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将正式实施。据报道，目前政府采购总规模已从2002年的1009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16381亿元，但政府采购活动中也暴露出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等问题。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负责人表示，从近年来政府采购领域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案件看，突出问题是质次价高。
政府采购就是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政府采购的主体是政府，是一个国家内最大的单一消费者，购买力非常大。据统计，欧共体各国政府采购的金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不包括公用事业部门的采购);美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用于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就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6%-27%，每年有2000多亿美元的政府预算用于政府采购。正因为如此，政府采购对社会经济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采购规模的扩大或缩小，采购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以及公众生活环境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
之所以要实行政府采购，本是为了发挥专业和集中的优势，达到物美价廉的目的，并防止各单位自行采购中可能出现的腐败。但一些政府采购事项，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不仅质次价高，还导致了更大的腐败，这里出现的主要原因一在于权力集中于少数单位、少数人手里，二在于过程不能公开透明，使监督形同虚设、流于形式，甚至连形式也没有，为权力寻租、暗箱操作大开方便之门。
如何完善、合理的政府采购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果呢。 首先，对所有政府采购事项都要公开发布公告。要明确采购目的、需求标准、质量要求、经费预算等，明确政府采购采取的具体形式及依据，如竞标、邀标等。
其次，如果采购以竞标、邀标的形式举行，那么就要对所有评审专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只有有效的公示和监督，才能把可能的利害关系者排除在外，使回避制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并为可能和必要的追责奠定基础。
春节长假刚刚过去，明天就是元宵节，不少网友感叹“元宵节为何不放假?”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节假日问题成为代表委员的关注焦点之一，不少代表委员建议，把国家宪法日、重阳节、元宵节设为国家法定假日，对此，网友表达了一边倒的支持。
隋炀帝有“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董舜民有“百枝火树千金，宝马香尘不绝。”这些妇孺皆知的诗词歌赋体现了元宵节的传统文化。但是今天，元宵节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淡
化，今年的元宵节很多人已经上班，而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学生们则坐在庭院深深的教室里，元宵节似乎与之“天壤之隔”。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礼慧建议，元宵节和重阳节应列为国家法定假日，“这样能更好弘扬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丰富我们的精神文明和人文情怀，也是彰显国民经济发展、百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和让全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
无论是元宵节还是重阳节，作为法定假日，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也是对“洋节疯狂、国节传说”的有力回击。
有网友表示支持元宵节放假，这样可以让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还有网友表示，清明、端午、中秋都已被纳入法定假日，而元宵节还没纳入，不要等到像端午节那样被韩国抢去申遗才重视。更有网友表示说，支持重阳节放假，这会为形成更好的尊老、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创造必要的条件。
但是放假只是形式，节日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不忘却的纪念，实现节日的初衷，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仪式活动进行渲染，从而起到产生共鸣的效果，要防止其演变成人们仅仅停留在旅游、购物和娱乐的一个节假日。
2015年3月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
我们既要看到成绩，更要看到前进中的困难和挑战。投资增长乏力，新的消费热点不多，国际市场没有大的起色，稳增长难度加大，一些领域仍存在风险隐患。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农业基础薄弱。群众对医疗、养老、住房、交通、教育、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有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政府工作还存在不足，有些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我们要直面问题，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勇于担当，不辱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李克强：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提高10%。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统一由55元提高到70元。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措施，同步完善工资制度，对基层工作人员给予政策倾斜。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和今后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之年。回顾“十二五”，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国内经济出现阶段性转型和决策层换届三大背景下，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
概括起来：一是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十二五”期间，虽然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振，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大，但我国经济发展顶住压力，保持总体稳定，某些优势进一步增强，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3年跃居世界第一位，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自身经济地位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进一步提高。
二是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过去四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虽逐年有所下降，但总体仍保持在7.4%——9.3%的较高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就业状况和居民收入状况改善。城镇年均新增就业人数从1221万人增加到1322万人，就业压力得到纾解。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高于GDP增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速，表明增长对收入水平和结构产生积极影响。这也在深层次上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产业结构和城乡区域结构有所改善，经济发展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和活力。“十二五”期间开辟的改革新进程，为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两年多来，围绕完善国家制度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司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有积极进展。这些改革的举措指向体制机制的弊端，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吸引世界的目光，必将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十二五”我国发展“三期叠加”，既是一个发展爬坡过坎、改革攻坚克难的时期，也是开始向新常态转变的时期。虽然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面临的问题不少、矛盾不小，风险和和挑战相伴而行。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从国际经验看，在中等收入和结构转换阶段出现经济增速换挡具有普遍性，但是，如果速度下降幅度过大，或剧烈波动难以抑制，最终可能出现长期徘徊，甚至失速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努力使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上，考验着决策的能力，也考验着方方面面的适应能力。
新环保法生效已经两个月。这部“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律，被认为是一部“长牙齿”的法律，是一部能对民怨极大的污染现象打出硬拳头的法律。那么，新环保法两个月的实践效果如何呢?它果然“咬”到排污企业的痛处了吗?果然对污染现象重拳出击了吗?果然让环保部摆脱了“软衙门”的尴尬了吗?
