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闭幕式上发表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用诗一般的语言宣告:“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科学的春天》成为对那次大会的最诗意表述。但这篇名噪一时的讲话,并非出自当时已重病在床的郭沫若之手,而是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胡平代写的。
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抓教育科学工作。当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提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巧逢机缘进入大会筹备组
随后，全国科学大会进入筹备阶段,方毅同志负责筹备工作。大会的文件起草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童大林负责,起草组的日常工作由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主持。
因任务繁重,时间紧迫,会务组要从中央各部门借调大批干部来帮忙。童大林原是中宣部秘书长,他了解胡平,就推荐胡平参加文件起草组的工作。
胡平得到命令后赶快去会务组报到。后来才知道,借调他的事并不顺利。胡平说:“文革中,我被下放到宁夏贺兰山‘五七干校’劳动五年,后回到北京成为中宣部留守组成员。当时中央组织部不同意借调我。”这时,童大林巧用心思,在给中央汇报有关大会筹备工作的报告中,顺带提到拟向有关部门借调一批干部,并附上一份名单。方毅将报告上交华国锋,华国锋圈阅报告。就这样,胡平进入了大会文件起草组。
文件起草组的主要任务,是代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起草在大会上的讲话和方毅的工作报告;同时进行调研,搜集资料,写成简报,供领导和大会代表参考。文件起草小组有十多位人员,除吴明瑜、林自新、罗伟等少数中科院的老人外,其余大多是从中央各部门借调来的新手。胡平和组内十几个同志的情况都差不多,他们年龄相当,在文革中的遭遇大同小异,对极“左”路线的危害都有切肤之痛,对新的机会也倍感珍惜。
刚进文件组,胡平就根据自己在中宣部搞国际宣传工作的经验,开始收集国外对中国科技工作的反映。他在新华社资料室,用三天时间翻阅了半年来国外各界对我国科技工作的反映,加以摘编,编成了大会文件组的第一份简报。接着又把国外新出版的《公元2000年的世界》一书,翻译摘编成了第二期简报。这两篇简报,包含了大量当代世界科技新发展和我国科技水平与国外巨大差距的重要信息,引起了领导和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讲话全场雷动
1977年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代。“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极“左”路线继续在全国推行。胡平说,他当时经常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一段话:“这是最好的年月,这是最坏的年月;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那段时间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打倒四人帮欢欣鼓舞,认为变革的新时代开始了,光明在望。另一方面,“两个凡是”成为指导思想,人们又普遍感到失望、焦虑和迷茫。
在这种背景下,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就成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成为改革开放的序幕。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贯穿着尖锐的思想斗争。由文件起草组吴明瑜和林自新两人执笔为邓小平同志起草的讲话稿,集中提出了有关我国科技发展全局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政策问题。胡平说:“小平的讲话稿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有人却说:这个讲话稿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引用毛主席的话太少,需要改。但邓小平同志的态度很坚决:一个字未改。”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来自全国的6000多名代表和有关人员参加了大会,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严厉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集中阐述了我国料技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一是“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二是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是上层建筑;三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肯定“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是科研工作应该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保证党的方针路线的实行。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与会的科学家们欢欣鼓舞,有的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文件起草组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主题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跟小平的讲话内容相呼应的。没想到,在会上华国锋没有用这个稿子,而是请人另写了一篇稿子,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强调知识分子需要继续改造,等等。按照他的这个思路,我国今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不会有多大改变,更谈不上有什么新的突破了。经过华国锋这么一讲,大家的心情很沉重,很迷茫。
