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分析
①关于地方官员异质性的研究
地方官员的异质性会导致官员行为的差异性，进而对地方官员的晋升、辖区经济发展等产生影响。首先，地方官员的异质性表现为官员的教育背景的不同。Dreher（2009）以1970-2002年73个国家500名政治领导人为研究样本，证实了地方官员的受教育程度与辖区内的市场化进程显著正相关。何淳耀和孙振庭（2012）收集了1996-2010年我国821位历届市长的个人信息，发现西部地区市长的理工科背景与其政治晋升正相关但影响有限。随后，王贤彬、张莉和徐现祥（2013）通过对1994-2006年29个省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受教育程度与辖区内的财政支出结构显著相关，高学历的地方官员会倾向于增加科教文卫支出而减少建设性支出。
其次，地方官员的异质性也表现为官员任期和年龄的差异性。张军和高远（2007）以1978-2004年在除西藏以外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任职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为样本，证实了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而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的研究发现则与此有所不同，他们以1978-2005年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省长和书记为研究样本，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和对省份经济增长有影响的基本因素后，发现本地晋升的省长省委书记的任期与辖区经济的增长显著呈现倒“U”型关系而外地晋升的则不显著。Vega & Herc（2011）运用西班牙1980-1998年间公共资本的增长数据，发现任期会通过减少公有资本的生产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且任期与辖区经济的发展呈非线性关系。李后建、张宗益（2014）通过对2005-200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的省长的任期进行研究，发现地方官员任期和腐败与企业R&D投资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官员任期会显著缓解腐败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由于地方官员的年龄与任期密切相关，因此不少的研究则把官员的年龄和任期结合起来研究地方官员的异质性。Li & Zhou（2005）收集了1979-1995年我国各省省长的变更数据，发现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龄越大，任期越长的官员晋升的概率越低。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以1978-2005年全国31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为研究样本，也证实了Li & Zhou（2005）的研究发现。随后，王贤彬和徐现祥（2010）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年龄越大，任期越长、职业发展的空间越小，政治激励作用越小，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越低。
再次，地方官员的异质性还表现为官员不同的来源。田伟和田红云（2009）以地方官员是“理性经济人”为前提，通过构建效用函数分析了官员的来源在晋升博弈中对官员行为的影响，发现在现有的晋升机制下，与欠发达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的官员有更高的积极性发展地区经济，从而实现其晋升的政治目标。叶贵仁（2010）通过对广东省T镇个案研究，发现官员来源会影响官员晋升的策略，“本地型”乡镇领导人的晋升策略是学习适应，而“外来型”乡镇领导人则是创造政绩。徐业坤、钱先航和李维安（2013）以2004-2011年3014个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当新任市委书记是“外来型”时，企业投资支出下降幅度更大。
最后，地方官员是否具有企业背景也是官员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尔升（2010）收集了1992-2007年我国31个省具有企业背景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数据，检验了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对辖区内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对辖区内经济的增长具有弱负效应，但在控制了三大产业的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后，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对辖区内经济的增长则
具有弱正效应且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会重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而忽视第一产业的发展。随后，在张尔升（2010）研究的基础上，张尔升和胡国柳（2013）进一步研究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与辖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与辖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相关且这一影响通常是通过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两个控制变量发挥作用才显著的。
②关于企业R&D投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的研究
Chang（2002）对6个国家9个行业1600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企业的规模通过技术竞争力与企业R &D投资相关。任海云、师萍和张琳（2010）以R&D费用强度、R&D人员强度和R&D投入绝对额作为企业R&D投资的衡量指标，通过对70家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R&D费用强度和R&D投入强度与企业的规模都明显负相关，而R&D投入绝对额与企业规模显著正相关且从R&D费用强度来看，虽然低投入和高投入同时存在，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平均R&D费用强度还是达到了国际上一致认可的百分之二的基本生存标准同时对R&D人员投入而言，制造业上市公司R&D人员投入强度多数都达到了发达国家10%的标准且比较理想。但与任海云等（2010）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的是，张西征、刘志远和王静（2012）使用Lowess修匀的非参数回归方对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企业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小企业盈利能力稳定性较弱，从而抑制了其R&D投资，但从所有存在R&D投资的企业来看，小企业R&D投入强度并不低且R&D投入强度与企业规模之间呈现倾斜的“V”型结构。
由于R&D投资需要融资支持，因此企业融资方式对其R&D投资也有影响。
