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盛唐时代"高岑"边塞诗派

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流派——盛唐时代的边塞诗派。它以自己的独特题材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以自己的独特风格为唐代诗坛也为我国古代诗歌增添了绚丽的色彩。这个诗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高适与岑参,文学史上并称为“高岑”,他们虽然都以边塞诗著称,但细看二人诗又有不同,用比较方法,通过具体分析,能发现他们各自特点及异同。

高适,字达夫,一字仲武,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适生于702年,比李白、王维小一岁。他早先家境贫困。元代辛文旁《唐才子传》说,高适年青时,性格落拓,不拘小节,不喜人当时人都热衷的科举考试,而经常混济于一些赌徒中间。但他的名气却传播的很远。20岁时,高适到长安求官没有成功,于是他就在今河南省开封、洛阳、商邱一带漫游了很长一段时间。唐玄宗开元19年(731)高适到了北方边疆,参加征服契丹的战争,他想在边塞寻找一个报国立功的机会。虽然这次他没成功,但在这段时期内,他却熟悉了边塞和边塞生活,并写下了不少边塞诗,表露了他对当时边境战争的看法和希望,以叹为国立功的抱负。天宝8年(749)高适50岁时,由于一个朋友宋州刺史张久高的推荐,捞到了一个封丘县县尉的官职,然而他过不惯这种小功利的生活,写诗说:“拜仰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他不愿卑躬屈膝迎送长官,不愿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于是弃官出走,到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作掌书记。天宝十四年(755),安?山、史思明叛乱爆发,高适携助哥舒翰守卫长安的平彰、潼关。潼关失守哥舒翰被俘,高适奔赴皇帝的行寨,向唐肃宗陈述了他对战争的看法,受到唐肃宗的重视。从此高适官运亨通,历任淮南节度使、西川节度使,散骑常侍等重要职务,并且被封为渤海侯。《全唐诗》按语说:“开元以来,诗人至达者唯适而已。”意思是讲,开元以来的诗人中,在仕宦道路上如此顺利通达的只有高适一个。

高适的诗歌反映社会生活比较广阔,也比较深入。长期的仕途失意使他感触颇深的是世路的艰难。他的许多诗篇在抒发胸中苦闷的同时,抨击了社会现实中丑恶的一面。自浪游梁宋而至任职封丘县期间,他长期“混迹渔樵”,比较接近下层,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关注。如《苦雨寄房四昆季》、《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东平路中遇大水》、《封丘作》等,分别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在天灾和赋税压迫下贫困痛苦的生活,表达了诗人对他们深切的同情。他在晚年所写的《酬裴员外以诗代书》这首长篇巨制中描写道,“归军剧风火,散卒争椎埋。一夕瀍洛空,生灵悲暴腮。……纵横荆棘丛,但见瓦砾堆,行人无血色,战骨多青苔”,真切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

高适的许多诗篇抒写了他自己要立功边塞的壮志,描绘了戍边将士保卫祖国的豪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同时也揭示出唐朝军队内部的黑暗现象,揭露的也很深刻,并表示了诗人的深深忧虑。高适的边塞诗,气骨遒劲,笔力浑厚,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征战生活和他报效国家的热情。这是高适的边塞诗思想内容的突出特点。他写道:“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塞上》),“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北使经大寒,关山饶苦辛,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答侯少府》),“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这些真切的描绘,使他的边塞诗在内容上显得很深刻,从而增加了他的创作的思想深度。

岑参(715—770),世居江陵(今湖北江陵),后迁至河南。他的曾祖父、伯祖父、伯父都官至宰相。父亲作过州刺史,但在他少年时代便已死去,家道从此衰落。岑参自幼从兄读书,能刻苦自砺。二十岁到长安献书求仕,并未如愿。三十岁左右应举及第,作了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天宝八载,他首次出塞,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为僚属,天宝十载返回长安。天宝十三载,他再度出塞,为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属下判官,至德二年回朝。前后在边塞共六年。回朝后,任右补阙,官职时有迁调。大历元年赴蜀,卸任后死于蜀中。

岑参的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天宝八载出塞前,诗人仕途失意,写了一些感叹身世之作和一些艺术价值较高的写景之作,其中有不少为人们赞赏的名句。至德二年诗人自边塞归来后,曾写了一些较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反映了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揭露了官军将领的腐败和权贵的气焰,反映了当时政治中黑暗的一面。这个时期的一些写景诗也比较出色。

在诗人的创作中最光荣的时期是边塞生活时期。这一时期中,诗人创作了许多前人从未写过的诗篇,以独特的面貌为诗歌题材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从而使诗人在文学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地位。

