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学者评论中国教育2007-②
嘉宾主持人：刘 尧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 所长 教授
本期特邀嘉宾：程斯辉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百名学者评论中国教育”专栏属常设性的，2002年1月开始并且常年接受稿件。诚请各位同仁在百忙中赐教赐稿！来稿时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学位、职称、单位、职务、邮政编码、通讯地址、E-mail 等。稿件寄下列电子信箱： [email protected]
杜威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影响评析
程斯辉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已有许多研究，但其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还不够。其实，从近代中国高等学校的办学思想、管理、教学制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其管理者等方面考察分析发现，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全面认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对把握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转型及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杜威；近代高等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Reflections on Dewey’s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a s Higher Education
CHENG Si-hui
（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Despite the large amount of research on Dewey’s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a’s education,there have been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f the influence of Dewey’s pragmatic education concept on China’s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Dewey’s influence o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s obvious when one looks at the way Chines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re run,how teaching and research are carried out there,how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s services for society,and what kind of people serve as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Dewey’s pragmatic education concept on China’s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is important for grasp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Dewey;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influence
杜威（1859-1952）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作为美国实用主义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杜威不仅对美国的教育影响巨大，而且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1919年5月杜威来华讲学，传播他的实用主义教育主张，对当时的中国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1919年4月30日，杜威偕夫人爱丽丝及女儿罗茜由东京抵达上海，杜威的弟子胡适、
陶行知、蒋梦麟等分别代表北京大学、南京高师和江苏省教育会亲往码头迎接。5月2日，杜威即在胡适的翻译下作了“谈谈实验主义”的讲演，明确提出了“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是继续不断地重新组织经验”等基本观点。随后杜威赴杭州、南京等地游历讲演，胡适、陶行知等先后随行翻译。5月29日，杜威及夫人一行抵达北平，在此后的数月中，杜威以北大为基地，向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他的哲学与教育主张，主要涉及近代教育的趋势、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思想派别等五个方面，形成了当时著名的五大讲演。
杜威的讲演，除各大杂志竟相连载外，《杜威五大讲演录》还出版了单行本，并在杜威离开中国之前再版达10余次。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在太原召开，杜威在胡适的陪同下前往参加，并作讲演。1920年4月，杜威讲演1年期满，北大致电哥仑比亚大学，请求续聘杜威1年，得到同意。于是杜威再次南下讲学，在南京作了涉及“教育哲学”“哲学史”“实验的伦理学”等三个方面的讲演，即形成了所谓相辅相成的杜威三大讲演与五大讲演。
1921年7月11日，杜威结束了在华2年2月又12天的讲学生活，离京返美。从1919年4月底来华到1921年7月返美的2年时间里，杜威在华讲演大小多达200余次，所到之处，教育界、学术界、新闻界乃至军政要员，无不奉若上宾，礼敬有加；所作讲演也是场场座无虚席。杜威在华行踪的报道，几乎成为当时中国各大报刊竟相采用的头条新闻，与此同时，介绍实用主义哲学的文章、书籍也陆续出版，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胫而走。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教育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目前教育史学界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研究，比较系统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董宝良、周洪宇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认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对当时社会的教育目的观，对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对当时的教育理论，对当时的课程、教材、教法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这些方面的影响在今天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卫道治在其主编的《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从胡适所受的实用主义的影响，从其当时的平民主义教育，从其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等方面分析了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并认为是杜威将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教育引上了美式道路。田正平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就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对20年代教育理论和学制改革的影响、对20年代课程、教材改革的影响、对20年代教学方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
