同农民间的合作。农户拥有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但缺乏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和市场开拓能力；龙头企业拥有科技、市场和管理等知识要素，但缺乏耕地和劳动力资源。农户与龙头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具有互补性，而且对双方来说，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双方都不能充分获得对方的资源，因而双方的合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13]故考察我国农业生产中交易模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采纳之间的关系时，以单一农户为研究对象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只能以基地、合作社、龙头企业为单位开展和执行某种质量安全标准，相应的，考虑因素也变得更为复杂。
(三)模型中的具体变量需要重新设计
结合我国情况，研究模型中的一些变量需要重新设计。例如，在衡量资产专用性的指标中，按照我国的情况需添加土地用途转换成本和是否需要有专门的固定设施场所这两个要素。比如养殖业通常需要养鸡棚，建造果园的护栏等造价也比较高，而且换作他用很难。在研究行为不确定性时，国内外种植过程有一定差别，例如我国的加工商未必介入收割采摘等过程，收购过程同种植过程、加工过程间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在行为不确定性的指标方面需重新考虑。在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衡量时需要添加农产品的品质是否稳定这个要素，病虫、自然气候灾害等会影响到产品的品质，如鲜花产业。在衡量买方承诺时，需要考虑是否按事先约定的价格收购这一点，尤其是采取企业内部交易模式时，企业通常以合同的形式约定收购价格。另外，制度环境方面在问卷设计中还需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进一步翔实。
注释：
①这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主要有两种：公共型质量安全标准和专有型质量安全标准。公共型质量标准指一些默认的公认的安全标准；专有型质量标准，指欧美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如美国的GAP、欧洲的GAP以及有机标准等)。同公共型质量标准相比，采用专有型质量标准具有更多的复杂性。
②稳健意指为解决异方差问题(相关系数不为零)，而采用的一种较普遍的处理方法。
③墨西哥梨产业种植过程中，果实采摘主要是由加工商进入果农的果园开展的，故存在加工商为了私利而损害果树的可能性。
作者介绍：周应恒(1963-)，男(汉)，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涉农产业经济及食品安全经济方面的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卓佳，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谢美婧，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作者：周应恒卓佳谢美婧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07期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10)01-0044-04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学术界更为关注影响安全农产品生产的潜在因素。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采用被认为是解决质量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围绕标准选择的农户生产行为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人为因素。[1]国内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选择行为进行了探讨。农户人口特征，行为能力，涉农企业，商贩，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监管政府以及农民的安全意识和操作规范程度均是农户农产品质量标准选择与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2～4]
国外研究更多关注制度和环境层面上的问题。部分学者注意到质量标准选择行为同交易模式、交易费用之间存在一定关系。Holleran等提出契约安排会影响特定的质量标准体系的采用。Ménard、Valceschini[5]和Raynaud等[6]尝试引入交易费用经济学(TCE)对质量安全标准选择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其中Coronado等[7]的研究是最全面的，他们通过巧妙设计找出了影响质量标准选择行为的诸多交易模式特征变量。尽管我国一些学者也涉及交易和制度方向的研究，如王瑜和应瑞瑶[8]采用博弈论的思想构建了农户质量安全标准选择的委托代理模型，张云华等[2]从风险不确定性角度解释契约协作的必要性，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定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国外研究中可量化的交易模式特征变量的安排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基于此，本文引入国外最新成果，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着手，定性地介绍交易模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选择间的内在逻辑框架、所涉及的分析方法和交易性特征变量。随后对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借鉴进行相关探讨和梳理，为今后进一步定量实证分析打好基础。
