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大夫就在那儿琢磨了——门没锁,这指向熟人作案。但老先生交往的,那叫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加上他又爱跟人家聊他的收藏,真要是哪个将军或者市长吃错了药图财杀人,也应该先拿古币,再摘御笔啊,干吗要拿手表和现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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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琢磨的卞大夫001 | 京城六扇门
“在明朝以前的瓷器上,很少见到海兽,特别是这些奇形怪状的。知道是为什么吗?”法医卞大夫小心翼翼地把一件宝贝放回柜橱里面,问我。
“为什么?”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好像古董里面明朝之前的物件上确实有海兽图案的不多。
“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在下西洋以前,咱们中国人没见过海里那么多怪鱼,等到郑和回来,就把这些怪鱼附会成种种怪兽,瓷器上边,也就有比较多的海兽了。”
听着卞爷如数家珍地说起古董来,我几乎忘了自己是来干嘛的。
前些天台湾出了一起恶性案件,一辆旅游中巴起火,造成全车二十六人无一生还,想向老几位请教一下的,愣让卞爷绕到瓷器这行去了——问题是卞爷的本职工作是法医,干这个是不是有点儿不务正业?
不过大家似乎对此习以为常,有一位同样作涨学问状的法医朝老萨点点头,道:“鉴定古董,卞爷那是职业级别的。”
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法医都有这个爱好?”这行当需要耐心细致,莫不是玩玩古瓷器也是这些大夫们磨性子的招数?
人家摇摇头:“没有的事儿,卞大夫的功夫别人比不了的,要不,”国大代表”被杀那个案子,也不会是他给破了。”
“国大代表”?这词儿怎么听着这么新鲜呢?
细一琢磨,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称谓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召开过“国民代表大会”,参会的叫做“国大代表”,可那个时代,卞大夫应该还没来这个星球呢,他怎么会去参加破案呢,难道这世道真有穿越一说?
既然有了好奇心,便忍不住抓住卞大夫问他,结果人家想了半天才琢磨过来,说这案子是1990年的,遇害者当年是个“国大代表”,新中国之后,早就是民主人士了。
卞大夫承认,这个案子的侦破,的确跟他这个法医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多少有点儿超越了法医的工作范畴。
“能破这个案子,跟您懂得古董有关系?”我问。
“多少有点儿关系吧。”卞大夫说。
这位民主人士当时已经年过七旬,是在自己家中遇害的,推测曾和案犯发生过搏斗,但当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年迈体衰,最终敌不过凶手。等子女回到家中发现案情,老爷子已经回天乏术了。
和每个凶杀案件一样,二处接到报案,立即组织人马直奔现场,卞大夫便是其中的法医。
他回忆到达现场之后,看到案发地点是一座高层建筑,当地警方已经对发案单元进行了隔离。按照规矩,法医和痕迹首先进入现场,开始进行检验。
对死者的验查过程颇为正常。卞大夫断定,死者死于机械性窒息,简单地说就是被掐死的,是显然的他杀,有格斗抵抗伤,但没有留下凶手的什么痕迹——这指的是比如揪下对方一把头发,或者在指甲缝里镶嵌着皮下组织等。
痕迹一方的检验结果显示,门锁没有被破坏的痕迹,这表明要么是凶手持有钥匙,要么是遇害者自己给凶手开的门。侦查方向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朝“内鬼”方向倾斜,因为如果不是熟人或朋友作案,很难形成这样的情况。
至于杀人的原因,由于房间被翻得十分凌乱,而且摆在门厅里的收录机、死者放在抽屉里的现金、金项链、手上戴的手表等均不知去向,推测很可能是图财害命——在今天大家可能会觉得为收录机之类的玩意儿杀人十分荒诞,但在九十年代初期进口收录机的确还是值钱的东西。遇害者家中总的损失在两三千元之间。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殷实人家一年左右的工资。
至此,案件的侦破开始遇到了瓶颈。
▲ 高层居民楼如今几乎成了北京人居住的主要空间,便利而舒适,但刑警们对它的印象远远不如大杂院
传统北京大杂院不要说发生了谋杀案,就是两只猫打架都能被邻居学得绘声绘色,虽然这对于保护隐私不是什么好事儿,但破案的时候显然更容易发现线索。高层建筑则不同,钢筋水泥的丛林嘛,大家关起门来做邻居,连对门家里有几口人多半都不知道。这一次案发的楼里,便是这种情况。要不是遇害的老爷子平时穿得比较讲究,人也气派,邻居都不会记得有这么一位。但也就是记得而已,案发前后没有谁注意到异常情况。
作为民主人士,老先生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但能让他开门接待的,大多是社会贤达或各界名宿,要说这里面某个将军或者市长跑来谋财害命,警察们自己都难以相信。
老先生留在大陆的亲属不多,老伴已经去世,身边只有直系子女,除了老先生之外,也只有他们有家里的钥匙。其子女和孙辈的工作生活条件都相当优越,也没有作案时间。
难道是什么伪装成刑事案件的政治性谋杀?老先生早已离休,不在其位久矣,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十分超脱。他当年从事的是文教事业,就算有政敌,也到不了几十年后前来追杀的地步。
那么,会是什么人作案呢?
