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国技术哲学发展历史的中德对话

关于德国技术哲学发展历史的中德对话

刘则渊 波塞尔 李文潮 胡必希 王前

摘要:2004年8月,大连理工大学德国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以“技术伦理与技术评估“为主题举办了为期10天的讲习班。主讲者是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胡必希先生(Christoph Hubig) 。我们就一下三个问题进行了对话:德国技术哲学发展的分期、主要代表人物,技术哲学的前景与问题。

刘则渊(以下简称刘,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我们先探讨一下德国技术哲学的历史分期问题。我的想法是以技术史为基础、以哲学史为主线、以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为背景,用这样的一个范式来研究技术哲学的历史。以技术史为基础的话,我们似乎可以说现代技术形成之前的对技术的思考都属于技术哲学的前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在这个时候,卡普提出了“技术哲学“这一概念,但形成比较完整思想的是马克思。因此,我把德国技术哲学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中叶是技术哲学的诞生期,代表人物是卡普和马克思;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德国技术哲学的成长期,代表人物是德韶尔和海德格尔;20世纪下半叶,是德国技术哲学的兴盛期,即当代德国技术哲学辉煌期。请几位同事对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波塞尔(Hans Poser,以下简称波,柏林理工大学哲学、科学论和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 :我基本同意这种看法。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技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Technik)这个概念虽然是卡普在1877年提出的,但是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技术本来就是哲学反思的对象。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都能找到对技术的看法,尽管方式不一样。在从古希腊到现代技术哲学的转变过程中,以下两个人物比较重要,他们都是从事过自然科学研究,同时又是哲学家。一个是笛卡尔,他把自然与精神彻底分开,甚至把人的身体机械化,从而为以数学的方式把握自然提供了可能;第二个是莱布尼茨,他把人看作是有灵魂的自动化机器,从而界定出了两个范畴,一是借用规律可以得到解释的必然王国,一是通过行为选择而实现的自由王国。另外,莱布尼茨还要求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应该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利,当然还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因为二者在他看来不但不矛盾,而是紧密联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对技术的考察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形而上学色彩。

第一个在哲学意义上使用“技术学“或者“工艺学“(拉丁语:Technologia )这个概念的是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意思是我们既然有针对法律的法哲学,所以也应该有针对技术的技术哲学,任务是探讨技术何以可能的问题。 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当然是认为技术活动是有理性的活动。这些都应该属于前史阶段。而诞生期或者说创建阶段可以从德国唯心主义,即康德哲学开始,直到卡普提出“技术哲学”。第三个阶段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包括当时的(早期)海德格尔、德绍尔、卡西尔等人,这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技术持的批判,一是技术持乐观主义。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技术的批判总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因此,容易把技术与文化看作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而讨

论二者之间的关系。第四个阶段可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中来自分析哲学的影响很值得重视与研究。代表人物有拉普、墨赛尔(Moser )、伦克等。第五个阶段是当代德国技术哲学。

胡比希(Christoph Hubig,以下简称胡,斯图加特大学哲学所所长、教授) :我做两点补充。对所谓的诞生时期即德国唯心主义到卡普之间的研究,可以沿着沃尔夫——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卡普这条线走。沃尔夫把“Technologia ”作为把握技术可能性的学问,康德探讨了认识何以可能这个问题,认为我们的思维本身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把可能性与目的性结合在一起,离现代技术就不远了。黑格尔专门讨论过目的论,这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在黑格尔看来,理想目的与现实目的之间的差距只有通过工具才能得到弥补,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轨迹。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时,接受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从而把工具看作是潜在的生产力。卡普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过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这一点还是个有待研究的课题。还应该指出的是,卡普的“器官投影”论的出发点并不是认为人是有缺陷的动物,“器官投影”强调的是人的创造性,人通过把自己身体的功能投影到外界达到认识自我的目的,投影可以是无意识的,认识却是有意识的活动。这是卡普和格伦(Arnold Gehlen)的最大区别。这是第一点要补充的。

第二,在波塞尔教授刚才提到的第二阶段中,有两条主线:即形而上学式的技术哲学,代表人物是德韶尔,以及反形而上学的技术哲学,代表人物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对早期海德格尔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李文潮(以下简称李,大连理工大学德国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德籍华人) :两位同事的看法提纲挈领而不失具体,但我觉得忽视了刘老师提出的问题的前提。刘老师提出了一个技术哲学史研究的“范式”,即以技术史为基础、以哲学史为主线、以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为背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新颖的纲领性设想,但实施起来恐怕有一定的困难。我们很难期待一个研究技术哲学史的人优厚地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学识与素养,但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小组的形式或许能弥补这一点,这样我们便必须把技术史研究与技术哲学史研究联系起来。

关于德国技术哲学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上面对前史阶段及诞生阶段谈得比较多,也相对清楚了。对于其发展,我想可以更细致一点。譬如我们可以考虑是否可以把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个案处理,然后开始早期阶段。在内容上,这一阶段完全可以更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内容可以包括科玄之争、生命哲学的影响、存在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思潮。至于比较有影响的海德格尔与德韶尔两位“大家”,可以把他们作为上世纪50年代的主流去考察。海德格尔的《对技术的追问》发表于1954年,德绍尔的《对技术的争论》最后定稿是1956年。不过恰恰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对历史的划界往往带有很大的任意性。这类划界可以帮助我们归类记忆,但却很少与历史连接相符。上世纪69年代也可以被当作一个独立的阶段处理,其主题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以及后来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伦克所代表的“卡尔斯鲁尔”学派从技术的社会哲学开始,他将马克思正式称为技术哲学的第一人,提出了全方位考察技术活动的要求,并且把责任与伦理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两大主题。至于当代的技术哲学研究,我想可以用“后伦克时代”这个说法给予概括。

分期中有两个特殊时期,德国第三帝国的技术哲学思想和战后东德的技术哲学思想。这两个时期可能归纳不到分期中,但很重要,应当引起注意。

刘:如果说卡普前后是技术哲学的诞生期,那么之前的17世纪的莱布尼茨、以及18世纪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对技术哲学的产生有什么影响?这几点几位刚才已经简单涉及到了,但似乎还是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的角度谈的多一些。我的具体意思是,前期这些零散的对技术的哲学看法或者说哲学中的技术思想对后来形成的对技术的完整看法和体系有什么影响?

