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开启和平谈判，在此期间，《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其新闻报道在传播技巧，宣传手段，舆论引导等方面多种策略的运用密切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体现了共产党宣传文化工作中的优良传统，也极大地提高了报纸本身的影响力。
[关键词]重庆谈判 新华日报 传播技巧 舆论引导
1945年8月，应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同志从延安飞抵重庆， 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从8月28日到10月10日，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是当年国内重大事件，各大新闻媒体均给予了密切关注，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旨在通过此次和谈促成建立“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同时展示共产党的力量和政治管理能力。《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唯一一份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并在全国范围发行的报纸，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紧密配合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了以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力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文化工作中的优良传统。
一、充分体现党性和人民性
党性与人民性从本质上来说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华日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发声的重要喉舌，自1938年创刊时就明确表示了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意愿。其发刊词阐述的办报理念就是：“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1]。重庆谈判适逢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阐明自身主张，扩大群众影响力的关键时期，此时利用媒体密切联系群众、关注民意，充分体现人民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华日报》在的报道策略在体现人民性上主要表现为：报道内容强烈关注民生。除坚持办好早期就已开设的“读者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专栏的同时，《新华日报》加大了对抗战胜利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方面的报道力度。在重庆谈判43天的新闻报道中，涉及民生的消息、通讯、评论超过400篇。
当日报纸中涉及民生的报道共有12篇，涵盖教育、卫生、交通、农业、金融多个方面，深切体现出《新华日报》坚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的办报宗旨。而且“当时《新华日报》在各大报中出版时间最早，《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均落后于《新华日报》”[2]因此，报纸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有效扩大了影响力。“1945年，报纸发行量上升至两万份，最高时达到五万份，超过当时国民党在重庆出版的任何一种报纸。”[3]实现了既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时刻关注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达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二、合理运用传播技巧
报纸所从属的新闻传播是大众传播的一种主要方式，遵循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机构与功能》一书中提出的传播过程“5W”模式：谁（传播者）→说了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传播途径）→对谁（受众）→取得效果（传播致效）。重庆谈判期间的《新华日报》在上述传播者、信息、途径和受众四个环节上均体现了高超的传播技巧。
（一）高知名度、高可信度的传播者
为提高传播效果，增强显著性、权威性和信息的可信性，首先，《新华日报》多次发表著名学者、社会名流围绕和平谈判发出的各种声音。其次，《新华日报》还通过刊登大量群众来信的方式，开辟言论空间供人们直接发表关注和谈的言论。这种报道方式客观反映出人民意愿，也淋漓尽致地揭示出国民党政府表面和谈，背后阻挠和平进程的卑劣行径，极大地增加了《新华日报》的公信力。
（二）选择报道内容，用事实说话
报纸的倾向性是通过新闻选择来完成的。重庆谈判期间的《新华日报》，通过慎重选择报道内容，真正实现了“用事实说话”。
当时，国民党强调舆论一致，严格控制言论，重要消息只能由中央通讯社统一发布，通过多种方式管控各报纸内容。但是，严酷的信息封锁并不能消减人们对于真相的渴求，反而封锁越严，人们对真相的渴求就越强烈。《新华日报》大量选取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各种事件进行对比性事实报道。例如《黔北农村血泪斑斑》《工业衰落工厂停工渝市工人纷告失业》《我们在胜利的欢笑中失了业》，这些报道有场景、有见闻、有数据，真实可信，有力配合了共产党的和谈目的，展示了国统区人民盼望和平发展的愿望，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和谈的恶劣行径，也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和谈诚意与多种能力。