子女提供不出什么线索来,刑警们在现场继续进行勘察,希望找到一些有用的蛛丝马迹,但进展并不顺利。
此时,提供完了初步验尸报告,卞大夫就比较清闲了,揣着手看弟兄们忙活。
对房间进行检查的时候,自然不能太斯文,在家属的同意之下,每一件可能提供线索的物件都会被检查到。但当一位痕迹刑警试图在中堂悬挂的大条幅上寻找指纹的时候,卞大夫说话了:“小心点儿啊,这可是古董。”
死者的儿子搭话道:“对,我爸说那幅字是乾隆的御笔,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卞大夫看看,说没错,真的,您父亲很有眼力。
这时候,又有侦查员打开了书架上的一排皮革制的夹子,卞大夫看看,又说话了:“这个也是古董。”
事后才知道,死者是个古币收藏家,这里面都是他的收藏品,有战国的铲形币、蚁鼻钱,甚至有清朝末年发行的金银币,以卞大夫行家的眼光看来,确实都是珍品。
听说是古董,侦查员们马上小心起来,有一位还半开玩笑地说——喂,别给人家摔了碎了,闹不好得赔几百块呢。
“几百块?”卞大夫嗤之以鼻,“一个战国的铲币就得上万,那乾隆的御笔,你没百八十万都拿不下来。”
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卞大夫说自己脑子里豁然开朗,好像抓到了什么。
说一个铲子能卖上万块,估计肯定有人以为老萨疯了。但古代的铲子,值得可的确不只这个价儿。比如汉朝古墓里挖出的一把铲子,现在是国宝,开出个二三百万的价钱来,国博也得把您扔出去——无他,这铲子居然是麻钢的,而如果只看文献记载,麻钢要到张之洞办汉阳铁厂的时候才会出现在我国,怎么会在汉朝的古墓里面冒出来呢?那时候的中国人,怎么可能掌握欧洲十九世纪的冶炼技术?
这很可能是我国先民掌握穿越密术的铁证啊,两三百万怎么可能卖掉?
