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公务员社会责任心与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务员家庭关系与社会责任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53，p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of family tie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civil servant were studi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mily ti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r=0.53，p 关键词： 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社会责任心
Key words： civil servant；family relationship；social support；social responsibility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0-0323-02
0 引言
在我国，国家公务员是指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除工勤人员以外）的所有工作人员[1]。随着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激增，这一人群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公务员的心理素质也逐渐成为焦点，专家学者侧重于公务员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而对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与社会责任心关系的研究较少。
家庭关系衡量标准为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亲密度是指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结。适应性是指随着家庭环境的变化及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家庭体系相应改变的能力。Olson环状模式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家庭实现其基本功能的结果与其亲密度和适应性存在一种曲线关系，亲密度和适应性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家庭功能的发挥[2]。良好的家庭关系对家庭及其每个成员的发展有益，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由于公务员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常常会导致家庭与工作之间发生冲突，破坏家庭和谐，影响工作效率。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发展所依托的社会关系系统，是可以为个体所利用的重要外部资源[3]。社会支持有利于个体社会适应性提高，有助于公务员的身心健康，家庭作为这一系统的核心部分其关系的好坏对公务员生活、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社会责任心指一个人承认社会规范，并且认为社会准则是必要的和必须遵守的[4]。在社会转型期以及巨大的压力面前，公务员容易出现社会责任心缺失现象，家庭、社会如果给予公务员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将有助于公务员在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下建立更加积极健康的价值观。
文章探讨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与社会责任心关系，为公务员社会责任心水平的加强提供理论依据，对公务员工作效率的提高，政府机关选拔培养优秀人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2011年12月～2012年3月期间唐山市在编公务员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750份，收回750份，其中有效问卷702份，有效率为93.6%。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团体施测的方式对调查对象进行测查。测查过程中采用不记名的方式，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量表，当场收卷并核对问卷数量，以确保所答问卷真实有效性。
1.3 研究工具 ①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II-CV），该量表的中文版由费立鹏[5]等人修订，FACESII主要评价两个维度，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两个维度上的Cranach α系数分别为0.67和0.72。②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由我国学者肖水源[6]设计，量表主要评定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客观支持与主观支持的程度及对支持资源的利用程度该量表重测信度为0.92，各条目的一致性在0.89～0.94之间。③社会责任心量表（Re）由Gough编制而成，纪术茂修订[7]。Re量表男性和女性正常成年人Re量表间隔4～6周重测相关系数分别为0.77和0.63。
1.4 统计方法 数据结果运用SPSS 11.5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及处理。统计方法运用了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检验水准为p 2 结果
2.1 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与社会责任心的相关分析
表1所示，公务员家庭亲密度、适用性与社会责任心呈显著的正相关（p 2.2 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对社会责任心的预测作用分析
为了探讨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对社会责任心的影响，以社会责任心为因变量，以家庭关系、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公务员社会支持中的三个维度以及家庭亲密度与适用性均可进入回归方程，它们可以联合解释社会责任心56%的变异量，说明社会支持、家庭亲密度与适用性对社会责任心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3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公务员社会责任心受家庭关系及社会支持的影响。公务员家庭关系亲密程度影响其社会责任心的高低。究其原因，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成熟，家庭、学校是个体由“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的两个重要场所。Epstein和Skinner认为，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环境条件[8-9]；0lson家庭功能（3-D）线性模型理论认为，家庭功能良好则亲密度和适应性得分高，家庭功能不良则得分低[10]。因此，家庭为家庭成员提供着客观的物质资源和精神支持，是个体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另外，个体社会责任心的形成、发展与其所处生活和学习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11]。同时，家庭关系受到严重破坏时，公务员社会责任心水平降低，更进一步证明公务员家庭关系的亲密程度是其社会责任心的重要影响因素。
公务员社会支持水平同样对其社会责任心有重要影响。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增益效果，高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发展。并且，无论个体的个性因素如何，只要社会支持增加，就必然导致抵御心理压力的能力提高，有利于其整体健康状况；缓冲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能够缓冲应激事件对个体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使个体保持健康。主观支持是以外部提供的客观支持为基础的精神支持，社会责任心则正是体现主体与外部的联系。对于社会责任心而言，一定的客观支持必不可少，精神上的主观支持也尤为重要。另外，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其身心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另外，个体是否能够善于利用支持资源也非常重要。不善于利用支持或拒绝别人的帮助，容易对外部社会产生负面情绪，引起个体内部与外部环境的矛盾，从而导致个体缺乏社会责任心。因而，给予公务员适当的客观支持有利于其社会责任心。但是，过度的客观支持对公务员价值观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公务员的职能特点要求其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心。传统的看法认为公务员工作待遇好、地位高、压力小，实际上政府经过了多次的机构改革，精简人员，使公务员的工作压力不断增大。正是这样的工作压力使公务员更需要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因此，公务员的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是社会责任心的重要影响因素。
研究证明了公务员社会责任心受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作为一个涉及多维变量的问题，对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和社会责任心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刘燕.公务员心理健康研究进展[J].社会心理学，2006，1：109-113.
