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五四文学革命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家形势越来越乱，促进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思考，并开始寻找救国的新出路。他们敏锐的意识到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国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文化之上，与革命党人的思想形成了较大的差距，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精神隔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思想革命被推到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前沿。他们认为思想革命、思想启蒙可以解决辛亥革命暴露的问题。正如周作人老先生所说“封建思想寄寓在古文之中，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廊清。所以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融合唯一，不能分离。”所以文学的论坛在这个时候成为了思想的博弈场。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为五四革命立下首倡之功。紧接着，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为五四文学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随着《新青年》大量新文学作品的发表，使《新青年》成为了五四文学革命早期的主要阵地。但是，在1916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里，从新文学的改革运动理论主张的内容和指导的思想的性质来看，还是停留在激进的的小资产阶级发动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范畴内。
随着文学革命纵深发展，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守旧文人、复古派之间进行了一场进步与落后、前进与倒退的思想论争。
为了使新文学运动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刘半农、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双簧信》，引起了保守派的攻击。林纾发表《 论古文白话之消长》一文，公开反对新文学。北大教授刘师培创办研讨国学，反对新文学的刊物《国故》。1919年林纾写文言小说《荆生》、《妖梦》、《致蔡鹤卿书》，攻击新文学运动。对守旧文人的复古活动，新文学领袖人物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蔡元培写了《复林琴南书》，驳斥了林纾的恶毒攻击，鲁迅以自己的国粹观，形象的阐明了白话文的意义和价值。陈独秀也在《本志罪案之辩答书》中对林纾的指责作了有力的反驳，林纾企图以军阀势力来对抗新文化运动的梦想成为了泡影。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白话文刊物逐渐兴起。在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承认白话文为“国语”，通令全民学校采用。
同时，在早期的时候。由于外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的苏俄文学的影响。一批先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十月革命曙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逐渐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使新文学内部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1919年6月，胡适利用军阀政府对革命知识分子逮捕
通缉的机会，接编《每周评论》，取消了刊物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攻击和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主张研究一些琐碎的问题，而放弃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提倡“实验主义”，以遏制马列主义的传播。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批驳胡适的改良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变革、革命改造的思想。但胡适又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继续鼓吹“一点一滴进步”的改良主义。而李大钊和其它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反动本质作了有力的批判。这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成为了新文学运动中改革派与改良派、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分化的开始。
虽然在1917年到1920年的文学革命早期，产生了很多矛盾、争论，但并不影响大量优秀作品的诞生。1918年5月，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沈雁冰写下《现代文学之责任是什么》、《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阐述了现代文学应该是人生的文学，后来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人生派文学。李大钊发表的《什么是新文学》，揭示了新文学应该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瞿秋白的《罗斯短篇小说序言》中，提出文学必须是社会的反映，作家必须是社会的喉舌，提出了文学的道路问题。重视文学的宣传效果，认为文学的道路是与社会革命结合。另外还有周
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平民文学》，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许地山的《命命鸟》，郁达夫的《沉沦》、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汪静之的《蕙的风》等优秀作品。
随着早期大量思想各异的新文学作品的涌现，思想的斗争、碰撞也愈演愈烈，有着不同思想的文学社团不断衍生、发展，迎来了文学革命的繁荣期。不同的思想和理念，使新文学的繁荣时期前后诞生了11个较为重要的社团。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和语丝社四个文学社团。它们为新文学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成立。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纯文学社团，也是《新青年》后第一个主张革命的团体。发起人包括周作人、郑振铎、叶绍钧、矛盾等12人，会员有200余人。而创造社是在1921年6月8日的日本东京成立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反帝反封建的重要社团之一。前期的发起人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后期的发起人有冯乃超、杨汉生等。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为人生而艺术，在创作方面描写真实生活，反映社会问题，注重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而创造社前期却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对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在文学理论上崇尚自我，注重个性，主张忠实的表现“内心的要求”。反对为人生而艺术，反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倾向
于欧洲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文学研究会夸大文学的现实社会作用，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的缺陷，形成了现代文学中的两种文学观念的互补。
