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出席大师论坛:请读者忘记[乡愁]

[导读]《乡愁》是我40年前写的,那个时候在大陆文革的后期,所以我心情很暗淡,认为此生也许回不去大陆了。《乡愁》之类的诗我写了至少有二三十首。

余光中

从左至右:石川、余光中、孙甘露

“《乡愁》好像变成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如果有想认识我,喜欢诗的话,可以把这首诗暂时忘掉。”在《诗的世纪》大师论坛上,诗人余光中如是说。

10月26日,腾讯文化、腾讯书院携手上海电影博物馆、目宿媒体、中华艺术宫、上海电影资料馆于上海举办大师论坛《诗的世纪》,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教授担任主持,诗人余光中与作家孙甘露跨越海峡展开文学对谈。

当代诗歌成就需在百年后检验

余光中最喜欢的诗人都是中国的大师,从屈原、李白、杜甫到苏东坡,而工作上因为在外文系教学,所以也密切接触英美文学。余光中笑称,“所以一度是人格分裂的,是公私分明的。”

“古典诗可以终生读,不一定是为了要写。因为里面含有他的智慧,不仅仅是他的诗体,有各种东西可以学。至于自由诗,到现在为止也还不到一百年。”就自己的创作经验,余光中说,“格律诗就是写得太保守、太有规律,所以内容矜持。到了30年代写自由诗,跳出了韵文化的陷阱,立刻又跳进了散文化的陷阱。所以这两者都要避免。”现在写诗歌文章,余光中常常以白话为主调,需要铿锵有力、诉诸权威、引人深思时,他会加入文言文。

有人担忧诗歌已死,关于诗歌在当下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余光中非常乐观,“从‘五四’以来,新文学家很多擅长写诗,像鲁迅、陈寅恪等等。现在流行歌曲的歌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诗。我们这个时代诗的成果如何,贡献如何,恐怕还要更长的时间来回顾。”孙甘露以杜甫为例,诗人在辞世200年之后才形声誉,一个时代对诗歌的了解和认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来从各方面观察。

国家不幸诗家幸,痛苦愤怒出诗人?

余光中自称“我这一生很不幸”,前半生遭遇了两个战争,第一次是中日战争,第二次就是内战。这个痛苦是个人的也是整个民族的,是小我的也是大我的,由不得你作主,不得不经历。因为战争离开故乡,余光中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乡愁》。“国家不幸诗家幸,战争影响全国人民。可是对于诗来讲,杜甫如果没有经历安史之乱,他的许多写实诗就没有了,李白和白居易的诗里也有写到战乱。”

两次的战争面临的是暴力,余光中去台湾之后则承受日常生活的压力,压力对一个人的伤害不可小看,它24小时不放手,连做恶梦时都会在那里。每个时代都面临着他不同的苦难,比如说在大陆有一胎化、上学、考研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遭遇战争不见得就很平凡,‘宅男’也能够成大事业,哲学家康德和苏本华没有什么旅游经验,他们照样思想可以很发达。‘宅男’也好‘浪子’也好,都可以写诗。”

在‘宅男’之外,余光中还谈到‘愤青’,“西方也说是Angry Young Man,英国出了一些愤青,美国出了一些嬉皮,他们希望回归心灵,所以远离美国文化中心纽约、芝加哥,跑到西部去,或者改信佛教,海明威那一代人不晓得要找什么东西,就跑到巴黎。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趋势。我有时候也很愤怒,不过我觉得愤怒对解决问题的效果不如幽默感好。幽默,就是你不正面迎敌。李小龙拳打得好,他先要学会如何躲、避。如果每一次都硬工夫去接招,还是消耗得很厉害。幽默是把问题转一个弯来处理,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幽默感,他日子很难过。”

孙甘露对于“国家不幸诗家幸” 另有一番解读,“如有幸生活在和平时期当然好,没有人喜欢战乱年代,那都是迫不得已。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环境无法选择,不会为了写好诗就喜欢战乱时代。身边的琐事也可以造成伟大的作品,卡夫卡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一个生活琐碎的公务员,每天去机关上班,跟诗词描绘的历史场景完全不同,但是这不妨碍他写出伟大的作品,我想诗歌也是一样的。”

艺术家是否有出格的特权?