另外,我认为技术哲学在19世纪能够诞生的基础条件是,只有当技术首先被科学研究,才可能得以产生哲学思考,而这与科学哲学不同,其基础条件是当对自然界形成自然哲学后,科学从哲学分离出来,所以,可以说自然科学晚于自然哲学,而技术哲学却晚于技术科学或者技术学。这不是说以前的哲学家没有注意到,虽然技术到处存在,但并没有形成体系,而且其与工匠联系在一起,没有完全进入技术视野,即没有进行系统性研究。

波:您的分析很有道理。技术哲学的前史从莱布尼茨到费尔巴哈,即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发展比较难。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把莱布尼茨看作是唯心主义者,他本身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有很多技术发明,但作为哲学家,他考虑问题科学及技术活动的背景是欧洲形而上学,技术在他那里还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是科学在实际中的应用;马克思对技术的考察是其整体哲学思考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部分。直到卡普才有了专门的、真正以技术为考察对象的哲学性思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学科的诞生。

胡:我谈谈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技术哲学的诞生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形成有紧密关系。黑格尔在其哲学中讨论了社会分工问题,并提出了所谓的需求的系统化问题;劳动分工意味着需要不同的技术,而通过技术,劳动分工才能成为可能。黑格尔所说的技术主要是指机器。同时,他也提到了技术异化的问题。马克思研究技术的时候受到了黑格尔技术异化思想的影响。马克思谈到的技术是大工业技术,而所谓的大工业技术是技术系统,是由数个机器组成的。卡普是从研究工具开始的,但也看到了机器在社会中的作用,即机器只是社会生产中的一部分。可以看出,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机器系统的发展对技术哲学的诞生产生了很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发展或者机器的发展影响和决定了技术哲学的发展。

李:我先对刘老师指出的技术科学或者技术学作两点补充,间接地说明一下技术哲学晚于技术科学的可能原因。第一点是,商业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商业主义在德国兴起比较晚,大约是19世纪。第二点是,德国(即普鲁斯)工商管理机构的形成。工商管理机构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商业发展,为技术活动创造合适的社会环境与条件。这两点导致了所谓的技术学在德国的诞生。沃尔夫提出“Technologia ”这门学科的时候是哈勒大学的教授,哈勒当时是德国的商业中心。这个中心后来转移到了格廷根。而恰恰在格廷根,贝克曼写出了其轰动一时的《工艺学导论》。这些还不是后来的技术哲学,而只是来自于经验的技术概念即专业术语汇编。相当于工商管理人员使用的手册,以便他们在管理商业贸易的时明白专家们的意思。沃尔夫在哲学上提出了一些设想,提出工艺学、技术学应该做什么,而对于其能够做什么,他并不知道。而在沃尔夫和贝克曼之间出现了非常重要的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这为贝克曼的工艺学提供了材料,奠定了基础。

刘老师认为技术哲学晚于技术科学或技术学(即工艺学)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虽然技术到处存在,但并没有形成体系,而是与工匠联系在一起,因而没有完全引起哲学的单独关注。这一点无疑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不过这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技术在人类历史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缓慢的原

因有很多,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不是技术没有受到所谓的哲学家们的重视甚或歧视?亚历士多德赞成奴隶制度,其中的一个论据就是奴隶不是自由人,而是相当于工具。我们也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

借用格伦的一段话,也许能够说明以上问题。在他的《技术时代的灵魂》一文中(中文翻译我还没有读,暂且以德语原版为准),格伦对特别是在德国这么一个技术发达的国家中出现的对技术的批判浪潮感到困惑。他提出以下两点可能的解释:自古以来,沉思型的纯科学被看作是高于具体的实践;借用哲学的思维手段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这类思维手段并认为技术是自己所应关注的对象。

胡: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社会背景?

王 前(以下简称王,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传统的技术是在自然经济即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形成的,这期间并没有系统的技术哲学思想。中国的技术哲学思想应该说是在西方近代技术传入中国之后,伴随着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才开始引起中国哲学界对技术的思考。对中国哲学思考影响比较重要的德国思想家首先是马克思,他的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学说,对中国现代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方法、对技术的态度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全方位地了解国外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当然也关注到了西方现代技术哲学思想研究,并且把这类研究与中国的技术哲学问题相结合。因此,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技术哲学问题的技术哲学家。比较突出的有东北大学的陈昌曙教授,他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思考技术哲学问题的,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体系,他的代表性著作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技术哲学引论》。中国技术哲学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技术哲学思想发展的激励和影响,特别是德国技术哲学的影响,但同时又形成了具有是对工匠的技艺综合考察,但不是完全的工学著作。该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中国文化特色的技术哲学思想。

刘:一个思想的产生总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如果说中国古代有类似于技术哲学的书的话,那么应该是《考工记》,它论述一般工匠的技艺,另一部分是分门别类地谈不同工具的制作方法。这与德国早期的工艺学著作不同。《考工记》主要是对农业社会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的概括,如果没有中国农业的发展,这些论述就不会产生了。

同时,人们对技术哲学的思考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比如,德国主要靠技术起家,虽然其科学也很发达,再加上其拥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因此,在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中就走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前面。在东亚地区,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引进了西方的技术,但日本的引进却很成功,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日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制度;二是日本重视对技术问题的哲学思考。从中似乎可以看出对技术的哲学思考或多或少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这并不是说某种技术哲学观点对经济、社会一定会相应产生具体的影响后果。