总观有关教育史界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之对中国影响的研究发现，关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方面的分析甚少。其实，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也有很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更具有利的条件：一是杜威来华讲学的主要活动空间是在北京、南京等地的高校，其主要听众是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就是杜威在华讲学最早的受众或主要的受众是高教界的知识分子。二是杜威的在华弟子，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郭秉文等其时的活动领域主要在高等学校，这些弟子在中国高教领域所进行的或从事的一些改革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这表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华影响的群体首先是高教界的知识分子，而他们也就自然成为传播和践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体。
因此，要全面认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不可忽视其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影响的实际存在；要全面认识“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状况，也不可忽视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考察。
二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具体可以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办学思想的影响，对当时的中国高等学校管理的影响，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教学制度的影响，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之科学研究的影响，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的影响，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管理者的影响等方面来进行考察分析。
（一）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办学思想的影响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面临着由传统的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向教学、科研并重方向发展的转型。具体到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着由传统的只重视政治人才的培养向培养社会所需的多种专门人才的转变；就科学研究而言，也面临着由重视传统旧学的研究向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转变。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办学思想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是在人才培养上重视个性教育，主张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都曾担任过大学校长，都反对过去教育的划一化和忽视学生个性发展的现象，强调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所具有的天性，教育的责任就是创造条件让学生得到自由的发展，让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得到提高。这一注重个性教育的思想显然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强调尊重儿童和依照儿童生长的程序，使他能逐渐发展他的本能，强调整个教育过程都应围绕着儿童转的“儿童本位”教育主张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传统教育的专制主义特征，注入式教学特征受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高等教育家的批判，与杜威对美国旧式教育以及传统教育以学科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批判有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蒋梦麟、胡适作为杜威的弟子正是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的“儿童本位”教育观作为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教育忽视学生个性，不尊重学生价值进行批判之后，提倡和确立个性教育思想的。
“五四”之后，中国高等学校办学中之个性教育主张的逐渐确立，是对中国传统高校以服从政治为依归的一种否定，这对于中国高等学校在培养人、改造人、塑造人的过程中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和学生个体价值的尊严，使中国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走上遵循受教育者个体身心发展的轨道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校管理的影响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校管理的影响，最重要的方面是对学生自治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当时中国高校的许多大学校长都主张学生自治，强调学生要养成自治的精神。这种在大学管理中重视引导学生自治，提倡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与杜威实用主义思想中的民主主义、民治主义主张也是有联系的。
杜威认为民主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共同参与和个人各种能力的自由发展，美国的教育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是把民治主义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在杜威看来，民治也是教育，教育也是民治。
受这一思想主张的影响，中国近代一些大学校长在高校管理中主张通过学生自治来培养学生自治的能力，培养学生民主的精神，同时主张教授治校，发挥学生、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作用，以实现学校管理的责任分担。
可以说，杜威民主主义思想、民治主义思想对于中国近代高等学校管理由传统的专制型、官僚型转向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民主参与型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教学制度的影响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教学制度的影响，主要的方面就是对当时中国一些高校如北京大学等实行的选科制起到了促进作用。要在培养人的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个性并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北京大学在“五四”期间率先推行选科制便是进行个性教育的一种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实现了由学生适应学校教育向学校
教育适应学生个性、兴趣的转变。对实行选科制蒋梦麟曾作了如下评价：“往日之规定，四年功课，为学校所规定，无论学生性之所近与否，均须一律学习。犹如西谚所谓„强马饮水‟。选科制准学生于性之所近，于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愿饮水的马则饮水，愿吃草的马则吃草，人各随其个性而发展其学力，岂不甚善。”［1］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尤其是其强调教育要适应儿童发展的思想，显然对选科制的推行提供了思想支持。
（四）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校科学研究的影响
如果说蔡元培讲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之主张受到德国教育家洪堡思想影响的话，那么，如何把大学真正办成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也就是大学怎样进行科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则明显地受到杜威有关思想，尤其是杜威关于思维过程思想的影响。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中讲思维过程就是“将经验到的模糊、疑难、矛盾和某种纷乱的情境，转化为清晰、连贯、确定和谐的情境。”［2］在这个过程中，思维包含了感觉问题所在、观察各方面的情况、提出假定的结论并进行推理、积极地进行实验的检验。
