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区计算对比其他国家的出口相对绩效指数表明，2003年后，中国不同区域指数值走向差异明显，低收入区绩效指数振荡攀升至历史高位。在基于收入水平的要素成本率指标和出口相对业绩、出口发展指数指标之间建立回归方程，其计量参数表明，只有高收入区省份从2007年始，上年收入水平才对当年出口增长发生具统计显著性负弹性影响。预计未来中国出口增速会下降，但并不会发生增长逆转。高收入区出口转型升级、中低收入区充分发挥成本优势、加强高中低收入区经济联系，有助于强化中国货物出口增长可持续性，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出口相对绩效指数；要素成本率；负弹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10-0015-09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7）首度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按世行（WorldBank，2013）人均收入水平分组，年人均GNI在1026～4035美元属中下收入组，4036～12475美元属中上组。一般认为，如一经济体人均GNI在突破（不断调整的）中上组上限之后，仍能较长时间维持增长，则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于如何跨越陷阱，世行在其报告（World Bank，2007）中提到贸易与技术、思想与创新、金融与风险、城市与宜居性、团结与不平等、腐败等6方面问题，其中贸易问题放在第一位。再注意到，包括东亚各国在内，很多发展中经济体都是以低要素成本为优势，凭借出口导向战略，在出口高增长推动下迈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的；但收入水平提升也意味着要素成本提升，由此诱发出口增速减缓甚至停滞，乃至或直接，或通过引发其他问题，继而导致经济停滞和倒退。因此，出口导向战略难以维系而成为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掉进“陷阱”的重要诱因。
关于未来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贸易的关系，国内有学者触及。马岩（2009）认为，现代国际贸易发展模式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条件。邸玉娜，李月（2012）借助Hausmann et al.（2006）创立的产品密度指标研究指出，中国机械运输等各类产品密度值高于或接近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平均水平，具较强结构转换能力，这将有利于中国出口顺利实现结构转换，并跨越“陷阱”。
关于过去中国或中国部分地区要素成本变化和出口贸易的关系。周怀峰，陈哲彬（2006）基于1984-2003年数据认为，广东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有国际竞争优势，但出口增长优势已大大减弱；因此广东要早日实现产品朝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刘志忠等（2007）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中国出口快速增长最大动因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出口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比较优势发挥。江静等（2010）基于2000-2008年数据认为，劳动力相对价格提高对我国所有行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但对不同产业影响程度略有差别，对低技术产业影响较明显。刘厚俊等（2011）基于1998～2008年平均工资水平和出口量、FDI流入量的数据分析，认为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对我国出口量和FDI流入量负面影响并不显著，我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也没有削弱。韩栋（2011）基于2005-2010年分省面板数据认为。劳动力成本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模型估计结果也显示，汇率与价格水平上升一定程度削弱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马双（2011）认为，最低工资每上涨1%，企业出口额显著下降0.151%；不过企业间有差异，企业平均工资或人均资本提高，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影响趋弱化；在时间纬度上，最低工资对企业负向影响趋向越来越大。总之，以上大部分研究都认为，直至2010年左右，虽然劳动力要素成本可能正对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和出口增长发生影响，但总体上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仍较明显。