3月2日，环境保护部举办新闻通报会，副部长潘岳通报了新环保法生效以来的执行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新法生效以来，实施按日计罚案共15件，个案最高罚款数额为190万元，罚款数额达723万元;实施查封、扣押案共136件;实施限产、停产案共122件;移送行政拘留共107起。
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潘岳强调，“两高”环境犯罪司法解释出台至今，仍有八九个省区没有查处一起环境犯罪案件，这些地方实际上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环境违法现象。
问题来了：为什么这八九个省区的环境违法行为没有被查处呢?是违法者太“硬”还是执法者依然“软”?是有客观原因还是存在人为因素?是不知情?没理由啊，环保部副部长都知道这些地方存在比较严重的环境违法现象，地方环保部门岂会不知道?
是无法查处?报道中说，有地方认为，新法过于严格，实践中违法者众多，使得新法难以真正落实到位。虽然我不太明白这明显不通的结论是谁得出的、怎么得出的，但现实中确实存在“法不责众”的怪现象，是不是这八九个省区的环保部门一执法，所有企业就都要关门?所以相关部门要么不敢查，要么不愿查，大家一起和稀泥，“你好我好大家好”，只有当地的环境越来越不好?
如果真是这样，“要新的环保法做什么呢?”我记得，去年4月24日新法通过后，舆论鼎沸，人们普遍寄望它能成为劈向污染的“利剑”。25年磨一剑，不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让它们不敢非法排污吗?不就是为了给环保官员撑腰加警示、让他们公正执法吗?如果曾经的痼疾仍未除，曾经的顾虑仍未消，新环保法的威力岂不要打“折扣”?
另外，为什么不点点这八九个省区的名呢?这样含混不清的批评，对当事人未必有所触动。
当然，新环保法才实行了两个月，一些现实问题或许正在解决的“路上”。质疑它的实践效果，绝不是否认它的成绩。实在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治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所幸，好信号也有不少：潘部长在通报会上说了，环保部门必须铁腕执法，不折不扣地把新法贯彻落实到位;最高法院也已经在全国18个省设立了382个环保法庭、合议庭或巡回法庭;还有一批新的环保法配套政策陆续出台;环保部将建立微信举报平台，支持动员全社会力量与环境违法行为作斗争。
2015年的两会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召开。全社会达成共识：改革进入深水区，皆大欢喜的改革都已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发展到目前，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两难情况越来越多。
在既得利益群体已然存在、利益藩篱日趋固化的当下，全国两会被寄予“拆解硬骨头”的厚望。那么，到底哪些“硬骨头”需要聚焦和着力?
硬骨头1
行政改革：如何进一步打破“权力依赖”解决为官不为
一年多来，国务院提前完成了本届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的目标，一些地方公布行政权力最多减掉了近七成。但是，随着简政放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由“核心权力”削减带来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同时，伴随着对“权力”的依赖，一些官员的懒政惰政、为官不为行为也备受百姓诟病。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说，简政放权一年多来，简单的已经放了，接下来涉及取消审批、收费、定权、减员的，都是“伤筋动骨”的“核心利益”。必须解决“一放了之”的懒政、“红顶中介”的变相审批等问题。同时，加大减税、减费等高“含金量”权力的削减，改变官员履职考核。
硬骨头2
国企改革：如何切实推进“混合所有制”提升企业竞争力
截至2014年底，我国多个省份出台国企改革方案、国资委启动“四项改革”试点、中石化迈出混改实质性步伐、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实施、国企反腐掀起高潮。但是，让国企“去行政化”，打破对垄断的依赖和低效、腐败，真正提升市场竞争力，仍任重道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目前，国企改革面临四大难点：国企依靠垄断地位和政府政策占据市场优势，利益固化阻碍改革深入;国企在公益领域用力不足，在竞争领域投入过多与民争利;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难”，有的管得过多过细，有的缺少监管;混合所有制破题“难”，“谁来混”“怎么混”等操作实施面临诸多挑战。
硬骨头3
环境治理：如何让环保执法“硬起来”让地方政府切实动起来
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环境问题的矛盾日渐尖锐，积极治理改善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壤等已成社会共识。但是，如何平衡环保与发展的关系，如何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调整结构，如何让环保执法“硬起来”，让地方政府切实动起来，仍需全社会的努力。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说，生态环保职能优化整合和事权合理划分，是深化环保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包景岭说，环保阻力首先来自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耗能的发展方式、不合理能源结构。实际上，高耗能的产业退出往往也意味着新的
节能产业兴起。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改进地方政府考核方式，改善能源结构，强化环保教育刻不容缓。
硬骨头4
金融改革：改变银行以利差为主的传统利润模式
利率市场化是当前金融改革最重要的一环，其中的存款利率管制则是最后一个堡垒。2014年金融改革推出《存款保险条例》草案，放开贷款利率管制，但当前，银行、政府的利益调整以及金融监管如何跟上，仍矛盾重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等学者认为，金融改革难点，一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财务“软约束”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二是以利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业务模式将受到根本性冲击;此外，如果金融监管尚未完全跟进，蕴藏风险还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说到底，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这场金融改革目标和关键所在。
迟福林表示，未来金融改革深化还要与中国经济转型趋势相结合，加快建设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尤其要为中小金融机构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硬骨头5——
土地改革：如何改变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以及保护农民权益
农村土地改革涉及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其中，承包地沿着家庭联产承包路径继续完善，而对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权利赋能、统一入市，既是当前土地改革的突破点，也是难点。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说，首先，破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普遍依赖，尚需财税改革配套跟进;其次，农地入市与现有的土地相关法规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需要理顺;第三，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尚待形成，盲目农地入市有可能造成资本损害农民利益。“土地红利需要释放，但底线亦不能突破。”王卫国说，土地制度作为一个国家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改革既要积极，也要稳妥。