“国大代表”遇害案里面,他家倒是没有汉朝麻钢的铲子,但有战国时赵国发行的铲形币。秦朝统一之前,各国的货币五花八门,楚国的酷似贝壳,齐国的如同折刀,而赵国的便和铲子差不多,是秦始皇一声令下,让中国钱从此成了圆形方孔的样式,而且维持了足有两千年。赵国铲形币所存极少,这玩意儿的价格当时上万,现在,好像最近嘉士伯刚有一枚拍到了一百万人民币。
遇害的老先生是个雅人,不但收藏,而且经常拿着自己这些宝贝赏玩和向朋友炫耀,故此半个家当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放在书架上,子女竟也习惯成自然,不以为意。
作为一名虽然从工作角度算业余,但从眼光角度绝对有职业水准的古玩爱好者,卞大夫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看到这么多宝贝。我估摸着要是老爷子还有一口气,卞大夫闹不好会纳头便拜,跟老先生学两手捡漏的功夫呢。
但这么多宝贝出现在刑侦工作的现场,却让卞大夫的思维拐了弯。
卞大夫就在那儿琢磨了——门没锁,这指向熟人作案。但老先生交往的,那叫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加上他又爱跟人家聊他的收藏,真要是哪个将军或者市长吃错了药图财杀人,也应该先拿古币,再摘御笔啊,干吗要拿手表和现金呢?这完全不成比例嘛。
仔细前后想了一遍,他把负责侦破的王组长叫过来,说了自己的看法——这案子,闹不好不是熟人干的,干这个事儿的,没准是个“土贼”。
什么叫“土贼”啊?就是说这人应该没有什么文化,他根本不懂古董的价值,就认得金项链和录音机,否则不会出现这么奇怪的失窃。
王组长想了想,说有道理。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土贼”呢?这就不是卞大夫关心的了。反正刑警们立刻勾出了一个侦破范围,其中包括查电表的、查水表的、收破烂的、管片民警——管片民警首先被排除,此人老爹是某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从小受六朝烟水气熏陶,功力上和卞大夫有一拼,要不是死磕公安学校一位师姐,不可能出现在这个派出所里。
“要是他干这个案子,肯定弄一幅赝品带着换上。”负责侦破的刑警给同行的评价很高。
一个星期以后,案子破了,王组长带着一只鸭子来谢卞大夫。
出力是应该的嘛,带东西干吗?卞大夫客气一番。
人家说了,您猜猜这案子什么人干的?
那怎么猜啊,您就直说吧。
王组长指指鸭子说了——一个卖鸭蛋的。
原来,老先生有一个特殊的习惯——爱吃咸鸭蛋,而且固定从一个卖鸭蛋的人手里来买。平均一个月一次,开始是买,后来人家说可以上门来送——这样老先生肯定觉得更加方便了。一来二去,这个卖鸭蛋的,便成了老先生家一个能叫开门的不速之客。
至于杀人的原因其实简单得很,卖鸭蛋的染上了赌瘾,输了钱没法还,想起老先生平时衣冠楚楚,家里必定是个有钱的,于是经过预先观察,挑选了一个老人独自在家的时间上门作案。这是不管老先生反抗与否,能弄到多少钱,都准备杀人的,所以性质特别恶劣。
从古董谈到这样一起恶性的案子,真是有些没想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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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琢磨的卞大夫001 | 京城六扇门
“在明朝以前的瓷器上,很少见到海兽,特别是这些奇形怪状的。知道是为什么吗?”法医卞大夫小心翼翼地把一件宝贝放回柜橱里面,问我。
“为什么?”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好像古董里面明朝之前的物件上确实有海兽图案的不多。
“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在下西洋以前,咱们中国人没见过海里那么多怪鱼,等到郑和回来,就把这些怪鱼附会成种种怪兽,瓷器上边,也就有比较多的海兽了。”
听着卞爷如数家珍地说起古董来,我几乎忘了自己是来干嘛的。
前些天台湾出了一起恶性案件,一辆旅游中巴起火,造成全车二十六人无一生还,想向老几位请教一下的,愣让卞爷绕到瓷器这行去了——问题是卞爷的本职工作是法医,干这个是不是有点儿不务正业?
不过大家似乎对此习以为常,有一位同样作涨学问状的法医朝老萨点点头,道:“鉴定古董,卞爷那是职业级别的。”
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法医都有这个爱好?”这行当需要耐心细致,莫不是玩玩古瓷器也是这些大夫们磨性子的招数?
人家摇摇头:“没有的事儿,卞大夫的功夫别人比不了的,要不,”国大代表”被杀那个案子,也不会是他给破了。”
“国大代表”?这词儿怎么听着这么新鲜呢?
细一琢磨,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称谓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召开过“国民代表大会”,参会的叫做“国大代表”,可那个时代,卞大夫应该还没来这个星球呢,他怎么会去参加破案呢,难道这世道真有穿越一说?