（三）报纸编辑技巧的综合运用
重庆谈判期间的《新华日报》为对开4版报纸，第1版主要刊登广告和各类启示;2、3、4版为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都有巧妙的编辑思路：其一，对于代表团成员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各种活动及时刊登在显著位置;其二，对于国共和谈进程的报道均安排在第2版中心位置，并加装饰线予以突出;其三，有关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方面的重大社论均以大号字体醒目刊登;其四，各类标题的制作既浅显易懂又颇具吸引力，比如“中国能否取得和平”“活出来了――宁化进军速写”“一个东北孩子的故事”等等。上述编辑技巧在吸引受众注意力，引发阅读兴趣，进而增强传播效果方面功不可没。
（四）精准定位目标受众
任何媒体都有其目标受众。《新华日报》的目标受众主要是广大中下层民众和进步青年，重庆谈判时期的报道视角和内容都更贴近他们。比如专门策划了“川东农村”“还乡人的话”等系列报道;开设了的读者信箱也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失业、抚恤、抗属等问题展开回答，设身处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尤其对于进步青年，除了专门设有《青年生活》栏目外，其他报道也给予广泛关注。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青年的报道，这些报道在关注他们的生活和学业之外，着重强调进步性消息，在贴近青年的同时注重引导他们的进步思想。
三、综合利用宣传手段 拉斯韦尔的宣传定义说：“就广义而言，宣传是通过操纵表述以期影响人类行为的技巧。这些表述可以采用语言、文字、图画或音乐的形式进行。”[4]重庆谈判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广交朋友，表明共产党热爱和平的态度，展示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这期间，共产党的主要宣传目标是：激起民众对破坏和平谈判行为的愤慨，广泛争取友好人士，瓦解国民党妄图破坏和平的阴谋，密切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努力将他们的思想统一到共产党的工作思路上来。作为实现这一宣传目标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新华日报》秉持直接宣传和迂回宣传相结合的灵活策略，综合运用了多种宣传手段。
（一）高频率直接阐述我方观点
重庆谈判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新闻管控极其严格，新闻审查制度无孔不入，许多报纸无法及时传播有关国共谈判的情况，更不要说共产党的各项主张了。《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所办报纸，一方面积极与国民党新闻审查制度作斗争，另一方面多次在报道中直接阐述共产党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妄图破坏和平，掀起内战的阴谋。多篇社论直接表明共产党“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政治主张，展示出共产党的政治水平，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二）真实客观介绍解放区的情况
《新华日报》主要在国统区发行，为加强和谈期间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宣传，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意支持，报纸辟出很大一块空间，多角度介绍解放区各种情况。既给国统区民众解答了疑惑，展示了一幅积极向上的解放区画面，又在宣传角度上传递了一种声音：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办法在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参与国家管理。
（三）利用第三方声音
合理利用第三方力量，对增加宣传内容的可信度和客观性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通过大量报道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行为和言论，引导民意，争取民众理解，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有关第三方力量的报道，与共产党的理念相近，目标一致，《新华日报》及时报道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是其宣传策略之一，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意愿表达方式。
（四）营造领袖形象的光环效应
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政治领袖的形象，直接影响广大民众对本党的态度和认知，因此，塑造领袖形象的光环效应，为共产党争取广泛的政治认同和支持也是《新华日报》的宣传策略之一。具体体现在：
其一，第一时间报道毛泽东同志排除困难，抵达重庆，展示出共产党领袖的气度与诚意。8月29日，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的当天下午， 就专门发出了号外《毛主席今天到重庆》。“毛泽东一下飞机， 就向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 表明中共的主张和愿望。《新华日报》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 并发表了《欢迎毛泽东同志来渝》的社论。”[5]
其二，宣传领袖的报道频度高。43天的报道内容中，标题中直接出现“毛泽东”的文章就高达30多篇。