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不止一次地抒写了自己立功边塞、慷慨报国的理想。他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写道;“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丈夫!”这种豪壮的诗句正是诗人内心的写照。这里虽然包含谋取个人功名的内容,但正如诗人所言,“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送人赴安西》),“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这种理想是以爱国主义为其主线的,它所表现的不只是诗人自己,而且是一代有志文人的积极进取精神,感情是饱满而健康的。

戍边将士保家卫国、艰苦奋战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岑参的边塞诗中也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等篇,都从不同的侧面歌颂了戍边将土为保卫祖国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战斗,所表现的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以及唐军的浩大声威。初唐以至盛唐时代,唐帝国国势强盛,天宝后期,唐王朝内政虽趋腐败,但安西一带兵力仍相当强大。岑参诗篇中那种豪壮的气势,正是以强盛的国势为背景的。

在描绘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活的同时,诗人还满怀激情地歌唱了西北边塞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和新鲜奇异的边塞风物。漫天飘舞的飞雪,突兀炎热的火山,神异奇特的热海水,千姿百态的火山云,以及婀娜多姿的民族舞蹈,秀色媚景的天山奇花,都被收入他的诗篇。《白雪歌》,《火山云歌》,《热海行》、《天山雪歌》、《优钵罗花歌》、《赤骠马歌》,仅仅是这些诗题本身就已使人感到心旷神怡,美不胜收。边塞生活是艰苦的,而边塞风光又是无比壮美、无比可爱的。这些诗篇至今仍能激发人们对祖国边疆的热爱。

“边塞诗”是以描写边塞地区景物,反映边防将士的生活、战斗、思想情怀的诗篇。边塞诗的起源一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诗经》中《釆薇》、《东山》等篇章可以说就是边塞诗的最早萌芽。汉魏南北朝时,也有一些作家写了一些边塞诗,而唐代写边塞诗最为流行,尤其是盛唐时期。盛唐时期诗人或多或少都写过一些边塞诗,而以专写边塞诗著名的则是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焕等人。后世因此把他们称作边塞诗派。边塞诗之所以在盛唐特别流行,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盛唐时期汉族人民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互通有无,交流非常广泛。但同时也存在着睦邻间的矛盾。当时北方民族突厥、契丹、回纥以及西北的吐番等少数民族,都以游牧为违,对骑马打猎都十分熟悉,他们凭借于此,一到草深马肥季节,就瞅机会搔扰边境,而唐王朝为了保护边境安金,保护贸易交通的正常进行以促进经济发展,也经常以攻为守,进行反击。有时唐朝统治者为了扩张势力,或者个别将领为了邀功请赏,也主动侵略少数民族。因此,自从武则天临朝秉政到李隐基天宝年间,在东起辽宁东部,西至青海、新疆几千里的边境线上,烽烟时起,战争频繁。盛唐边塞诗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由于边境战争连年不断,因此参军从战成了盛唐人民生活的一项内容。一些青年男子血气方刚,想到边境上去杀敌,去立功,他们把从军参战看作是一种理想,不少青年勇跃戍边。在这一基础上,盛唐时期,大量优秀的边塞诗人涌现出来。高岑就是这群诗人中双峰并峙的人物。

高、岑的共同特点:都以七言古诗见长,内容多描写边塞战争,风格雄放。他们的创作都共同为边塞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他们的手中,边塞诗扩大了自己的表现范围:丰富的生活图景和复杂的社会矛盾都在他们的边塞诗中反映出来;他们以自己丰富的边塞生活阅历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描绘出大风和大雪,沙漠和冰崖,飘扬的大旗,威武的大将,飞奔的骏马,雄壮的军乐等,从而构成无比生动、无比壮美的艺术形象;他们又以浪漫的笔调充满激情地描绘了边塞生活,即使是边塞上艰苦的征战,在他们的笔下也带上英雄主义的色彩,而边塞上的冰天雪地就更充满了活力和热力,因为这种生活是同他们的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使他们的边塞诗篇一洗苦寒色彩,而充满昂扬情调和激动人心的力量。高适和岑参在边塞诗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为唐代诗坛增添了光彩,而且为后代,尤其是宋代爱国主义诗篇的大量出现奠定了基础。