[2]Olson DH. Circumf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
Assessing family functioning[M].Walsh Funeral family process.2nded.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1993：109-133.
[3]肖水源.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7，11（4）：183-187.
[4]A personality scale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J].GOUGH HG，J Abnormal Psy-chology，952 Jan；V01.47（1）：73-80.
[5]费立鹏，沈其杰，郑延平等.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初步评价[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1，5（5）：198-202.
[6]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增刊）：127-130.
[7]纪术茂.社会责任心量表[J].行为医学量表手册，中国行为医学科学杂志社，2004：205.
[8]Miller IW， Meitner GI，Ryan CE， et a1.The McMaster Approach to Families： theory， assessment， treatment and research[J].J Family Therapy，2000，22（2）：168-189.
[9]Skinner H， Stein Auer P. Family assessment measure and proces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J].Family Therapy，2000，22（2）：190-210.
[10]Olson， DH. Circumf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J].Family Therapy，2000，22（2）：144-167.
[11]Bronfenbrener， 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摘要： 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公务员社会责任心与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务员家庭关系与社会责任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53，p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of family tie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civil servant were studi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mily ti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r=0.53，p 关键词： 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社会责任心
Key words： civil servant；family relationship；social support；social responsibility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0-0323-02
0 引言
在我国，国家公务员是指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除工勤人员以外）的所有工作人员[1]。随着报考公务员的人数激增，这一人群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公务员的心理素质也逐渐成为焦点，专家学者侧重于公务员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而对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与社会责任心关系的研究较少。
家庭关系衡量标准为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亲密度是指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结。适应性是指随着家庭环境的变化及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家庭体系相应改变的能力。Olson环状模式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家庭实现其基本功能的结果与其亲密度和适应性存在一种曲线关系，亲密度和适应性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家庭功能的发挥[2]。良好的家庭关系对家庭及其每个成员的发展有益，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由于公务员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常常会导致家庭与工作之间发生冲突，破坏家庭和谐，影响工作效率。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发展所依托的社会关系系统，是可以为个体所利用的重要外部资源[3]。社会支持有利于个体社会适应性提高，有助于公务员的身心健康，家庭作为这一系统的核心部分其关系的好坏对公务员生活、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社会责任心指一个人承认社会规范，并且认为社会准则是必要的和必须遵守的[4]。在社会转型期以及巨大的压力面前，公务员容易出现社会责任心缺失现象，家庭、社会如果给予公务员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将有助于公务员在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下建立更加积极健康的价值观。
文章探讨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与社会责任心关系，为公务员社会责任心水平的加强提供理论依据，对公务员工作效率的提高，政府机关选拔培养优秀人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2011年12月～2012年3月期间唐山市在编公务员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750份，收回750份，其中有效问卷702份，有效率为93.6%。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团体施测的方式对调查对象进行测查。测查过程中采用不记名的方式，由调查对象自行填写量表，当场收卷并核对问卷数量，以确保所答问卷真实有效性。
1.3 研究工具 ①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中文版（FACESII-CV），该量表的中文版由费立鹏[5]等人修订，FACESII主要评价两个维度，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两个维度上的Cranach α系数分别为0.67和0.72。②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由我国学者肖水源[6]设计，量表主要评定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客观支持与主观支持的程度及对支持资源的利用程度该量表重测信度为0.92，各条目的一致性在0.89～0.94之间。③社会责任心量表（Re）由Gough编制而成，纪术茂修订[7]。Re量表男性和女性正常成年人Re量表间隔4～6周重测相关系数分别为0.77和0.63。