这一思维过程又可以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疑难的情境，处于困惑、迷乱、怀疑的状态；第二步，确定疑难之所在，并从疑难中提出问题；第三步，通过观察和其他心智活动以及搜集事实材料，提出解决问题的种种假设；第四步，推断哪一种假设能够解决问题；第五步，通过实验，验证或修改假设。杜威关于思维过程的思想主张，实际与从事科学研究要遵循的步骤相吻合，因而这一思想及其相伴的“五步教学法”传入中国，不仅对当时的中小学教学法影响甚大，而且经过胡适等人的进一步宣传和倡导，对高等学校之科学研究，尤其是治学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胡适十分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他曾指出：“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经验的思想方法。”［3］胡适有句名言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是他对其治学方法最简单扼要的概话，同时也不难看出，这一治学方法与杜威的思维过程主张之间的联系。胡适毕生称赞杜威的思维五步说，并把它同自己倡导的方法联系起来。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近几十年来，我总喜欢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4］
由于胡适被誉为当时学界的领袖人物，胡适对杜威思维过程思想的宣传和中国化，对当时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之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当时大学之教授的研究有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当时的大学生之学习科研的方法和从事科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应该说，杜威关于思维过程的思想对当时大学科学研究的影响是积极的，对于大学生科学精神的涵养、科学态度的养成、科学方法的训练都是有价值的。
（五）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之社会服务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高校是社会之中的象牙塔，基本不与社会和现实生活发生联系。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之“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主张的影响下，“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高校加强了与社会的联系，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的需要，并导致了高校行为的一些变化，即走出校门、服务社会。“五四”运动前后以北大为代表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举办平民学校、平民夜校等，开中国大学为中国社会底层老百姓进行文化教育服务的先河。
与此同时，当时中国的一些高校开始在学校人才培养的制度层面为学生了解社会、保持与社会的联系提供保证，譬如南开大学的张伯苓特别强调学生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参与社会实践，因而他把“社会调查”作为一门重要课程列为各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张伯苓指出：“吾国学生最大之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上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情状。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阂，诸事束手。欲免此种弊端，最宜使学生与社会接近。若调查或视察各种问题，
不仅可培养学生实际上之观察力，抑可以换课堂生活之抑郁空气。”［5］因此，张伯苓注意创造条件使学生有机会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和培养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的能力，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按照事先编定的社会调查大纲到工厂、商店、银行、救济院、监狱、政府部门等处作实地访问调查，然后写出调查报告，并由教师批阅评定成绩。
张伯苓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进修生，受杜威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观张伯苓之办学思想，可以看出杜威关于教育与社会之关系，关于学校与社会之关系的主张对张伯苓影响最为明显。
（六）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管理者的影响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管理者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杜威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许多人毕业后回到中国主要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后来不少人成为中国高等学校中的著名校长，或教育领域的著名人物，如蒋梦麟、胡适曾为北京大学校长，郭秉文曾为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长，张伯苓于1917年8月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后创办南开大学并出任南开大学校长，陶行知曾为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这些人物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师承杜威、孟禄的门下，其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是深刻的，因而他们管理中国高校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杜威等通过培养留学生并来华讲学将中国教育引上美式道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将中国的高等教育由仿效德国转向了仿效美国。这从“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介绍中可窥一斑。
1912年2月，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首次向人们推荐了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他在论述实利主义教育时介绍说：“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我国实业界之组织尚幼雅，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6］此后，蔡元培还多次向人们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后来蔡元培领衔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誉杜威为“西方的孔子”，甚至鼓励人们试试杜威博士的新主义。蔡元培作为当时中国高教界的领袖，素有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他结合中国的实情，也吸收了杜威的办学主张。其中蔡元培主张新教育要讲求试验、实验，提出“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以及强调教育与生活实际相联系，与生产实际相联系等，都不难看出他吸纳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某些方面。
由上可见，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校管理者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还是当时中国高教界的领袖人物，通过他们，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了当时中国高校更多的管理者，这也是无须置疑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看，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所起的影响作用，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因此，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当时中国高教的发展还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曲士培. 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73.
［2］ 赵祥麟，王承绪. 杜威教育论著选[M]. 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298.