David（2008）收集了1982-2002年日本185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债务融资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发现关系型债务融资会促进企业R&D投资而交易型债务融资则与企业R&D投资无关。刘振（2011）以2006-2008年我国97家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考察三大融资方式对R&D投资影响，结果表明内源融资、股权融资与R&D投资显著正相关，而负债融资与R&D投资则显著负相关。股权结构作为企业治理的重要特征，对R&D投资影响重大。任海云（2010）对2004-2008年我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披露R&D信息的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对企业R&D投资有促进作用而股权制衡和国有控股则会抑制企业R&D投资同时非机构企业法人大股东与企业R&D投资显著正相关，而个人大股东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则不明确。Berrone（2005）以1996-2000年西班牙3638家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认为当大股东是非财务公司时，其与企业R&D投资正相关，而当大股东为个人投资者时，其与企业R&D投资关系则不显著。董事会作为企业治理机制中的一大要素，其对企业R&D投资也有影响。何强和陈松（2011）以2004-2007年623家披露企业R&D投资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实证研究的样本，发现制造业R&D投资与董事会学历明显正相关，表现为博士董事比例越高，企业R&D投资也就越大，但影响制造业上市公司R&D投入的主要因素并非董事会学历，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与劳动密集型行业或中西部地区的公司相比，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行业或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公司董事会学历水平对企业R&D投资影响更强。此外还有学者发现财务冗余（陈晓红、王艳和关勇军，2012）、集团化经营（黄俊和陈信元，2011）、人力资本（梁莱歆和曹钦润，2010）、是否是家族企业（Schmid & Achleitner，2014）等也会影响企业R&D投资。 尽管企业内部因素对R&D投资具有直接的影响，但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国家税收政策和政府资助等外部环境对R&D的作用亦不可
小觑，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Gorg（2007）收集了爱尔兰1999-2002年制造业的年度商业调查数据，检验了政府R&D补助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低水平的政府R&D补助会促进企业R&D投资而高水平的则会抑制企业R&D投资。随后，Hussinger（2008）以1992-2000年德国3744家创新性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参数和半参数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政府R&D补助与R&D投资的关系，发现政府R&D补助对企业R&D投资具有激励效应。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以2002-200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R&D投入的关系，发现银行业市场化进程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R&D投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小规模企业和私有产权控制的企业中，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更强。刘虹、肖美凤和唐清泉（2012）以2007-200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R&D补助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R&D补助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即政府R&D补助在初始阶段对企业R&D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当政府R&D补助增加到超过最优政府R&D补助率时则会抑制企业R&D投资且在国有企业这种关系更显著。刘小元和李永壮（2012）则运用2009-2010年已经上市或拟上市的创业板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创新环境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发现创新环境与企业R&D投资显著正相关，而区域知识产权的保护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抑制企业R&D投资。Fu &Wu（2013）运用1996-2008年中国28个省36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证实了地区的创新环境与企业R&D投资强度正相关。此外，吴祖光、万迪昉和吴卫华（2013）通过对2008-2011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税收负担与企业R&D投资强度显著正相关且税收负担对企业R&D投资具有挤出效应。
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经济后果，学术界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Chan（1990）采用事件研究法探讨了资本市场对企业R&D投资的反应，发现当企业公布增加R&D时，高科技公司股票的平均异常回报率为正，这表明市场认同高科技公司R&D投资。谢小芳和唐清泉（2009）以2002-2005年我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在产品市场上，消费者认同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对企业披露的R&D投资认同不显著同时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者更认同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另一方面，R&D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是否有促进作用也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Sougiannis（1994）以1975-1985年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R&D投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公司每增加1美元的R&D投资，在未来7年利润都能上涨2美元即R&D投资与公司的绩效显著正相关。任海云和师萍（2009）通过对2001-2004年我国沪市A股7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也发现R&D投资与业绩显著相关，但企业业绩与R&D投资当年和R&D投资随后1至4年的相关性逐渐降低且与前两年的R&D投资的相关性也逐渐降低。杜兴强、曾泉和王亚男（2012）以2005-2009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证实了企业R&D投资能显著地提升企业业绩，R&D投入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Martin（2014）收集了1995-2006年奥地利上市公司R&D投资数据，考察企业R&D投资对其销售的影响，发现企业R&D投资与其随后两年销售的增长显著正相关。在R&D投资与企业价值方面，Griliches（1984）对1968-1974年披露了研发投资的美国157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结果发现R&D投资与企业托宾Q显著正相关。罗婷、朱青和李丹（2009）通过对2002-2006年披露了R&D投资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R&D投资与公司下一年的股价波动明显正相关而与本期的股价变动不相关。随后，徐欣和唐清泉（2010）以2002-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结果发现我国企业R&D投资的价值相关性较高且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持续性强同时R&D投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同时与固定资产投资和广告支出相比，其价值贡献更大。类似地，何强和陈松（2012）以2004-2007年634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证实了企业R&D投资与本期公司的价值正相关，同时与公司规模相比，R&D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且研发投入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分析