一、理论基础
所引入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即交易费用经济学(TCE)，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唯一在实证检验方面成功的领域。交易费用指在买卖双方进行一项交易时所花费的成本，Rindfleisch和Heide在Williamson[9]的研究基础上总结了交易成本的三个来源：对专有资产的保护，对交易环境变化的适应和对绩效的评估。Williamson[10]根据交易成本的大小定义了三种不同的交易模式：市场型交易模式、关系型交易模式和混合型交易模式。当交易发生时，如果对专有资产的保护成本、对环境变化适应的成本和对绩效的评估成本都不存在或者很小时，市场型交易模式将发挥主导作用。当这些成本很高时，经济主体将依靠一些内部的关系组织来进行优化。内部关系组织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在这两种极端的交易模式之间，第三种是混合型交易模式。Williamson认为混合型交易模式的存在比市场型交易模式能更有效地解决资产专用性问题。
二、研究思路和模型
(一)研究思路
交易成本的大小会影响质量安全保障行为的实施，从而衍生出采取不同质量标准的内部激励(Holleran等，1999)，结合Coronado等人[7]的研究思路，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交易模式是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选择①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交易模式自身又会受到农户交易特征、农户与加工商间关系特征、制度环境特征三大方面因素的影响。结合交易费用经济学，具体从资产专用性、行为不确定性、环境不确定性、制度因素、买方的承诺、对关系可持续性的期望和信息的交流程度等多个方面来考量交易模式特征变量。通过以下假说来体现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假说一：当资产专用性程度提高时，较之市场型交易模式，农户更倾向于关系型交易模式。
假说二：当行为不确定性程度提高时，较之市场型交易模式，农户更倾向于关系型交易模式。
假说三：当环境不确定性程度提高时，较之市场型交易模式，农户更倾向于关系型交易模式。
假说四：当制度环境较差时，较之市场型交易模式，农户更倾向于关系型交易模式。
假说五：关系型交易模式比在市场型交易模式中有更高程度的对于关系可持续性的期望。
假说六：关系型交易模式比在市场型交易模式中有更高程度的买方承诺。
假说七：关系型交易模式比在市场型交易模式中有更高程度的信息交流。
假说八：关系型交易模式同专有质量标准的采用间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图1 交易模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选择逻辑框架
Fig.1 Logical framework of contratual arrangement and quality standar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二)研究模型
农户面临两方面选择，依次是交易模式选择和质量标准选择。被解释变量交易模式、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均为离散型数据，采用概率模型(Logit、Probit和Tobit)比较理想(William，1997)。另外考虑到样本偏差性问题的剔除，故采用联立双变量稳健②probit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方程(1)：反映交易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A＝α*arr_cha+β*ins_env+γ*rela_cha+ε1 (1)
其中，因变量A为交易模式选择，即前文提及的两种交易模式：市场型交易模式和关系型交易模式。混合型交易模式在此处不易定义，故不谈。自变量主要引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影响交易费用的几个维度。其中，交易特征变量arr_cha包括资产专用性、行为不确定性、环境不确定性三个变量。关系特征变量rela_cha包括买方的承诺、对关系可持续性的期望和信息的交流程度三个变量，ins_env为制度环境特征变量。具体变量描述见下表1。
方程(2)：反映质量标准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Q=θ*A+ω*farm_cha+ε2
(2)
其中，因变量Q为质量标准类型选择，Coronado等(2008)的研究中主要为公共型和私有型两种选择。自变量中的交易模式变量A即为方程(1)中的因变量。农户人口特征变量farm_cha选取年龄、经历、资产大小、产量和地理位置五个要素来描述，另外价格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里的价格主要指农产品溢价。
三、在我国的应用借鉴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国外理论和实践相对成熟，但具体联系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移植相关概念，将其“本土化”。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相关变量指标进行探讨和梳理。
1.交易模式