关于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和技术含量提升，杨汝岱（2008）基于1994～2005年数据认为，1994年以来技术复杂度越高商品，出口增长速度越快，因此技术升级是影响行业出口增长重要原因。张庆昌（2011）发现，1979—1997年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基本一致；工资、出口均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998～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偏离工资增长，主因为出口额大幅增加抵消工资上涨给企业带来的压力，降低了企业创新动力，则出口增速放慢，制造业技术创新和出口结构转型步伐反可能加快。曾国华等（2011）利用工业部门1999-2007年分省面板数据分析认为，劳动者报酬对工业企业效率有正向强化作用，劳动者工资提高一是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二是有利于劳均资本投入提升；我国高收入区要素成本提升，会促进出口结构转型和技术含量提升。
关于高中低收入之间的产业联系。何龙斌（2009），李生明等（2010）认为，我国地区间产业转移进程加快，转移以向有一定产业配套能力的地区转移为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为主、以省内或就近转移较多、以受制于资源与环境约束的被动转移为主；中西部地区产业配套能力差、物流成本高、沿海省内产业转移政策和环境因素都制约产业转移推进。陈平等（2011）运用1998～2007年分省分工业行业数据发现，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进入我国的FDI若发生地区转移，其首选不是邻国，而是我国其他地区；地区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越完善，转移强度越大。
以上有关中国要素成本和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仅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事实上近年我国高收入区土地成本也急剧攀升。因此，本文着眼于直接以收入水平（人均GDP）来度量我国不同地区要素成本高度，受影响变量则选择出口发展指数类变量。表1中将我国（内地，下同）31省区（含直辖市、自治区，下同），按2011年人均GDP从高到低排序并分为A、B、C三组。2011年，人均GDP最低省份贵州省指标值达2543美元；人均GDP最高的三个老直辖市指标值均突破12000美元。基于上述数据，本文提出并解答以下问题：我国出口增长会受收入水平/要素成本提升影响吗？影响在（A、B、C）不同收入组别之间有什么差异，目前达什么程度？在我国省区收入水平呈明显梯次情况下，应采取什么策略，提升我国出口增长可持续性。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三类地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走向差异及其与人均GD联系
（一）出口相对绩效指数设计以世界其他国家出口发展指数做参照，量化中国国内出口增长相对强劲程度的指标，定义该指标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ERPI）：
（中国，中国部分地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ERPI）=（中国，中国部分地区）出口额指数/除中国外世界出口额指数
为克服年度ERPI波动和显现指数趋势。采用3年期年均出口相对绩效指数（ERPI）进行观察，作为年均ERPI分子分母的出口发展指数，都是相应3年期年均指数。
（二）分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步调差异图1（1）示中国整体从1980年来3年期年均出口相对绩效指数（ERPD），指数最低值1.049，表明即使在低谷期，中国整体出口增长仍较世界其余地区强劲；分别在1980-1983年、1991-1994年、2001～2004年间，指数值达峰值1.107、1.113、1.154；因中国A区出口占比一直在80%以上，因此，1980年来，A区ERPD与中国整体大体类似。
图1（2）、1（3）分别按基于经营单位所在地、生产货源地（称方式I、Ⅱ）的中国出口分区，计算3年期年均出口相对绩效指数。2004年后，B、C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值走向和A区、和中国整体显著不同。2001～2004年前，A、B、C三区指数都趋升；此后A区趋降；B区先略降再升，至2005～2008年期，按方式I、Ⅱ，B区指数值均达历史最高，分别为1.185、1.158，然后再持续降至2008-2011年分别为1.036、1.010；C区先略降，再（按Ⅰ、Ⅱ方式）分别攀升至2008-2011年的1.203、1.140。分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步调差异初步提示，因要素成本优势仍相对明显，我国中低收入区货物出口仍处增速大幅强于中国外部世界发展阶段；高收入区出口增速相对强劲程度则可能正趋减弱。
（三）分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和要素成本量化指标单变量回归为观察分区出口增长是否受要素成本水平影响，考虑以各省年度出口相对绩效指数（ERPIΥ）作为量化出口增长指标；再以人均GDP为基础，构建“要素成本率（FCR）=ln（人均GDP/当期世界人均GDP）指标，作为各省区要素成本相对高度度量。以FCR为自变量，以ERPI为应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观察要素成本高度对出口相对增速的影响。经探索，采用以下变量和样本方式，既便于A、B、C三区对比，也利于获有意义回归方程。（1）以（A、B、C）某区3年所有省份（包括直辖市和自治区，下同）组成样本；（2）以上年FCR为自变量。