硬骨头6——
财税改革：如何真正对企业和百姓“减负”加速系统改革
2014年，财税改革驶入快车道。预算法审议通过，“营改增”改革加速落地，与税收法定原则密切关联的立法法修订案也将在今年两会表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等专家表示，财税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不少深层矛盾待解：中央“事少钱多”、地方“事多钱少”的问题还未扭转，地方迫于支付压力依赖土地财政，引发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全口径预算改革仍未完成、预算制定科学性、信息公开透明还有差距，蕴藏腐败寻租风险;税收增速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和GDP增速、地方非税收入逆势增长等。
李佐军等专家表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改变行政部门随意收费征税的情况。同时，对于企业和百姓对减税费降负担的需求迫切，光靠简单“减负”难以达到，必须依靠税收体制系统性改革的推动，预算改革、财税改革等仍要加速求解。
2014年底至2015年初，全国各省、自治区、市陆续召开了省级党委班子民主生活会。其时间节点的标志意义在于，这是两批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之后的首次省委民主生活会，也是没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坐镇指导的省级党委班子民主生活会。
虽然没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指导，但这种“不在场”，事实上却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也体现出与此前不同的四个特点。
换句话说，这不仅是考验省委是否落实习近平“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求的一次会议，也是观察中国当下政治生态与政治走向的一个绝佳样本。
1直面腐败，突出政治规矩
最直观的突出特点，就是这次各省区市的党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上，查摆问题时，大家都开始直面“身边的腐败”。
在河北，上一次参与民主生活会的省委前组织部长梁滨已经“落马”。省委书记周本顺发言时，以此向班子发问：“梁滨经常埋怨组织对他不公，我们是不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批评意见?过去党内外一些不正确的议论，我们是不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于中央的一些决策部署，我们是不是每一项都坚决贯彻落实了?”
在陕西，省政协前副主席祝作利也已被“双开”。省委书记赵正永在对照检查时，首先自我批评道：“祝作利是组织上多年关注并列为后备干部培养的，过去从没有听到任何有关线索和反映，2013年初换届，经过多道关口，他的‘两面人’问题始终没有被组织发现，这使我对如何全面有效地了解和考察干部产生了困惑。”
在云南，常委们则开门见山地指出：“白恩培、张田欣、沈培平这些身边的腐败警示我们：当前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管党治党须臾不可放松。”
而在发生了“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对照检查时，省委书记王儒林直言不讳地说，山西“在执行政治纪律上教训深刻”，“特别是中央对省委班子进行重大调整以前，全省政治生态严重恶化，‘7个有之’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
“感同身受”的还有山东。就在当地省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召开前几天，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
虽然这是王敏的个人问题，但省委常委们剖析认为，“深刻反映出常委班子履行主体责任还不到位，在思想政治建设上存在差距和不足，深刻反映出常委班子在自身建设上管理不严和监督缺失，深刻反映出常委班子在严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
正是因为“身边的腐败”严重而“切肤”，本轮省委民主生活会，中央要求，将主题定调为“严格党内生活，严守党的纪律，深化作风建设”。
2主题定调，学习内容精确
为了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各省区市党委也是“蛮拼的”。
按照民主生活会的流程，开会前，首先要做好“学习”工作，给省委常委班子统一思想基础。
学什么?和上一次民主生活会相比，本轮，各省区市的学习内容更有针对性。共同的特点，是在学习中央重大会议精神的同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比如，在河北，省委班子的学习是有“课本”的——“精心研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同时“认真学习党章和中央关于严格党内生活的有关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规定》等”。
陕西的学习方式更加多样，除了学讲话、学文件之外，还组织省委班子结合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开展“思想上的正本清源”，并且集体观看展现延安整风时期做法的电影《黄克功案件》，认识到“共产党员必须执行比一般公民更严纪律的必要性、必然性”。
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省委，则尤其突出学习了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河南和江苏还根据本地情况，分别学习了习近平对于弘扬焦裕禄精神的提倡和“全面从严治党”的论断。
“净化政治生态任务艰巨”的山西，省委班子还学习了习近平就“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而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坚守正道、弘扬正气”、“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肃纲纪、嫉恶如仇”、“艰苦奋斗、清正廉洁”。
“严格党内生活，严守党的纪律，深化作风建设”。在这样的会议主题之下，河北、云南、山西、陕西、吉林、四川等地的省委民主生活会上，还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概念——对照学习“7个有之”。
所谓“7个有之”，是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是对党内“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形的定义：“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有之。”
总体来看，这些学习，中心词都是“政治规矩”——当下中国最热的“政治关键词”。 3面对面提意见，批评力度不减
民主生活会，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常委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上一次，让全国人民印象最深的，或许就是习近平参加指导的河北省委民主生活会的场景——面对媒体的镜头，河北省委的常委们将自我批评全盘托出，并且指出其他常委的缺点和不足。
只有经过这样的程序，才能达到“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的效果。