我国大多数学者将农产品交易划分为三种并列的模式，即市场交易模式、组织内部交易模式和企业内部交易模式，[11，8]这一点同国外的情况大体一致。我国的组织内部交易模式和企业内部交易模式即为国外文献中提及的关系型交易模式。组织内部交易模式是指农产品的供求双方在实施买卖行为之前已经结成了某种联盟或者协作关系。在组织内部交易模式下，买卖双方的义务和权利都已确定下来，包括对对方的监督、管理和特殊要求，以及事先确定的收购价格等。企业内部交易模式比组织内部交易模式更向前走了一步，指企业为了获得所需的产品，自己建立农场或者直属的生产基地。[11]
2.质量标准
所借鉴国外文献将质量标准划分为公共型和专有型两种，这样的划分跟我国的现实情况间存在较大差别。
按照认证所依据标准的性质，将我国农产品标准认证划分为强制性认证和自愿性认证。强制性认证主要是一些涉及人身安全或公共安全的产品，由国家统一发布认证标志，未取得合格证书不得销售、进口和适用；而自愿性认证主要是由政府推荐的，认证机构自行制定的标准，未取得认证仍可销售、进口和适用。[12]由于沿用标准体系不一样，不能轻易将我国的自愿性认证、强制性认证同国外的公共型标准、专有型标准间画上等号。
我国按照农药、化肥等有害物质残留多少习惯性地将安全农产品划分为三个层次：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三者的关系是，农产品生产需要由普通农产品发展到无公害农产品，再发展至绿色农产品或有机农产品，绿色农产品跨接在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之间，无公害农产品是绿色农产品发展的初级阶段，有机农产品是质量更高的绿色农产品。国外文献中只讨论了采纳或不采纳专有质量标准或公共质量标准，但却忽略了不同的专有质量标准涉及的费用成本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将所有的专有质量标准一视同仁。对应到我国国情，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也需要做分开讨论。
(二)相关主体发生改变
外国文献(Coronado等，2008)中所涉及的农户种植面积一般在几公顷，较之我国来说，规模较大，因而有条件独立开展标准化种植运作，同下游包装、加工商进行谈判时，也具备一定实力。我国的特点是小农经营，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人均耕地仅1.43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农户土地少，规模小，无法做到标准化生产。与之适应的我国的农业产业化一般组织形式表现为，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农业合作经营组织，广泛开展同农民间的合作。农户拥有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但缺乏科学技术、组织管理和市场开拓能力；龙头企业拥有科技、市场和管理等知识要素，但缺乏耕地和劳动力资源。农户与龙头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具有互补性，而且对双方来说，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双方都不能充分获得对方的资源，因而双方的合作具有较强的稳定性。[13]故考察我国农业生产中交易模式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采纳之间的关系时，以单一农户为研究对象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只能以基地、合作社、龙头企业为单位开展和执行某种质量安全标准，相应的，考虑因素也变得更为复杂。
(三)模型中的具体变量需要重新设计
结合我国情况，研究模型中的一些变量需要重新设计。例如，在衡量资产专用性的指标中，按照我国的情况需添加土地用途转换成本和是否需要有专门的固定设施场所这两个要素。比如养殖业通常需要养鸡棚，建造果园的护栏等造价也比较高，而且换作他用很难。在研究行为不确定性时，国内外种植过程有一定差别，例如我国的加工商未必介入收割采摘等过程，收购过程同种植过程、加工过程间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在行为不确定性的指标方面需重新考虑。在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衡量时需要添加农产品的品质是否稳定这个要素，病虫、自然气候灾害等会影响到产品的品质，如鲜花产业。在衡量买方承诺时，需要考虑是否按事先约定的价格收购这一点，尤其是采取企业内部交易模式时，企业通常以合同的形式约定收购价格。另外，制度环境方面在问卷设计中还需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进一步翔实。
注释：
①这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主要有两种：公共型质量安全标准和专有型质量安全标准。公共型质量标准指一些默认的公认的安全标准；专有型质量标准，指欧美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如美国的GAP、欧洲的GAP以及有机标准等)。同公共型质量标准相比，采用专有型质量标准具有更多的复杂性。
②稳健意指为解决异方差问题(相关系数不为零)，而采用的一种较普遍的处理方法。
③墨西哥梨产业种植过程中，果实采摘主要是由加工商进入果农的果园开展的，故存在加工商为了私利而损害果树的可能性。
作者介绍：周应恒(1963-)，男(汉)，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涉农产业经济及食品安全经济方面的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卓佳，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谢美婧，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