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9日，在—位中学教师的追思会上，钱理群最终对教育发出告别宣言。他说，今后他会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 1960年大学毕业后，钱理群被分配到贵州，先后任教于安顺卫生学校和地区师范学校；1981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年退休，再由大学转教中学，并持续关注中学与农村教育，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纠缠”10年，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钱理群颇喜“老钱”这一称谓，无论平辈还是晚生，皆可以“老钱”呼之。老钱的本行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兼及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而老钱的影响绝不止于此。作为中国大陆少数几个有“良心”之称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老钱的研究一向具有标杆效应，老钱的话题一向具有讨论价值，甚至经常有风雨兴焉。 老钱与民间思想村落的精神联系，老钱对孩子们的教育的热情，以及时常流露的孩子似的天真，这种天真经常与一种罕见的冷静与决绝并存，因而更具震撼力。 “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无梦的人生是很难想象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梦，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做梦，那就更加可悲！”在一次北大讲座中，已年过古稀的钱理群教授这样对新生们说道。曾有很多人批评老钱，说他有青年崇拜。结果他反问了一句：“你不相信青年相信谁？与其被混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 2002年6月27日在北大的最后—节课上，即将退休的钱理群告诉那些眼含热泪送别他的大学生们，他在刚参加工作时有两个目标，一是去南师大附中教书，一是去北大教书。前者是他的母校，他要去那里完成未竟的梦想。 2004年4月末的一个下午，钱理群站在南京师大附中的讲台上，讲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偌大的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二三十名中学生。南师大附中课堂的冷清令钱理群始料未及。 开课之前，南师大附中的老师和鼓动学生报名时说的—样：你们都向往北大，钱先生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但你们现在考上北大也听不到钱先生的课，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走到你们中间来上课，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一开始，学生踊跃报名，不光报上了名的学生坐满座位，没报上名前来蹭课的学生们也在过道和前后排或站或坐，将教室堵得水泄不通。 教了大半辈子大学生的钱理群极为重视给中学生的讲课，他在北京备了两天课，—个字—个字地重写教案，并提前四天来到南京准备。他回忆，课程的质量和氛圈都极佳，每堂课学生都听得极为认真，课后作业也表示收获很大，但听课的人数却渐渐少了下去。 一位学生在写给钱理群的信里说了老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 2005年，钱理群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再次试手，情形一模一样：一开始人很多，慢慢地就减少到二十余人。 钱理群不禁悲叹，他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应试教育的坚固—“它反映了中学教育的—个根本性的问题：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而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中学校园，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而应试教育恰恰是反教育的。” 在走进中学课堂之前，钱理群何曾预想到这样的冷清凄惨。 他曾对自己的中学教学报以热望。在一次接受媒体访谈时，他谈到自己退休后投身基础教育的初衷：“就当下中国来说，我还是坚持这—点，我们既要进行制度的改造，同时也要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说到最后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人性、道德底线的突破，是你一下子解决不了的，是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教了几十年最好的大学生，钱理群得出—个结论：“我为什么关心中学教育？因为我觉得改变人心，可能是更艰难的，但也许是更重要的工作。” 但从中学生身上得到的反馈令钱理群始料不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用了“节节败退”来描述自己的中学授课经历。一次在台湾的座谈中，钱理群苦笑着回应那位给他写信的学生：“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哪里知道，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一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 之所以走进中学课堂，除了青年时的梦想，这还是钱理群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次执拗的“反击”。