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07年6月29日，拿到一审判决书的罗亮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妻子于红走了一年多了，儿子也离开这个伤心地回老家上学了，如今的家已经不能叫“家”了。 2007年7月5日，本刊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附近的大耳胡同，于红出事前曾在这里居住了4年。 留给亲人的回忆 在于红二姐夫的指引下，本刊记者走进一个小四合院。刚走进院，他就指着有些零乱的院子说：“以前于红还在的时候，都是她打扫院子，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 记者走进的屋子只有几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电脑桌，一张茶几，几把椅子，除此之外，这间小屋再也放不下什么了。于红的丈夫罗亮说这是于红弟弟的房间，之前他和于红就租住在这间屋的隔壁，于红出事以后，他怕睹物思人，就将屋子转租出去了。 坐在床沿的于弟，一直低着头，不停地向记者重复着最后一次见姐姐的情景。“那天是星期六，因为第二天我还有事，姐姐很早就催我睡觉了。晚上11点47分，我正好看了看表，姐姐来到我的房间，她说她要出去找我姐夫，从我这里拿走了100块钱。也不知道那晚我为什么那么困，我躺在床上没有动。迷迷糊糊地就知道姐姐打着伞刚一出门，伞就坏了，她又回来换了一把。我还隐约听到姐姐和邻居大姐说话。” 于弟说，那天晚饭姐姐为他做的面条特别香，但他怎么也没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吃姐姐做的面条了。 听到小舅提及阿姨做的面条，站在一旁的于红的外甥女已经泣不成声。“我来北京后，按老家的风俗阿姨是要给我做面条吃的，可是阿姨一直很忙没给我做。出事那天晚上，阿姨本来是要给我做面条的，可是我说‘阿姨，我已经很饱了，不要给我做了’。没想到，阿姨走了，我那碗面条到现在都没有吃着，永远也吃不着了。” 于红的外甥女越说越伤心，她对阿姨的回忆还停留在出事的那晚。那天，她整晚都和阿姨在房间里聊天，其间，阿姨不停地给姨夫打电话。虽然打电话时阿姨刻意避开她，但她还是听到阿姨用家乡话和姨夫吵架。“当时我还劝阿姨，说‘阿姨你别打了，姨夫不会有事的’，可她还是不停地给姨夫打电话。快到12点的时候，她说要出去，我知道她要去接姨夫，就没多问，睡下了。”她最后一眼看阿姨，只是一个出门的背影。 于红出门前从外甥那里借来小灵通，走到大门口时见邻居大姐还没睡，就打了声招呼。“昨晚她还跟我说话来着。”虽然事发已经一年多了，可是邻居大姐始终觉得于红“昨晚”还在和自己说话。“我告诉她雨打在窗外的塑料布上特别吵，睡不着觉，她说‘明天我帮着你摘下来’。”没想到于红没有等到“明天”。 第一个发现于红不在的是她的外甥。“那天凌晨1点钟左右，我被三姨叫醒了，她借走了我的小灵通，说是出去找姨夫。可是三姨走后，一直没回来，早晨6点多，我打小灵通，发现已经关机了。” 于红的外甥害怕三姨有什么不测，就给小姨打了电话。于红的妹妹租住的房子离姐姐家不远，她说那天挂了外甥的电话，她赶紧联系姐夫，可是姐夫也不知道姐姐去哪儿了。那时已经接近中午，她赶紧给儿子做了点饭，就匆匆出来找姐姐。 “我刚出门，就听邻居说，南新华街那边有个20多岁的女人死了。我想我姐已经30多岁了，应该不是她，但我还是忍不住过去看。到那时，警察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围观的人特别多，我姐夫也站在一边。就听里面有人说‘抬出来了’，也不知道我哪儿来的那么大胆，拼命地往里挤。尸体被布包起来放到车上。这时，有一个警察拿着衣服和鞋出来了，我一看就是我姐的，我当时就傻在那儿了。姐夫也看到姐姐的衣服了，挤了过来。我们要求看看我姐，可警察说‘你们别看了，别说你们家属了，我们看了都接受不了，太惨了’。我连我姐姐最后一面都没看到。”说到此，于妹放声大哭。 曾经的幸福已经不再 就在别人回忆于红的时候，罗亮静静地坐在床头，手里拿着妻子生前的近照，默默地流着泪。 罗亮真的不想再回忆那晚发生的事，那种发自内心的悔与痛，让他无法承受。