既然有了好奇心,便忍不住抓住卞大夫问他,结果人家想了半天才琢磨过来,说这案子是1990年的,遇害者当年是个“国大代表”,新中国之后,早就是民主人士了。
卞大夫承认,这个案子的侦破,的确跟他这个法医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多少有点儿超越了法医的工作范畴。
“能破这个案子,跟您懂得古董有关系?”我问。
“多少有点儿关系吧。”卞大夫说。
这位民主人士当时已经年过七旬,是在自己家中遇害的,推测曾和案犯发生过搏斗,但当时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年迈体衰,最终敌不过凶手。等子女回到家中发现案情,老爷子已经回天乏术了。
和每个凶杀案件一样,二处接到报案,立即组织人马直奔现场,卞大夫便是其中的法医。
他回忆到达现场之后,看到案发地点是一座高层建筑,当地警方已经对发案单元进行了隔离。按照规矩,法医和痕迹首先进入现场,开始进行检验。
对死者的验查过程颇为正常。卞大夫断定,死者死于机械性窒息,简单地说就是被掐死的,是显然的他杀,有格斗抵抗伤,但没有留下凶手的什么痕迹——这指的是比如揪下对方一把头发,或者在指甲缝里镶嵌着皮下组织等。
痕迹一方的检验结果显示,门锁没有被破坏的痕迹,这表明要么是凶手持有钥匙,要么是遇害者自己给凶手开的门。侦查方向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朝“内鬼”方向倾斜,因为如果不是熟人或朋友作案,很难形成这样的情况。
至于杀人的原因,由于房间被翻得十分凌乱,而且摆在门厅里的收录机、死者放在抽屉里的现金、金项链、手上戴的手表等均不知去向,推测很可能是图财害命——在今天大家可能会觉得为收录机之类的玩意儿杀人十分荒诞,但在九十年代初期进口收录机的确还是值钱的东西。遇害者家中总的损失在两三千元之间。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殷实人家一年左右的工资。
至此,案件的侦破开始遇到了瓶颈。
▲ 高层居民楼如今几乎成了北京人居住的主要空间,便利而舒适,但刑警们对它的印象远远不如大杂院
传统北京大杂院不要说发生了谋杀案,就是两只猫打架都能被邻居学得绘声绘色,虽然这对于保护隐私不是什么好事儿,但破案的时候显然更容易发现线索。高层建筑则不同,钢筋水泥的丛林嘛,大家关起门来做邻居,连对门家里有几口人多半都不知道。这一次案发的楼里,便是这种情况。要不是遇害的老爷子平时穿得比较讲究,人也气派,邻居都不会记得有这么一位。但也就是记得而已,案发前后没有谁注意到异常情况。
作为民主人士,老先生的社会关系相当复杂,但能让他开门接待的,大多是社会贤达或各界名宿,要说这里面某个将军或者市长跑来谋财害命,警察们自己都难以相信。
老先生留在大陆的亲属不多,老伴已经去世,身边只有直系子女,除了老先生之外,也只有他们有家里的钥匙。其子女和孙辈的工作生活条件都相当优越,也没有作案时间。
难道是什么伪装成刑事案件的政治性谋杀?老先生早已离休,不在其位久矣,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十分超脱。他当年从事的是文教事业,就算有政敌,也到不了几十年后前来追杀的地步。
那么,会是什么人作案呢?
子女提供不出什么线索来,刑警们在现场继续进行勘察,希望找到一些有用的蛛丝马迹,但进展并不顺利。
此时,提供完了初步验尸报告,卞大夫就比较清闲了,揣着手看弟兄们忙活。
对房间进行检查的时候,自然不能太斯文,在家属的同意之下,每一件可能提供线索的物件都会被检查到。但当一位痕迹刑警试图在中堂悬挂的大条幅上寻找指纹的时候,卞大夫说话了:“小心点儿啊,这可是古董。”
死者的儿子搭话道:“对,我爸说那幅字是乾隆的御笔,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卞大夫看看,说没错,真的,您父亲很有眼力。
这时候,又有侦查员打开了书架上的一排皮革制的夹子,卞大夫看看,又说话了:“这个也是古董。”
事后才知道,死者是个古币收藏家,这里面都是他的收藏品,有战国的铲形币、蚁鼻钱,甚至有清朝末年发行的金银币,以卞大夫行家的眼光看来,确实都是珍品。
听说是古董,侦查员们马上小心起来,有一位还半开玩笑地说——喂,别给人家摔了碎了,闹不好得赔几百块呢。
“几百块?”卞大夫嗤之以鼻,“一个战国的铲币就得上万,那乾隆的御笔,你没百八十万都拿不下来。”
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卞大夫说自己脑子里豁然开朗,好像抓到了什么。
说一个铲子能卖上万块,估计肯定有人以为老萨疯了。但古代的铲子,值得可的确不只这个价儿。比如汉朝古墓里挖出的一把铲子,现在是国宝,开出个二三百万的价钱来,国博也得把您扔出去——无他,这铲子居然是麻钢的,而如果只看文献记载,麻钢要到张之洞办汉阳铁厂的时候才会出现在我国,怎么会在汉朝的古墓里面冒出来呢?那时候的中国人,怎么可能掌握欧洲十九世纪的冶炼技术?