当然,高适和岑参创作上的风格和成就也并不完全相同:岑诗题材不如高广泛,高除边塞诗外,还有反映个人早年坎坷遭遇的诗和反映人民疾苦的诗。而岑参一生三次出塞,对边塞生活十分熟悉,他的四百首诗中边塞诗占了大部分,边塞以外的内容则不突出。就高岑的边塞诗而论,高适以思想深刻取胜,而岑的诗内容丰富多样,则胜于高适。他们的边塞诗都写得豪迈雄壮,而高诗偏于雄厚,即常于豪迈雄壮之中显出厚重深沉,岑诗则偏于雄奇,即常于豪迈雄壮之中显出奇丽俊拔,高诗常寓理于事,岑诗常寓情于景,在艺术创造性上,岑诗似也高于高诗。

高适诗的特点,以政治家的眼光去分析边防问题,以政论的笔调,表现自己对战争的意见,深刻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病,同时流露出对士兵的同情,对将帅的讽刺。他的名作《燕歌行》集中地表现了这些思想。

岑参诗的特点,是以诗人的敏感去描写战斗生活和边塞风光。他的诗有的以悲壮有力的笔触,描绘战争场面;有的揭露军中苦乐不均的现象,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表示不满;有的以真切朴素的语言,表达思乡怀友之情,而他最突出的诗是以浓重的色调描绘西北边疆的奇异景色,以及将士英勇报国不畏艰苦的精神。他的诗感情炽热、气势磅礴,以奇特的想象造成鲜明的诗句,奇伟瑰丽而又富于生活实感。形式富于变化,音调悲壮明亮。如用—个字来概括,岑诗特点就是“奇”。他的诗奇诡而不失于险怪,因为他是把自己对边塞风光战斗生活的体验,概括提炼成为诗。

《燕歌行》及《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以下简称《走马川行》)是两人的代表作。这两首诗生动地描绘了唐代边塞生活图景,揭示出复杂的社会矛盾,艺术上都有所创新,为唐代诗坛增添了绚丽色彩。但这两首诗无论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一定的差异。现以此为例,分析研究一下高岑诗歌之异同。

高适的《燕歌行》在继承和融汇前人同题诗歌中征夫思妇内容的同时,着意把主题移到边塞军情及其内在矛盾上,这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社会意义。全诗用简练的笔墨,写了某次战役。战火燃起,兵士们慷慨赴边,辗转苦战,但由于将帅的腐败而战败被围。接着写久戍起相思,最后诗人直接评论,总结全诗。

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流派——盛唐时代的边塞诗派。它以自己的独特题材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以自己的独特风格为唐代诗坛也为我国古代诗歌增添了绚丽的色彩。这个诗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高适与岑参,文学史上并称为“高岑”,他们虽然都以边塞诗著称,但细看二人诗又有不同,用比较方法,通过具体分析,能发现他们各自特点及异同。

高适,字达夫,一字仲武,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适生于702年,比李白、王维小一岁。他早先家境贫困。元代辛文旁《唐才子传》说,高适年青时,性格落拓,不拘小节,不喜人当时人都热衷的科举考试,而经常混济于一些赌徒中间。但他的名气却传播的很远。20岁时,高适到长安求官没有成功,于是他就在今河南省开封、洛阳、商邱一带漫游了很长一段时间。唐玄宗开元19年(731)高适到了北方边疆,参加征服契丹的战争,他想在边塞寻找一个报国立功的机会。虽然这次他没成功,但在这段时期内,他却熟悉了边塞和边塞生活,并写下了不少边塞诗,表露了他对当时边境战争的看法和希望,以叹为国立功的抱负。天宝8年(749)高适50岁时,由于一个朋友宋州刺史张久高的推荐,捞到了一个封丘县县尉的官职,然而他过不惯这种小功利的生活,写诗说:“拜仰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他不愿卑躬屈膝迎送长官,不愿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于是弃官出走,到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作掌书记。天宝十四年(755),安?山、史思明叛乱爆发,高适携助哥舒翰守卫长安的平彰、潼关。潼关失守哥舒翰被俘,高适奔赴皇帝的行寨,向唐肃宗陈述了他对战争的看法,受到唐肃宗的重视。从此高适官运亨通,历任淮南节度使、西川节度使,散骑常侍等重要职务,并且被封为渤海侯。《全唐诗》按语说:“开元以来,诗人至达者唯适而已。”意思是讲,开元以来的诗人中,在仕宦道路上如此顺利通达的只有高适一个。