如果那晚不是他回来得太晚，如果那晚不是他喝了太多的酒，也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罗亮接到妻子打给他的最后一通电话，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妻子说在胡同门口的一家礼品店等他，可是凌晨2点多他打车回来时，并没有看到妻子。当时，酒精已经麻醉了他的大脑，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回到家里倒头便睡了。他根本不知道，此时的妻子正在遭受折磨。他曾与被毒打的妻子近在咫尺，却永远地失去了她。 说起15年恩爱的夫妻生活，罗亮极力克制的泪水再次流下来。 1992年，自由恋爱一年的罗亮和于红步入婚姻的红地毯，并在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小彤。为了糊口，于红在村里开了一家小理发店，罗亮没事的时候过去帮忙。虽然一家人过得并不富裕，但于红很满足。 2000年，只因为于红二姐夫的一句“你们在老家生活太困难了，来北京吧，可以过好一点的生活”，罗亮来到北京，投奔当时做生意已经小有成就的二姐夫。随后，于红的弟弟和妹妹相继来了北京。2001年，罗亮将于红和儿子小彤也接到北京，一大家人在北京团聚了。 来到北京后，于红在姐夫的公司帮忙，罗亮则开了属于自己的店。“她基本上在家里，帮我和姐夫接接电话、发发传真。另外，一大家子人的起居和孩子的接送都由她来照顾。她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家庭主妇，不管我在外面能不能挣到钱，她从来不问，也不会责怪我，她只想一家人过得好，家庭美满就行。” “她很贤惠，每天别管我回来多晚，她都会等我一起吃饭。我一进门，她就把洗脸水、洗脚水端过来。这些我永远都忘不了。”说话时，罗亮手里一直拿着于红的照片，泪水大滴大滴地落在地上。 妻子出事以后，罗亮再也无心经营自己的店了，他将生意都交给了别人。“以前一回家，就听见她有说有笑的，现在她走了，家破人亡了，家不像家了。”罗亮用手狠狠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一脸的悲痛。 儿子已经离开伤心地 记者的这次采访，没有见到于红的儿子小彤，罗亮说他已经回浙江老家去上学了。 事发前一年的9月，小彤顺利地通过“小升初”，进入北京市第四十三中学读书。事发时，正是小彤期末考试前期，遭受失去母亲打击的他，再也无心上学了。 “他妈出事后，小彤变得更懂事了，他从来不问他妈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他知道如果问我，我会伤心。”罗亮说虽然小彤嘴上不问，却常常坐在家里哭。 那年的暑假过后，小彤突然对罗亮说：“把我送回老家上学吧，我再也不想在北京上学了，因为每天上学都要路过妈妈被打死的地方，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虽然在小彤临走前，于红的妹妹一再叮嘱他“每个星期都要给阿姨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很好”，但是她始终没有接到过小彤的电话。 如今，于红的案子已经有了一审判决，但罗亮没敢告诉小彤，只因为小彤曾对他说：“我也是未成年人，我去杀人也没事。”罗亮不敢想像于红的死对小彤的打击有多大，他只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小彤感觉到“家”的温暖。 目前，小彤在浙江的一家寄宿学校，重读初一。 被公认的好人 于红曾经居住的这家四合院里住了五六户人家，于红与他们相处得极为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样，谁家有什么事她都热心地帮忙。得知于红惨死，邻居都哭了。“这么好的人，太可惜了，死得太惨了，我们都特别难受！”一位邻居见到记者后，叹着气说。 “我姐是人见人爱的那种，性格特别开朗，脸上总挂着笑容，连我的邻居见了我都说‘你姐人怎么这么好啊’。姐每次做了好吃的东西都会端给邻居们一起吃。