今年，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没有出席各省党委的民主生活会，但是中央督导组全程参与会议。在江苏、广东等地，还有中央纪委、中组部的人员参会。
对此，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坦承：“今年的民主生活会，压力一点也不比去年低。总书记不在场，我们更要有高度的政治自觉，更要有严格的自律意识，更要有真刀真枪的较真精神，这样才有利于今后形成常态，营造严肃认真、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生活氛围。”
比如，河北省委常委们就批评“班长”周本顺说：“石家庄过去就是‘庄’的基础，本顺同志总让我们跟大省省会比，要求过高、过急”、“把优化政治生态作为重要的任期目标，可硬招、实招出得还不多”。
他们还批评省长张庆伟：“政府部门服务效能、服务态度明显改善，但‘小鬼挡门’、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等问题还时有发生”。
类似的场景也发生在吉林——省委常委批评省委书记巴音朝鲁，“过去长时间在发达地区工作，在指导工作的时候有些思路和想法，同吉林的基层实际‘水土不服’”;批评省长蒋超良，“来吉林虽然时间不长，已经跑了一圈，但是真正吃透一个地方还需要下一点功夫”。
在云南，列席会议的省政协主席罗正富则建言省委书记李纪恒：“省委书记一定要在转方式、调结构上下功夫。如果转方式转不好，云南出现雾霾，我们会愧对子孙后代。”
而诸如“‘一把手’与‘一言堂’有时如影随形，需要时刻警惕”、“劲头不如以前，抓落实的狠劲不足，党性修养还没有锤炼到位”、“对下级表扬多，批评少，存在好人主义现象”、“进一步肃清有些分管领域腐败问题”、“认真解决‘为官不为’和县乡村干部‘走读’等突出问题”之类的批评，也在许多省区市的民主生活会上成为常委间互相批评和鼓励的话语。
批评不是为了“结梁子”，更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了更好地指出缺点、做好未来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信奉“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
4一岗双责，摆脱“显绩焦虑”
常委班子，是带领一省一地发展的领导集体，是“操盘手”，也是“火车头”。因此，在今年的省级党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上，“一岗双责”也成为一个高频词，在河北、广西、江西、北京、四川、广东等省区市的民主生活会上多次出现。
何谓“一岗双责”?就是说，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既要对本单位的业务工作负责，又要对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责。这种“双重负责制”，也是新形势下对“主体责任”的承担和落实。
对一个词汇的强调，背后反映出的是现实工作中的重视不足。有的省委常委就指出，以往总是对分管业务工作抓得多、对党风廉政建设抓得不足，认为那是省委书记或者是纪委的主要职责，自己只要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和业务发展上就可以了。
归根结底，背后反映出的是“政绩观”的偏差。
比如，在被批评“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不唯GDP的思想”之前，周本顺就自我批评，对“中央当前先解决‘不敢腐’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拥护的，但一到具体实践上，就怕惩治力度大了，震动太大，特别是在动一些重要干部时，总怕影响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稳定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则自我反省道，在抓“四风”、清退领导干部违规多占住房等廉政问题上，“一度存在畏难情绪”，并且是因为政绩观出现了偏差：“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思想深处没有摆脱‘速度情结’和‘排位纠结’，担心惯性下滑、发展掉队。”
对于错误政绩观，河北省委常委、秦皇岛市委书记田向利的一个表述颇具代表性——“显绩的焦虑”。
在这种焦虑下，新到河北不久的省纪委书记陈超英说，存在“想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干出成绩，让领导和同志们认可的迫切愿望”，“过于关注重点工作，对打基础利长远工作落实不够”。
在这种焦虑下，田向利本人也坦承，“面对考核指标有一种‘好面子’的冲动”、“面对转型升级的发展要求，有一种政绩的矛盾”。
说到底，对“一岗双责”的强调，更是要让省委常委们认识到，如习近平所言，“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
在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说，今后，省委要把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一同谋划、一同部署、一同考核。他们还制定了一项制度：常委同志每年至少为分管部门或联系点单位讲一次党课，每年至少带队对党的建设情况督导一次，推动党建工作各项任务落实。(记者 申孟哲)
从3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将正式实施。据报道，目前政府采购总规模已从2002年的1009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16381亿元，但政府采购活动中也暴露出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等问题。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负责人表示，从近年来政府采购领域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案件看，突出问题是质次价高。
政府采购就是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政府采购的主体是政府，是一个国家内最大的单一消费者，购买力非常大。据统计，欧共体各国政府采购的金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4%左右(不包括公用事业部门的采购);美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每年用于货物和服务的采购就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6%-27%，每年有2000多亿美元的政府预算用于政府采购。正因为如此，政府采购对社会经济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采购规模的扩大或缩小，采购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以及公众生活环境都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
之所以要实行政府采购，本是为了发挥专业和集中的优势，达到物美价廉的目的，并防止各单位自行采购中可能出现的腐败。但一些政府采购事项，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不仅质次价高，还导致了更大的腐败，这里出现的主要原因一在于权力集中于少数单位、少数人手里，二在于过程不能公开透明，使监督形同虚设、流于形式，甚至连形式也没有，为权力寻租、暗箱操作大开方便之门。
如何完善、合理的政府采购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果呢。 首先，对所有政府采购事项都要公开发布公告。要明确采购目的、需求标准、质量要求、经费预算等，明确政府采购采取的具体形式及依据，如竞标、邀标等。
其次，如果采购以竞标、邀标的形式举行，那么就要对所有评审专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只有有效的公示和监督，才能把可能的利害关系者排除在外，使回避制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并为可能和必要的追责奠定基础。