胡:对手工业技术的系统记载,在欧洲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传统的,大约从中世纪开始,甚至从古罗马开始。这可能与《考工记》有相似的地方。可能的话,可以把欧洲与中国的此类著作进行一下比较研究。需要补充的是,沃尔夫对工艺学的理解与现在的不同,他提到组合术和发明术,这是从莱布尼茨那里来的。而这两个词在贝克曼那里就已经不存在了,贝克曼提出的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对技术的系统考察和总结。

刘先生刚才提到的对技术的哲学思考对技术本身或对社会的作用问题,比较

难以回答。比如德国技术悲观主义是否对技术发展有积极意义就很难回答。能够确定的是,在某些时候,那些与技术本身没有关系的理论性思考会对技术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比如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本来与技术无关,发明者也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理论与计算机的关系。

至于日本的情况,我认为可以总结为:经济形式对技术的发展比对技术的哲学沉思更有影响。

波:培根既不是科学人员,也不是技术人员,只是一个哲学家,他把技术与科学的发展等同于人的进步,这一思想影响了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技术发展,尽管有不少技术悲观主义,但主流还是培根的进步思想。这也是启蒙运动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这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哲学影响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 李:前面谈到了德国技术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也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我想借这个机会说说我个人的一些困惑。数年来我所从事的学术与社会活动总是在不同的程度上与介绍西方的文化有关(在欧洲则是更多地译介东方思想)。我们成立的德国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也有这方面的任务。但近一段时间来,总有两个问题使我感到有些困惑:一是概念,一是目的。我们在介绍西方文化时,所介绍的理论可以归结为某些固定的概念,概念一经形成得到承认后,使用概念的人就必须遵守概念的含义。这就是说概念代表的是一定的思维模式,介绍西方文化即是介绍其思维模式。在西方概念充斥的地方,就隐藏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危险。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由此便产生了第二个困惑:研究与介绍西方文化或者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技术哲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一下子理清,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我们同时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中技术思想的研究。既然西方技术哲学与其哲学的历史发展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从中国的思维传统出发理应能够构建出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技术哲学。面对(源自于西方的)现代科学与技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特别是着眼于西方概念、论证模式以及话语在全球范围内所占有的明显的主导甚至霸权地位,如何挖掘中国文化的潜力,使其能够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发挥其积极作用,在目前国际范围内的讨论中,明确界定出哪些观点与论据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这些不仅是西方学界所期望了解的,更是还有待中国学者完成的义不容辞的艰巨任务

波:王前教授前面提到中国的工程技术思维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深受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德国却不是这样,马克思的技术思想在德国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这一现象似乎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得到说明,比如德国历经君主制、共和制、第三帝国等,马克思的学说没有机会产生影响,这种解释显然有些简单化。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在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技术,这一范式很难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相适应。因此也不需要马克思的思想。譬如德韶尔就不可能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能干的工程师,但同时是有哲学素养的唯心主义者;从这个立场出发,他只能得出技术产品是从思想中产生的这个结论,技术首先表现为是完全崭新的思想,然后才通过物化成为现实,这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不同的。

李:关于马克思的影响,我补充几点。1982年伦克在他的著作中提出,马克思是技术哲学的第一人。他的意思是说,传统的技术哲学一直都是从单一的角度来考察技术,没有形成全面性的技术哲学;在全面意义上对技术进行多方位反思考察的第一人,应该是马克思。另外,法兰克福学派也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胡: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过,大家学的好像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至于马克思在德国的影响不大,原因很多。比如,没有出版完整

的马克思著作;法兰克福学派本来不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迪,因为他们反对进步,代表的是技术悲观主义(当然哈贝马斯是例外),这在当时的东德是受到批判的。 李: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原著与教科书进行严格区分显然是正确的,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均有一定的困难,因为阅读原著的过程严格来讲就是理解与诠释的过程。不过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研究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是也可以尽量放窄一点,譬如专门探讨《资本论》中的几个章节。假如真正把下面三个问题理清楚了,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对机器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即机器生产的描写、对社会发展的规范性的人文要求。

刘:不管怎样,从历史的角度看,标志德国技术哲学诞生的是马克思和卡普,这两个人尽管在政治上有很大不同,但他们技术哲学思想却有很大的相似性。卡普的“器官投影”论和马克思的“器官延长”论,都是揭示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体的结构和功能的外化、自然界的人化等等。这两种思想都不是独立地提出来的,而是很可能都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当然,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可能是在德国之外,但他的思想不应该仅仅是受到英国和法国的影响(如1844年在法国,后来去了布鲁塞尔,英国)。马克思出生于德国,且与卡普产生了相类似的思想,这是否意味着德国的背景在其中作用很大?对此如何评价?另外,现代技术哲学家在写作的时候不参照马克思著作的几乎没有,我国的一位学者进行了“马克思思想的国际影响”的研究,收集了大量国外的技术哲学文献,其中研究马克思技术哲学的非常多,但是德国的文献比较少。我想,这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20世纪上半叶,海德格尔在德国技术哲学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人没有把海德格尔作为技术哲学家,但是他的《对技术的追问》又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著作,在中国有很多人在研究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

胡:早期海德格尔接近现象学,受到胡塞尔的很多影响,譬如他当时很少用“Technik ”这个概念,而是使用“制造品”,意思是说我们都处于世界之中,技术是一种现象。后期海德格尔放弃了早期的反形而上学传统,认为技术的所谓的本质时而对人类提出挑战,即“座架”。在他看来,技术作为“座架” 一方面保证人的生存,另一方面又对我们提出挑战。“座架”一词的本来含义带有“系统”的意思,因此体现的是对技术的系统性思考。海德格尔与卡西尔有很大分歧,因此在研究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有必要同时考虑到他与卡西尔的争论。在卡西尔看来,技术对人类有着开发世界的意义,如果没有技术我们就不能够接近世界,他的代表作是《形式与技术》一书。总之,最好不要把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分开。