1.4 统计方法 数据结果运用SPSS 11.5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及处理。统计方法运用了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检验水准为p 2 结果
2.1 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与社会责任心的相关分析
表1所示，公务员家庭亲密度、适用性与社会责任心呈显著的正相关（p 2.2 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对社会责任心的预测作用分析
为了探讨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对社会责任心的影响，以社会责任心为因变量，以家庭关系、社会支持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公务员社会支持中的三个维度以及家庭亲密度与适用性均可进入回归方程，它们可以联合解释社会责任心56%的变异量，说明社会支持、家庭亲密度与适用性对社会责任心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3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公务员社会责任心受家庭关系及社会支持的影响。公务员家庭关系亲密程度影响其社会责任心的高低。究其原因，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成熟，家庭、学校是个体由“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的两个重要场所。Epstein和Skinner认为，家庭的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环境条件[8-9]；0lson家庭功能（3-D）线性模型理论认为，家庭功能良好则亲密度和适应性得分高，家庭功能不良则得分低[10]。因此，家庭为家庭成员提供着客观的物质资源和精神支持，是个体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另外，个体社会责任心的形成、发展与其所处生活和学习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11]。同时，家庭关系受到严重破坏时，公务员社会责任心水平降低，更进一步证明公务员家庭关系的亲密程度是其社会责任心的重要影响因素。
公务员社会支持水平同样对其社会责任心有重要影响。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增益效果，高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发展。并且，无论个体的个性因素如何，只要社会支持增加，就必然导致抵御心理压力的能力提高，有利于其整体健康状况；缓冲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能够缓冲应激事件对个体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使个体保持健康。主观支持是以外部提供的客观支持为基础的精神支持，社会责任心则正是体现主体与外部的联系。对于社会责任心而言，一定的客观支持必不可少，精神上的主观支持也尤为重要。另外，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对其身心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另外，个体是否能够善于利用支持资源也非常重要。不善于利用支持或拒绝别人的帮助，容易对外部社会产生负面情绪，引起个体内部与外部环境的矛盾，从而导致个体缺乏社会责任心。因而，给予公务员适当的客观支持有利于其社会责任心。但是，过度的客观支持对公务员价值观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公务员的职能特点要求其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心。传统的看法认为公务员工作待遇好、地位高、压力小，实际上政府经过了多次的机构改革，精简人员，使公务员的工作压力不断增大。正是这样的工作压力使公务员更需要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因此，公务员的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是社会责任心的重要影响因素。
研究证明了公务员社会责任心受家庭关系和社会支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作为一个涉及多维变量的问题，对公务员家庭关系、社会支持和社会责任心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刘燕.公务员心理健康研究进展[J].社会心理学，2006，1：109-113.
[2]Olson DH. Circumf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
Assessing family functioning[M].Walsh Funeral family process.2nded.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1993：109-133.
[3]肖水源.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7，11（4）：183-187.
[4]A personality scale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J].GOUGH HG，J Abnormal Psy-chology，952 Jan；V01.47（1）：73-80.
[5]费立鹏，沈其杰，郑延平等.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初步评价[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1，5（5）：198-202.
[6]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增刊）：127-130.
[7]纪术茂.社会责任心量表[J].行为医学量表手册，中国行为医学科学杂志社，2004：205.
[8]Miller IW， Meitner GI，Ryan CE， et a1.The McMaster Approach to Families： theory， assessment， treatment and research[J].J Family Therapy，2000，22（2）：168-189.
[9]Skinner H， Stein Auer P. Family assessment measure and process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J].Family Therapy，2000，22（2）：190-210.
[10]Olson， DH. Circumf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s[J].Family Therapy，2000，22（2）：144-167.
[11]Bronfenbrener， U.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