别看我姐平日里特别节省，但只要老家来人了，即使是不太熟的人，姐姐也特别热情，做平日里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饭菜招待人家。”于妹哭着说。 于弟说姐姐特别能包容人，他清楚地记得他们刚刚搬到这里来时，有一家邻居是北京人，“他看不起我们外地人，所以从来不和我们说话。有一次姐姐将一双鞋晾在院里，他觉得姐姐把鞋晾在他的地方了，就把鞋扔了。我姐根本就没有生气，反而做了好吃的还端给他们吃，慢慢地竟感动了他们一家人，后来他们与我们的关系特别好。” 至今于弟还记得姐姐常对他说的话：“身在外地，首先要自己做好，然后别人才会对你好。” 至今没有听到“对不起” 于红的弟弟告诉记者，姐姐是个极其爱惜生命的人。 “有一次，我家门没锁，有个陌生人进来了，鬼鬼祟祟的，被我发现了，我就大声喊‘有贼’，那个人说他不是贼，是要饭的，我不信，和他争执了两句，他就跑了。后来我把这事说给我姐听，她吓了一跳，说‘你千万不要喊呀，万一真是贼，他一狠心打伤了你怎么办？东西被他偷走没关系，性命是最要紧的’。”于弟说，姐姐是一个如此爱惜生命的人，偏偏她的生命却被人轻意地夺走了。 “她死得特别惨，被打得面目全非。警察让我们认尸时，我们根本认不出来，如果不是写着她的名字，我们都不敢认。”罗亮说，火化那天，儿子第一次见到被打后的于红，他哭着说什么也不进去，嘴里喊着：“那不是我妈妈，我妈妈不是这样的。” “我们原本想给我姐整整容，可是人家说她那个样子根本没法整，已经变形了。”于妹哭着说：“姐姐死后，她被打后的样子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每次我都会哭醒。” “事情到现在了，几个凶手的家人也没给我们一个解释，哪怕打电话安慰我们一句也好呀！他们一点都不觉得对不起我们，从来都没听他们说过一句‘对不起’。我姐和他们无冤无仇的，活活地被他们打死了啊！”于妹哭得哽咽不止，屋里人也都跟着落泪。 将近两个小时的采访，哭声从未停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8月上半月刊）
提要：2007年6月29日，拿到一审判决书的罗亮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妻子于红走了一年多了，儿子也离开这个伤心地回老家上学了，如今的家已经不能叫“家”了。 2007年7月5日，本刊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附近的大耳胡同，于红出事前曾在这里居住了4年。 留给亲人的回忆 在于红二姐夫的指引下，本刊记者走进一个小四合院。刚走进院，他就指着有些零乱的院子说：“以前于红还在的时候，都是她打扫院子，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 记者走进的屋子只有几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电脑桌，一张茶几，几把椅子，除此之外，这间小屋再也放不下什么了。于红的丈夫罗亮说这是于红弟弟的房间，之前他和于红就租住在这间屋的隔壁，于红出事以后，他怕睹物思人，就将屋子转租出去了。 坐在床沿的于弟，一直低着头，不停地向记者重复着最后一次见姐姐的情景。“那天是星期六，因为第二天我还有事，姐姐很早就催我睡觉了。晚上11点47分，我正好看了看表，姐姐来到我的房间，她说她要出去找我姐夫，从我这里拿走了100块钱。也不知道那晚我为什么那么困，我躺在床上没有动。迷迷糊糊地就知道姐姐打着伞刚一出门，伞就坏了，她又回来换了一把。我还隐约听到姐姐和邻居大姐说话。” 于弟说，那天晚饭姐姐为他做的面条特别香，但他怎么也没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吃姐姐做的面条了。 听到小舅提及阿姨做的面条，站在一旁的于红的外甥女已经泣不成声。“我来北京后，按老家的风俗阿姨是要给我做面条吃的，可是阿姨一直很忙没给我做。出事那天晚上，阿姨本来是要给我做面条的，可是我说‘阿姨，我已经很饱了，不要给我做了’。没想到，阿姨走了，我那碗面条到现在都没有吃着，永远也吃不着了。” 于红的外甥女越说越伤心，她对阿姨的回忆还停留在出事的那晚。