波:海德格尔的反对者是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人。从分析哲学角度来看,海德格尔的著作是由模糊不清的概念组成的“乐章”,可以将其完全抛弃。

李:“座架”一词卡普曾经用过,但是我不知道海德格尔是否受到卡普的影响。另外, “座架”可以理解为系统性、挑战性,但其本意是“提问、逼供”,因此,海德格尔用这个词的含义应当比挑战更严重。不管怎样,作为哲学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式的反思,海德格尔的观点是不容忽视的,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影响很大。他对现代技术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深层渊源关系的考察,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技术的本质特点会有很大帮助。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可以探讨现代科学与技术为什么能够而且只在欧洲文化圈中诞生这个难题进行细致的理论思考。实际上也可以把海德格尔的这方面的论著与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互读。

就当代的技术哲学研究而言,从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很难引申出具体的行为规则。不过这是所有“大家“的一个通病。

王:海德格尔曾关注过“道”家思想,尝试把老子思想翻译成德文,海德格尔的思想与道家的对技术的文化悲观主义中有些相通的地方,看到的更多的是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与之类似的是德韶尔,他的思想与中国的“道”与“技”之间的关系相通,中国人认为技术后面有“道”,因此将德国技术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较,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

刘:初次访问中国的胡必希先生据说了德国当代技术哲学研究中的领军人物之一,波塞尔先生大家则相对比较熟悉,按资历应该说高出一筹。能否请波塞尔先生简单概括一下战后德国技术哲学的发展与成就,胡必希先生谈谈目前的趋势,文潮总结一下。

波:得失自有后人评说,因此还是换个叫色,让胡必希评价我们这一代吧。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说说遗留下来的问题。

胡:我觉得二战后技术哲学在德国的发展取得了三大成就:第一,采用相当理性的手段对技术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对经济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的梳理。在这方面,代表人物是萨克瑟(Hans Sachsse),代表作应该是他的《技术人类学》,当然还有大家熟悉的拉普,我们可以称这个方向时分析性技术哲学;第二、实用性的技术哲学,这个方向既不把技术看作产品也不看作是一定的工艺程序,而是把技术看作人特别是由个人组成的人类社会的行为,代表人物是伦克,还有波塞尔先生;第三个方向是技术系统论,代表人物是罗布尔(Ropohl)。可惜的是,在这个方面,罗布尔几乎是独军作战。除了这三大方向外,还有很多没能形成传统与方向的技术哲学,如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等等。

老一辈的技术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特点,是他们基本上是从工具——目的的关系这个角度去考察技术的。但这也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弱点。我个人倾向于把技术理解为“媒介“,在工具与生物(譬如人)、主体与客体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起着连接与沟通的作用。信息技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波:年青一代的技术哲学家们面临着很到有待完成的课题与任务,我想简单提出5条:一、技术评估、技术风险、技术预测和技术伦理,这些都是亟待解决而且非常具体但又非常棘手的问题;二、形而上学复活了,因为现代技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无法通过技术本身得到回答的,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技术产品、什么是技术系统、什么是目的等等。三、什么是技术可能性,这是技术本体论方面的课题。技术设计就是可能性设计,技术活动总是从可能到实践的活动。四、什么是技术科学,它与科学的区别是什么?技术人员是按照模型来工作的,但它与工程科学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五、技术与跨文化的问题。这是技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课题

李:我们的对话会继续进行下去的,因此还是不总结为好。我提出三个问题吧:技术哲学的概念,跨学科,高科技带来的哲学与伦理问题。

胡必希先生是《对技术的沉思:技术哲学百部》一书的主编之一。我们正在翻译这本书。在阅读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本书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假如让我选编这样一本书的话,我会选入其他一些,但我更会不选其中的某些。不是因为它们对技术的看法没有新意,而是它们可能不符合我对技术哲学的理解。属于这一类的譬如可能会有汽车大王福特的自传、柏格森的《道德与宗教》,甚至李约瑟以及其他几位学者的明显的技术史专著。这些当然是假设,但引起我思考的问题

是,我们应该把技术哲学这个概念理解得广泛一点,特别应当把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企业家们对自己的工作的思考包括进来。

这样便又回到了刘老师开始时提到的“范式“问题。我的建议是先把这个非常理想化的范式理解为要求在跨学科的范围内推进技术哲学研究,在保持不同学科的专业特点的条件下,尽量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对话与批评。

最后,还应该关注现代高科技带来的哲学与伦理问题。高科技有一些新的特点,譬如传统中那种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技术开发和创新的线性转化过程已经过时了。这些特点必然带来对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的挑战,因为技术哲学必须面对高技术发展及其支撑体系可能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而进行思考,而技术伦理必须为高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以及技术活动者的行为提供规范性的指南。高科技不再被看作是价值中立的基础研究成果的应用。更确切地说,现代高科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以新的方式对自然干预,其干预的方式、深度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应机遇和后果,形成一个全新的领域。而这是传统价值观所难以企及的。 另外,技术,特别是这里提到的现代高科技,尽管作为知识活动有其内在的逻辑进程,但作为社会现象又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与相应的制度框架内向前推进的。不同社会的认知差异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现代技术的意义和后果,往往会提出不同的理解与阐释。而这些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又常常对技术的决策过程与评价标准起着重要的作用。

(王南据录音整理,李文潮、刘则渊审核)