新月社成立于1924年底，是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为首的新文学社团。主要探讨新格律诗的创作，对新诗进行了有意义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推动了新诗形式上的发展与繁荣。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强调文学体现人性的纯正与文学的形式革新。
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成立的语丝社，是一个有较大包容性的，在艺术主张和艺术追求上显得较为驳杂的团体。以鲁迅、周作人为中坚，成员有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孙伏园等。提倡散文、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形成了“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语丝体”散文群。促进了现代散文的成熟，对现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这四个社团以外，还有北京的莽原社、未名社，上海的浅草社、民众戏剧社，杭州的湖畔诗社。以及北大歌谣研究会，和浅草社解散再组的沉钟社。
在新文学繁荣的时期里，新文学的拥护者们也少不了与文学偏激分子、复古派的斗争。1922年1月，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吴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创办《学衡》杂志，全面否定新文学创作。学衡派鼓吹文化精英论，认为学术的进步只能依靠少数精英分子，指责新文学提倡的文化平民化，反
对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一切激进的社会变革。鲁迅、矛盾等对之进行了嘲讽和批评。1925年，北洋政府司法、教育部长章士钊恢复了《甲寅》杂志，并以此为攻击白话文和新文学的阵地。连续发表了《答适之》、《评新文学运动》、《评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学和白话文进行攻击，为文言文辩护摆好，提倡“读经救国”、“废除白话”、主张文言、宣扬复古。但是，后来在鲁迅、矛盾等人的撰文的批判中，进步思想和新文学界的反击下偃旗息鼓。
从1926年起，随着文学创作的青年逐渐投生革命，创作沉寂，文学革命进入了末期。如创作社的一些成员，由浪漫主义转入现实主义，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事并推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建设、导致创作社的文学观念前后期呈现明显矛盾。
这次“五四”文学革命明显存在一些弱点，如对待过去的文学传统缺乏具体分析历史的批判精神，所提倡的平民文学只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市民文学，因而还是不能使文学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接近。但是就其理论主张的时代性质和创作实绩的崭新特征来看，这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它在内容上彻底批判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始终贯穿，体现了现代“人”的观念不断解放的思想。一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探索社会解放道路为启蒙思想主题。以农民、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
就文学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使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学语言获得了解放，文体形象经历了全面革新，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和多元并存的接受心理基础。建立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自觉地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营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传奇的开放性现代文学。
浅谈五四文学革命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国家形势越来越乱，促进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思考，并开始寻找救国的新出路。他们敏锐的意识到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国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文化之上，与革命党人的思想形成了较大的差距，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精神隔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思想革命被推到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前沿。他们认为思想革命、思想启蒙可以解决辛亥革命暴露的问题。正如周作人老先生所说“封建思想寄寓在古文之中，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廊清。所以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融合唯一，不能分离。”所以文学的论坛在这个时候成为了思想的博弈场。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为五四革命立下首倡之功。紧接着，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为五四文学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随着《新青年》大量新文学作品的发表，使《新青年》成为了五四文学革命早期的主要阵地。但是，在1916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里，从新文学的改革运动理论主张的内容和指导的思想的性质来看，还是停留在激进的的小资产阶级发动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范畴内。
随着文学革命纵深发展，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守旧文人、复古派之间进行了一场进步与落后、前进与倒退的思想论争。
为了使新文学运动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刘半农、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双簧信》，引起了保守派的攻击。林纾发表《 论古文白话之消长》一文，公开反对新文学。北大教授刘师培创办研讨国学，反对新文学的刊物《国故》。1919年林纾写文言小说《荆生》、《妖梦》、《致蔡鹤卿书》，攻击新文学运动。对守旧文人的复古活动，新文学领袖人物进行了坚决的反击。蔡元培写了《复林琴南书》，驳斥了林纾的恶毒攻击，鲁迅以自己的国粹观，形象的阐明了白话文的意义和价值。陈独秀也在《本志罪案之辩答书》中对林纾的指责作了有力的反驳，林纾企图以军阀势力来对抗新文化运动的梦想成为了泡影。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白话文刊物逐渐兴起。在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承认白话文为“国语”，通令全民学校采用。
同时，在早期的时候。由于外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的苏俄文学的影响。一批先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十月革命曙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逐渐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使新文学内部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1919年6月，胡适利用军阀政府对革命知识分子逮捕