徐迟的文章因太浪漫被否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会领导决定在最后闭幕式上再请一个人来讲话,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与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相呼应。
请谁来讲话合适呢?大家觉得最合适的人选就是郭沫若了。“当时,郭老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是一个老革命,地位很高。”胡平回忆到。但是,郭沫若正重病在身,让他亲自来写这个发言稿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这时已经是三月二十六、七号,三十一号大会就要闭幕了。
胡平提议请作家徐迟来写这篇讲话稿。徐迟刚刚发表了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科技界很有感情,同时他本身是诗人,能很好地把握郭沫若的思想。大家一致同意他的建议,就让他去请徐迟来写。
当天下午,胡平来到徐迟的驻地友谊宾馆。见到徐迟,说明了来意。徐迟一口答应说:没问题,明天来拿稿子。胡平高高兴兴地回去了。第二天,胡平如约来到徐迟的驻地,取到了稿子,他连连表示感谢,愉快而归。
回来的路上,胡平仔细地看了徐迟的文章,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徐迟的文章浪漫而松散,作为一个诗人对科学大会的感想,发表在报纸上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大会闭幕式上的正式结束语,显然不合适。
回到会务组,胡平把文章交给领导,大家一致觉得不能用。怎么办?再找人写已经没有时间了。童大林斩钉截铁地说:不考虑在外面找人了,就在我们内部找吧。主管文件起草的吴明瑜推荐胡平:“老胡,你来写。”大家都表示同意。30年后的今天,胡平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况,他笑着说:“我当时一个劲地推托,而大家呢,如释重负,一个劲地说我行。”童大林最后表态说:“我看行,别推了,就是你。明天下午交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胡平只好硬着头皮,勉强接受任务。他提出一个要求;回家闭门写,不受这里人多干扰。领导同意了。临走前他征求了吴明瑜的意见,问他这篇稿子应该写些什么。尽管吴明瑜已经不记得当时他对胡平说些什么,但是胡平却记得很清楚:“吴明瑜要我谈谈科学与幻想的关系。因为科学固然是讲求实证的,但科学也需要幻想,幻想会激发科学家的灵感,让我在这方面发挥一下。”
柳树成荫催生《科学的春天》
带着沉重的压力,夹着一个旧书包,胡平离开了会务组所在地京西宾馆,坐上公共汽车回家。从京西宾馆回和平里的家的路上,胡平紧闭双眼,苦苦思索。会议的精神已经领悟了,科技界的一些情况,他也比较熟悉了。但是,文章应从哪里下笔呢?一定要有个主题来统领这些内容,这个主题是什么呢?车子晃晃悠悠,他睁开眼睛,向车窗外一看;哎呀,路边已经一片新绿,柳树成荫,春天到了。大半年来,胡平吃住在宾馆,整天泡在文山会海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外面节气的变化。原来春天已经到来了!春风拂面,万物复苏。大地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种力量迎面撞来,全身心震颤。这个春天真是来得恰逢其时啊!它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春天,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的春天。”今天回想起那个场面,胡平还是感觉那么亲切。“打倒‘四人帮’,人民得到了解放,群情激昂,这不是革命的春天吗?科技界,科学家得到了解放,科学规划也开始了,这不是科学的春天吗?春天就是转折,就是突破。那么,这次科学大会正是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标志。我就抓住这个突破,这个转折。”
胡平赶紧掏出笔记本,写下了《科学的春天》这个题目,接着又记录下脑海中迸发出的许多思想火花以及如潮水般涌现的联想。他在笔记本上勾勾画画,作下记号,生怕自己的灵感不翼而飞了。
回到家里,胡平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埋头写作。
首先,他分析了郭沫若的身份和性格特征。胡平说:“郭老有三种身份,他既是国务活动家,又是科学家,还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的讲话应该体现出这三方面的特征。徐迟文章的失败,就在于他只表现了郭沫若作为诗人的性格,而没有首先突出他作为政治家和科学家的特征。”郭沫若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一生经历过很多苦难。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摧残科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我一生的经历,我深深地感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以郭沫若自身的经历和感悟,说明了政治和科学的关系。
接下来胡平的思路就是谈人才问题,这与他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文革”中,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严酷的迫害,思想受到钳制,聪明才智难以发挥。“哥白尼曾说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恩格斯在谈到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也曾说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需要大批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人才,包括思想、理论、文化、科技各方面的人才。”胡平为记者介绍了当年的思路。