春节长假刚刚过去，明天就是元宵节，不少网友感叹“元宵节为何不放假?”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节假日问题成为代表委员的关注焦点之一，不少代表委员建议，把国家宪法日、重阳节、元宵节设为国家法定假日，对此，网友表达了一边倒的支持。
隋炀帝有“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董舜民有“百枝火树千金，宝马香尘不绝。”这些妇孺皆知的诗词歌赋体现了元宵节的传统文化。但是今天，元宵节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淡
化，今年的元宵节很多人已经上班，而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学生们则坐在庭院深深的教室里，元宵节似乎与之“天壤之隔”。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张礼慧建议，元宵节和重阳节应列为国家法定假日，“这样能更好弘扬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丰富我们的精神文明和人文情怀，也是彰显国民经济发展、百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和让全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
无论是元宵节还是重阳节，作为法定假日，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也是对“洋节疯狂、国节传说”的有力回击。
有网友表示支持元宵节放假，这样可以让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还有网友表示，清明、端午、中秋都已被纳入法定假日，而元宵节还没纳入，不要等到像端午节那样被韩国抢去申遗才重视。更有网友表示说，支持重阳节放假，这会为形成更好的尊老、敬老、孝老的社会氛围创造必要的条件。
但是放假只是形式，节日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不忘却的纪念，实现节日的初衷，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仪式活动进行渲染，从而起到产生共鸣的效果，要防止其演变成人们仅仅停留在旅游、购物和娱乐的一个节假日。
2015年3月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
我们既要看到成绩，更要看到前进中的困难和挑战。投资增长乏力，新的消费热点不多，国际市场没有大的起色，稳增长难度加大，一些领域仍存在风险隐患。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农业基础薄弱。群众对医疗、养老、住房、交通、教育、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有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政府工作还存在不足，有些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我们要直面问题，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勇于担当，不辱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李克强：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提高10%。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统一由55元提高到70元。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措施，同步完善工资制度，对基层工作人员给予政策倾斜。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和今后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之年。回顾“十二五”，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国内经济出现阶段性转型和决策层换届三大背景下，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
概括起来：一是成功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十二五”期间，虽然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振，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大，但我国经济发展顶住压力，保持总体稳定，某些优势进一步增强，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13年跃居世界第一位，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自身经济地位和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进一步提高。
二是经济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过去四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虽逐年有所下降，但总体仍保持在7.4%——9.3%的较高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就业状况和居民收入状况改善。城镇年均新增就业人数从1221万人增加到1322万人，就业压力得到纾解。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高于GDP增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速，表明增长对收入水平和结构产生积极影响。这也在深层次上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产业结构和城乡区域结构有所改善，经济发展走上了转型升级之路。
三是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和活力。“十二五”期间开辟的改革新进程，为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两年多来，围绕完善国家制度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司法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有积极进展。这些改革的举措指向体制机制的弊端，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吸引世界的目光，必将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十二五”我国发展“三期叠加”，既是一个发展爬坡过坎、改革攻坚克难的时期，也是开始向新常态转变的时期。虽然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面临的问题不少、矛盾不小，风险和和挑战相伴而行。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从国际经验看，在中等收入和结构转换阶段出现经济增速换挡具有普遍性，但是，如果速度下降幅度过大，或剧烈波动难以抑制，最终可能出现长期徘徊，甚至失速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努力使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上，考验着决策的能力，也考验着方方面面的适应能力。
新环保法生效已经两个月。这部“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律，被认为是一部“长牙齿”的法律，是一部能对民怨极大的污染现象打出硬拳头的法律。那么，新环保法两个月的实践效果如何呢?它果然“咬”到排污企业的痛处了吗?果然对污染现象重拳出击了吗?果然让环保部摆脱了“软衙门”的尴尬了吗?