近日,因为诗人顾城自杀20周年,而引发了关于“诗意与残忍”的讨论。艺术家是否有所谓的特权去做一些出格的事?孙甘露谈到,“顾城当然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有人给他找了很多原因,也有人认为你并没有这样的特权。有一句话‘这个诗人,可能在历史上是伟大的,但是住在你隔壁,就是讨厌的,你要被他搞死了。’我开始也理解顾城的这种行为,后来误了顾城最后生活的那个岛,待了两三个小时以后,我突然觉得我能够理解他了。因为那个岛上太安静了,耳边就能听到呼呼的风声,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顾城以前在国内是一个生活在鲜花、掌声、人们赞美声中的一个人,他生活再一个喧闹的环境中。突然到这样一个寂静的、寂寞的环境中,他是不是有些不适应?我在想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我在那个岛上生活一两个月以后,我估计也跟顾城差不多。”

诗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是选择寂寞,还是出入市井?余光中坦言自己的生活方式很寻常,“吃过饭有时候我帮太太洗碗。她去买菜,我开车送她去。唯独陪我太太或女儿去Shopping,比较不耐烦,因为她们看来看去都不能决定要不要买,我站在旁边,手足无措。”

余光中:《乡愁》遮住了我的脸

对于大陆作者最熟悉的《乡愁》,余光中对这首诗作抱有复杂的感情,“《乡愁》是我40年前写的,那个时候在大陆文革的后期,所以我心情很暗淡,认为此生也许回不去大陆了。《乡愁》之类的诗我写了至少有二三十首。后来《乡愁》在大陆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会背,所以小兵立大功。可是他也妨碍我,因为它好像变成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最近台湾还有一位音乐家把《乡愁》谱成了南管,也有人谱成苏州评弹,还也谱成歌曲的,总共有十几个以上。因为我很多诗跟《乡愁》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人想认识我,喜欢诗的话,可以把这首诗暂时忘掉。”

为何40年前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创作的乡愁,至今仍然打动许多年轻一代的读者?余光中认为,即便现在交通很发达,有高铁、飞机、手机,现代人和现代人之间的沟通非常方便,就没有离乡背井的感觉了,但乡愁仍然存在。孙甘露认为,“所谓的乡愁,就是一种回不去的状态,并不是指一个特殊的地点,可以说是故乡,也许是精神上的故乡或者各种意义上的故乡,那种冲动。”

文学永远是电影的根

“他们在岛屿写作,台湾文学电影展”将电影和文学紧紧的联系在一切,五位电影导演诠释了台湾六位最重要的文学家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他们文学根源的那个时代,永久性的记录.

上海电影博物馆馆长任仲伦在致辞中提到,“文学和电影这个话题,实际上从电影一诞生开始就一直存在。1895年世界第一次放映电影,很多的观众去观看,但基本上都是凑热闹的。十多年以后电影这个新的样式跟文学跟戏剧结合起来,100多年长盛不衰的电影史就诞生了。所以我们讲电影离不开文学,文学永远是电影的根。在一个目前越来越弱小,越来越淡化文学淡化戏剧的情况下,我们探索一种新的电影表述,我觉得是有价值的。这不是一种新的探索,实际上是一种维护,维护文学的宁静和维护文学的价值,维护文学对电影的贡献,举行此次活动,我觉得对于上海电影,对于中国电影来讲都是很有价值的。”

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华艺术宫馆长施大畏表示此次影展是中华艺术宫和上海电影博物馆实现战略合作的又一探索,希望立足于艺术这个核心,通过文学、美术、电影的相融相映,将更优质的文化产品贡献给广大的市民。

目宿媒体总监制陈传兴谈到《他们在岛屿写作》在传统定义的纪录片跟商业电影之间开辟了一条路线,将文学通过影音、影像的形式推向大众,让文学在网络时代,在阅读的行为逐渐被稀释淡忘的时代,重新燃起新的火花。