胡平说:“再接下去,郭老的讲话就应该谈科学的本质和科技工作的特点了。”科学是对宇宙万物发展规律的认知。它需要严格的、严谨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和研究。它是没有禁区也没有止境的。因此科学工作要求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假。但是,科学又需要幻想,需要不断创新。“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神话,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最后,作为一个老科学家,郭沫若对我国老中青三代人，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分别提出了要求:希望老一代科学工作者老当益壮,甘为人梯;希望中年一代科技工作者奋发图强,成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希望青少年从小热爱科学,切实学好现代科学技术,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传下去。
文章写到这里,基本内容已经包括了,可以结束了。为了展现郭沫若的诗人风格,激情喷涌的胡平最后又加了一小段富有诗情画意的“小尾巴”:“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胡平回忆道,写到这里,自己当时的感觉就是情不自禁地要拥抱春天。
天已拂晓,胡平又修改了几个地方,重新抄了一遍,就往京西宾馆赶去。一路上,心里忐忑不安,不知能不能通过,否则就会误大事了。
来到宾馆,胡平首先找到文件组的几个同志,把稿子给他们看,让他们提意见。他们看后一致地说:“老胡,很好,很有新意,符合上面的要求”。来自农业部的大秀才贺修寅说:“老胡,有的地方扯远了,得改一下。‘甘罗十二拜上卿’可以删掉,我们的少先队员不要去拜什么上卿。”胡平回忆说:“在这里,我用了一个典故。古时候一个叫甘罗的少年,从小刻苦学习,12岁时就做了宰相级别的大官。”胡平认为非常有道理,就把这句话删掉了。
稿子交上去后,领导小组作了仔细审阅,最后童大林、吴明瑜都认为:这个稿子还不错,决定采用。最后吴明瑜又动手,对个别词句做了一些润色和修改。
文章被立刻打印出清样,送到郭沫若手里。胡平回忆说:“我当时没去,听说郭老躺在病床上,边看边点头,最后要了一支笔,在一个地方加了几个字,然后,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郭沫若’三个字。”
闭幕式上,郭沫若因重病在身,无法亲自出席大会。大会就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虹云来朗诵这个发言——《科学的春天》。胡平说:“播音员的朗诵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饱含激情,刚开始下面还鸦雀无声,一会,掌声响起来,慢慢掌声连成一片。虹云后来回忆说,念几句就被掌声打断,当时都念不下去了。”
这篇文章先后被收进各种文集,还被收进中学语文教科书。
今天,在胡平家里,他深情地回忆说;“这篇文章不是哪一个人写的,它是一个时代的呼声,是全国人民心灵的共同感应。人民迫切呼吁和要求,让一个科学的、民主的、繁荣的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而尽快到来。”
(责编：魏艳)
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论断。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闭幕式上发表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用诗一般的语言宣告:“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科学的春天》成为对那次大会的最诗意表述。但这篇名噪一时的讲话,并非出自当时已重病在床的郭沫若之手,而是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胡平代写的。
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抓教育科学工作。当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制度,提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巧逢机缘进入大会筹备组
随后，全国科学大会进入筹备阶段,方毅同志负责筹备工作。大会的文件起草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童大林负责,起草组的日常工作由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主持。
因任务繁重,时间紧迫,会务组要从中央各部门借调大批干部来帮忙。童大林原是中宣部秘书长,他了解胡平,就推荐胡平参加文件起草组的工作。
胡平得到命令后赶快去会务组报到。后来才知道,借调他的事并不顺利。胡平说:“文革中,我被下放到宁夏贺兰山‘五七干校’劳动五年,后回到北京成为中宣部留守组成员。当时中央组织部不同意借调我。”这时,童大林巧用心思,在给中央汇报有关大会筹备工作的报告中,顺带提到拟向有关部门借调一批干部,并附上一份名单。方毅将报告上交华国锋,华国锋圈阅报告。就这样,胡平进入了大会文件起草组。
文件起草组的主要任务,是代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起草在大会上的讲话和方毅的工作报告;同时进行调研,搜集资料,写成简报,供领导和大会代表参考。文件起草小组有十多位人员,除吴明瑜、林自新、罗伟等少数中科院的老人外,其余大多是从中央各部门借调来的新手。胡平和组内十几个同志的情况都差不多,他们年龄相当,在文革中的遭遇大同小异,对极“左”路线的危害都有切肤之痛,对新的机会也倍感珍惜。
刚进文件组,胡平就根据自己在中宣部搞国际宣传工作的经验,开始收集国外对中国科技工作的反映。他在新华社资料室,用三天时间翻阅了半年来国外各界对我国科技工作的反映,加以摘编,编成了大会文件组的第一份简报。接着又把国外新出版的《公元2000年的世界》一书,翻译摘编成了第二期简报。这两篇简报,包含了大量当代世界科技新发展和我国科技水平与国外巨大差距的重要信息,引起了领导和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讲话全场雷动