［3］ 葛懋春，李兴芝.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17. ［4］ 葛懋春，李兴芝.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M]. 华范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10. ［5］ 王文俊，杨珣等. 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52-153. ［6］ 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集[M]. 湖北南教育出版社，198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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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学者评论中国教育2007-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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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百名学者评论中国教育”专栏属常设性的，2002年1月开始并且常年接受稿件。诚请各位同仁在百忙中赐教赐稿！来稿时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学位、职称、单位、职务、邮政编码、通讯地址、E-mail 等。稿件寄下列电子信箱： [email protected]
杜威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影响评析
程斯辉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已有许多研究，但其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还不够。其实，从近代中国高等学校的办学思想、管理、教学制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其管理者等方面考察分析发现，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很显著的。全面认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对把握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转型及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杜威；近代高等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Reflections on Dewey’s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a s Higher Education
CHENG Si-hui
（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Despite the large amount of research on Dewey’s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a’s education,there have been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f the influence of Dewey’s pragmatic education concept on China’s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Dewey’s influence o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s obvious when one looks at the way Chines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re run,how teaching and research are carried out there,how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s services for society,and what kind of people serve as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Dewey’s pragmatic education concept on China’s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is important for grasp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Dewey;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influence
杜威（1859-1952）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作为美国实用主义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杜威不仅对美国的教育影响巨大，而且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1919年5月杜威来华讲学，传播他的实用主义教育主张，对当时的中国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1919年4月30日，杜威偕夫人爱丽丝及女儿罗茜由东京抵达上海，杜威的弟子胡适、
陶行知、蒋梦麟等分别代表北京大学、南京高师和江苏省教育会亲往码头迎接。5月2日，杜威即在胡适的翻译下作了“谈谈实验主义”的讲演，明确提出了“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是继续不断地重新组织经验”等基本观点。随后杜威赴杭州、南京等地游历讲演，胡适、陶行知等先后随行翻译。5月29日，杜威及夫人一行抵达北平，在此后的数月中，杜威以北大为基地，向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他的哲学与教育主张，主要涉及近代教育的趋势、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思想派别等五个方面，形成了当时著名的五大讲演。
杜威的讲演，除各大杂志竟相连载外，《杜威五大讲演录》还出版了单行本，并在杜威离开中国之前再版达10余次。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在太原召开，杜威在胡适的陪同下前往参加，并作讲演。1920年4月，杜威讲演1年期满，北大致电哥仑比亚大学，请求续聘杜威1年，得到同意。于是杜威再次南下讲学，在南京作了涉及“教育哲学”“哲学史”“实验的伦理学”等三个方面的讲演，即形成了所谓相辅相成的杜威三大讲演与五大讲演。
1921年7月11日，杜威结束了在华2年2月又12天的讲学生活，离京返美。从1919年4月底来华到1921年7月返美的2年时间里，杜威在华讲演大小多达200余次，所到之处，教育界、学术界、新闻界乃至军政要员，无不奉若上宾，礼敬有加；所作讲演也是场场座无虚席。杜威在华行踪的报道，几乎成为当时中国各大报刊竟相采用的头条新闻，与此同时，介绍实用主义哲学的文章、书籍也陆续出版，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不胫而走。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教育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目前教育史学界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研究，比较系统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董宝良、周洪宇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认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对当时社会的教育目的观，对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对当时的教育理论，对当时的课程、教材、教法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这些方面的影响在今天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卫道治在其主编的《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从胡适所受的实用主义的影响，从其当时的平民主义教育，从其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等方面分析了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并认为是杜威将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教育引上了美式道路。田正平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中就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对20年代教育理论和学制改革的影响、对20年代课程、教材改革的影响、对20年代教学方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