今年5月,腾讯文化首次向大陆网友介绍《他们在岛屿写作》台湾文学大师纪录片,即引发对文学电影的热烈关注,电影界及文学界的诸多艺术家、作家、学者参与到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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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乡愁》是我40年前写的,那个时候在大陆文革的后期,所以我心情很暗淡,认为此生也许回不去大陆了。《乡愁》之类的诗我写了至少有二三十首。

余光中

从左至右:石川、余光中、孙甘露

“《乡愁》好像变成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如果有想认识我,喜欢诗的话,可以把这首诗暂时忘掉。”在《诗的世纪》大师论坛上,诗人余光中如是说。

10月26日,腾讯文化、腾讯书院携手上海电影博物馆、目宿媒体、中华艺术宫、上海电影资料馆于上海举办大师论坛《诗的世纪》,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教授担任主持,诗人余光中与作家孙甘露跨越海峡展开文学对谈。

当代诗歌成就需在百年后检验

余光中最喜欢的诗人都是中国的大师,从屈原、李白、杜甫到苏东坡,而工作上因为在外文系教学,所以也密切接触英美文学。余光中笑称,“所以一度是人格分裂的,是公私分明的。”

“古典诗可以终生读,不一定是为了要写。因为里面含有他的智慧,不仅仅是他的诗体,有各种东西可以学。至于自由诗,到现在为止也还不到一百年。”就自己的创作经验,余光中说,“格律诗就是写得太保守、太有规律,所以内容矜持。到了30年代写自由诗,跳出了韵文化的陷阱,立刻又跳进了散文化的陷阱。所以这两者都要避免。”现在写诗歌文章,余光中常常以白话为主调,需要铿锵有力、诉诸权威、引人深思时,他会加入文言文。

有人担忧诗歌已死,关于诗歌在当下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余光中非常乐观,“从‘五四’以来,新文学家很多擅长写诗,像鲁迅、陈寅恪等等。现在流行歌曲的歌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诗。我们这个时代诗的成果如何,贡献如何,恐怕还要更长的时间来回顾。”孙甘露以杜甫为例,诗人在辞世200年之后才形声誉,一个时代对诗歌的了解和认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来从各方面观察。

国家不幸诗家幸,痛苦愤怒出诗人?

余光中自称“我这一生很不幸”,前半生遭遇了两个战争,第一次是中日战争,第二次就是内战。这个痛苦是个人的也是整个民族的,是小我的也是大我的,由不得你作主,不得不经历。因为战争离开故乡,余光中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乡愁》。“国家不幸诗家幸,战争影响全国人民。可是对于诗来讲,杜甫如果没有经历安史之乱,他的许多写实诗就没有了,李白和白居易的诗里也有写到战乱。”

两次的战争面临的是暴力,余光中去台湾之后则承受日常生活的压力,压力对一个人的伤害不可小看,它24小时不放手,连做恶梦时都会在那里。每个时代都面临着他不同的苦难,比如说在大陆有一胎化、上学、考研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没有遭遇战争不见得就很平凡,‘宅男’也能够成大事业,哲学家康德和苏本华没有什么旅游经验,他们照样思想可以很发达。‘宅男’也好‘浪子’也好,都可以写诗。”

在‘宅男’之外,余光中还谈到‘愤青’,“西方也说是Angry Young Man,英国出了一些愤青,美国出了一些嬉皮,他们希望回归心灵,所以远离美国文化中心纽约、芝加哥,跑到西部去,或者改信佛教,海明威那一代人不晓得要找什么东西,就跑到巴黎。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趋势。我有时候也很愤怒,不过我觉得愤怒对解决问题的效果不如幽默感好。幽默,就是你不正面迎敌。李小龙拳打得好,他先要学会如何躲、避。如果每一次都硬工夫去接招,还是消耗得很厉害。幽默是把问题转一个弯来处理,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幽默感,他日子很难过。”

孙甘露对于“国家不幸诗家幸” 另有一番解读,“如有幸生活在和平时期当然好,没有人喜欢战乱年代,那都是迫不得已。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环境无法选择,不会为了写好诗就喜欢战乱时代。身边的琐事也可以造成伟大的作品,卡夫卡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一个生活琐碎的公务员,每天去机关上班,跟诗词描绘的历史场景完全不同,但是这不妨碍他写出伟大的作品,我想诗歌也是一样的。”

艺术家是否有出格的特权?