3月2日，环境保护部举办新闻通报会，副部长潘岳通报了新环保法生效以来的执行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新法生效以来，实施按日计罚案共15件，个案最高罚款数额为190万元，罚款数额达723万元;实施查封、扣押案共136件;实施限产、停产案共122件;移送行政拘留共107起。
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潘岳强调，“两高”环境犯罪司法解释出台至今，仍有八九个省区没有查处一起环境犯罪案件，这些地方实际上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环境违法现象。
问题来了：为什么这八九个省区的环境违法行为没有被查处呢?是违法者太“硬”还是执法者依然“软”?是有客观原因还是存在人为因素?是不知情?没理由啊，环保部副部长都知道这些地方存在比较严重的环境违法现象，地方环保部门岂会不知道?
是无法查处?报道中说，有地方认为，新法过于严格，实践中违法者众多，使得新法难以真正落实到位。虽然我不太明白这明显不通的结论是谁得出的、怎么得出的，但现实中确实存在“法不责众”的怪现象，是不是这八九个省区的环保部门一执法，所有企业就都要关门?所以相关部门要么不敢查，要么不愿查，大家一起和稀泥，“你好我好大家好”，只有当地的环境越来越不好?
如果真是这样，“要新的环保法做什么呢?”我记得，去年4月24日新法通过后，舆论鼎沸，人们普遍寄望它能成为劈向污染的“利剑”。25年磨一剑，不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让它们不敢非法排污吗?不就是为了给环保官员撑腰加警示、让他们公正执法吗?如果曾经的痼疾仍未除，曾经的顾虑仍未消，新环保法的威力岂不要打“折扣”?
另外，为什么不点点这八九个省区的名呢?这样含混不清的批评，对当事人未必有所触动。
当然，新环保法才实行了两个月，一些现实问题或许正在解决的“路上”。质疑它的实践效果，绝不是否认它的成绩。实在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治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所幸，好信号也有不少：潘部长在通报会上说了，环保部门必须铁腕执法，不折不扣地把新法贯彻落实到位;最高法院也已经在全国18个省设立了382个环保法庭、合议庭或巡回法庭;还有一批新的环保法配套政策陆续出台;环保部将建立微信举报平台，支持动员全社会力量与环境违法行为作斗争。
2015年的两会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召开。全社会达成共识：改革进入深水区，皆大欢喜的改革都已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发展到目前，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两难情况越来越多。
在既得利益群体已然存在、利益藩篱日趋固化的当下，全国两会被寄予“拆解硬骨头”的厚望。那么，到底哪些“硬骨头”需要聚焦和着力?
硬骨头1
行政改革：如何进一步打破“权力依赖”解决为官不为
一年多来，国务院提前完成了本届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三分之一的目标，一些地方公布行政权力最多减掉了近七成。但是，随着简政放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由“核心权力”削减带来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同时，伴随着对“权力”的依赖，一些官员的懒政惰政、为官不为行为也备受百姓诟病。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说，简政放权一年多来，简单的已经放了，接下来涉及取消审批、收费、定权、减员的，都是“伤筋动骨”的“核心利益”。必须解决“一放了之”的懒政、“红顶中介”的变相审批等问题。同时，加大减税、减费等高“含金量”权力的削减，改变官员履职考核。
硬骨头2
国企改革：如何切实推进“混合所有制”提升企业竞争力
截至2014年底，我国多个省份出台国企改革方案、国资委启动“四项改革”试点、中石化迈出混改实质性步伐、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实施、国企反腐掀起高潮。但是，让国企“去行政化”，打破对垄断的依赖和低效、腐败，真正提升市场竞争力，仍任重道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目前，国企改革面临四大难点：国企依靠垄断地位和政府政策占据市场优势，利益固化阻碍改革深入;国企在公益领域用力不足，在竞争领域投入过多与民争利;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难”，有的管得过多过细，有的缺少监管;混合所有制破题“难”，“谁来混”“怎么混”等操作实施面临诸多挑战。
硬骨头3
环境治理：如何让环保执法“硬起来”让地方政府切实动起来
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环境问题的矛盾日渐尖锐，积极治理改善被严重污染的空气、水和土壤等已成社会共识。但是，如何平衡环保与发展的关系，如何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调整结构，如何让环保执法“硬起来”，让地方政府切实动起来，仍需全社会的努力。
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说，生态环保职能优化整合和事权合理划分，是深化环保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包景岭说，环保阻力首先来自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耗能的发展方式、不合理能源结构。实际上，高耗能的产业退出往往也意味着新的
节能产业兴起。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改进地方政府考核方式，改善能源结构，强化环保教育刻不容缓。
硬骨头4
金融改革：改变银行以利差为主的传统利润模式
利率市场化是当前金融改革最重要的一环，其中的存款利率管制则是最后一个堡垒。2014年金融改革推出《存款保险条例》草案，放开贷款利率管制，但当前，银行、政府的利益调整以及金融监管如何跟上，仍矛盾重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等学者认为，金融改革难点，一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财务“软约束”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二是以利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业务模式将受到根本性冲击;此外，如果金融监管尚未完全跟进，蕴藏风险还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说到底，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是这场金融改革目标和关键所在。