最开始介入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在1998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邀请钱理群参与制定新课标。“时任教育部基础司副司长找我，说我们要进行语文教育改革，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讨论新课标，准备请你来做新课标专家组的顾问。他真是找了我3次，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不懂教育。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找你，我们教育界已经推不动了，正因为你外行，借助外力才有可能推动，我就同意了。” 钱理群想着兹事体大，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大量写文章谈教育观念。“结果就触犯了其他利益，比如新课标要编新教材，那就触犯了出版社的利益。而且我的出现，对语文教育界的一些权威构成威胁和挑战。然后他们就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圈内批了我整整半年。” 不久后，钱理群去福建讲学，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他说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通威胁电话激发了钱理群的犟脾气。“我脾气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这回关心到底。”钱理群不仅讲，而且持续讲，而且比以前讲得更多。仅2007年11月份，钱理群就在福州、东莞、苏州、常熟、上海5地15次大谈教育。 在1999年后，钱理群退出了教育部的官方序列，却不停在民间行动。“广东有一个老板要投资编一个课外读物，我就编新语文读物，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整整一大套，影响非常大;我还参加了清华大学高考改革试点，当时只要有人找到我做基础教育的事，我就去。” 这些年钱理群关于教育问题的著作一本一本地面世，这个倔强的老头在他的战场持续抛出投枪和匕首，却没有从他为之战斗的人们那里得到预想的回应。一些一线老师甚至向钱理群抱怨，“感觉你的理念非常正确，但是距离我们的教育实际差得太远。”钱理群意识到，“在高举教育理想旗帜进行批判以后还要做第二步建设性的工作，我不仅是一个思想者，同时还是一个实践者。” 14年来，钱理群为基础教育奔走呼号，虽然他自称这只是他治学中“很小的一块”，但甚少参加公共活动的钱理群，几乎每次现身会议座谈，大多与教育有关。种种的情况反馈和自己的观察，让钱理群这个秉持鲁迅“反抗绝望”原则的实践者越来越力不从心。 钱理群73岁了，他终于确信对手“在彼处”，其间的意象颇有荒诞感，他仿佛堂吉诃德，满身风尘后，才发现自己和风车打了一仗。但他不以为憾。他用自己一本书的名字来总结已经“告别”的教育生涯，那本书叫《丰富的痛苦》。 钱理群73岁了他终于确信对手“在彼处”其间的意象颇有荒诞感他仿佛堂吉诃德，满身风尘后才发现自己和风车打了一仗
2012年9月9日，在—位中学教师的追思会上，钱理群最终对教育发出告别宣言。他说，今后他会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 1960年大学毕业后，钱理群被分配到贵州，先后任教于安顺卫生学校和地区师范学校；1981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年退休，再由大学转教中学，并持续关注中学与农村教育，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纠缠”10年，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钱理群颇喜“老钱”这一称谓，无论平辈还是晚生，皆可以“老钱”呼之。老钱的本行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兼及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而老钱的影响绝不止于此。作为中国大陆少数几个有“良心”之称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老钱的研究一向具有标杆效应，老钱的话题一向具有讨论价值，甚至经常有风雨兴焉。 老钱与民间思想村落的精神联系，老钱对孩子们的教育的热情，以及时常流露的孩子似的天真，这种天真经常与一种罕见的冷静与决绝并存，因而更具震撼力。 “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无梦的人生是很难想象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不能没有梦，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做梦，那就更加可悲！”在一次北大讲座中，已年过古稀的钱理群教授这样对新生们说道。曾有很多人批评老钱，说他有青年崇拜。结果他反问了一句：“你不相信青年相信谁？与其被混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 2002年6月27日在北大的最后—节课上，即将退休的钱理群告诉那些眼含热泪送别他的大学生们，他在刚参加工作时有两个目标，一是去南师大附中教书，一是去北大教书。前者是他的母校，他要去那里完成未竟的梦想。 2004年4月末的一个下午，钱理群站在南京师大附中的讲台上，讲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偌大的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二三十名中学生。南师大附中课堂的冷清令钱理群始料未及。 开课之前，南师大附中的老师和鼓动学生报名时说的—样：你们都向往北大，钱先生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但你们现在考上北大也听不到钱先生的课，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他现在走到你们中间来上课，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一开始，学生踊跃报名，不光报上了名的学生坐满座位，没报上名前来蹭课的学生们也在过道和前后排或站或坐，将教室堵得水泄不通。 