关于德国技术哲学发展历史的中德对话

刘则渊 波塞尔 李文潮 胡必希 王前

摘要:2004年8月,大连理工大学德国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以“技术伦理与技术评估“为主题举办了为期10天的讲习班。主讲者是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胡必希先生(Christoph Hubig) 。我们就一下三个问题进行了对话:德国技术哲学发展的分期、主要代表人物,技术哲学的前景与问题。

刘则渊(以下简称刘,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我们先探讨一下德国技术哲学的历史分期问题。我的想法是以技术史为基础、以哲学史为主线、以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为背景,用这样的一个范式来研究技术哲学的历史。以技术史为基础的话,我们似乎可以说现代技术形成之前的对技术的思考都属于技术哲学的前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在这个时候,卡普提出了“技术哲学“这一概念,但形成比较完整思想的是马克思。因此,我把德国技术哲学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中叶是技术哲学的诞生期,代表人物是卡普和马克思;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是德国技术哲学的成长期,代表人物是德韶尔和海德格尔;20世纪下半叶,是德国技术哲学的兴盛期,即当代德国技术哲学辉煌期。请几位同事对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波塞尔(Hans Poser,以下简称波,柏林理工大学哲学、科学论和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 :我基本同意这种看法。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技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Technik)这个概念虽然是卡普在1877年提出的,但是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技术本来就是哲学反思的对象。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都能找到对技术的看法,尽管方式不一样。在从古希腊到现代技术哲学的转变过程中,以下两个人物比较重要,他们都是从事过自然科学研究,同时又是哲学家。一个是笛卡尔,他把自然与精神彻底分开,甚至把人的身体机械化,从而为以数学的方式把握自然提供了可能;第二个是莱布尼茨,他把人看作是有灵魂的自动化机器,从而界定出了两个范畴,一是借用规律可以得到解释的必然王国,一是通过行为选择而实现的自由王国。另外,莱布尼茨还要求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应该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福利,当然还服务于上帝的荣耀,因为二者在他看来不但不矛盾,而是紧密联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对技术的考察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形而上学色彩。

第一个在哲学意义上使用“技术学“或者“工艺学“(拉丁语:Technologia )这个概念的是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意思是我们既然有针对法律的法哲学,所以也应该有针对技术的技术哲学,任务是探讨技术何以可能的问题。 提出这一问题的前提,当然是认为技术活动是有理性的活动。这些都应该属于前史阶段。而诞生期或者说创建阶段可以从德国唯心主义,即康德哲学开始,直到卡普提出“技术哲学”。第三个阶段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包括当时的(早期)海德格尔、德绍尔、卡西尔等人,这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技术持的批判,一是技术持乐观主义。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技术的批判总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因此,容易把技术与文化看作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而讨

论二者之间的关系。第四个阶段可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中来自分析哲学的影响很值得重视与研究。代表人物有拉普、墨赛尔(Moser )、伦克等。第五个阶段是当代德国技术哲学。

胡比希(Christoph Hubig,以下简称胡,斯图加特大学哲学所所长、教授) :我做两点补充。对所谓的诞生时期即德国唯心主义到卡普之间的研究,可以沿着沃尔夫——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卡普这条线走。沃尔夫把“Technologia ”作为把握技术可能性的学问,康德探讨了认识何以可能这个问题,认为我们的思维本身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把可能性与目的性结合在一起,离现代技术就不远了。黑格尔专门讨论过目的论,这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在黑格尔看来,理想目的与现实目的之间的差距只有通过工具才能得到弥补,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轨迹。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时,接受了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从而把工具看作是潜在的生产力。卡普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过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观点,这一点还是个有待研究的课题。还应该指出的是,卡普的“器官投影”论的出发点并不是认为人是有缺陷的动物,“器官投影”强调的是人的创造性,人通过把自己身体的功能投影到外界达到认识自我的目的,投影可以是无意识的,认识却是有意识的活动。这是卡普和格伦(Arnold Gehlen)的最大区别。这是第一点要补充的。

第二,在波塞尔教授刚才提到的第二阶段中,有两条主线:即形而上学式的技术哲学,代表人物是德韶尔,以及反形而上学的技术哲学,代表人物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对早期海德格尔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李文潮(以下简称李,大连理工大学德国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德籍华人) :两位同事的看法提纲挈领而不失具体,但我觉得忽视了刘老师提出的问题的前提。刘老师提出了一个技术哲学史研究的“范式”,即以技术史为基础、以哲学史为主线、以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为背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新颖的纲领性设想,但实施起来恐怕有一定的困难。我们很难期待一个研究技术哲学史的人优厚地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学识与素养,但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小组的形式或许能弥补这一点,这样我们便必须把技术史研究与技术哲学史研究联系起来。

关于德国技术哲学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上面对前史阶段及诞生阶段谈得比较多,也相对清楚了。对于其发展,我想可以更细致一点。譬如我们可以考虑是否可以把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个案处理,然后开始早期阶段。在内容上,这一阶段完全可以更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内容可以包括科玄之争、生命哲学的影响、存在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思潮。至于比较有影响的海德格尔与德韶尔两位“大家”,可以把他们作为上世纪50年代的主流去考察。海德格尔的《对技术的追问》发表于1954年,德绍尔的《对技术的争论》最后定稿是1956年。不过恰恰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对历史的划界往往带有很大的任意性。这类划界可以帮助我们归类记忆,但却很少与历史连接相符。上世纪69年代也可以被当作一个独立的阶段处理,其主题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以及后来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伦克所代表的“卡尔斯鲁尔”学派从技术的社会哲学开始,他将马克思正式称为技术哲学的第一人,提出了全方位考察技术活动的要求,并且把责任与伦理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两大主题。至于当代的技术哲学研究,我想可以用“后伦克时代”这个说法给予概括。

分期中有两个特殊时期,德国第三帝国的技术哲学思想和战后东德的技术哲学思想。这两个时期可能归纳不到分期中,但很重要,应当引起注意。

刘:如果说卡普前后是技术哲学的诞生期,那么之前的17世纪的莱布尼茨、以及18世纪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对技术哲学的产生有什么影响?这几点几位刚才已经简单涉及到了,但似乎还是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的角度谈的多一些。我的具体意思是,前期这些零散的对技术的哲学看法或者说哲学中的技术思想对后来形成的对技术的完整看法和体系有什么影响?