迟福林表示，未来金融改革深化还要与中国经济转型趋势相结合，加快建设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尤其要为中小金融机构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硬骨头5——
土地改革：如何改变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以及保护农民权益
农村土地改革涉及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其中，承包地沿着家庭联产承包路径继续完善，而对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权利赋能、统一入市，既是当前土地改革的突破点，也是难点。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院长王卫国说，首先，破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普遍依赖，尚需财税改革配套跟进;其次，农地入市与现有的土地相关法规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需要理顺;第三，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尚待形成，盲目农地入市有可能造成资本损害农民利益。“土地红利需要释放，但底线亦不能突破。”王卫国说，土地制度作为一个国家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改革既要积极，也要稳妥。
硬骨头6——
财税改革：如何真正对企业和百姓“减负”加速系统改革
2014年，财税改革驶入快车道。预算法审议通过，“营改增”改革加速落地，与税收法定原则密切关联的立法法修订案也将在今年两会表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等专家表示，财税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不少深层矛盾待解：中央“事少钱多”、地方“事多钱少”的问题还未扭转，地方迫于支付压力依赖土地财政，引发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全口径预算改革仍未完成、预算制定科学性、信息公开透明还有差距，蕴藏腐败寻租风险;税收增速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和GDP增速、地方非税收入逆势增长等。
李佐军等专家表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改变行政部门随意收费征税的情况。同时，对于企业和百姓对减税费降负担的需求迫切，光靠简单“减负”难以达到，必须依靠税收体制系统性改革的推动，预算改革、财税改革等仍要加速求解。
2014年底至2015年初，全国各省、自治区、市陆续召开了省级党委班子民主生活会。其时间节点的标志意义在于，这是两批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之后的首次省委民主生活会，也是没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坐镇指导的省级党委班子民主生活会。
虽然没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指导，但这种“不在场”，事实上却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也体现出与此前不同的四个特点。
换句话说，这不仅是考验省委是否落实习近平“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求的一次会议，也是观察中国当下政治生态与政治走向的一个绝佳样本。
1直面腐败，突出政治规矩
最直观的突出特点，就是这次各省区市的党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上，查摆问题时，大家都开始直面“身边的腐败”。
在河北，上一次参与民主生活会的省委前组织部长梁滨已经“落马”。省委书记周本顺发言时，以此向班子发问：“梁滨经常埋怨组织对他不公，我们是不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批评意见?过去党内外一些不正确的议论，我们是不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于中央的一些决策部署，我们是不是每一项都坚决贯彻落实了?”
在陕西，省政协前副主席祝作利也已被“双开”。省委书记赵正永在对照检查时，首先自我批评道：“祝作利是组织上多年关注并列为后备干部培养的，过去从没有听到任何有关线索和反映，2013年初换届，经过多道关口，他的‘两面人’问题始终没有被组织发现，这使我对如何全面有效地了解和考察干部产生了困惑。”
在云南，常委们则开门见山地指出：“白恩培、张田欣、沈培平这些身边的腐败警示我们：当前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管党治党须臾不可放松。”
而在发生了“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对照检查时，省委书记王儒林直言不讳地说，山西“在执行政治纪律上教训深刻”，“特别是中央对省委班子进行重大调整以前，全省政治生态严重恶化，‘7个有之’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
“感同身受”的还有山东。就在当地省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召开前几天，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
虽然这是王敏的个人问题，但省委常委们剖析认为，“深刻反映出常委班子履行主体责任还不到位，在思想政治建设上存在差距和不足，深刻反映出常委班子在自身建设上管理不严和监督缺失，深刻反映出常委班子在严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
正是因为“身边的腐败”严重而“切肤”，本轮省委民主生活会，中央要求，将主题定调为“严格党内生活，严守党的纪律，深化作风建设”。
2主题定调，学习内容精确
为了开好这次民主生活会，各省区市党委也是“蛮拼的”。
按照民主生活会的流程，开会前，首先要做好“学习”工作，给省委常委班子统一思想基础。
学什么?和上一次民主生活会相比，本轮，各省区市的学习内容更有针对性。共同的特点，是在学习中央重大会议精神的同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比如，在河北，省委班子的学习是有“课本”的——“精心研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同时“认真学习党章和中央关于严格党内生活的有关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规定》等”。
陕西的学习方式更加多样，除了学讲话、学文件之外，还组织省委班子结合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开展“思想上的正本清源”，并且集体观看展现延安整风时期做法的电影《黄克功案件》，认识到“共产党员必须执行比一般公民更严纪律的必要性、必然性”。
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省委，则尤其突出学习了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河南和江苏还根据本地情况，分别学习了习近平对于弘扬焦裕禄精神的提倡和“全面从严治党”的论断。