①关于地方官员异质性的研究
地方官员的异质性会导致官员行为的差异性，进而对地方官员的晋升、辖区经济发展等产生影响。首先，地方官员的异质性表现为官员的教育背景的不同。Dreher（2009）以1970-2002年73个国家500名政治领导人为研究样本，证实了地方官员的受教育程度与辖区内的市场化进程显著正相关。何淳耀和孙振庭（2012）收集了1996-2010年我国821位历届市长的个人信息，发现西部地区市长的理工科背景与其政治晋升正相关但影响有限。随后，王贤彬、张莉和徐现祥（2013）通过对1994-2006年29个省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受教育程度与辖区内的财政支出结构显著相关，高学历的地方官员会倾向于增加科教文卫支出而减少建设性支出。
其次，地方官员的异质性也表现为官员任期和年龄的差异性。张军和高远（2007）以1978-2004年在除西藏以外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任职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为样本，证实了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而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的研究发现则与此有所不同，他们以1978-2005年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省长和书记为研究样本，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和对省份经济增长有影响的基本因素后，发现本地晋升的省长省委书记的任期与辖区经济的增长显著呈现倒“U”型关系而外地晋升的则不显著。Vega & Herc（2011）运用西班牙1980-1998年间公共资本的增长数据，发现任期会通过减少公有资本的生产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且任期与辖区经济的发展呈非线性关系。李后建、张宗益（2014）通过对2005-200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的省长的任期进行研究，发现地方官员任期和腐败与企业R&D投资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官员任期会显著缓解腐败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由于地方官员的年龄与任期密切相关，因此不少的研究则把官员的年龄和任期结合起来研究地方官员的异质性。Li & Zhou（2005）收集了1979-1995年我国各省省长的变更数据，发现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龄越大，任期越长的官员晋升的概率越低。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以1978-2005年全国31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为研究样本，也证实了Li & Zhou（2005）的研究发现。随后，王贤彬和徐现祥（2010）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年龄越大，任期越长、职业发展的空间越小，政治激励作用越小，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越低。
再次，地方官员的异质性还表现为官员不同的来源。田伟和田红云（2009）以地方官员是“理性经济人”为前提，通过构建效用函数分析了官员的来源在晋升博弈中对官员行为的影响，发现在现有的晋升机制下，与欠发达地区相比，发达地区的官员有更高的积极性发展地区经济，从而实现其晋升的政治目标。叶贵仁（2010）通过对广东省T镇个案研究，发现官员来源会影响官员晋升的策略，“本地型”乡镇领导人的晋升策略是学习适应，而“外来型”乡镇领导人则是创造政绩。徐业坤、钱先航和李维安（2013）以2004-2011年3014个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当新任市委书记是“外来型”时，企业投资支出下降幅度更大。
最后，地方官员是否具有企业背景也是官员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尔升（2010）收集了1992-2007年我国31个省具有企业背景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数据，检验了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对辖区内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对辖区内经济的增长具有弱负效应，但在控制了三大产业的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后，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对辖区内经济的增长则
具有弱正效应且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会重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而忽视第一产业的发展。随后，在张尔升（2010）研究的基础上，张尔升和胡国柳（2013）进一步研究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与辖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与辖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相关且这一影响通常是通过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两个控制变量发挥作用才显著的。
②关于企业R&D投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的研究
Chang（2002）对6个国家9个行业1600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企业的规模通过技术竞争力与企业R &D投资相关。任海云、师萍和张琳（2010）以R&D费用强度、R&D人员强度和R&D投入绝对额作为企业R&D投资的衡量指标，通过对70家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R&D费用强度和R&D投入强度与企业的规模都明显负相关，而R&D投入绝对额与企业规模显著正相关且从R&D费用强度来看，虽然低投入和高投入同时存在，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平均R&D费用强度还是达到了国际上一致认可的百分之二的基本生存标准同时对R&D人员投入而言，制造业上市公司R&D人员投入强度多数都达到了发达国家10%的标准且比较理想。但与任海云等（2010）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的是，张西征、刘志远和王静（2012）使用Lowess修匀的非参数回归方对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企业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小企业盈利能力稳定性较弱，从而抑制了其R&D投资，但从所有存在R&D投资的企业来看，小企业R&D投入强度并不低且R&D投入强度与企业规模之间呈现倾斜的“V”型结构。
由于R&D投资需要融资支持，因此企业融资方式对其R&D投资也有影响。