1977年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代。“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是极“左”路线继续在全国推行。胡平说,他当时经常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一段话:“这是最好的年月,这是最坏的年月;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那段时间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打倒四人帮欢欣鼓舞,认为变革的新时代开始了,光明在望。另一方面,“两个凡是”成为指导思想,人们又普遍感到失望、焦虑和迷茫。
在这种背景下,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就成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成为改革开放的序幕。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贯穿着尖锐的思想斗争。由文件起草组吴明瑜和林自新两人执笔为邓小平同志起草的讲话稿,集中提出了有关我国科技发展全局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政策问题。胡平说:“小平的讲话稿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时,有人却说:这个讲话稿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引用毛主席的话太少,需要改。但邓小平同志的态度很坚决:一个字未改。”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来自全国的6000多名代表和有关人员参加了大会,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严厉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集中阐述了我国料技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一是“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二是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是上层建筑;三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肯定“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是科研工作应该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保证党的方针路线的实行。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与会的科学家们欢欣鼓舞,有的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文件起草组为华国锋起草的讲话,主题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跟小平的讲话内容相呼应的。没想到,在会上华国锋没有用这个稿子,而是请人另写了一篇稿子,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强调知识分子需要继续改造,等等。按照他的这个思路,我国今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不会有多大改变,更谈不上有什么新的突破了。经过华国锋这么一讲,大家的心情很沉重,很迷茫。
徐迟的文章因太浪漫被否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会领导决定在最后闭幕式上再请一个人来讲话,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与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相呼应。
请谁来讲话合适呢?大家觉得最合适的人选就是郭沫若了。“当时,郭老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是一个老革命,地位很高。”胡平回忆到。但是,郭沫若正重病在身,让他亲自来写这个发言稿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这时已经是三月二十六、七号,三十一号大会就要闭幕了。
胡平提议请作家徐迟来写这篇讲话稿。徐迟刚刚发表了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对科技界很有感情,同时他本身是诗人,能很好地把握郭沫若的思想。大家一致同意他的建议,就让他去请徐迟来写。
当天下午,胡平来到徐迟的驻地友谊宾馆。见到徐迟,说明了来意。徐迟一口答应说:没问题,明天来拿稿子。胡平高高兴兴地回去了。第二天,胡平如约来到徐迟的驻地,取到了稿子,他连连表示感谢,愉快而归。
回来的路上,胡平仔细地看了徐迟的文章,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徐迟的文章浪漫而松散,作为一个诗人对科学大会的感想,发表在报纸上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大会闭幕式上的正式结束语,显然不合适。
回到会务组,胡平把文章交给领导,大家一致觉得不能用。怎么办?再找人写已经没有时间了。童大林斩钉截铁地说:不考虑在外面找人了,就在我们内部找吧。主管文件起草的吴明瑜推荐胡平:“老胡,你来写。”大家都表示同意。30年后的今天,胡平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况,他笑着说:“我当时一个劲地推托,而大家呢,如释重负,一个劲地说我行。”童大林最后表态说:“我看行,别推了,就是你。明天下午交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胡平只好硬着头皮,勉强接受任务。他提出一个要求;回家闭门写,不受这里人多干扰。领导同意了。临走前他征求了吴明瑜的意见,问他这篇稿子应该写些什么。尽管吴明瑜已经不记得当时他对胡平说些什么,但是胡平却记得很清楚:“吴明瑜要我谈谈科学与幻想的关系。因为科学固然是讲求实证的,但科学也需要幻想,幻想会激发科学家的灵感,让我在这方面发挥一下。”
柳树成荫催生《科学的春天》