通缉的机会，接编《每周评论》，取消了刊物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攻击和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主张研究一些琐碎的问题，而放弃对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提倡“实验主义”，以遏制马列主义的传播。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批驳胡适的改良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变革、革命改造的思想。但胡适又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继续鼓吹“一点一滴进步”的改良主义。而李大钊和其它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反动本质作了有力的批判。这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成为了新文学运动中改革派与改良派、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分化的开始。
虽然在1917年到1920年的文学革命早期，产生了很多矛盾、争论，但并不影响大量优秀作品的诞生。1918年5月，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沈雁冰写下《现代文学之责任是什么》、《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阐述了现代文学应该是人生的文学，后来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人生派文学。李大钊发表的《什么是新文学》，揭示了新文学应该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瞿秋白的《罗斯短篇小说序言》中，提出文学必须是社会的反映，作家必须是社会的喉舌，提出了文学的道路问题。重视文学的宣传效果，认为文学的道路是与社会革命结合。另外还有周
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平民文学》，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许地山的《命命鸟》，郁达夫的《沉沦》、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汪静之的《蕙的风》等优秀作品。
随着早期大量思想各异的新文学作品的涌现，思想的斗争、碰撞也愈演愈烈，有着不同思想的文学社团不断衍生、发展，迎来了文学革命的繁荣期。不同的思想和理念，使新文学的繁荣时期前后诞生了11个较为重要的社团。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和语丝社四个文学社团。它们为新文学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成立。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个纯文学社团，也是《新青年》后第一个主张革命的团体。发起人包括周作人、郑振铎、叶绍钧、矛盾等12人，会员有200余人。而创造社是在1921年6月8日的日本东京成立的。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反帝反封建的重要社团之一。前期的发起人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后期的发起人有冯乃超、杨汉生等。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为人生而艺术，在创作方面描写真实生活，反映社会问题，注重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而创造社前期却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认为对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在文学理论上崇尚自我，注重个性，主张忠实的表现“内心的要求”。反对为人生而艺术，反对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倾向
于欧洲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文学研究会夸大文学的现实社会作用，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的缺陷，形成了现代文学中的两种文学观念的互补。
新月社成立于1924年底，是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为首的新文学社团。主要探讨新格律诗的创作，对新诗进行了有意义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推动了新诗形式上的发展与繁荣。推崇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强调文学体现人性的纯正与文学的形式革新。
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成立的语丝社，是一个有较大包容性的，在艺术主张和艺术追求上显得较为驳杂的团体。以鲁迅、周作人为中坚，成员有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孙伏园等。提倡散文、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形成了“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语丝体”散文群。促进了现代散文的成熟，对现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这四个社团以外，还有北京的莽原社、未名社，上海的浅草社、民众戏剧社，杭州的湖畔诗社。以及北大歌谣研究会，和浅草社解散再组的沉钟社。
在新文学繁荣的时期里，新文学的拥护者们也少不了与文学偏激分子、复古派的斗争。1922年1月，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吴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创办《学衡》杂志，全面否定新文学创作。学衡派鼓吹文化精英论，认为学术的进步只能依靠少数精英分子，指责新文学提倡的文化平民化，反
对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一切激进的社会变革。鲁迅、矛盾等对之进行了嘲讽和批评。1925年，北洋政府司法、教育部长章士钊恢复了《甲寅》杂志，并以此为攻击白话文和新文学的阵地。连续发表了《答适之》、《评新文学运动》、《评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学和白话文进行攻击，为文言文辩护摆好，提倡“读经救国”、“废除白话”、主张文言、宣扬复古。但是，后来在鲁迅、矛盾等人的撰文的批判中，进步思想和新文学界的反击下偃旗息鼓。
从1926年起，随着文学创作的青年逐渐投生革命，创作沉寂，文学革命进入了末期。如创作社的一些成员，由浪漫主义转入现实主义，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事并推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建设、导致创作社的文学观念前后期呈现明显矛盾。
这次“五四”文学革命明显存在一些弱点，如对待过去的文学传统缺乏具体分析历史的批判精神，所提倡的平民文学只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市民文学，因而还是不能使文学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接近。但是就其理论主张的时代性质和创作实绩的崭新特征来看，这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它在内容上彻底批判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始终贯穿，体现了现代“人”的观念不断解放的思想。一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探索社会解放道路为启蒙思想主题。以农民、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
就文学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使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学语言获得了解放，文体形象经历了全面革新，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审美价值取向和多元并存的接受心理基础。建立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自觉地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及文化的营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传奇的开放性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