David（2008）收集了1982-2002年日本185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债务融资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发现关系型债务融资会促进企业R&D投资而交易型债务融资则与企业R&D投资无关。刘振（2011）以2006-2008年我国97家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考察三大融资方式对R&D投资影响，结果表明内源融资、股权融资与R&D投资显著正相关，而负债融资与R&D投资则显著负相关。股权结构作为企业治理的重要特征，对R&D投资影响重大。任海云（2010）对2004-2008年我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披露R&D信息的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对企业R&D投资有促进作用而股权制衡和国有控股则会抑制企业R&D投资同时非机构企业法人大股东与企业R&D投资显著正相关，而个人大股东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则不明确。Berrone（2005）以1996-2000年西班牙3638家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认为当大股东是非财务公司时，其与企业R&D投资正相关，而当大股东为个人投资者时，其与企业R&D投资关系则不显著。董事会作为企业治理机制中的一大要素，其对企业R&D投资也有影响。何强和陈松（2011）以2004-2007年623家披露企业R&D投资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实证研究的样本，发现制造业R&D投资与董事会学历明显正相关，表现为博士董事比例越高，企业R&D投资也就越大，但影响制造业上市公司R&D投入的主要因素并非董事会学历，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与劳动密集型行业或中西部地区的公司相比，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行业或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公司董事会学历水平对企业R&D投资影响更强。此外还有学者发现财务冗余（陈晓红、王艳和关勇军，2012）、集团化经营（黄俊和陈信元，2011）、人力资本（梁莱歆和曹钦润，2010）、是否是家族企业（Schmid & Achleitner，2014）等也会影响企业R&D投资。 尽管企业内部因素对R&D投资具有直接的影响，但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国家税收政策和政府资助等外部环境对R&D的作用亦不可
小觑，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Gorg（2007）收集了爱尔兰1999-2002年制造业的年度商业调查数据，检验了政府R&D补助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低水平的政府R&D补助会促进企业R&D投资而高水平的则会抑制企业R&D投资。随后，Hussinger（2008）以1992-2000年德国3744家创新性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参数和半参数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政府R&D补助与R&D投资的关系，发现政府R&D补助对企业R&D投资具有激励效应。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以2002-200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R&D投入的关系，发现银行业市场化进程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R&D投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小规模企业和私有产权控制的企业中，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更强。刘虹、肖美凤和唐清泉（2012）以2007-200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R&D补助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R&D补助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即政府R&D补助在初始阶段对企业R&D投资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当政府R&D补助增加到超过最优政府R&D补助率时则会抑制企业R&D投资且在国有企业这种关系更显著。刘小元和李永壮（2012）则运用2009-2010年已经上市或拟上市的创业板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创新环境与企业R&D投资的关系，发现创新环境与企业R&D投资显著正相关，而区域知识产权的保护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抑制企业R&D投资。Fu &Wu（2013）运用1996-2008年中国28个省36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证实了地区的创新环境与企业R&D投资强度正相关。此外，吴祖光、万迪昉和吴卫华（2013）通过对2008-2011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税收负担与企业R&D投资强度显著正相关且税收负担对企业R&D投资具有挤出效应。
针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经济后果，学术界也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Chan（1990）采用事件研究法探讨了资本市场对企业R&D投资的反应，发现当企业公布增加R&D时，高科技公司股票的平均异常回报率为正，这表明市场认同高科技公司R&D投资。谢小芳和唐清泉（2009）以2002-2005年我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在产品市场上，消费者认同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对企业披露的R&D投资认同不显著同时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相比，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者更认同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另一方面，R&D投资对企业经营绩效是否有促进作用也是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Sougiannis（1994）以1975-1985年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R&D投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公司每增加1美元的R&D投资，在未来7年利润都能上涨2美元即R&D投资与公司的绩效显著正相关。任海云和师萍（2009）通过对2001-2004年我国沪市A股7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检验，也发现R&D投资与业绩显著相关，但企业业绩与R&D投资当年和R&D投资随后1至4年的相关性逐渐降低且与前两年的R&D投资的相关性也逐渐降低。杜兴强、曾泉和王亚男（2012）以2005-2009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证实了企业R&D投资能显著地提升企业业绩，R&D投入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Martin（2014）收集了1995-2006年奥地利上市公司R&D投资数据，考察企业R&D投资对其销售的影响，发现企业R&D投资与其随后两年销售的增长显著正相关。在R&D投资与企业价值方面，Griliches（1984）对1968-1974年披露了研发投资的美国157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结果发现R&D投资与企业托宾Q显著正相关。罗婷、朱青和李丹（2009）通过对2002-2006年披露了R&D投资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R&D投资与公司下一年的股价波动明显正相关而与本期的股价变动不相关。随后，徐欣和唐清泉（2010）以2002-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结果发现我国企业R&D投资的价值相关性较高且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持续性强同时R&D投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未来的经营业绩，同时与固定资产投资和广告支出相比，其价值贡献更大。类似地，何强和陈松（2012）以2004-2007年634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证实了企业R&D投资与本期公司的价值正相关，同时与公司规模相比，R&D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大且研发投入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