表2中，以各省ERPIΥ为应变量，以FCRT-1为自变量的面板数据回归方程及其统计检验参数。按要素成本影响出口增长的理论逻辑，回归参数b1应为负。对A区样本。不论基于经营单位所在地、生产货源地（方式Ⅰ、Ⅱ）分区，均是“2009～2011年A区”至“2006～2008年A区”连续4个样本发生b1为负。
且到2009-2011年，影响弹性绝对值分别提升到0.121、0.151；方程（1）、（7）从统计检验上成立，方程及其检验参数较好符合理论假说，从统计检验和解释程度上看，基于生产货源地（方式Ⅱ）分区的方程（7）稍优于基于经营单位地（方式Ⅰ）分区的方程（1）。不过，即使是方程（7），其解释程度也只有28%，这表明此间收入水平虽对高收入区出口相对绩效有影响，但并不是主导影响变量。对照地，关于B、C区样本回归方程，未发现在连续样本期计量出负b1，且b1统计检验具统计显著性。这进一步提示，可能在2007年左右，我国高收入省区开始遇到要素成本水平提升影响出口绩效问题；而中低收入省区，要素成本抬升尚不足以阻碍出口增长。
二、基于分区样本以各省出口发展指数为应变量开展双变量回归
记中国第i省第T年出口发展指数为CPEDI（i，T），CPEDI（i，T）=第i省第T-1年出口额/第i省第T年出口额。就研究要素成本率（FCRT-1）对CPEDI（i，T）影响，着眼于提高解释程度，引入辅助自变量。辅助自变量应尽可能量化支持一省区贸易增长的国内外软硬环境条件。经探索，决定针对每一样本个体（第i省第T年），用中国其他所有省份第T年出口发展指数，记CEPEDI（i，T）；CEPEDI（i，T）=中国（除第i省外）第T年出口额/中国（除第i省外）第T-1年出口额，作为辅助自变量。表3列示以FCRT-1、CEPEDIT为自变量，CPEDIT为应变量的回归方程及其检验参数。
如表3中，（1）在2007～2011年3个A区样本，连续出现影响弹性为负，双变量对各省出口发展指数解释程度达87%～89%。（2）从检验参数Sig（tbt）上看，至2007-2009年，基于方式Ⅱ的A区样本的回归参数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至2008-2010年，基于（方式Ⅰ）A区样本的回归参数基本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随着时间推移，影响弹性绝对值（|b1）|）在逐步提升。可认为，2007年后，A区样本当年出口增长开始受到上年人均GDP的显著负弹性影响。（3）A区在2007年前的样本和B、C区在任何时期的样本，要素成本率对出口发展指数均未持续表现出持续的单一方向影响，计量出的b1表现为正值时居多，6b1不论为正为负，大部分时候统计显著性都不足。（4）就基于经营单位所在地、生产货源地（方式Ⅰ、Ⅱ）分区的计量方程比较而言，仍是基于生产货源地（方式Ⅱ）分区的方程统计显著性略高，影响弹性稍大（以2009～2011年样本而论，方式Ⅱ方程弹性绝对值0.133，稍高于基于方式Ⅰ的弹性绝对值0.120）。总结地说，双变量回归进一步确认，2007年后，我国高收入区出口增速开始受要素成本负弹性影响；中低收入区出口增速尚未受到这种影响。 三、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通过回归分析表明，2007年后，要素成本开始负向影响高收入组出口增长。然而，这并不表明今后中国出口增长会逐步趋向停滞，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必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可继续梳理和细化上文数量分析。
首先，高收入组出口增幅只是一定程度受削弱。可结合计量结果，估算出口增幅所受影响。假定高收入区人均GDP增速相比全球能快10%，则体现在要素成本率上是△FCR=ln（1.1）=0.095，乘以如方程（34）示计量出的影响弹性值（-0.133），表明未来高收入区受到的影响是：在其他因素推动形成的指数值基础上下调0.133x0.095=0.013，对增长率而言是下调1.3个百分点。这表明，高收入组遇到的收入水平负向影响，只是在其他条件决定的高增长率基础上少量下调。这也意味着，只要中国出口整体上仍维持较高增长率，仍会带动位于高收入省份出口增长率处较高水平，尽管这种增长会不如以前那样强劲。
其次，中低收入组出口增长仍相对强劲，且增长将很长时间不受收入水平负向影响。以2007年作为A区出口增长受人均GDP显著负向影响起始年，影响变量所属年份是2006年，2006年A区人均GDP最高省区上海市人均GDP和全球人均GDP比率在0.9左右，假定这一比率阀值对B、C区也适用。再假定2011年后全球人均GDP年增速仍和2000～2011年均增速（5.95%）大致相当，且2011年中国B、C区人均GDP最高省份（如表1，吉林省、青海省）人均GDP年增速能达10%，那也要等到2022年，B区人均GDP最高省份上述比率才抵达阀值；要等到2029年，C区人均GDP最高省份才抵达阀值，据此B、C区出口增长受到来自收入水平的显著负影响年份分别为2023、2030年，换言之，2011年后，B、C区出口仍能“享有”分别约12、19年的“无收入水平约束”高增长。
最后，中国整体出口不会停止增长，但增速会逐渐回落。如上分析，仅2009～2011年面板数据样本计量出来的影响弹性，中国收入水平最高若干省份年出口增速下调幅度在1.3%左右，今后影响弹性值可能会继续上升；随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上升。会有越来越多省份进入到“收入水平接近乃至超越全球平均水平，出口增速受到负向影响”行列；即使假定中国B、C区省份能像过去A区省份那样，依靠低要素成本启动乃至维系高速增长，但因中西部省份贸易和商务成本毕竟高于东部省份，这可能导致出口增长受要素成本负向影响的人均GDP阀值降低和时间提前。
基于以人均GDP为影响变量的出口增长分区数量分析，结合参考本文第一节所提到文献，本文提出，可考虑从以下方面，增强我国货物出口增长可持续性。