另外,我认为技术哲学在19世纪能够诞生的基础条件是,只有当技术首先被科学研究,才可能得以产生哲学思考,而这与科学哲学不同,其基础条件是当对自然界形成自然哲学后,科学从哲学分离出来,所以,可以说自然科学晚于自然哲学,而技术哲学却晚于技术科学或者技术学。这不是说以前的哲学家没有注意到,虽然技术到处存在,但并没有形成体系,而且其与工匠联系在一起,没有完全进入技术视野,即没有进行系统性研究。

波:您的分析很有道理。技术哲学的前史从莱布尼茨到费尔巴哈,即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发展比较难。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把莱布尼茨看作是唯心主义者,他本身是科学家,也是工程师,有很多技术发明,但作为哲学家,他考虑问题科学及技术活动的背景是欧洲形而上学,技术在他那里还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是科学在实际中的应用;马克思对技术的考察是其整体哲学思考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部分。直到卡普才有了专门的、真正以技术为考察对象的哲学性思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学科的诞生。

胡:我谈谈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影响。技术哲学的诞生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形成有紧密关系。黑格尔在其哲学中讨论了社会分工问题,并提出了所谓的需求的系统化问题;劳动分工意味着需要不同的技术,而通过技术,劳动分工才能成为可能。黑格尔所说的技术主要是指机器。同时,他也提到了技术异化的问题。马克思研究技术的时候受到了黑格尔技术异化思想的影响。马克思谈到的技术是大工业技术,而所谓的大工业技术是技术系统,是由数个机器组成的。卡普是从研究工具开始的,但也看到了机器在社会中的作用,即机器只是社会生产中的一部分。可以看出,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机器系统的发展对技术哲学的诞生产生了很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发展或者机器的发展影响和决定了技术哲学的发展。

李:我先对刘老师指出的技术科学或者技术学作两点补充,间接地说明一下技术哲学晚于技术科学的可能原因。第一点是,商业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商业主义在德国兴起比较晚,大约是19世纪。第二点是,德国(即普鲁斯)工商管理机构的形成。工商管理机构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商业发展,为技术活动创造合适的社会环境与条件。这两点导致了所谓的技术学在德国的诞生。沃尔夫提出“Technologia ”这门学科的时候是哈勒大学的教授,哈勒当时是德国的商业中心。这个中心后来转移到了格廷根。而恰恰在格廷根,贝克曼写出了其轰动一时的《工艺学导论》。这些还不是后来的技术哲学,而只是来自于经验的技术概念即专业术语汇编。相当于工商管理人员使用的手册,以便他们在管理商业贸易的时明白专家们的意思。沃尔夫在哲学上提出了一些设想,提出工艺学、技术学应该做什么,而对于其能够做什么,他并不知道。而在沃尔夫和贝克曼之间出现了非常重要的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这为贝克曼的工艺学提供了材料,奠定了基础。

刘老师认为技术哲学晚于技术科学或技术学(即工艺学)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虽然技术到处存在,但并没有形成体系,而是与工匠联系在一起,因而没有完全引起哲学的单独关注。这一点无疑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不过这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技术在人类历史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缓慢的原

因有很多,但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不是技术没有受到所谓的哲学家们的重视甚或歧视?亚历士多德赞成奴隶制度,其中的一个论据就是奴隶不是自由人,而是相当于工具。我们也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

借用格伦的一段话,也许能够说明以上问题。在他的《技术时代的灵魂》一文中(中文翻译我还没有读,暂且以德语原版为准),格伦对特别是在德国这么一个技术发达的国家中出现的对技术的批判浪潮感到困惑。他提出以下两点可能的解释:自古以来,沉思型的纯科学被看作是高于具体的实践;借用哲学的思维手段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这类思维手段并认为技术是自己所应关注的对象。

胡: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社会背景?

王 前(以下简称王,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传统的技术是在自然经济即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形成的,这期间并没有系统的技术哲学思想。中国的技术哲学思想应该说是在西方近代技术传入中国之后,伴随着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才开始引起中国哲学界对技术的思考。对中国哲学思考影响比较重要的德国思想家首先是马克思,他的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学说,对中国现代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方法、对技术的态度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全方位地了解国外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当然也关注到了西方现代技术哲学思想研究,并且把这类研究与中国的技术哲学问题相结合。因此,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技术哲学问题的技术哲学家。比较突出的有东北大学的陈昌曙教授,他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思考技术哲学问题的,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体系,他的代表性著作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技术哲学引论》。中国技术哲学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技术哲学思想发展的激励和影响,特别是德国技术哲学的影响,但同时又形成了具有是对工匠的技艺综合考察,但不是完全的工学著作。该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中国文化特色的技术哲学思想。

刘:一个思想的产生总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如果说中国古代有类似于技术哲学的书的话,那么应该是《考工记》,它论述一般工匠的技艺,另一部分是分门别类地谈不同工具的制作方法。这与德国早期的工艺学著作不同。《考工记》主要是对农业社会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的概括,如果没有中国农业的发展,这些论述就不会产生了。

同时,人们对技术哲学的思考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比如,德国主要靠技术起家,虽然其科学也很发达,再加上其拥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因此,在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中就走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前面。在东亚地区,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引进了西方的技术,但日本的引进却很成功,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日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制度;二是日本重视对技术问题的哲学思考。从中似乎可以看出对技术的哲学思考或多或少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作用。这并不是说某种技术哲学观点对经济、社会一定会相应产生具体的影响后果。