那天，她整晚都和阿姨在房间里聊天，其间，阿姨不停地给姨夫打电话。虽然打电话时阿姨刻意避开她，但她还是听到阿姨用家乡话和姨夫吵架。“当时我还劝阿姨，说‘阿姨你别打了，姨夫不会有事的’，可她还是不停地给姨夫打电话。快到12点的时候，她说要出去，我知道她要去接姨夫，就没多问，睡下了。”她最后一眼看阿姨，只是一个出门的背影。 于红出门前从外甥那里借来小灵通，走到大门口时见邻居大姐还没睡，就打了声招呼。“昨晚她还跟我说话来着。”虽然事发已经一年多了，可是邻居大姐始终觉得于红“昨晚”还在和自己说话。“我告诉她雨打在窗外的塑料布上特别吵，睡不着觉，她说‘明天我帮着你摘下来’。”没想到于红没有等到“明天”。 第一个发现于红不在的是她的外甥。“那天凌晨1点钟左右，我被三姨叫醒了，她借走了我的小灵通，说是出去找姨夫。可是三姨走后，一直没回来，早晨6点多，我打小灵通，发现已经关机了。” 于红的外甥害怕三姨有什么不测，就给小姨打了电话。于红的妹妹租住的房子离姐姐家不远，她说那天挂了外甥的电话，她赶紧联系姐夫，可是姐夫也不知道姐姐去哪儿了。那时已经接近中午，她赶紧给儿子做了点饭，就匆匆出来找姐姐。 “我刚出门，就听邻居说，南新华街那边有个20多岁的女人死了。我想我姐已经30多岁了，应该不是她，但我还是忍不住过去看。到那时，警察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围观的人特别多，我姐夫也站在一边。就听里面有人说‘抬出来了’，也不知道我哪儿来的那么大胆，拼命地往里挤。尸体被布包起来放到车上。这时，有一个警察拿着衣服和鞋出来了，我一看就是我姐的，我当时就傻在那儿了。姐夫也看到姐姐的衣服了，挤了过来。我们要求看看我姐，可警察说‘你们别看了，别说你们家属了，我们看了都接受不了，太惨了’。我连我姐姐最后一面都没看到。”说到此，于妹放声大哭。 曾经的幸福已经不再 就在别人回忆于红的时候，罗亮静静地坐在床头，手里拿着妻子生前的近照，默默地流着泪。 罗亮真的不想再回忆那晚发生的事，那种发自内心的悔与痛，让他无法承受。如果那晚不是他回来得太晚，如果那晚不是他喝了太多的酒，也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罗亮接到妻子打给他的最后一通电话，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妻子说在胡同门口的一家礼品店等他，可是凌晨2点多他打车回来时，并没有看到妻子。当时，酒精已经麻醉了他的大脑，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回到家里倒头便睡了。他根本不知道，此时的妻子正在遭受折磨。他曾与被毒打的妻子近在咫尺，却永远地失去了她。 说起15年恩爱的夫妻生活，罗亮极力克制的泪水再次流下来。 1992年，自由恋爱一年的罗亮和于红步入婚姻的红地毯，并在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小彤。为了糊口，于红在村里开了一家小理发店，罗亮没事的时候过去帮忙。虽然一家人过得并不富裕，但于红很满足。 2000年，只因为于红二姐夫的一句“你们在老家生活太困难了，来北京吧，可以过好一点的生活”，罗亮来到北京，投奔当时做生意已经小有成就的二姐夫。随后，于红的弟弟和妹妹相继来了北京。2001年，罗亮将于红和儿子小彤也接到北京，一大家人在北京团聚了。 来到北京后，于红在姐夫的公司帮忙，罗亮则开了属于自己的店。“她基本上在家里，帮我和姐夫接接电话、发发传真。另外，一大家子人的起居和孩子的接送都由她来照顾。她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家庭主妇，不管我在外面能不能挣到钱，她从来不问，也不会责怪我，她只想一家人过得好，家庭美满就行。” “她很贤惠，每天别管我回来多晚，她都会等我一起吃饭。我一进门，她就把洗脸水、洗脚水端过来。这些我永远都忘不了。”说话时，罗亮手里一直拿着于红的照片，泪水大滴大滴地落在地上。 妻子出事以后，罗亮再也无心经营自己的店了，他将生意都交给了别人。“以前一回家，就听见她有说有笑的，现在她走了，家破人亡了，家不像家了。”