——高收入省区出口转型升级。高收入省份要素成本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应通过技术管理创新和产业结构转换。在要素成本之外创建新比较优势点。
——改善中低收入省区贸易的软硬环境，充分发挥其要素成本优势。今后相当长时间，中低收入省份在要素成本方面仍将保持优势，应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对外开放管理和服务水平，促使中低收入省区要素成本优势充分发挥。
——强化省区间经济联系，实现不同收入水平省区优势互补。可通过中西部面向东部招商引资、中西部在东部人员回乡创业等方式，将原来集聚在东部的劳动密集和成本优势型外向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则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并尽可能为中西部提供贸易通道和配套服务，力图在贸易增长上，在东中西部之间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2000～2008年间，我国货物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4.4%，如上所述，因今后越来越多省区将因要素成本上升导致出口增速逐步回落，但如果高中低收入区都采取恰当竞争合作策略，预计未来中国货物出口仍将维持可观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也将轻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徐强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参考文献：
陈平，欧燕.2011.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FDI地区转移的影响——来自工业企业数据和FDI空间效应的证据[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邸玉娜，李月.201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分析——基于出口产品密度的视角[J].经济科学（4）.
韩栋.201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分析[J].中国证券期货（10）.
何龙斌.2009.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特点、问题与对策[J].经济纵横（9）.
李生明，葛岳静，英丽娜.2010.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产业结构转换能力评价[J].资源与产业（3）：59-55.
刘厚俊，王丹利201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3）.
刘志忠，杨海余、王耀中.2007.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之源[J].经济评论（1）.
江静，路瑶2010.要素价格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ISIC的跨国比较[J].统计研究（8）.
马双.2011.劳动力成本变化与制造业企业行为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马岩.2009.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J].经济学动态（7）.
杨汝岱.2008.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4-2005年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8）.
张庆昌.2011.工资、出口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1979-2009[J].财经研究（4）.
中国国家统计局.1992-2012.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2[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周怀峰，陈哲彬.2006.广东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实证分析[J].岭南学刊（5）.
曾国华.王跃梅.2011.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竞争力——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J].财经论丛（3）.
Hausmann.R.，and Klinger，B.，2006.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Patter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ProductSpace[R].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August，No.128.
UNCTAD.2012.Online Database[DB/OL].http：//unctad.org/en/Pages/Statistics.aspx.
World Bank.2007.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R].Washington.