其三，报道领袖的文体类型丰富，有简讯，有评论，有广告，有诗歌，有读者来信，尤其是大量的诗歌作品，为群众喜闻乐见，艺术性高，宣传效果好。
其四，重点刊发各类民众对毛泽东同志的期盼与爱戴。
其五，着重体现对毛泽东同志光辉业绩的介绍。
其六，注重新闻策划，8月30日，刚到重庆的毛泽东就宴请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人。席间柳亚子书七律一首《赠毛润之老友》赞扬毛泽东，9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这首诗。10月7日，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回赠柳亚子，顿时重庆人们争相传诵《沁园春・雪》。一阕《沁园春・雪》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博大胸襟和出众才华的形象。[6]
（五）配合文艺形式增强宣传效果
重庆谈判期间，为配合共产党宣传，重庆文艺界的进步人士出版多种期刊和书籍，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和文艺演出。为扩大这些活动的影响力，增强宣传效果，《新华日报》首先对各种进步出版物在第一版及时介绍。
四、多维报道引导舆论
新闻与舆论是密不可分的，报纸的新闻报道虽然主要是陈述事实，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客观的陈述性新闻。通过对报道事件、报道角度、报道语言等方面的新闻选择，代表不同立场的报纸都希望能够引导舆论进而控制舆论。“新闻传播媒介的性质和传播迅速、广泛、公开、连续等特点，决定了它既是党和人民的宣传工具，又是社会舆论机关。”[7]《新华日报》在重庆谈判期间的舆论引导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连续报道，设置舆论热点
8月28日，在毛泽东同志抵达重庆的前夕，《新华日报》就在第二版中心位置刊登特稿《应蒋主席之邀商团结大计，毛泽东同志将来渝》，同时转引新华社、中央社两大通讯社的新闻稿件，稿件中均提到美国大使赫尔利作为特使抵达延安，显示出此次国共和谈的重要性。此后，有关谈判进程的情况均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报纸重要版面位置，有关重大事件的报道均能以醒目标题引起读者的重视。
连续性的追踪报道，既设置了舆论热点，又使读者能够对整个和谈过程进行全方位了解。另外，对于为什么连续几日没有和谈进展报道也在报纸中公开清楚解释“（本报讯）中外关注的国共商谈，上周曾有发表公告的准备，但现已暂告停顿，自上星期五（二十一日）以来，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等日，都没有继续会谈”[8]，这样的及时报道避免了模糊消息对舆论的误导和消解。
（二）捷报频传，战争与和谈相配合
密集报道战场捷报的方式，一方面给国民党以威慑，迫使他们改变谈判中傲慢的态度，促使形成国共双方真正平等谈判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人民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报道和共产党在谈判过程中为民族大义步步退让的做法，也引导舆论走向“共产党怀有真正实现和平建国的巨大诚意。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利益考虑的开明政党”的既定轨道。
（三）巧用转载，发挥外媒作用
各报新闻报道和不同通讯社之间的互相转载，是报纸报道信息的惯例。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对外国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广泛报道世界其他国家有关无产阶级的重大事件和外国共产党的发展情况，介绍外国民主发展模式，设置各国无产阶级事业在世界蓬勃发展的舆论热点。其二，广泛引用外国媒体关注中国国内和平，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报道。其三，大幅报道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问题。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建国的决心和气度，争取世界范围的舆论支持。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的各种报道策略一方面对于配合和谈，传递共产党的观点，塑造共产党形象，宣传共产党思想，引导舆论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也抓住了机会，扩大了报纸本身的影响力。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谈判期间接见《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及几位编委时所说： “《新华日报》是报纸， 但是更是手榴弹， 更是机关枪， 因为它的目标也就是所有武器的目标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所以， 如果有人问我共产党的军队究竟有哪些的话， 那么我就这样告诉他： 我们除了有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有一支‘新华军’……”[9]
注释：
[1]《新华日报》，1938年10月25日
[2]方晓红：《中国新闻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3]唐筱童：《重庆时期〈新华日报〉的经营管理活动管窥》，《新闻传播》2012年第11期
[4][美]沃纳、赛佛林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5]张小满：《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6]梁中翠、马玉林：《〈新华日报〉与中共高层形象塑造》，《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7]侯东阳：《舆论传播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8]《新华日报》，1945年9月25日