罗亮用手狠狠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一脸的悲痛。 儿子已经离开伤心地 记者的这次采访，没有见到于红的儿子小彤，罗亮说他已经回浙江老家去上学了。 事发前一年的9月，小彤顺利地通过“小升初”，进入北京市第四十三中学读书。事发时，正是小彤期末考试前期，遭受失去母亲打击的他，再也无心上学了。 “他妈出事后，小彤变得更懂事了，他从来不问他妈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他知道如果问我，我会伤心。”罗亮说虽然小彤嘴上不问，却常常坐在家里哭。 那年的暑假过后，小彤突然对罗亮说：“把我送回老家上学吧，我再也不想在北京上学了，因为每天上学都要路过妈妈被打死的地方，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虽然在小彤临走前，于红的妹妹一再叮嘱他“每个星期都要给阿姨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很好”，但是她始终没有接到过小彤的电话。 如今，于红的案子已经有了一审判决，但罗亮没敢告诉小彤，只因为小彤曾对他说：“我也是未成年人，我去杀人也没事。”罗亮不敢想像于红的死对小彤的打击有多大，他只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小彤感觉到“家”的温暖。 目前，小彤在浙江的一家寄宿学校，重读初一。 被公认的好人 于红曾经居住的这家四合院里住了五六户人家，于红与他们相处得极为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样，谁家有什么事她都热心地帮忙。得知于红惨死，邻居都哭了。“这么好的人，太可惜了，死得太惨了，我们都特别难受！”一位邻居见到记者后，叹着气说。 “我姐是人见人爱的那种，性格特别开朗，脸上总挂着笑容，连我的邻居见了我都说‘你姐人怎么这么好啊’。姐每次做了好吃的东西都会端给邻居们一起吃。别看我姐平日里特别节省，但只要老家来人了，即使是不太熟的人，姐姐也特别热情，做平日里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饭菜招待人家。”于妹哭着说。 于弟说姐姐特别能包容人，他清楚地记得他们刚刚搬到这里来时，有一家邻居是北京人，“他看不起我们外地人，所以从来不和我们说话。有一次姐姐将一双鞋晾在院里，他觉得姐姐把鞋晾在他的地方了，就把鞋扔了。我姐根本就没有生气，反而做了好吃的还端给他们吃，慢慢地竟感动了他们一家人，后来他们与我们的关系特别好。” 至今于弟还记得姐姐常对他说的话：“身在外地，首先要自己做好，然后别人才会对你好。” 至今没有听到“对不起” 于红的弟弟告诉记者，姐姐是个极其爱惜生命的人。 “有一次，我家门没锁，有个陌生人进来了，鬼鬼祟祟的，被我发现了，我就大声喊‘有贼’，那个人说他不是贼，是要饭的，我不信，和他争执了两句，他就跑了。后来我把这事说给我姐听，她吓了一跳，说‘你千万不要喊呀，万一真是贼，他一狠心打伤了你怎么办？东西被他偷走没关系，性命是最要紧的’。”于弟说，姐姐是一个如此爱惜生命的人，偏偏她的生命却被人轻意地夺走了。 “她死得特别惨，被打得面目全非。警察让我们认尸时，我们根本认不出来，如果不是写着她的名字，我们都不敢认。”罗亮说，火化那天，儿子第一次见到被打后的于红，他哭着说什么也不进去，嘴里喊着：“那不是我妈妈，我妈妈不是这样的。” “我们原本想给我姐整整容，可是人家说她那个样子根本没法整，已经变形了。”于妹哭着说：“姐姐死后，她被打后的样子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每次我都会哭醒。” “事情到现在了，几个凶手的家人也没给我们一个解释，哪怕打电话安慰我们一句也好呀！他们一点都不觉得对不起我们，从来都没听他们说过一句‘对不起’。我姐和他们无冤无仇的，活活地被他们打死了啊！”于妹哭得哽咽不止，屋里人也都跟着落泪。 将近两个小时的采访，哭声从未停息。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8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