近日,因为诗人顾城自杀20周年,而引发了关于“诗意与残忍”的讨论。艺术家是否有所谓的特权去做一些出格的事?孙甘露谈到,“顾城当然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有人给他找了很多原因,也有人认为你并没有这样的特权。有一句话‘这个诗人,可能在历史上是伟大的,但是住在你隔壁,就是讨厌的,你要被他搞死了。’我开始也理解顾城的这种行为,后来误了顾城最后生活的那个岛,待了两三个小时以后,我突然觉得我能够理解他了。因为那个岛上太安静了,耳边就能听到呼呼的风声,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顾城以前在国内是一个生活在鲜花、掌声、人们赞美声中的一个人,他生活再一个喧闹的环境中。突然到这样一个寂静的、寂寞的环境中,他是不是有些不适应?我在想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我在那个岛上生活一两个月以后,我估计也跟顾城差不多。”

诗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是选择寂寞,还是出入市井?余光中坦言自己的生活方式很寻常,“吃过饭有时候我帮太太洗碗。她去买菜,我开车送她去。唯独陪我太太或女儿去Shopping,比较不耐烦,因为她们看来看去都不能决定要不要买,我站在旁边,手足无措。”

余光中:《乡愁》遮住了我的脸

对于大陆作者最熟悉的《乡愁》,余光中对这首诗作抱有复杂的感情,“《乡愁》是我40年前写的,那个时候在大陆文革的后期,所以我心情很暗淡,认为此生也许回不去大陆了。《乡愁》之类的诗我写了至少有二三十首。后来《乡愁》在大陆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会背,所以小兵立大功。可是他也妨碍我,因为它好像变成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最近台湾还有一位音乐家把《乡愁》谱成了南管,也有人谱成苏州评弹,还也谱成歌曲的,总共有十几个以上。因为我很多诗跟《乡愁》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人想认识我,喜欢诗的话,可以把这首诗暂时忘掉。”

为何40年前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创作的乡愁,至今仍然打动许多年轻一代的读者?余光中认为,即便现在交通很发达,有高铁、飞机、手机,现代人和现代人之间的沟通非常方便,就没有离乡背井的感觉了,但乡愁仍然存在。孙甘露认为,“所谓的乡愁,就是一种回不去的状态,并不是指一个特殊的地点,可以说是故乡,也许是精神上的故乡或者各种意义上的故乡,那种冲动。”

文学永远是电影的根

“他们在岛屿写作,台湾文学电影展”将电影和文学紧紧的联系在一切,五位电影导演诠释了台湾六位最重要的文学家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他们文学根源的那个时代,永久性的记录.

上海电影博物馆馆长任仲伦在致辞中提到,“文学和电影这个话题,实际上从电影一诞生开始就一直存在。1895年世界第一次放映电影,很多的观众去观看,但基本上都是凑热闹的。十多年以后电影这个新的样式跟文学跟戏剧结合起来,100多年长盛不衰的电影史就诞生了。所以我们讲电影离不开文学,文学永远是电影的根。在一个目前越来越弱小,越来越淡化文学淡化戏剧的情况下,我们探索一种新的电影表述,我觉得是有价值的。这不是一种新的探索,实际上是一种维护,维护文学的宁静和维护文学的价值,维护文学对电影的贡献,举行此次活动,我觉得对于上海电影,对于中国电影来讲都是很有价值的。”

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华艺术宫馆长施大畏表示此次影展是中华艺术宫和上海电影博物馆实现战略合作的又一探索,希望立足于艺术这个核心,通过文学、美术、电影的相融相映,将更优质的文化产品贡献给广大的市民。

目宿媒体总监制陈传兴谈到《他们在岛屿写作》在传统定义的纪录片跟商业电影之间开辟了一条路线,将文学通过影音、影像的形式推向大众,让文学在网络时代,在阅读的行为逐渐被稀释淡忘的时代,重新燃起新的火花。

今年5月,腾讯文化首次向大陆网友介绍《他们在岛屿写作》台湾文学大师纪录片,即引发对文学电影的热烈关注,电影界及文学界的诸多艺术家、作家、学者参与到讨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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