这很可能是我国先民掌握穿越密术的铁证啊,两三百万怎么可能卖掉?
“国大代表”遇害案里面,他家倒是没有汉朝麻钢的铲子,但有战国时赵国发行的铲形币。秦朝统一之前,各国的货币五花八门,楚国的酷似贝壳,齐国的如同折刀,而赵国的便和铲子差不多,是秦始皇一声令下,让中国钱从此成了圆形方孔的样式,而且维持了足有两千年。赵国铲形币所存极少,这玩意儿的价格当时上万,现在,好像最近嘉士伯刚有一枚拍到了一百万人民币。
遇害的老先生是个雅人,不但收藏,而且经常拿着自己这些宝贝赏玩和向朋友炫耀,故此半个家当就这么随随便便地放在书架上,子女竟也习惯成自然,不以为意。
作为一名虽然从工作角度算业余,但从眼光角度绝对有职业水准的古玩爱好者,卞大夫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看到这么多宝贝。我估摸着要是老爷子还有一口气,卞大夫闹不好会纳头便拜,跟老先生学两手捡漏的功夫呢。
但这么多宝贝出现在刑侦工作的现场,却让卞大夫的思维拐了弯。
卞大夫就在那儿琢磨了——门没锁,这指向熟人作案。但老先生交往的,那叫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加上他又爱跟人家聊他的收藏,真要是哪个将军或者市长吃错了药图财杀人,也应该先拿古币,再摘御笔啊,干吗要拿手表和现金呢?这完全不成比例嘛。
仔细前后想了一遍,他把负责侦破的王组长叫过来,说了自己的看法——这案子,闹不好不是熟人干的,干这个事儿的,没准是个“土贼”。
什么叫“土贼”啊?就是说这人应该没有什么文化,他根本不懂古董的价值,就认得金项链和录音机,否则不会出现这么奇怪的失窃。
王组长想了想,说有道理。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土贼”呢?这就不是卞大夫关心的了。反正刑警们立刻勾出了一个侦破范围,其中包括查电表的、查水表的、收破烂的、管片民警——管片民警首先被排除,此人老爹是某美术出版社的总编辑,从小受六朝烟水气熏陶,功力上和卞大夫有一拼,要不是死磕公安学校一位师姐,不可能出现在这个派出所里。
“要是他干这个案子,肯定弄一幅赝品带着换上。”负责侦破的刑警给同行的评价很高。
一个星期以后,案子破了,王组长带着一只鸭子来谢卞大夫。
出力是应该的嘛,带东西干吗?卞大夫客气一番。
人家说了,您猜猜这案子什么人干的?
那怎么猜啊,您就直说吧。
王组长指指鸭子说了——一个卖鸭蛋的。
原来,老先生有一个特殊的习惯——爱吃咸鸭蛋,而且固定从一个卖鸭蛋的人手里来买。平均一个月一次,开始是买,后来人家说可以上门来送——这样老先生肯定觉得更加方便了。一来二去,这个卖鸭蛋的,便成了老先生家一个能叫开门的不速之客。
至于杀人的原因其实简单得很,卖鸭蛋的染上了赌瘾,输了钱没法还,想起老先生平时衣冠楚楚,家里必定是个有钱的,于是经过预先观察,挑选了一个老人独自在家的时间上门作案。这是不管老先生反抗与否,能弄到多少钱,都准备杀人的,所以性质特别恶劣。
从古董谈到这样一起恶性的案子,真是有些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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