World Bank.2013.How we Classifiv Countries[EB/OL].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
（责任编校杨国川）
摘要：分区计算对比其他国家的出口相对绩效指数表明，2003年后，中国不同区域指数值走向差异明显，低收入区绩效指数振荡攀升至历史高位。在基于收入水平的要素成本率指标和出口相对业绩、出口发展指数指标之间建立回归方程，其计量参数表明，只有高收入区省份从2007年始，上年收入水平才对当年出口增长发生具统计显著性负弹性影响。预计未来中国出口增速会下降，但并不会发生增长逆转。高收入区出口转型升级、中低收入区充分发挥成本优势、加强高中低收入区经济联系，有助于强化中国货物出口增长可持续性，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出口相对绩效指数；要素成本率；负弹性影响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10-0015-09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7）首度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按世行（WorldBank，2013）人均收入水平分组，年人均GNI在1026～4035美元属中下收入组，4036～12475美元属中上组。一般认为，如一经济体人均GNI在突破（不断调整的）中上组上限之后，仍能较长时间维持增长，则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于如何跨越陷阱，世行在其报告（World Bank，2007）中提到贸易与技术、思想与创新、金融与风险、城市与宜居性、团结与不平等、腐败等6方面问题，其中贸易问题放在第一位。再注意到，包括东亚各国在内，很多发展中经济体都是以低要素成本为优势，凭借出口导向战略，在出口高增长推动下迈入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的；但收入水平提升也意味着要素成本提升，由此诱发出口增速减缓甚至停滞，乃至或直接，或通过引发其他问题，继而导致经济停滞和倒退。因此，出口导向战略难以维系而成为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掉进“陷阱”的重要诱因。
关于未来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贸易的关系，国内有学者触及。马岩（2009）认为，现代国际贸易发展模式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条件。邸玉娜，李月（2012）借助Hausmann et al.（2006）创立的产品密度指标研究指出，中国机械运输等各类产品密度值高于或接近世界（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平均水平，具较强结构转换能力，这将有利于中国出口顺利实现结构转换，并跨越“陷阱”。
关于过去中国或中国部分地区要素成本变化和出口贸易的关系。周怀峰，陈哲彬（2006）基于1984-2003年数据认为，广东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有国际竞争优势，但出口增长优势已大大减弱；因此广东要早日实现产品朝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刘志忠等（2007）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中国出口快速增长最大动因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出口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比较优势发挥。江静等（2010）基于2000-2008年数据认为，劳动力相对价格提高对我国所有行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但对不同产业影响程度略有差别，对低技术产业影响较明显。刘厚俊等（2011）基于1998～2008年平均工资水平和出口量、FDI流入量的数据分析，认为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对我国出口量和FDI流入量负面影响并不显著，我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也没有削弱。韩栋（2011）基于2005-2010年分省面板数据认为。劳动力成本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模型估计结果也显示，汇率与价格水平上升一定程度削弱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马双（2011）认为，最低工资每上涨1%，企业出口额显著下降0.151%；不过企业间有差异，企业平均工资或人均资本提高，最低工资对企业出口影响趋弱化；在时间纬度上，最低工资对企业负向影响趋向越来越大。总之，以上大部分研究都认为，直至2010年左右，虽然劳动力要素成本可能正对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和出口增长发生影响，但总体上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仍较明显。