胡:对手工业技术的系统记载,在欧洲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传统的,大约从中世纪开始,甚至从古罗马开始。这可能与《考工记》有相似的地方。可能的话,可以把欧洲与中国的此类著作进行一下比较研究。需要补充的是,沃尔夫对工艺学的理解与现在的不同,他提到组合术和发明术,这是从莱布尼茨那里来的。而这两个词在贝克曼那里就已经不存在了,贝克曼提出的是基于经验基础上的对技术的系统考察和总结。

刘先生刚才提到的对技术的哲学思考对技术本身或对社会的作用问题,比较

难以回答。比如德国技术悲观主义是否对技术发展有积极意义就很难回答。能够确定的是,在某些时候,那些与技术本身没有关系的理论性思考会对技术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比如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本来与技术无关,发明者也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理论与计算机的关系。

至于日本的情况,我认为可以总结为:经济形式对技术的发展比对技术的哲学沉思更有影响。

波:培根既不是科学人员,也不是技术人员,只是一个哲学家,他把技术与科学的发展等同于人的进步,这一思想影响了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技术发展,尽管有不少技术悲观主义,但主流还是培根的进步思想。这也是启蒙运动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这似乎可以被看作是哲学影响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 李:前面谈到了德国技术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也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我想借这个机会说说我个人的一些困惑。数年来我所从事的学术与社会活动总是在不同的程度上与介绍西方的文化有关(在欧洲则是更多地译介东方思想)。我们成立的德国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也有这方面的任务。但近一段时间来,总有两个问题使我感到有些困惑:一是概念,一是目的。我们在介绍西方文化时,所介绍的理论可以归结为某些固定的概念,概念一经形成得到承认后,使用概念的人就必须遵守概念的含义。这就是说概念代表的是一定的思维模式,介绍西方文化即是介绍其思维模式。在西方概念充斥的地方,就隐藏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危险。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由此便产生了第二个困惑:研究与介绍西方文化或者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技术哲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一下子理清,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我们同时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中技术思想的研究。既然西方技术哲学与其哲学的历史发展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从中国的思维传统出发理应能够构建出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技术哲学。面对(源自于西方的)现代科学与技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特别是着眼于西方概念、论证模式以及话语在全球范围内所占有的明显的主导甚至霸权地位,如何挖掘中国文化的潜力,使其能够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发挥其积极作用,在目前国际范围内的讨论中,明确界定出哪些观点与论据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这些不仅是西方学界所期望了解的,更是还有待中国学者完成的义不容辞的艰巨任务

波:王前教授前面提到中国的工程技术思维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深受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德国却不是这样,马克思的技术思想在德国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这一现象似乎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得到说明,比如德国历经君主制、共和制、第三帝国等,马克思的学说没有机会产生影响,这种解释显然有些简单化。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在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乐观主义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技术,这一范式很难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相适应。因此也不需要马克思的思想。譬如德韶尔就不可能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能干的工程师,但同时是有哲学素养的唯心主义者;从这个立场出发,他只能得出技术产品是从思想中产生的这个结论,技术首先表现为是完全崭新的思想,然后才通过物化成为现实,这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不同的。

李:关于马克思的影响,我补充几点。1982年伦克在他的著作中提出,马克思是技术哲学的第一人。他的意思是说,传统的技术哲学一直都是从单一的角度来考察技术,没有形成全面性的技术哲学;在全面意义上对技术进行多方位反思考察的第一人,应该是马克思。另外,法兰克福学派也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胡: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似乎没有看到过,大家学的好像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至于马克思在德国的影响不大,原因很多。比如,没有出版完整

的马克思著作;法兰克福学派本来不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迪,因为他们反对进步,代表的是技术悲观主义(当然哈贝马斯是例外),这在当时的东德是受到批判的。 李: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原著与教科书进行严格区分显然是正确的,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均有一定的困难,因为阅读原著的过程严格来讲就是理解与诠释的过程。不过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研究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是也可以尽量放窄一点,譬如专门探讨《资本论》中的几个章节。假如真正把下面三个问题理清楚了,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对机器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即机器生产的描写、对社会发展的规范性的人文要求。

刘:不管怎样,从历史的角度看,标志德国技术哲学诞生的是马克思和卡普,这两个人尽管在政治上有很大不同,但他们技术哲学思想却有很大的相似性。卡普的“器官投影”论和马克思的“器官延长”论,都是揭示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体的结构和功能的外化、自然界的人化等等。这两种思想都不是独立地提出来的,而是很可能都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当然,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可能是在德国之外,但他的思想不应该仅仅是受到英国和法国的影响(如1844年在法国,后来去了布鲁塞尔,英国)。马克思出生于德国,且与卡普产生了相类似的思想,这是否意味着德国的背景在其中作用很大?对此如何评价?另外,现代技术哲学家在写作的时候不参照马克思著作的几乎没有,我国的一位学者进行了“马克思思想的国际影响”的研究,收集了大量国外的技术哲学文献,其中研究马克思技术哲学的非常多,但是德国的文献比较少。我想,这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20世纪上半叶,海德格尔在德国技术哲学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人没有把海德格尔作为技术哲学家,但是他的《对技术的追问》又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著作,在中国有很多人在研究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

