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_林毅夫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林毅夫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不断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强调物质利益在调动工人农民积极性上的重要性，但是仍沿着计划经济的思路用政府的力量来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后来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但是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当时的定位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只是几个字的改换，不过这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为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作者简介：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北京，100871。

2014.1

以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从而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比发达国家低很多，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从十九世纪中叶到现在，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年均增长3%。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善于利用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10%。

可是从经验事实来看，从二战后到现在，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然后进入到高收入水平（台湾与韩国）；只有十三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在西欧周边且和发达国家原本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造成上述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强调通过政府干预来克服市场失二战后的发展思路的主流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

灵，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就是高度强调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上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结果，发展中国家以对市场的各种扭曲建立起来了一些先进的产业，但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发展

强调市场，忽视了政府的作用，主张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经济学的第二版——新自由主义盛行，

自由化、市场化。结果，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发展的绩效比改革前还差。

在同一时期，有少数经济体取得了成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既有“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为什么有效的市场很重要？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是一个国家在国内、国际市场形成竞争优势的前提。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只有在充分竞争、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之下形成的价格信号，才能使企业家按照当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产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国家具有竞争优势。为什么有为的政府也同样重要？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的完善不是一个企业家单独所能推动的，必须由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组织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或由政府自己提供这方面的完善措施。另外，政府还需补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先行企业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样技术和产业才能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顺利进行创新和升级。所以，一个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再加上一个有为的政府。

对于转型中国家，有为的政府尤其重要。一方面，转型中国家因为过去所采取的战略，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能一下完全取消，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需要政府给予原有的产业一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转型中国家由于政府过去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地创造条件逐一去克服。

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渐进双轨制，即一方面对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让市场发挥作用。这种转型方式使得我们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的发展，但是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最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断恶化，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其原因在于为了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我们保留了一些对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通过金融抑制人为压低资金价格，将金融资源主要分配给国有和少数非20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国有的大型企业。这相当于给大型国有企业和这些比较富裕的群体提供了补贴，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是把钱存入金融体系、得不到金融服务而且相对比较穷的中小企业、农户和一般家庭。对于能拿到资金的企业来说，因为资金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投资的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从而也会抑制劳动需求和工资，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此外，资源价格也偏低，谁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谁就能马上致富。这些扭曲都创造了租金，有了租金就有了寻租的行为，进而导致腐败贪污。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资本十分匮乏。当时通过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给这些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保留一些保护、补贴，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属于“雪中送炭”。经过34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十分短缺，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在这种状况下，继续保留那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蔓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对市场所遗留的一些干预、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发挥好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稳定、健康而且比较快速地发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币升值，很可能会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达到人均收入12700美元水平，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出坚强的历史性一步。

最后，本文再谈一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问题。我们能连续34年实现平均每年9.8%的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的奇迹，这一奇迹能够实现，并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说明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而道路是制度的保障，所以我们的制度也应该是正确的。但为什么现在国内和国际上还有人对我们的道路和制度有所怀疑，认为我们的方向是不对的，认为我们的制度是落后的？我想，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理论自信上面。毋庸讳言，我们今天在大学里面所教授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国外的理论，国外的理论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现象总结出来的，也许对发达国家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经济基础不一样，上层建筑不一样，当然理论跟思想各方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用的理论都是西方的理论，而事实上西方的理论在西方也不一定完全适用，所以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潮和学派出现。西方理论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不一定完全适应，而且很难拿到发展中国家使用。所以说，“三个自信”的提法非常好，但我们还缺乏理论自信，没有理论自信的原因是我们缺乏理论创新。我们应该自己来研究中国的问题，总结中国的经验，然后提升为理论，这样的理论对指导我们进一步的发展会有帮助。而且来自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发展的问题应该会有更大的帮助。若能如此，我们就有可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所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我相信，这也是我们软实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