总观有关教育史界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之对中国影响的研究发现，关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方面的分析甚少。其实，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也有很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更具有利的条件：一是杜威来华讲学的主要活动空间是在北京、南京等地的高校，其主要听众是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就是杜威在华讲学最早的受众或主要的受众是高教界的知识分子。二是杜威的在华弟子，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郭秉文等其时的活动领域主要在高等学校，这些弟子在中国高教领域所进行的或从事的一些改革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这表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华影响的群体首先是高教界的知识分子，而他们也就自然成为传播和践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体。
因此，要全面认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不可忽视其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影响的实际存在；要全面认识“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状况，也不可忽视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考察。
二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具体可以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办学思想的影响，对当时的中国高等学校管理的影响，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教学制度的影响，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之科学研究的影响，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的影响，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管理者的影响等方面来进行考察分析。
（一）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办学思想的影响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面临着由传统的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向教学、科研并重方向发展的转型。具体到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着由传统的只重视政治人才的培养向培养社会所需的多种专门人才的转变；就科学研究而言，也面临着由重视传统旧学的研究向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转变。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办学思想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是在人才培养上重视个性教育，主张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都曾担任过大学校长，都反对过去教育的划一化和忽视学生个性发展的现象，强调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尊重学生所具有的天性，教育的责任就是创造条件让学生得到自由的发展，让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得到提高。这一注重个性教育的思想显然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强调尊重儿童和依照儿童生长的程序，使他能逐渐发展他的本能，强调整个教育过程都应围绕着儿童转的“儿童本位”教育主张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传统教育的专制主义特征，注入式教学特征受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高等教育家的批判，与杜威对美国旧式教育以及传统教育以学科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批判有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蒋梦麟、胡适作为杜威的弟子正是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的“儿童本位”教育观作为思想武器，对中国传统教育忽视学生个性，不尊重学生价值进行批判之后，提倡和确立个性教育思想的。
“五四”之后，中国高等学校办学中之个性教育主张的逐渐确立，是对中国传统高校以服从政治为依归的一种否定，这对于中国高等学校在培养人、改造人、塑造人的过程中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和学生个体价值的尊严，使中国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走上遵循受教育者个体身心发展的轨道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校管理的影响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校管理的影响，最重要的方面是对学生自治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当时中国高校的许多大学校长都主张学生自治，强调学生要养成自治的精神。这种在大学管理中重视引导学生自治，提倡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与杜威实用主义思想中的民主主义、民治主义主张也是有联系的。
杜威认为民主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共同参与和个人各种能力的自由发展，美国的教育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是把民治主义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在杜威看来，民治也是教育，教育也是民治。
受这一思想主张的影响，中国近代一些大学校长在高校管理中主张通过学生自治来培养学生自治的能力，培养学生民主的精神，同时主张教授治校，发挥学生、教师参与学校管理的作用，以实现学校管理的责任分担。
可以说，杜威民主主义思想、民治主义思想对于中国近代高等学校管理由传统的专制型、官僚型转向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民主参与型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教学制度的影响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教学制度的影响，主要的方面就是对当时中国一些高校如北京大学等实行的选科制起到了促进作用。要在培养人的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个性并促进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北京大学在“五四”期间率先推行选科制便是进行个性教育的一种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实现了由学生适应学校教育向学校
教育适应学生个性、兴趣的转变。对实行选科制蒋梦麟曾作了如下评价：“往日之规定，四年功课，为学校所规定，无论学生性之所近与否，均须一律学习。犹如西谚所谓„强马饮水‟。选科制准学生于性之所近，于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愿饮水的马则饮水，愿吃草的马则吃草，人各随其个性而发展其学力，岂不甚善。”［1］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尤其是其强调教育要适应儿童发展的思想，显然对选科制的推行提供了思想支持。
（四）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校科学研究的影响
如果说蔡元培讲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之主张受到德国教育家洪堡思想影响的话，那么，如何把大学真正办成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也就是大学怎样进行科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则明显地受到杜威有关思想，尤其是杜威关于思维过程思想的影响。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中讲思维过程就是“将经验到的模糊、疑难、矛盾和某种纷乱的情境，转化为清晰、连贯、确定和谐的情境。”［2］在这个过程中，思维包含了感觉问题所在、观察各方面的情况、提出假定的结论并进行推理、积极地进行实验的检验。