关于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和技术含量提升，杨汝岱（2008）基于1994～2005年数据认为，1994年以来技术复杂度越高商品，出口增长速度越快，因此技术升级是影响行业出口增长重要原因。张庆昌（2011）发现，1979—1997年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基本一致；工资、出口均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998～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偏离工资增长，主因为出口额大幅增加抵消工资上涨给企业带来的压力，降低了企业创新动力，则出口增速放慢，制造业技术创新和出口结构转型步伐反可能加快。曾国华等（2011）利用工业部门1999-2007年分省面板数据分析认为，劳动者报酬对工业企业效率有正向强化作用，劳动者工资提高一是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二是有利于劳均资本投入提升；我国高收入区要素成本提升，会促进出口结构转型和技术含量提升。
关于高中低收入之间的产业联系。何龙斌（2009），李生明等（2010）认为，我国地区间产业转移进程加快，转移以向有一定产业配套能力的地区转移为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为主、以省内或就近转移较多、以受制于资源与环境约束的被动转移为主；中西部地区产业配套能力差、物流成本高、沿海省内产业转移政策和环境因素都制约产业转移推进。陈平等（2011）运用1998～2007年分省分工业行业数据发现，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进入我国的FDI若发生地区转移，其首选不是邻国，而是我国其他地区；地区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越完善，转移强度越大。
以上有关中国要素成本和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仅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事实上近年我国高收入区土地成本也急剧攀升。因此，本文着眼于直接以收入水平（人均GDP）来度量我国不同地区要素成本高度，受影响变量则选择出口发展指数类变量。表1中将我国（内地，下同）31省区（含直辖市、自治区，下同），按2011年人均GDP从高到低排序并分为A、B、C三组。2011年，人均GDP最低省份贵州省指标值达2543美元；人均GDP最高的三个老直辖市指标值均突破12000美元。基于上述数据，本文提出并解答以下问题：我国出口增长会受收入水平/要素成本提升影响吗？影响在（A、B、C）不同收入组别之间有什么差异，目前达什么程度？在我国省区收入水平呈明显梯次情况下，应采取什么策略，提升我国出口增长可持续性。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三类地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走向差异及其与人均GD联系
（一）出口相对绩效指数设计以世界其他国家出口发展指数做参照，量化中国国内出口增长相对强劲程度的指标，定义该指标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ERPI）：
（中国，中国部分地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ERPI）=（中国，中国部分地区）出口额指数/除中国外世界出口额指数
为克服年度ERPI波动和显现指数趋势。采用3年期年均出口相对绩效指数（ERPI）进行观察，作为年均ERPI分子分母的出口发展指数，都是相应3年期年均指数。
（二）分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步调差异图1（1）示中国整体从1980年来3年期年均出口相对绩效指数（ERPD），指数最低值1.049，表明即使在低谷期，中国整体出口增长仍较世界其余地区强劲；分别在1980-1983年、1991-1994年、2001～2004年间，指数值达峰值1.107、1.113、1.154；因中国A区出口占比一直在80%以上，因此，1980年来，A区ERPD与中国整体大体类似。
图1（2）、1（3）分别按基于经营单位所在地、生产货源地（称方式I、Ⅱ）的中国出口分区，计算3年期年均出口相对绩效指数。2004年后，B、C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值走向和A区、和中国整体显著不同。2001～2004年前，A、B、C三区指数都趋升；此后A区趋降；B区先略降再升，至2005～2008年期，按方式I、Ⅱ，B区指数值均达历史最高，分别为1.185、1.158，然后再持续降至2008-2011年分别为1.036、1.010；C区先略降，再（按Ⅰ、Ⅱ方式）分别攀升至2008-2011年的1.203、1.140。分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步调差异初步提示，因要素成本优势仍相对明显，我国中低收入区货物出口仍处增速大幅强于中国外部世界发展阶段；高收入区出口增速相对强劲程度则可能正趋减弱。
（三）分区出口相对绩效指数和要素成本量化指标单变量回归为观察分区出口增长是否受要素成本水平影响，考虑以各省年度出口相对绩效指数（ERPIΥ）作为量化出口增长指标；再以人均GDP为基础，构建“要素成本率（FCR）=ln（人均GDP/当期世界人均GDP）指标，作为各省区要素成本相对高度度量。以FCR为自变量，以ERPI为应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观察要素成本高度对出口相对增速的影响。经探索，采用以下变量和样本方式，既便于A、B、C三区对比，也利于获有意义回归方程。（1）以（A、B、C）某区3年所有省份（包括直辖市和自治区，下同）组成样本；（2）以上年FCR为自变量。