教了大半辈子大学生的钱理群极为重视给中学生的讲课，他在北京备了两天课，—个字—个字地重写教案，并提前四天来到南京准备。他回忆，课程的质量和氛圈都极佳，每堂课学生都听得极为认真，课后作业也表示收获很大，但听课的人数却渐渐少了下去。 一位学生在写给钱理群的信里说了老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 2005年，钱理群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再次试手，情形一模一样：一开始人很多，慢慢地就减少到二十余人。 钱理群不禁悲叹，他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应试教育的坚固—“它反映了中学教育的—个根本性的问题：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而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中学校园，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而应试教育恰恰是反教育的。” 在走进中学课堂之前，钱理群何曾预想到这样的冷清凄惨。 他曾对自己的中学教学报以热望。在一次接受媒体访谈时，他谈到自己退休后投身基础教育的初衷：“就当下中国来说，我还是坚持这—点，我们既要进行制度的改造，同时也要进行国民性的改造。说到最后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人性、道德底线的突破，是你一下子解决不了的，是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教了几十年最好的大学生，钱理群得出—个结论：“我为什么关心中学教育？因为我觉得改变人心，可能是更艰难的，但也许是更重要的工作。” 但从中学生身上得到的反馈令钱理群始料不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用了“节节败退”来描述自己的中学授课经历。一次在台湾的座谈中，钱理群苦笑着回应那位给他写信的学生：“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哪里知道，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一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 之所以走进中学课堂，除了青年时的梦想，这还是钱理群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次执拗的“反击”。最开始介入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在1998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邀请钱理群参与制定新课标。“时任教育部基础司副司长找我，说我们要进行语文教育改革，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讨论新课标，准备请你来做新课标专家组的顾问。他真是找了我3次，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不懂教育。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找你，我们教育界已经推不动了，正因为你外行，借助外力才有可能推动，我就同意了。” 钱理群想着兹事体大，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大量写文章谈教育观念。“结果就触犯了其他利益，比如新课标要编新教材，那就触犯了出版社的利益。而且我的出现，对语文教育界的一些权威构成威胁和挑战。然后他们就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圈内批了我整整半年。” 不久后，钱理群去福建讲学，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他说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通威胁电话激发了钱理群的犟脾气。“我脾气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这回关心到底。”钱理群不仅讲，而且持续讲，而且比以前讲得更多。仅2007年11月份，钱理群就在福州、东莞、苏州、常熟、上海5地15次大谈教育。 在1999年后，钱理群退出了教育部的官方序列，却不停在民间行动。“广东有一个老板要投资编一个课外读物，我就编新语文读物，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整整一大套，影响非常大;我还参加了清华大学高考改革试点，当时只要有人找到我做基础教育的事，我就去。” 这些年钱理群关于教育问题的著作一本一本地面世，这个倔强的老头在他的战场持续抛出投枪和匕首，却没有从他为之战斗的人们那里得到预想的回应。一些一线老师甚至向钱理群抱怨，“感觉你的理念非常正确，但是距离我们的教育实际差得太远。”钱理群意识到，“在高举教育理想旗帜进行批判以后还要做第二步建设性的工作，我不仅是一个思想者，同时还是一个实践者。” 14年来，钱理群为基础教育奔走呼号，虽然他自称这只是他治学中“很小的一块”，但甚少参加公共活动的钱理群，几乎每次现身会议座谈，大多与教育有关。种种的情况反馈和自己的观察，让钱理群这个秉持鲁迅“反抗绝望”原则的实践者越来越力不从心。 钱理群73岁了，他终于确信对手“在彼处”，其间的意象颇有荒诞感，他仿佛堂吉诃德，满身风尘后，才发现自己和风车打了一仗。但他不以为憾。他用自己一本书的名字来总结已经“告别”的教育生涯，那本书叫《丰富的痛苦》。 钱理群73岁了他终于确信对手“在彼处”其间的意象颇有荒诞感他仿佛堂吉诃德，满身风尘后才发现自己和风车打了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