高适的诗歌反映社会生活比较广阔,也比较深入。长期的仕途失意使他感触颇深的是世路的艰难。他的许多诗篇在抒发胸中苦闷的同时,抨击了社会现实中丑恶的一面。自浪游梁宋而至任职封丘县期间,他长期“混迹渔樵”,比较接近下层,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关注。如《苦雨寄房四昆季》、《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东平路中遇大水》、《封丘作》等,分别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在天灾和赋税压迫下贫困痛苦的生活,表达了诗人对他们深切的同情。他在晚年所写的《酬裴员外以诗代书》这首长篇巨制中描写道,“归军剧风火,散卒争椎埋。一夕瀍洛空,生灵悲暴腮。……纵横荆棘丛,但见瓦砾堆,行人无血色,战骨多青苔”,真切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

高适的许多诗篇抒写了他自己要立功边塞的壮志,描绘了戍边将士保卫祖国的豪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同时也揭示出唐朝军队内部的黑暗现象,揭露的也很深刻,并表示了诗人的深深忧虑。高适的边塞诗,气骨遒劲,笔力浑厚,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征战生活和他报效国家的热情。这是高适的边塞诗思想内容的突出特点。他写道:“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塞上》),“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北使经大寒,关山饶苦辛,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答侯少府》),“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这些真切的描绘,使他的边塞诗在内容上显得很深刻,从而增加了他的创作的思想深度。

岑参(715—770),世居江陵(今湖北江陵),后迁至河南。他的曾祖父、伯祖父、伯父都官至宰相。父亲作过州刺史,但在他少年时代便已死去,家道从此衰落。岑参自幼从兄读书,能刻苦自砺。二十岁到长安献书求仕,并未如愿。三十岁左右应举及第,作了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天宝八载,他首次出塞,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为僚属,天宝十载返回长安。天宝十三载,他再度出塞,为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属下判官,至德二年回朝。前后在边塞共六年。回朝后,任右补阙,官职时有迁调。大历元年赴蜀,卸任后死于蜀中。

岑参的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天宝八载出塞前,诗人仕途失意,写了一些感叹身世之作和一些艺术价值较高的写景之作,其中有不少为人们赞赏的名句。至德二年诗人自边塞归来后,曾写了一些较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反映了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揭露了官军将领的腐败和权贵的气焰,反映了当时政治中黑暗的一面。这个时期的一些写景诗也比较出色。

在诗人的创作中最光荣的时期是边塞生活时期。这一时期中,诗人创作了许多前人从未写过的诗篇,以独特的面貌为诗歌题材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从而使诗人在文学史上赢得了不朽的地位。

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不止一次地抒写了自己立功边塞、慷慨报国的理想。他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写道;“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丈夫!”这种豪壮的诗句正是诗人内心的写照。这里虽然包含谋取个人功名的内容,但正如诗人所言,“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送人赴安西》),“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这种理想是以爱国主义为其主线的,它所表现的不只是诗人自己,而且是一代有志文人的积极进取精神,感情是饱满而健康的。

戍边将士保家卫国、艰苦奋战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岑参的边塞诗中也得到了突出的表现。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等篇,都从不同的侧面歌颂了戍边将土为保卫祖国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战斗,所表现的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以及唐军的浩大声威。初唐以至盛唐时代,唐帝国国势强盛,天宝后期,唐王朝内政虽趋腐败,但安西一带兵力仍相当强大。岑参诗篇中那种豪壮的气势,正是以强盛的国势为背景的。

在描绘金戈铁马的战斗生活的同时,诗人还满怀激情地歌唱了西北边塞雄奇瑰丽的自然风光和新鲜奇异的边塞风物。漫天飘舞的飞雪,突兀炎热的火山,神异奇特的热海水,千姿百态的火山云,以及婀娜多姿的民族舞蹈,秀色媚景的天山奇花,都被收入他的诗篇。《白雪歌》,《火山云歌》,《热海行》、《天山雪歌》、《优钵罗花歌》、《赤骠马歌》,仅仅是这些诗题本身就已使人感到心旷神怡,美不胜收。边塞生活是艰苦的,而边塞风光又是无比壮美、无比可爱的。这些诗篇至今仍能激发人们对祖国边疆的热爱。