“净化政治生态任务艰巨”的山西，省委班子还学习了习近平就“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而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坚守正道、弘扬正气”、“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肃纲纪、嫉恶如仇”、“艰苦奋斗、清正廉洁”。
“严格党内生活，严守党的纪律，深化作风建设”。在这样的会议主题之下，河北、云南、山西、陕西、吉林、四川等地的省委民主生活会上，还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概念——对照学习“7个有之”。
所谓“7个有之”，是习近平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是对党内“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形的定义：“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有之。”
总体来看，这些学习，中心词都是“政治规矩”——当下中国最热的“政治关键词”。 3面对面提意见，批评力度不减
民主生活会，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常委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上一次，让全国人民印象最深的，或许就是习近平参加指导的河北省委民主生活会的场景——面对媒体的镜头，河北省委的常委们将自我批评全盘托出，并且指出其他常委的缺点和不足。
只有经过这样的程序，才能达到“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的效果。
今年，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没有出席各省党委的民主生活会，但是中央督导组全程参与会议。在江苏、广东等地，还有中央纪委、中组部的人员参会。
对此，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坦承：“今年的民主生活会，压力一点也不比去年低。总书记不在场，我们更要有高度的政治自觉，更要有严格的自律意识，更要有真刀真枪的较真精神，这样才有利于今后形成常态，营造严肃认真、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生活氛围。”
比如，河北省委常委们就批评“班长”周本顺说：“石家庄过去就是‘庄’的基础，本顺同志总让我们跟大省省会比，要求过高、过急”、“把优化政治生态作为重要的任期目标，可硬招、实招出得还不多”。
他们还批评省长张庆伟：“政府部门服务效能、服务态度明显改善，但‘小鬼挡门’、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等问题还时有发生”。
类似的场景也发生在吉林——省委常委批评省委书记巴音朝鲁，“过去长时间在发达地区工作，在指导工作的时候有些思路和想法，同吉林的基层实际‘水土不服’”;批评省长蒋超良，“来吉林虽然时间不长，已经跑了一圈，但是真正吃透一个地方还需要下一点功夫”。
在云南，列席会议的省政协主席罗正富则建言省委书记李纪恒：“省委书记一定要在转方式、调结构上下功夫。如果转方式转不好，云南出现雾霾，我们会愧对子孙后代。”
而诸如“‘一把手’与‘一言堂’有时如影随形，需要时刻警惕”、“劲头不如以前，抓落实的狠劲不足，党性修养还没有锤炼到位”、“对下级表扬多，批评少，存在好人主义现象”、“进一步肃清有些分管领域腐败问题”、“认真解决‘为官不为’和县乡村干部‘走读’等突出问题”之类的批评，也在许多省区市的民主生活会上成为常委间互相批评和鼓励的话语。
批评不是为了“结梁子”，更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了更好地指出缺点、做好未来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历来信奉“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
4一岗双责，摆脱“显绩焦虑”
常委班子，是带领一省一地发展的领导集体，是“操盘手”，也是“火车头”。因此，在今年的省级党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上，“一岗双责”也成为一个高频词，在河北、广西、江西、北京、四川、广东等省区市的民主生活会上多次出现。
何谓“一岗双责”?就是说，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既要对本单位的业务工作负责，又要对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负责。这种“双重负责制”，也是新形势下对“主体责任”的承担和落实。
对一个词汇的强调，背后反映出的是现实工作中的重视不足。有的省委常委就指出，以往总是对分管业务工作抓得多、对党风廉政建设抓得不足，认为那是省委书记或者是纪委的主要职责，自己只要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和业务发展上就可以了。
归根结底，背后反映出的是“政绩观”的偏差。
比如，在被批评“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不唯GDP的思想”之前，周本顺就自我批评，对“中央当前先解决‘不敢腐’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拥护的，但一到具体实践上，就怕惩治力度大了，震动太大，特别是在动一些重要干部时，总怕影响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稳定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则自我反省道，在抓“四风”、清退领导干部违规多占住房等廉政问题上，“一度存在畏难情绪”，并且是因为政绩观出现了偏差：“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思想深处没有摆脱‘速度情结’和‘排位纠结’，担心惯性下滑、发展掉队。”
对于错误政绩观，河北省委常委、秦皇岛市委书记田向利的一个表述颇具代表性——“显绩的焦虑”。
在这种焦虑下，新到河北不久的省纪委书记陈超英说，存在“想尽快熟悉情况、进入角色、干出成绩，让领导和同志们认可的迫切愿望”，“过于关注重点工作，对打基础利长远工作落实不够”。
在这种焦虑下，田向利本人也坦承，“面对考核指标有一种‘好面子’的冲动”、“面对转型升级的发展要求，有一种政绩的矛盾”。
说到底，对“一岗双责”的强调，更是要让省委常委们认识到，如习近平所言，“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
在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说，今后，省委要把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一同谋划、一同部署、一同考核。他们还制定了一项制度：常委同志每年至少为分管部门或联系点单位讲一次党课，每年至少带队对党的建设情况督导一次，推动党建工作各项任务落实。(记者 申孟哲)