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钺是对短兵相接时近身搏杀武器石钺的玉礼化，一向被认为是“以玉为兵”军事指挥权的象征。太湖流域最早的玉钺出现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早期，良渚文化时期，经过长期演变的玉钺遂与新贵的玉琮、玉璧一起，成为最重要的玉礼器。不过，与琮、璧等跟神崇拜密切关联的特定器形不同，玉钺更明显地妆点着世俗领域，成为体现世俗权力和身份的玉质指示物。
良渚文化玉钺的形体大多扁薄规整，有长方梯形和扁方梯形两类，两类玉钺早晚演变，器形都有加长、加宽、变薄的趋势。长方梯形玉钺，是良渚玉钺的主要形制，由崧泽文化形体厚实的无刃角玉钺演变而来。良渚早期，此型玉钺厚度大多超过1厘米，至中期，形体略有增高，厚度却减至0.7厘米~1厘米，并衍生出单孔与上下双孔两种亚型。到晚期，多数单、双孔钺的高度在18厘米~23厘米，个别超过30厘米，厚度却继续减薄，如福泉山九号墓一件玉钺，高31.3厘米，厚却只有0.3厘米，但两面器表都留有多道开料的切割痕迹。玉钺这种追求长宽度、忽视精致度的器形演变轨迹，与玉琮追求高度忽略细节的变化趋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玉钺是良渚文化中最早利用考古迹象复原的组装复合件玉器。1986年反山十四号墓发掘时，发现呈条带状分布的96颗镶嵌玉粒，将玉钺与上下两件带卯眼结构的玉器连为一体，从而复原了由钺、冠饰、端饰三部件玉器以及连接它们的有机质柄具组成的“完备玉钺”。这种“完备玉钺”，是良渚文化玉钺的最高格式。目前，考古发掘已发现7套，分别出于反山十二号墓、十四号墓、二十号墓，福泉山六十五号墓、七十四号墓，瑶山七号墓以及寺墩三号墓，而这些墓葬代表着不同地区、不同阶段良渚墓葬的最高规格，不仅随葬品数量惊人，种类丰富，工艺精湛，而且它们在墓地中的埋设位置，也常突出地居于中心部位。因而这种最高格式的玉钺，无疑是良渚文化最高世俗权力的象征，即使将其视为王权的象征也恰如其分。
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完备玉钺”，通长约70厘米。其中，玉钺是目前唯一琢刻纹饰的案例，器身两面琢刻着凌驾于飞鸟之上的完整神人兽面复合图像(“神徽”)，这恐怕是“王权神授”以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最直白表露。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复合神权与王权的现象，在所有的最高格式“完备玉钺”上都有所体现。玉钺的玉冠饰，展开后无不形似神人兽面图像中的神人羽冠，瑶山七号墓玉钺的冠饰与端饰上，更是以竖向的羽冠纹清晰地表达了神灵的存在。由此也可看出，良渚文化所具有的鲜明“巫政”特色，而垄断“祀与戎”的权力也便成为王权产生的必由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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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钺是对短兵相接时近身搏杀武器石钺的玉礼化，一向被认为是“以玉为兵”军事指挥权的象征。太湖流域最早的玉钺出现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早期，良渚文化时期，经过长期演变的玉钺遂与新贵的玉琮、玉璧一起，成为最重要的玉礼器。不过，与琮、璧等跟神崇拜密切关联的特定器形不同，玉钺更明显地妆点着世俗领域，成为体现世俗权力和身份的玉质指示物。
良渚文化玉钺的形体大多扁薄规整，有长方梯形和扁方梯形两类，两类玉钺早晚演变，器形都有加长、加宽、变薄的趋势。长方梯形玉钺，是良渚玉钺的主要形制，由崧泽文化形体厚实的无刃角玉钺演变而来。良渚早期，此型玉钺厚度大多超过1厘米，至中期，形体略有增高，厚度却减至0.7厘米~1厘米，并衍生出单孔与上下双孔两种亚型。到晚期，多数单、双孔钺的高度在18厘米~23厘米，个别超过30厘米，厚度却继续减薄，如福泉山九号墓一件玉钺，高31.3厘米，厚却只有0.3厘米，但两面器表都留有多道开料的切割痕迹。玉钺这种追求长宽度、忽视精致度的器形演变轨迹，与玉琮追求高度忽略细节的变化趋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玉钺是良渚文化中最早利用考古迹象复原的组装复合件玉器。1986年反山十四号墓发掘时，发现呈条带状分布的96颗镶嵌玉粒，将玉钺与上下两件带卯眼结构的玉器连为一体，从而复原了由钺、冠饰、端饰三部件玉器以及连接它们的有机质柄具组成的“完备玉钺”。这种“完备玉钺”，是良渚文化玉钺的最高格式。目前，考古发掘已发现7套，分别出于反山十二号墓、十四号墓、二十号墓，福泉山六十五号墓、七十四号墓，瑶山七号墓以及寺墩三号墓，而这些墓葬代表着不同地区、不同阶段良渚墓葬的最高规格，不仅随葬品数量惊人，种类丰富，工艺精湛，而且它们在墓地中的埋设位置，也常突出地居于中心部位。因而这种最高格式的玉钺，无疑是良渚文化最高世俗权力的象征，即使将其视为王权的象征也恰如其分。
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完备玉钺”，通长约70厘米。其中，玉钺是目前唯一琢刻纹饰的案例，器身两面琢刻着凌驾于飞鸟之上的完整神人兽面复合图像(“神徽”)，这恐怕是“王权神授”以及“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最直白表露。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复合神权与王权的现象，在所有的最高格式“完备玉钺”上都有所体现。玉钺的玉冠饰，展开后无不形似神人兽面图像中的神人羽冠，瑶山七号墓玉钺的冠饰与端饰上，更是以竖向的羽冠纹清晰地表达了神灵的存在。由此也可看出，良渚文化所具有的鲜明“巫政”特色，而垄断“祀与戎”的权力也便成为王权产生的必由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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