表2中，以各省ERPIΥ为应变量，以FCRT-1为自变量的面板数据回归方程及其统计检验参数。按要素成本影响出口增长的理论逻辑，回归参数b1应为负。对A区样本。不论基于经营单位所在地、生产货源地（方式Ⅰ、Ⅱ）分区，均是“2009～2011年A区”至“2006～2008年A区”连续4个样本发生b1为负。
且到2009-2011年，影响弹性绝对值分别提升到0.121、0.151；方程（1）、（7）从统计检验上成立，方程及其检验参数较好符合理论假说，从统计检验和解释程度上看，基于生产货源地（方式Ⅱ）分区的方程（7）稍优于基于经营单位地（方式Ⅰ）分区的方程（1）。不过，即使是方程（7），其解释程度也只有28%，这表明此间收入水平虽对高收入区出口相对绩效有影响，但并不是主导影响变量。对照地，关于B、C区样本回归方程，未发现在连续样本期计量出负b1，且b1统计检验具统计显著性。这进一步提示，可能在2007年左右，我国高收入省区开始遇到要素成本水平提升影响出口绩效问题；而中低收入省区，要素成本抬升尚不足以阻碍出口增长。
二、基于分区样本以各省出口发展指数为应变量开展双变量回归
记中国第i省第T年出口发展指数为CPEDI（i，T），CPEDI（i，T）=第i省第T-1年出口额/第i省第T年出口额。就研究要素成本率（FCRT-1）对CPEDI（i，T）影响，着眼于提高解释程度，引入辅助自变量。辅助自变量应尽可能量化支持一省区贸易增长的国内外软硬环境条件。经探索，决定针对每一样本个体（第i省第T年），用中国其他所有省份第T年出口发展指数，记CEPEDI（i，T）；CEPEDI（i，T）=中国（除第i省外）第T年出口额/中国（除第i省外）第T-1年出口额，作为辅助自变量。表3列示以FCRT-1、CEPEDIT为自变量，CPEDIT为应变量的回归方程及其检验参数。
如表3中，（1）在2007～2011年3个A区样本，连续出现影响弹性为负，双变量对各省出口发展指数解释程度达87%～89%。（2）从检验参数Sig（tbt）上看，至2007-2009年，基于方式Ⅱ的A区样本的回归参数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至2008-2010年，基于（方式Ⅰ）A区样本的回归参数基本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随着时间推移，影响弹性绝对值（|b1）|）在逐步提升。可认为，2007年后，A区样本当年出口增长开始受到上年人均GDP的显著负弹性影响。（3）A区在2007年前的样本和B、C区在任何时期的样本，要素成本率对出口发展指数均未持续表现出持续的单一方向影响，计量出的b1表现为正值时居多，6b1不论为正为负，大部分时候统计显著性都不足。（4）就基于经营单位所在地、生产货源地（方式Ⅰ、Ⅱ）分区的计量方程比较而言，仍是基于生产货源地（方式Ⅱ）分区的方程统计显著性略高，影响弹性稍大（以2009～2011年样本而论，方式Ⅱ方程弹性绝对值0.133，稍高于基于方式Ⅰ的弹性绝对值0.120）。总结地说，双变量回归进一步确认，2007年后，我国高收入区出口增速开始受要素成本负弹性影响；中低收入区出口增速尚未受到这种影响。 三、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通过回归分析表明，2007年后，要素成本开始负向影响高收入组出口增长。然而，这并不表明今后中国出口增长会逐步趋向停滞，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必然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可继续梳理和细化上文数量分析。
首先，高收入组出口增幅只是一定程度受削弱。可结合计量结果，估算出口增幅所受影响。假定高收入区人均GDP增速相比全球能快10%，则体现在要素成本率上是△FCR=ln（1.1）=0.095，乘以如方程（34）示计量出的影响弹性值（-0.133），表明未来高收入区受到的影响是：在其他因素推动形成的指数值基础上下调0.133x0.095=0.013，对增长率而言是下调1.3个百分点。这表明，高收入组遇到的收入水平负向影响，只是在其他条件决定的高增长率基础上少量下调。这也意味着，只要中国出口整体上仍维持较高增长率，仍会带动位于高收入省份出口增长率处较高水平，尽管这种增长会不如以前那样强劲。
其次，中低收入组出口增长仍相对强劲，且增长将很长时间不受收入水平负向影响。以2007年作为A区出口增长受人均GDP显著负向影响起始年，影响变量所属年份是2006年，2006年A区人均GDP最高省区上海市人均GDP和全球人均GDP比率在0.9左右，假定这一比率阀值对B、C区也适用。再假定2011年后全球人均GDP年增速仍和2000～2011年均增速（5.95%）大致相当，且2011年中国B、C区人均GDP最高省份（如表1，吉林省、青海省）人均GDP年增速能达10%，那也要等到2022年，B区人均GDP最高省份上述比率才抵达阀值；要等到2029年，C区人均GDP最高省份才抵达阀值，据此B、C区出口增长受到来自收入水平的显著负影响年份分别为2023、2030年，换言之，2011年后，B、C区出口仍能“享有”分别约12、19年的“无收入水平约束”高增长。
最后，中国整体出口不会停止增长，但增速会逐渐回落。如上分析，仅2009～2011年面板数据样本计量出来的影响弹性，中国收入水平最高若干省份年出口增速下调幅度在1.3%左右，今后影响弹性值可能会继续上升；随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上升。会有越来越多省份进入到“收入水平接近乃至超越全球平均水平，出口增速受到负向影响”行列；即使假定中国B、C区省份能像过去A区省份那样，依靠低要素成本启动乃至维系高速增长，但因中西部省份贸易和商务成本毕竟高于东部省份，这可能导致出口增长受要素成本负向影响的人均GDP阀值降低和时间提前。
基于以人均GDP为影响变量的出口增长分区数量分析，结合参考本文第一节所提到文献，本文提出，可考虑从以下方面，增强我国货物出口增长可持续性。
——高收入省区出口转型升级。高收入省份要素成本优势将逐渐不复存在，应通过技术管理创新和产业结构转换。在要素成本之外创建新比较优势点。