[9]张志娇：《“新华军”与国民党的作战谋略》，《军事记者》2006年第3期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
[摘要]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开启和平谈判，在此期间，《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其新闻报道在传播技巧，宣传手段，舆论引导等方面多种策略的运用密切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体现了共产党宣传文化工作中的优良传统，也极大地提高了报纸本身的影响力。
[关键词]重庆谈判 新华日报 传播技巧 舆论引导
1945年8月，应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同志从延安飞抵重庆， 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从8月28日到10月10日，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是当年国内重大事件，各大新闻媒体均给予了密切关注，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旨在通过此次和谈促成建立“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同时展示共产党的力量和政治管理能力。《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唯一一份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并在全国范围发行的报纸，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紧密配合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了以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力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文化工作中的优良传统。
一、充分体现党性和人民性
党性与人民性从本质上来说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华日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发声的重要喉舌，自1938年创刊时就明确表示了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意愿。其发刊词阐述的办报理念就是：“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1]。重庆谈判适逢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阐明自身主张，扩大群众影响力的关键时期，此时利用媒体密切联系群众、关注民意，充分体现人民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华日报》在的报道策略在体现人民性上主要表现为：报道内容强烈关注民生。除坚持办好早期就已开设的“读者园地”“青年生活”“妇女之路”等专栏的同时，《新华日报》加大了对抗战胜利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方面的报道力度。在重庆谈判43天的新闻报道中，涉及民生的消息、通讯、评论超过400篇。
当日报纸中涉及民生的报道共有12篇，涵盖教育、卫生、交通、农业、金融多个方面，深切体现出《新华日报》坚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的办报宗旨。而且“当时《新华日报》在各大报中出版时间最早，《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均落后于《新华日报》”[2]因此，报纸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有效扩大了影响力。“1945年，报纸发行量上升至两万份，最高时达到五万份，超过当时国民党在重庆出版的任何一种报纸。”[3]实现了既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时刻关注人民群众利益的目的，达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二、合理运用传播技巧
报纸所从属的新闻传播是大众传播的一种主要方式，遵循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机构与功能》一书中提出的传播过程“5W”模式：谁（传播者）→说了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传播途径）→对谁（受众）→取得效果（传播致效）。重庆谈判期间的《新华日报》在上述传播者、信息、途径和受众四个环节上均体现了高超的传播技巧。
（一）高知名度、高可信度的传播者
为提高传播效果，增强显著性、权威性和信息的可信性，首先，《新华日报》多次发表著名学者、社会名流围绕和平谈判发出的各种声音。其次，《新华日报》还通过刊登大量群众来信的方式，开辟言论空间供人们直接发表关注和谈的言论。这种报道方式客观反映出人民意愿，也淋漓尽致地揭示出国民党政府表面和谈，背后阻挠和平进程的卑劣行径，极大地增加了《新华日报》的公信力。
（二）选择报道内容，用事实说话
报纸的倾向性是通过新闻选择来完成的。重庆谈判期间的《新华日报》，通过慎重选择报道内容，真正实现了“用事实说话”。
当时，国民党强调舆论一致，严格控制言论，重要消息只能由中央通讯社统一发布，通过多种方式管控各报纸内容。但是，严酷的信息封锁并不能消减人们对于真相的渴求，反而封锁越严，人们对真相的渴求就越强烈。《新华日报》大量选取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各种事件进行对比性事实报道。例如《黔北农村血泪斑斑》《工业衰落工厂停工渝市工人纷告失业》《我们在胜利的欢笑中失了业》，这些报道有场景、有见闻、有数据，真实可信，有力配合了共产党的和谈目的，展示了国统区人民盼望和平发展的愿望，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和谈的恶劣行径，也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和谈诚意与多种能力。