这一思维过程又可以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疑难的情境，处于困惑、迷乱、怀疑的状态；第二步，确定疑难之所在，并从疑难中提出问题；第三步，通过观察和其他心智活动以及搜集事实材料，提出解决问题的种种假设；第四步，推断哪一种假设能够解决问题；第五步，通过实验，验证或修改假设。杜威关于思维过程的思想主张，实际与从事科学研究要遵循的步骤相吻合，因而这一思想及其相伴的“五步教学法”传入中国，不仅对当时的中小学教学法影响甚大，而且经过胡适等人的进一步宣传和倡导，对高等学校之科学研究，尤其是治学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胡适十分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他曾指出：“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经验的思想方法。”［3］胡适有句名言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是他对其治学方法最简单扼要的概话，同时也不难看出，这一治学方法与杜威的思维过程主张之间的联系。胡适毕生称赞杜威的思维五步说，并把它同自己倡导的方法联系起来。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近几十年来，我总喜欢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4］
由于胡适被誉为当时学界的领袖人物，胡适对杜威思维过程思想的宣传和中国化，对当时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之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当时大学之教授的研究有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当时的大学生之学习科研的方法和从事科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应该说，杜威关于思维过程的思想对当时大学科学研究的影响是积极的，对于大学生科学精神的涵养、科学态度的养成、科学方法的训练都是有价值的。
（五）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之社会服务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高校是社会之中的象牙塔，基本不与社会和现实生活发生联系。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之“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主张的影响下，“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高校加强了与社会的联系，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的需要，并导致了高校行为的一些变化，即走出校门、服务社会。“五四”运动前后以北大为代表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举办平民学校、平民夜校等，开中国大学为中国社会底层老百姓进行文化教育服务的先河。
与此同时，当时中国的一些高校开始在学校人才培养的制度层面为学生了解社会、保持与社会的联系提供保证，譬如南开大学的张伯苓特别强调学生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参与社会实践，因而他把“社会调查”作为一门重要课程列为各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张伯苓指出：“吾国学生最大之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上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情状。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阂，诸事束手。欲免此种弊端，最宜使学生与社会接近。若调查或视察各种问题，
不仅可培养学生实际上之观察力，抑可以换课堂生活之抑郁空气。”［5］因此，张伯苓注意创造条件使学生有机会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和培养学生从事社会工作的能力，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按照事先编定的社会调查大纲到工厂、商店、银行、救济院、监狱、政府部门等处作实地访问调查，然后写出调查报告，并由教师批阅评定成绩。
张伯苓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进修生，受杜威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观张伯苓之办学思想，可以看出杜威关于教育与社会之关系，关于学校与社会之关系的主张对张伯苓影响最为明显。
（六）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管理者的影响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学校管理者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杜威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许多人毕业后回到中国主要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后来不少人成为中国高等学校中的著名校长，或教育领域的著名人物，如蒋梦麟、胡适曾为北京大学校长，郭秉文曾为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长，张伯苓于1917年8月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后创办南开大学并出任南开大学校长，陶行知曾为南京高师及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这些人物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师承杜威、孟禄的门下，其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是深刻的，因而他们管理中国高校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杜威等通过培养留学生并来华讲学将中国教育引上美式道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将中国的高等教育由仿效德国转向了仿效美国。这从“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介绍中可窥一斑。
1912年2月，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首次向人们推荐了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他在论述实利主义教育时介绍说：“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我国实业界之组织尚幼雅，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6］此后，蔡元培还多次向人们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后来蔡元培领衔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誉杜威为“西方的孔子”，甚至鼓励人们试试杜威博士的新主义。蔡元培作为当时中国高教界的领袖，素有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他结合中国的实情，也吸收了杜威的办学主张。其中蔡元培主张新教育要讲求试验、实验，提出“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以及强调教育与生活实际相联系，与生产实际相联系等，都不难看出他吸纳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某些方面。
由上可见，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校管理者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还是当时中国高教界的领袖人物，通过他们，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了当时中国高校更多的管理者，这也是无须置疑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看，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所起的影响作用，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因此，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当时中国高教的发展还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曲士培. 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73.
［2］ 赵祥麟，王承绪. 杜威教育论著选[M]. 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298.
［3］ 葛懋春，李兴芝.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17. ［4］ 葛懋春，李兴芝.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M]. 华范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10. ［5］ 王文俊，杨珣等. 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152-153. ［6］ 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集[M]. 湖北南教育出版社，198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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