——改善中低收入省区贸易的软硬环境，充分发挥其要素成本优势。今后相当长时间，中低收入省份在要素成本方面仍将保持优势，应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对外开放管理和服务水平，促使中低收入省区要素成本优势充分发挥。
——强化省区间经济联系，实现不同收入水平省区优势互补。可通过中西部面向东部招商引资、中西部在东部人员回乡创业等方式，将原来集聚在东部的劳动密集和成本优势型外向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则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并尽可能为中西部提供贸易通道和配套服务，力图在贸易增长上，在东中西部之间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2000～2008年间，我国货物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4.4%，如上所述，因今后越来越多省区将因要素成本上升导致出口增速逐步回落，但如果高中低收入区都采取恰当竞争合作策略，预计未来中国货物出口仍将维持可观增长率，中国经济增长也将轻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徐强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参考文献：
陈平，欧燕.2011.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FDI地区转移的影响——来自工业企业数据和FDI空间效应的证据[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邸玉娜，李月.201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分析——基于出口产品密度的视角[J].经济科学（4）.
韩栋.201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分析[J].中国证券期货（10）.
何龙斌.2009.我国区际产业转移的特点、问题与对策[J].经济纵横（9）.
李生明，葛岳静，英丽娜.2010.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产业结构转换能力评价[J].资源与产业（3）：59-55.
刘厚俊，王丹利2011.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3）.
刘志忠，杨海余、王耀中.2007.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之源[J].经济评论（1）.
江静，路瑶2010.要素价格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基于ISIC的跨国比较[J].统计研究（8）.
马双.2011.劳动力成本变化与制造业企业行为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马岩.2009.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J].经济学动态（7）.
杨汝岱.2008.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4-2005年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8）.
张庆昌.2011.工资、出口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1979-2009[J].财经研究（4）.
中国国家统计局.1992-2012.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2[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周怀峰，陈哲彬.2006.广东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实证分析[J].岭南学刊（5）.
曾国华.王跃梅.2011.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竞争力——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J].财经论丛（3）.
Hausmann.R.，and Klinger，B.，2006.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Patter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ProductSpace[R].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August，No.128.
UNCTAD.2012.Online Database[DB/OL].http：//unctad.org/en/Pages/Statistics.aspx.
World Bank.2007.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R].Washington.
World Bank.2013.How we Classifiv Countries[EB/OL].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
（责任编校杨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