“边塞诗”是以描写边塞地区景物,反映边防将士的生活、战斗、思想情怀的诗篇。边塞诗的起源一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诗经》中《釆薇》、《东山》等篇章可以说就是边塞诗的最早萌芽。汉魏南北朝时,也有一些作家写了一些边塞诗,而唐代写边塞诗最为流行,尤其是盛唐时期。盛唐时期诗人或多或少都写过一些边塞诗,而以专写边塞诗著名的则是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焕等人。后世因此把他们称作边塞诗派。边塞诗之所以在盛唐特别流行,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盛唐时期汉族人民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互通有无,交流非常广泛。但同时也存在着睦邻间的矛盾。当时北方民族突厥、契丹、回纥以及西北的吐番等少数民族,都以游牧为违,对骑马打猎都十分熟悉,他们凭借于此,一到草深马肥季节,就瞅机会搔扰边境,而唐王朝为了保护边境安金,保护贸易交通的正常进行以促进经济发展,也经常以攻为守,进行反击。有时唐朝统治者为了扩张势力,或者个别将领为了邀功请赏,也主动侵略少数民族。因此,自从武则天临朝秉政到李隐基天宝年间,在东起辽宁东部,西至青海、新疆几千里的边境线上,烽烟时起,战争频繁。盛唐边塞诗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现的。由于边境战争连年不断,因此参军从战成了盛唐人民生活的一项内容。一些青年男子血气方刚,想到边境上去杀敌,去立功,他们把从军参战看作是一种理想,不少青年勇跃戍边。在这一基础上,盛唐时期,大量优秀的边塞诗人涌现出来。高岑就是这群诗人中双峰并峙的人物。

高、岑的共同特点:都以七言古诗见长,内容多描写边塞战争,风格雄放。他们的创作都共同为边塞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他们的手中,边塞诗扩大了自己的表现范围:丰富的生活图景和复杂的社会矛盾都在他们的边塞诗中反映出来;他们以自己丰富的边塞生活阅历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描绘出大风和大雪,沙漠和冰崖,飘扬的大旗,威武的大将,飞奔的骏马,雄壮的军乐等,从而构成无比生动、无比壮美的艺术形象;他们又以浪漫的笔调充满激情地描绘了边塞生活,即使是边塞上艰苦的征战,在他们的笔下也带上英雄主义的色彩,而边塞上的冰天雪地就更充满了活力和热力,因为这种生活是同他们的理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而使他们的边塞诗篇一洗苦寒色彩,而充满昂扬情调和激动人心的力量。高适和岑参在边塞诗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为唐代诗坛增添了光彩,而且为后代,尤其是宋代爱国主义诗篇的大量出现奠定了基础。

当然,高适和岑参创作上的风格和成就也并不完全相同:岑诗题材不如高广泛,高除边塞诗外,还有反映个人早年坎坷遭遇的诗和反映人民疾苦的诗。而岑参一生三次出塞,对边塞生活十分熟悉,他的四百首诗中边塞诗占了大部分,边塞以外的内容则不突出。就高岑的边塞诗而论,高适以思想深刻取胜,而岑的诗内容丰富多样,则胜于高适。他们的边塞诗都写得豪迈雄壮,而高诗偏于雄厚,即常于豪迈雄壮之中显出厚重深沉,岑诗则偏于雄奇,即常于豪迈雄壮之中显出奇丽俊拔,高诗常寓理于事,岑诗常寓情于景,在艺术创造性上,岑诗似也高于高诗。

高适诗的特点,以政治家的眼光去分析边防问题,以政论的笔调,表现自己对战争的意见,深刻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病,同时流露出对士兵的同情,对将帅的讽刺。他的名作《燕歌行》集中地表现了这些思想。

岑参诗的特点,是以诗人的敏感去描写战斗生活和边塞风光。他的诗有的以悲壮有力的笔触,描绘战争场面;有的揭露军中苦乐不均的现象,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表示不满;有的以真切朴素的语言,表达思乡怀友之情,而他最突出的诗是以浓重的色调描绘西北边疆的奇异景色,以及将士英勇报国不畏艰苦的精神。他的诗感情炽热、气势磅礴,以奇特的想象造成鲜明的诗句,奇伟瑰丽而又富于生活实感。形式富于变化,音调悲壮明亮。如用—个字来概括,岑诗特点就是“奇”。他的诗奇诡而不失于险怪,因为他是把自己对边塞风光战斗生活的体验,概括提炼成为诗。

《燕歌行》及《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以下简称《走马川行》)是两人的代表作。这两首诗生动地描绘了唐代边塞生活图景,揭示出复杂的社会矛盾,艺术上都有所创新,为唐代诗坛增添了绚丽色彩。但这两首诗无论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一定的差异。现以此为例,分析研究一下高岑诗歌之异同。

高适的《燕歌行》在继承和融汇前人同题诗歌中征夫思妇内容的同时,着意把主题移到边塞军情及其内在矛盾上,这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社会意义。全诗用简练的笔墨,写了某次战役。战火燃起,兵士们慷慨赴边,辗转苦战,但由于将帅的腐败而战败被围。接着写久戍起相思,最后诗人直接评论,总结全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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