（三）报纸编辑技巧的综合运用
重庆谈判期间的《新华日报》为对开4版报纸，第1版主要刊登广告和各类启示;2、3、4版为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都有巧妙的编辑思路：其一，对于代表团成员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各种活动及时刊登在显著位置;其二，对于国共和谈进程的报道均安排在第2版中心位置，并加装饰线予以突出;其三，有关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方面的重大社论均以大号字体醒目刊登;其四，各类标题的制作既浅显易懂又颇具吸引力，比如“中国能否取得和平”“活出来了――宁化进军速写”“一个东北孩子的故事”等等。上述编辑技巧在吸引受众注意力，引发阅读兴趣，进而增强传播效果方面功不可没。
（四）精准定位目标受众
任何媒体都有其目标受众。《新华日报》的目标受众主要是广大中下层民众和进步青年，重庆谈判时期的报道视角和内容都更贴近他们。比如专门策划了“川东农村”“还乡人的话”等系列报道;开设了的读者信箱也围绕人民群众关心的失业、抚恤、抗属等问题展开回答，设身处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尤其对于进步青年，除了专门设有《青年生活》栏目外，其他报道也给予广泛关注。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青年的报道，这些报道在关注他们的生活和学业之外，着重强调进步性消息，在贴近青年的同时注重引导他们的进步思想。
三、综合利用宣传手段 拉斯韦尔的宣传定义说：“就广义而言，宣传是通过操纵表述以期影响人类行为的技巧。这些表述可以采用语言、文字、图画或音乐的形式进行。”[4]重庆谈判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广交朋友，表明共产党热爱和平的态度，展示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这期间，共产党的主要宣传目标是：激起民众对破坏和平谈判行为的愤慨，广泛争取友好人士，瓦解国民党妄图破坏和平的阴谋，密切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努力将他们的思想统一到共产党的工作思路上来。作为实现这一宣传目标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新华日报》秉持直接宣传和迂回宣传相结合的灵活策略，综合运用了多种宣传手段。
（一）高频率直接阐述我方观点
重庆谈判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新闻管控极其严格，新闻审查制度无孔不入，许多报纸无法及时传播有关国共谈判的情况，更不要说共产党的各项主张了。《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所办报纸，一方面积极与国民党新闻审查制度作斗争，另一方面多次在报道中直接阐述共产党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妄图破坏和平，掀起内战的阴谋。多篇社论直接表明共产党“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政治主张，展示出共产党的政治水平，有力地配合了共产党的宣传工作。
（二）真实客观介绍解放区的情况
《新华日报》主要在国统区发行，为加强和谈期间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宣传，争取尽可能多的民意支持，报纸辟出很大一块空间，多角度介绍解放区各种情况。既给国统区民众解答了疑惑，展示了一幅积极向上的解放区画面，又在宣传角度上传递了一种声音：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办法在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参与国家管理。
（三）利用第三方声音
合理利用第三方力量，对增加宣传内容的可信度和客观性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通过大量报道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行为和言论，引导民意，争取民众理解，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有关第三方力量的报道，与共产党的理念相近，目标一致，《新华日报》及时报道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是其宣传策略之一，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意愿表达方式。
（四）营造领袖形象的光环效应
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政治领袖的形象，直接影响广大民众对本党的态度和认知，因此，塑造领袖形象的光环效应，为共产党争取广泛的政治认同和支持也是《新华日报》的宣传策略之一。具体体现在：
其一，第一时间报道毛泽东同志排除困难，抵达重庆，展示出共产党领袖的气度与诚意。8月29日，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的当天下午， 就专门发出了号外《毛主席今天到重庆》。“毛泽东一下飞机， 就向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 表明中共的主张和愿望。《新华日报》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 并发表了《欢迎毛泽东同志来渝》的社论。”[5]
其二，宣传领袖的报道频度高。43天的报道内容中，标题中直接出现“毛泽东”的文章就高达30多篇。
其三，报道领袖的文体类型丰富，有简讯，有评论，有广告，有诗歌，有读者来信，尤其是大量的诗歌作品，为群众喜闻乐见，艺术性高，宣传效果好。