带着沉重的压力,夹着一个旧书包,胡平离开了会务组所在地京西宾馆,坐上公共汽车回家。从京西宾馆回和平里的家的路上,胡平紧闭双眼,苦苦思索。会议的精神已经领悟了,科技界的一些情况,他也比较熟悉了。但是,文章应从哪里下笔呢?一定要有个主题来统领这些内容,这个主题是什么呢?车子晃晃悠悠,他睁开眼睛,向车窗外一看;哎呀,路边已经一片新绿,柳树成荫,春天到了。大半年来,胡平吃住在宾馆,整天泡在文山会海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外面节气的变化。原来春天已经到来了!春风拂面,万物复苏。大地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我当时就觉得有一种力量迎面撞来,全身心震颤。这个春天真是来得恰逢其时啊!它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春天,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的春天。”今天回想起那个场面,胡平还是感觉那么亲切。“打倒‘四人帮’,人民得到了解放,群情激昂,这不是革命的春天吗?科技界,科学家得到了解放,科学规划也开始了,这不是科学的春天吗?春天就是转折,就是突破。那么,这次科学大会正是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标志。我就抓住这个突破,这个转折。”
胡平赶紧掏出笔记本,写下了《科学的春天》这个题目,接着又记录下脑海中迸发出的许多思想火花以及如潮水般涌现的联想。他在笔记本上勾勾画画,作下记号,生怕自己的灵感不翼而飞了。
回到家里,胡平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埋头写作。
首先,他分析了郭沫若的身份和性格特征。胡平说:“郭老有三种身份,他既是国务活动家,又是科学家,还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的讲话应该体现出这三方面的特征。徐迟文章的失败,就在于他只表现了郭沫若作为诗人的性格,而没有首先突出他作为政治家和科学家的特征。”郭沫若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一生经历过很多苦难。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摧残科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我一生的经历,我深深地感悟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以郭沫若自身的经历和感悟,说明了政治和科学的关系。
接下来胡平的思路就是谈人才问题,这与他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文革”中,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严酷的迫害,思想受到钳制,聪明才智难以发挥。“哥白尼曾说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恩格斯在谈到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也曾说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需要大批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人才,包括思想、理论、文化、科技各方面的人才。”胡平为记者介绍了当年的思路。
胡平说:“再接下去,郭老的讲话就应该谈科学的本质和科技工作的特点了。”科学是对宇宙万物发展规律的认知。它需要严格的、严谨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和研究。它是没有禁区也没有止境的。因此科学工作要求实事求是,来不得半点虚假。但是,科学又需要幻想,需要不断创新。“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神话,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最后,作为一个老科学家,郭沫若对我国老中青三代人，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分别提出了要求:希望老一代科学工作者老当益壮,甘为人梯;希望中年一代科技工作者奋发图强,成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希望青少年从小热爱科学,切实学好现代科学技术,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传下去。
文章写到这里,基本内容已经包括了,可以结束了。为了展现郭沫若的诗人风格,激情喷涌的胡平最后又加了一小段富有诗情画意的“小尾巴”:“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胡平回忆道,写到这里,自己当时的感觉就是情不自禁地要拥抱春天。
天已拂晓,胡平又修改了几个地方,重新抄了一遍,就往京西宾馆赶去。一路上,心里忐忑不安,不知能不能通过,否则就会误大事了。
来到宾馆,胡平首先找到文件组的几个同志,把稿子给他们看,让他们提意见。他们看后一致地说:“老胡,很好,很有新意,符合上面的要求”。来自农业部的大秀才贺修寅说:“老胡,有的地方扯远了,得改一下。‘甘罗十二拜上卿’可以删掉,我们的少先队员不要去拜什么上卿。”胡平回忆说:“在这里,我用了一个典故。古时候一个叫甘罗的少年,从小刻苦学习,12岁时就做了宰相级别的大官。”胡平认为非常有道理,就把这句话删掉了。
稿子交上去后,领导小组作了仔细审阅,最后童大林、吴明瑜都认为:这个稿子还不错,决定采用。最后吴明瑜又动手,对个别词句做了一些润色和修改。
文章被立刻打印出清样,送到郭沫若手里。胡平回忆说:“我当时没去,听说郭老躺在病床上,边看边点头,最后要了一支笔,在一个地方加了几个字,然后,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郭沫若’三个字。”
闭幕式上,郭沫若因重病在身,无法亲自出席大会。大会就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虹云来朗诵这个发言——《科学的春天》。胡平说:“播音员的朗诵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饱含激情,刚开始下面还鸦雀无声,一会,掌声响起来,慢慢掌声连成一片。虹云后来回忆说,念几句就被掌声打断,当时都念不下去了。”
这篇文章先后被收进各种文集,还被收进中学语文教科书。
今天,在胡平家里,他深情地回忆说;“这篇文章不是哪一个人写的,它是一个时代的呼声,是全国人民心灵的共同感应。人民迫切呼吁和要求,让一个科学的、民主的、繁荣的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而尽快到来。”
(责编：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