胡:早期海德格尔接近现象学,受到胡塞尔的很多影响,譬如他当时很少用“Technik ”这个概念,而是使用“制造品”,意思是说我们都处于世界之中,技术是一种现象。后期海德格尔放弃了早期的反形而上学传统,认为技术的所谓的本质时而对人类提出挑战,即“座架”。在他看来,技术作为“座架” 一方面保证人的生存,另一方面又对我们提出挑战。“座架”一词的本来含义带有“系统”的意思,因此体现的是对技术的系统性思考。海德格尔与卡西尔有很大分歧,因此在研究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时,有必要同时考虑到他与卡西尔的争论。在卡西尔看来,技术对人类有着开发世界的意义,如果没有技术我们就不能够接近世界,他的代表作是《形式与技术》一书。总之,最好不要把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分开。

波:海德格尔的反对者是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人。从分析哲学角度来看,海德格尔的著作是由模糊不清的概念组成的“乐章”,可以将其完全抛弃。

李:“座架”一词卡普曾经用过,但是我不知道海德格尔是否受到卡普的影响。另外, “座架”可以理解为系统性、挑战性,但其本意是“提问、逼供”,因此,海德格尔用这个词的含义应当比挑战更严重。不管怎样,作为哲学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式的反思,海德格尔的观点是不容忽视的,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影响很大。他对现代技术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深层渊源关系的考察,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技术的本质特点会有很大帮助。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可以探讨现代科学与技术为什么能够而且只在欧洲文化圈中诞生这个难题进行细致的理论思考。实际上也可以把海德格尔的这方面的论著与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互读。

就当代的技术哲学研究而言,从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很难引申出具体的行为规则。不过这是所有“大家“的一个通病。

王:海德格尔曾关注过“道”家思想,尝试把老子思想翻译成德文,海德格尔的思想与道家的对技术的文化悲观主义中有些相通的地方,看到的更多的是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与之类似的是德韶尔,他的思想与中国的“道”与“技”之间的关系相通,中国人认为技术后面有“道”,因此将德国技术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较,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

刘:初次访问中国的胡必希先生据说了德国当代技术哲学研究中的领军人物之一,波塞尔先生大家则相对比较熟悉,按资历应该说高出一筹。能否请波塞尔先生简单概括一下战后德国技术哲学的发展与成就,胡必希先生谈谈目前的趋势,文潮总结一下。

波:得失自有后人评说,因此还是换个叫色,让胡必希评价我们这一代吧。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说说遗留下来的问题。

胡:我觉得二战后技术哲学在德国的发展取得了三大成就:第一,采用相当理性的手段对技术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对经济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的梳理。在这方面,代表人物是萨克瑟(Hans Sachsse),代表作应该是他的《技术人类学》,当然还有大家熟悉的拉普,我们可以称这个方向时分析性技术哲学;第二、实用性的技术哲学,这个方向既不把技术看作产品也不看作是一定的工艺程序,而是把技术看作人特别是由个人组成的人类社会的行为,代表人物是伦克,还有波塞尔先生;第三个方向是技术系统论,代表人物是罗布尔(Ropohl)。可惜的是,在这个方面,罗布尔几乎是独军作战。除了这三大方向外,还有很多没能形成传统与方向的技术哲学,如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等等。

老一辈的技术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特点,是他们基本上是从工具——目的的关系这个角度去考察技术的。但这也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弱点。我个人倾向于把技术理解为“媒介“,在工具与生物(譬如人)、主体与客体以及主体与主体之间起着连接与沟通的作用。信息技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波:年青一代的技术哲学家们面临着很到有待完成的课题与任务,我想简单提出5条:一、技术评估、技术风险、技术预测和技术伦理,这些都是亟待解决而且非常具体但又非常棘手的问题;二、形而上学复活了,因为现代技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无法通过技术本身得到回答的,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技术产品、什么是技术系统、什么是目的等等。三、什么是技术可能性,这是技术本体论方面的课题。技术设计就是可能性设计,技术活动总是从可能到实践的活动。四、什么是技术科学,它与科学的区别是什么?技术人员是按照模型来工作的,但它与工程科学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五、技术与跨文化的问题。这是技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课题

李:我们的对话会继续进行下去的,因此还是不总结为好。我提出三个问题吧:技术哲学的概念,跨学科,高科技带来的哲学与伦理问题。

胡必希先生是《对技术的沉思:技术哲学百部》一书的主编之一。我们正在翻译这本书。在阅读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本书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假如让我选编这样一本书的话,我会选入其他一些,但我更会不选其中的某些。不是因为它们对技术的看法没有新意,而是它们可能不符合我对技术哲学的理解。属于这一类的譬如可能会有汽车大王福特的自传、柏格森的《道德与宗教》,甚至李约瑟以及其他几位学者的明显的技术史专著。这些当然是假设,但引起我思考的问题

是,我们应该把技术哲学这个概念理解得广泛一点,特别应当把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企业家们对自己的工作的思考包括进来。

这样便又回到了刘老师开始时提到的“范式“问题。我的建议是先把这个非常理想化的范式理解为要求在跨学科的范围内推进技术哲学研究,在保持不同学科的专业特点的条件下,尽量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对话与批评。

最后,还应该关注现代高科技带来的哲学与伦理问题。高科技有一些新的特点,譬如传统中那种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技术开发和创新的线性转化过程已经过时了。这些特点必然带来对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的挑战,因为技术哲学必须面对高技术发展及其支撑体系可能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而进行思考,而技术伦理必须为高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以及技术活动者的行为提供规范性的指南。高科技不再被看作是价值中立的基础研究成果的应用。更确切地说,现代高科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以新的方式对自然干预,其干预的方式、深度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应机遇和后果,形成一个全新的领域。而这是传统价值观所难以企及的。 另外,技术,特别是这里提到的现代高科技,尽管作为知识活动有其内在的逻辑进程,但作为社会现象又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与相应的制度框架内向前推进的。不同社会的认知差异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现代技术的意义和后果,往往会提出不同的理解与阐释。而这些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又常常对技术的决策过程与评价标准起着重要的作用。

(王南据录音整理,李文潮、刘则渊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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