其四，重点刊发各类民众对毛泽东同志的期盼与爱戴。
其五，着重体现对毛泽东同志光辉业绩的介绍。
其六，注重新闻策划，8月30日，刚到重庆的毛泽东就宴请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人。席间柳亚子书七律一首《赠毛润之老友》赞扬毛泽东，9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这首诗。10月7日，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回赠柳亚子，顿时重庆人们争相传诵《沁园春・雪》。一阕《沁园春・雪》充分展示了毛泽东博大胸襟和出众才华的形象。[6]
（五）配合文艺形式增强宣传效果
重庆谈判期间，为配合共产党宣传，重庆文艺界的进步人士出版多种期刊和书籍，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和文艺演出。为扩大这些活动的影响力，增强宣传效果，《新华日报》首先对各种进步出版物在第一版及时介绍。
四、多维报道引导舆论
新闻与舆论是密不可分的，报纸的新闻报道虽然主要是陈述事实，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客观的陈述性新闻。通过对报道事件、报道角度、报道语言等方面的新闻选择，代表不同立场的报纸都希望能够引导舆论进而控制舆论。“新闻传播媒介的性质和传播迅速、广泛、公开、连续等特点，决定了它既是党和人民的宣传工具，又是社会舆论机关。”[7]《新华日报》在重庆谈判期间的舆论引导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连续报道，设置舆论热点
8月28日，在毛泽东同志抵达重庆的前夕，《新华日报》就在第二版中心位置刊登特稿《应蒋主席之邀商团结大计，毛泽东同志将来渝》，同时转引新华社、中央社两大通讯社的新闻稿件，稿件中均提到美国大使赫尔利作为特使抵达延安，显示出此次国共和谈的重要性。此后，有关谈判进程的情况均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报纸重要版面位置，有关重大事件的报道均能以醒目标题引起读者的重视。
连续性的追踪报道，既设置了舆论热点，又使读者能够对整个和谈过程进行全方位了解。另外，对于为什么连续几日没有和谈进展报道也在报纸中公开清楚解释“（本报讯）中外关注的国共商谈，上周曾有发表公告的准备，但现已暂告停顿，自上星期五（二十一日）以来，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等日，都没有继续会谈”[8]，这样的及时报道避免了模糊消息对舆论的误导和消解。
（二）捷报频传，战争与和谈相配合
密集报道战场捷报的方式，一方面给国民党以威慑，迫使他们改变谈判中傲慢的态度，促使形成国共双方真正平等谈判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人民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报道和共产党在谈判过程中为民族大义步步退让的做法，也引导舆论走向“共产党怀有真正实现和平建国的巨大诚意。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利益考虑的开明政党”的既定轨道。
（三）巧用转载，发挥外媒作用
各报新闻报道和不同通讯社之间的互相转载，是报纸报道信息的惯例。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对外国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广泛报道世界其他国家有关无产阶级的重大事件和外国共产党的发展情况，介绍外国民主发展模式，设置各国无产阶级事业在世界蓬勃发展的舆论热点。其二，广泛引用外国媒体关注中国国内和平，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报道。其三，大幅报道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问题。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建国的决心和气度，争取世界范围的舆论支持。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的各种报道策略一方面对于配合和谈，传递共产党的观点，塑造共产党形象，宣传共产党思想，引导舆论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也抓住了机会，扩大了报纸本身的影响力。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谈判期间接见《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及几位编委时所说： “《新华日报》是报纸， 但是更是手榴弹， 更是机关枪， 因为它的目标也就是所有武器的目标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所以， 如果有人问我共产党的军队究竟有哪些的话， 那么我就这样告诉他： 我们除了有八路军和新四军，还有一支‘新华军’……”[9]
注释：
[1]《新华日报》，1938年10月25日
[2]方晓红：《中国新闻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3]唐筱童：《重庆时期〈新华日报〉的经营管理活动管窥》，《新闻传播》2012年第11期
[4][美]沃纳、赛佛林等：《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5]张小满：《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6]梁中翠、马玉林：《〈新华日报〉与中共高层形象塑造》，《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7]侯东阳：《舆论传播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页
[8]《新华日报》，1945年9月25日
[9]张志娇：《“新华军”与国民党的作战谋略》，《军事记者》2006年第3期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